非凡“浙江村”
曾经的“浙江村”，是上个世纪浙商们的一张特有的“名片”，它书写的是一段创业辛酸史，是浙商精神的充分发挥，也是浙江人共同致富的具体表现。
那一时期的浙江村、温州街可谓遍地皆是，世所闻名，就连首都北京都少不了它的身影。
提起京城“浙江村”，人们自然会记起“三把刀”的故事，因为早期进京创业的浙江人尤其是温州人通常带有“三把刀”——剪刀、剃刀、刨刀。后来这“三把刀”的故事几乎成了进京创业的代名词。
但谁是“浙江村”的第一个“拓荒牛”呢？比较认可的一个版本是温州人刘泽波。透过刘泽波的故事，或许可以让我们还原一下“浙江村”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浙江人是如何来到“浙江村”的。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书如此记载刘泽波的故事：
生于1943年的裁缝刘泽波，初中毕业后，跟着别人学裁缝，后来自己开立门户。1980年，有一个支边内蒙古乌海市的温州人回家过年时告诉大家：乌海做衣服一件能比家里多赚3块多，劝大家出去试一试。
随后，许多人开始跟随他到了乌海，但彼时刘泽波并未动心思。后来，出去试过的人都发了财。刘泽波也开始带上老婆和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妹妹，到了乌海。在乌海做了一年，赚了一万多。后来，他们又到了包头。
在包头做到1983年，刘泽波去北京进布料时发现北京人很多，布料也多，“在这里肯定赚钱”，于是刘泽波又来到了北京木樨园附近的南苑乡马村。他们租了几间北京人的房子，就在北京做起了服装，并且在长椿街租了一个摊位。
说起来一切都有些偶然，“我们随便上了17路车，乘了几站在木樨园下来。也是随便下，觉得差不多了，下了车边走边问。”刘泽波对该书作者项飚回忆说。
他们前店后厂，这些价格低廉与款式新颖的服装为“穿衣难”的北京人所青睐。很快，北京钱好赚的消息传回了温州，也传给了在外地的温州人。
刘泽波等不断从家乡“带”人来北京。一些本来在甘肃、山西、东北等地的温州商人也来到了这里。越来越多的温州人聚集到马村以及毗邻的东罗园、海户屯、果园村、大红门、时村和石榴庄，做起服装、布料的生意。
1985年，北京商业流通领域放开，温州人趁机以包租柜台的形式进入北京的大中型商场。“那个时候，浙江人在北京做生意像做贼一样，摆地摊时东躲西藏。”后来在百荣世贸商城开店的李温红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
但从1988年以来，“浙江村”开始形成拳头产品：皮夹克。在以后的两年里，大批东欧和俄罗斯“倒爷”直接入村采购，生意红火得不行。
那个时候，“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成了这些温州人的发家经历。“当时每户几乎都有过三四天连续不睡觉赶活的经历，确实很辛苦。一般租的柜台只有二三十平方米，空间不大。白天摆满缝纫机等工具，晚上就睡在地板上。”李温红说。
1992年，借市场经济大潮，京温服装批发中心建成使用，服装产销开始初见规模。“浙江村”出现了第一个稍具规模的中间批发点。
渐渐地，这个群落越来越大。据南苑乡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介绍，来此经商的浙江人以每年50%的速度递增。1994年10月的统计显示，该地有外地常住及流动人口11万人，而当地农民仅有1.4万余人。
这些人主要来自浙江省温州市，其中乐清人约占70%，永嘉人约25%，其余来自其他县。这些外来人口95%属于农业户口，从农村出来；只有5%的人直接来自城镇。
南苑乡政府1995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聚居在“浙江村”的外地人主要是：或有一定经济实力，在北京做服装生意或者其他轻工业生意的经营者；或是从事各种职业的农民工；或是没有职业的游民。
值得研究的是，“浙江村”是一个让人感觉“外人无从进入”的“自治”社区，它与北京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整合状态，是一个孤立于北京之外的群体。而这也正是其被称之为“浙江村”的原因之一。北京与“浙江村”之间真正直接的相互依赖联系是利益，就是“浙江村”居民为北京的房东带来了可观的房租收入，每户的年房租收入少则5000元，一般都达上万元。
随着“浙江村”集聚规模的扩大，这些温州人发现，在生活需求上开始碰到困难，因为对它的存在和发展，北京没有提供充分的条件，“浙江村”只能自谋生路。
部分温州人瞄准了这一点，拖家带口来到这里，办起了幼儿园、诊所、饮食店、菜市场等，向居住在此的老乡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服务。而当地的北京人却很少光顾这些场所，完全是一种自我服务。
1988年初“浙江村”出现了第一个幼儿园，1989年形成第一个集中的菜市场，1990年后诊所、理发店、修理铺纷纷出现，1995年以后，“浙江村”里又出现了自己改建的公共浴池……
这种自我服务结构的建立，增强了“浙江村”的自我生存能力并形成一定的独立性。
另一方面，“浙江村”内北京农民的原有住房已不能满足不断增加的人口需求。于是，从1992年末开始，就有一些大户合股与当地乡、村、生产队合作，当地出地皮，温州人出资金，盖起连片的平房甚至二层楼房，再分间出租给温州人。
据统计，到1995年，这类大院共有40多个，容纳人口3万多。一些大院提供系统的用水、用电、排污、邮电、教育、治安及娱乐服务。
这种“自治”，源自当时城乡二元体制的环境，也源自温州人所特有的群居个性。
研究过温州人的专家都知道，温州人中间有一种非常有效的“台会”制度。一个家庭如果打算上一个小额投资项目，就可以把亲友请来，一起筹划；如果可行，大家就共同出资先把它“抬”起来。赚钱后出资人可按抽签顺序得到还款。
在形成一定规模以后，这些温州人就会自办医疗、学校、治安联防队等，自发地来完善群体的生活环境。“浙江村”的形成与“自治”模式可以说是这种特性的完美体现。
生于1972年的温州人项飚，在其读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时，曾花6年时间对“浙江村”进行过调查研究。
他发现，在“浙江村”内，能感觉到有一个共同的“我们”存在。“浙江村”的“村民”在对事物作评价时，往往会说这样的话：“你也知道，对这样的事情，在‘浙江村’都是这样认为的……”
1992年，当地工商部门建起了木樨园轻工批发市场，但工商所把每月30元的摊位费提高到每月200到400元不等。这激怒了浙江人，他们喊出“坚决抵制乱收费”、“要开一起开，要关一起关”等口号，集体罢市，最后迫使工商所承认错误并降低收费标准。
此后，温州人维权有了自己的组织——商会，专门负责在京温州人的各项事务。
“浙江村”的存在，给北京的市场经济带来了活力，但也给当地带来了不安。
1993年，北京市人大代表的一项提案称，“浙江村”不仅成了超生游击队的集中地，更成了社会黑势力的据点，杀人越货事件时有发生，出租车开进“浙江村”，司机不仅拿不到车费，还要被劫掠一空……
一时间，北京人谈虎色变，呼吁全面整治“浙江村”，将温州人“驱逐出境”。事实上，北京市也曾经以清理的方式解决问题，结果却演变成了长达十几年“清理—逃跑—回潮—再清理”的马拉松式的拉锯战。
当时北京的政策是“以轰为主”，在1986年、1989年和1990年的8～9月份，当地政府都分别组织了专门力量进行“清理”。用“浙江村”人的话来说，是几乎年年要刮“政治台风”。“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南苑乡一位政府官员说。
根据李温红的回忆，当初他们一般都是五六户亲戚好友结伴搬往附近的河北省“躲风头”。“但我们并不停止生产，继续往北京市里的商场送货。”李温红说，走之前就与房东说好：“风头过了还来住你的房子。”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丰台区工商局和温州市工商局联合在社区内投资兴建“京温服装批发中心”，向温州人招商。这似乎是对外来人员的承认，于是一大批温州人兴建的市场和大院随之而起。
“浙江村”的乱，村里的人也承认。李温红回忆说，最乱的时候是1994年和1995年。尤其是治安状况，到1994年空前严峻：黄赌毒俱全，恶势力横行。“当时很多出租司机都不敢上我们这儿来——怕砸车抢钱！”
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服务机构，“浙江村”的环境卫生条件比较差。“浙江村”甚至没有一个邮筒，排污、电力设施根本不能满足外来人口与当地人的需求。有专家甚至称，有些问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棚户区”、“强占定居区”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南苑乡一位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的脏乱简直触目惊心！”
这位女工作人员说，为了调研拍照片，领导特意为她配了一双雨靴，因为那时的“浙江村”到处都流着齐脚脖的脏水，没有雨鞋，进都进不去。
于是1995年11月，北京市又一次对该地区进行空前规模的清理整顿。温州人建起来的大院全部被拆除，大部分外来人口被疏散离京。
如此前的几次一样，浙江人在河北、东北几省或回浙江“转了一圈”之后，又在1996年3月以后陆续返回这里，摆起菜摊，盖起大院，被“彻底清理”的社区重又建立起来。
“浙江村”又和从前一样变得热闹。
几次的“清理”工作，也让当地政府越发感觉到，“围堵”不如“疏导”。
1996年5月，由南苑乡果园村投资兴建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破土动工。其后，天海、新世纪、龙湫等20个大型服装批发市场陆续建立。这些商贸城、批发市场，分居住区、库房和商业区，卫生、治安、消防基础设备一应俱全，工商税务提供一条龙服务。
从2003年起，由丰台区政府主办的大红门服装文化节成为京城一年一度的盛事。
而曾经的“浙江村”，也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成为改革开放中的历史。
《新京报》报道，2006年5月11日上午，南苑乡政府、公安、城管、工商等多部门联动，300余人将这片土地上的最后一块“浙江村”残留地——时村二队大院拆除。这片占地60亩的村落自上世纪80年代末便陆续成形，最终因“违法建筑”之名，在20多年后被全部拆除。至此，京城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形成的“浙江村”，因其建筑的违章而被拆除殆尽。
而珠江骏景、鑫宝园、慧时家园、鑫福里小区等一个个环境优美、管理规范的现代化小区在大红门地区拔地而起，成为外来人口新的聚居地。
李温红就在珠江骏景买了房子。据她介绍，北京珠江骏景小区80%的房子被乐清人买走了，共有630户。而周围的其他住宅如望桃园，业主中温州人的数量也占到了70%。
就算是北京人或别的地方的人买了这里的房子，也往往转租给在这里做生意的温州人。有关媒体的报道称，目前在京的温州人拥有木樨园一带80%的商铺和住宅。原来的“浙江村”已经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温州村”。
……
温州人项飚在书中详尽地记述了京城“浙江村”的缘起和发展始末，述说了浙江人的弱小与韧性、困厄与重生，令人油然敬佩！曾经的“浙江村”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成为改革开放中的一段传奇历史。
如今的“浙江村”不仅在北京城区内获得了重生的机会，而且在堪称首都“卫星城”的廊坊市，一座崭新的“浙江村”又在孕育当中——2010年5月19日上午，在河北廊坊市国际会展中心的门口，赫然挂着“浙商，您好！”的大幅横幅。五辆载满乘客的大巴驶进会展中心。在北京的各大专业市场中做服装生意的浙江人，乘着五辆大巴车，参加了廊坊永清浙商新城项目的推介会。永清浙商新城项目的主要投资人都是在京浙商。北京浙江企业商会的常务副会长、浙商新城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谢仁德便是其中一个。浙江台州人谢仁德在上世纪80年代就来到北京创业，从事专业市场和房地产开发经营，当时主要的创业地点就是京城的浙江村。
“我们的目标是建造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服装王国，同时打造一个最大的浙商聚居地——也就是新‘浙江村’。”浙商新城的几位主要投资人，向来自浙江的老乡们表达了他们的愿望。
在外“浙江村”以温州商人居多，但也有不少是以台州人、义乌人、青田人、舟山人为主的，其中舟山农民的“浙江村”很特别——1999年和2004年，山东有家报纸曾以《山东有个“浙江村”》和《教会了徒弟，养胖了师傅》为题，报道了山东省临邑县临盘街道从浙江省舟山群岛迁徙而来的120户、260名农民，自然形成“浙江村”，搞“鱼鸭混养”发了财，并带动当地农民发展养鸭的故事。“浙江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尧介绍说：“1997年，这里开发了很多鱼塘，我们就从外地迁了过来；这几年，我们‘浙江村’的很多人又迁到了别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的养鸭业刚刚起步，市场较好。现在我们‘浙江村’里，浙江人不到50户了。”
浙江人走了不少，但他们给临邑留下了一个覆盖5个乡镇、87个村庄、1680个农户，年养殖蛋鸭800万羽、鱼2000万尾，年销售收入6亿元的产业；一个实现养殖户年纯收入8万元，占地面积1.4万亩的“国家级鱼鸭混养标准化养殖示范区”。
“浙江村”在当地养鸭业发展中发挥了“鲶鱼效应”。这些逐“水”而来又逐“利”而去的舟山养殖业农民，其实是最有经济头脑的，是另一种“浙商”。
“抱团”打天下
浙江商人素有“抱团”的传统，像宁波帮在上海、温州帮在中南欧、青田帮在北欧国家等等，不仅是因为亲缘乡谊，更是生意的需要，他们深谙“十指难敌拳头”的基本道理。
尤其是在目前金融危机笼罩、贸易争端频仍的复杂情况下，浙商企业之间的联合与资本合作正是浙江民企用来抵御金融危机、化解市场风险、强化竞争优势的有力武器。
温州人黄明民是一家专做对美纺织品加工生产业务的老板，在温州当地颇有些名气。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当地纺织企业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危机波及的情况下，他的公司不仅没受影响，效益还比上年有了提升。
“一个是产品档次提高了，我们主要给美国一些高档酒店供货，所以订单几乎没有减少；还有一个是国家提高出口退税额，降低了成本。”对此，黄明民解释。然而更让人感兴趣的在于，在他的对美业务中，各个环节都有着合作伙伴，并且，基本都是浙江人，彼此之间“利益透明，盈亏共担”。这才是他的真正“杀手锏”。
据了解，在当前的浙江，像黄明民这样“抱团”打天下的老板数量正越来越多。抱团合作组建各种形式的“经济共同体”，目前在浙商中已成燎原之势。
2009年7月，由温州法派集团联合奥奔妮服饰、伸迪服饰、婉甸服饰、泰马鞋业、泰力实业、金丝帛企业、贞达企业等8家核心企业和十大创始人共同投资组建的新实体公司——“优衣派服饰控股有限公司”宣告诞生。与传统而较为松散的抱团模式不同的是，“优衣派”除了几家龙头企业之外，更吸纳了150多家温州本地生产制造企业作为产品联盟协作企业。
“当一个大型多元化的企业组建后，能极大增加其议价权，它能迅速将缺乏订单的生产企业整合起来拓展市场，搭建新的产业联盟，从而以更低的成本进入某个行业。”在法派集团董事长彭星眼中，这不啻是个“强强联合，以大带小”的突围计划。
不唯如此，向来各自为战的温州钢贸企业也吹响了“集结号”。2009年11月，在温州市金属行业协会的牵头下，70家本地钢贸企业出资2.8亿元组建了温州市金属投资有限公司。
“此次试水整合就是为了打破传统单一供销模式，实现一种统购分销格局。”温州市金属行业协会会长叶会昌表示，接下来，“温州金投”还将入股钢企、开发矿产、投资房地产等等。
而在百里之外的丽水云和，一场变单兵作战为联手出击的大剧也正在上演——为开拓内销渠道，云和13家木制玩具企业正式签约成立了该县首家玩具行业公司。
目前，及至整个浙江，或为降低经营成本，或求开拓内需市场，一幕幕浙商“抱团打天下”的故事更是接连不断地登场。如此这些，都基于这样一个背景——金融危机下，企业的选择空间日益狭小，生存难以为继。然而，正是在企业纷纷单个谋求累积资金、缩减成本、拓展渠道、优化人力等变革之际，同业资源整合以增强议价权和话语权的尝试也由此衍生出空间。
浙商的“抱团”天性由来已久。这种新型“抱团”形式的探索始于数年前。2003年，由8家锁具民营企业强强联合组建成“航空母舰”强强集团，因为前所未有，引来众多关注；此后一年，注册资本5580万元、股权均分的中国最大民营财团——中瑞财团正式挂牌运营，其目标直指金融领域；接下来，由周晓光领衔的“义乌资本联盟”富越控股集团又横空出世，在上海掀起一股“老字号”抢滩大潮……
还有一种更为松散的“抱团”形式，主要是企业和资本的捆绑出击，以博取投资落地方的重视，或以“巨人”体量抢占陌生市场。
2009年10月，手中掌握数千亿民间资本的温州商人，相约来到重庆为手里的“闲钱”寻找出口。16日这天，“中国民间资本投资方向与动力暨全国温州商会会长高层经济论坛”在重庆召开，来自国内170多个温州商会的会长，以及成思危、姚景源等知名专家、权威人士齐聚山城，商讨未来中国民间资本投资的方向。很快，广厦控股集团、海亮集团、奥康集团、中瑞财团、德力西控股集团等50余家浙江民企在“山城”签下100多亿元的投资项目，这是浙江民企首次大规模抱团西进抢攻重庆市场。
2009年7月某天，两架满载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迪拜展参展客商的包机从义乌机场起飞，直航阿联酋迪拜市。100多家参展企业的300多名客商用境外办展的方式拉开了“义乌市场万里行”的序幕。据悉，“义博会”迪拜展旨在引导众多企业抱团出击，进一步开拓国际新兴市场。
面对严峻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和市场走势，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除了需要企业有适销对路的优质产品之外，还需要众多企业相互支持，抱团出击。
“一个人行走，可以走得更快；大家一起行走，可以走得更远！”浙商的抱团合作精神与其不断创新有关，与相互间的信任、宽容有关，也是浙商不愿故步自封，希望向着更高目标和发展方向努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