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温商，改革旗手
清朝孙广图有一首题为《忆江南·温州好》的词，其中有“别是一乾坤，宜晴宜雨天较远”之语。纵观温州的人文历史，的确称得上是“别有乾坤”，风景独好。今天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温州还是个“数学家摇篮”。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孕育了一批又一批数学家，他们中有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祖师的姜立夫；有中国现代数学奠基人之一的苏步青；有当今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非线性科学”的首席科学家谷超豪；有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陆善镇等……长期在“经世致用”观念熏陶下的温州人，重视实用之学，因而产生了不少卓有成就的数学学者。
众所周知，商人和数学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是工于计算、善于突破。温州这块具有灵性的地方，既出商人，又产数学家，恐怕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吧！
温州人从来就是讲究实际的，温州商人更是如此。正是他们创造性地继承了历史上浙商的优良传统，才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列，率先在全国发展起了个体私营民营经济，在彻底改变了温州贫穷落后面貌的同时，也成就了一个被誉为“东方犹太人”的现代商帮代表。
温州历来不是个中规中矩的地方，即使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非常时期，也扼杀不了温州人致富的欲望和冲动。1956年正当全国合作化高潮如火如荼之时，永嘉县年轻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却搞起了包产到户。随后的1957年反右运动，李云河和他的追随者们很快被打压下去。后来的家庭工业就是包产到户的“复辟”和延伸，它们都是利用家庭这个中国人天然的经济细胞来搞务农或务工经商。但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看来，家庭是私有制的根源，私有制是罪恶的根源。因此，温州人一直以来背负着沉重的意识形态枷锁——在50年代到60年代，被等同于投机倒把；在70年代，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后来还引发了到底是姓“资”姓“社”的大讨论。那时候的温州以“乱”著称，被看做是资本主义尾巴的重灾区。
为了治“乱”，1981年下半年，上面特地把副省长袁芳烈派到了温州，给他一年时间，让他解决“治乱”问题。
然而温州的“乱”根子就在于穷。当地农民有句顺口溜说：“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单干，洞头吃贷款。”1981年，整个温州地区有2/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制约温州经济发展的有自然因素，“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仅0.41亩，同时作为战略缓冲地带，国家对温州投入极少，30年才6个亿，总额仅为同等城市平均数的1/7。不得已之下，温州有10万人被迫到外地谋生：乞讨，补鞋，弹棉花，在上海车站码头帮人排队、倒卖车船票等等。而更多的则推销温州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这10万人，有人讥讽为“十万细菌”。
袁芳烈以前干过地方官员，自称曾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高手”，他是带着对个体经济的偏见履任的。但在半年后，这个为温州老百姓吃饭问题愁眉不展的“钦差大臣”有了微妙的思想变化，起因是两次下乡调研过程中的“偶遇”：
一次，袁芳烈坐车经过麻布，在河边碰到一群牛，有上百头，个个膘肥体壮，而且还挂着大红花。袁芳烈曾经在基层工作，见识过的牛农闲时大多缺乏照料，哪有今天这样风光？于是，他向牛倌问个究竟。牛倌告诉他，这群牛是一家一户养的，所有权归集体，收益归个人，他赶这群牛是参加比赛。接着，他在乡村干部那里，了解到养牛户的积极性所在。瑞安人把水牛唤做“三五牌干部”，因为一头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炼奶厂收购也值500元，每年产牛犊一只又值500元，而1500元正好相当于一个30年工龄干部的年收入。那群牛，让袁芳烈想了很长时间，产权关系、利益关系明确，人的积极性高，牛的效益也会发挥到极限。袁芳烈原以为温州人觉悟低，这才觉得是一种偏见。温州人的观念是先进的，不是落后的。
在瑞安塘下镇，他发现一间灯光昏暗的地下工场，半间房子，5台简单的机器，主人兼工人是带着孙子的一个老太太。她每天早晨领料，白天守着机器，晚上将成品——松紧带交给小贩。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都自叹弗如：5台机器投入只要500元，老太太一年下来净赚6000元。这使为温州工业化搔破头的袁芳烈十分兴奋，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有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年利润就有60万；1000个就有600万。而当时的温州，纯利60万元的企业屈指可数。
一趟下来，让袁芳烈的脑子清醒了很多，原本打算割“尾巴”的斧头，始终没有劈下去。情势逼着袁芳烈要为民间经济解开束缚发展的镣铐。这个当年“割尾巴”的高手，于1982年12月策划了温州市的“两户会议”。“两户”是指专业户、重点户，是农村搞商品经济的能手。当时市里下通知，就连乡镇干部和村干部都疑虑重重，以为是鸿门宴，要一网打尽。很多“两户”人员接到通知，连夜逃到外地躲避；有的实在逃不掉，背上铺盖、脸盆，带上干粮，哭哭啼啼跟家人告别，准备蹲“学习班”。城区的锣鼓和欢迎条幅让他们晕头转向。在会上，他们被戴上“大红花”。袁芳烈向大伙宣布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几项措施。有趣的是，“两户”代表没别的要求，只要袁芳烈的讲话稿和市里新规定的文本，他们说，一旦今后出了事，就说是袁书记让干的。
同样是1982年，一场“风暴”横扫温州。风暴中心是在地处交通要道的乐清柳市。当时，柳市是全国性的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重地。省政法部门在镇上抓了“八大王”——八个“冒尖户”。当时的理由非常简单，其中的“翻砂大王”吴师廉在路边盖了五层住宅楼，省政法委领导路过见到，据此认定是投机倒把，7个“大王”被治罪，1个“大王”被打击，一时弄得人心惶惶。袁芳烈当时也到柳市看过，工厂店铺都被封了。他一时也没有对策。毕竟，司法裁判是以当时的法律为依据的。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明确提倡“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搞活流通”，袁芳烈马上意识到“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于是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被捕的几个人才被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而后恢复名誉，归还已经被没收的财产。只是，这“八大王”大多数在之后平凡无奇，重回芸芸众生。
袁芳烈调离后，董朝才接任了温州市委书记。尽管他也是带着问题和“对资本主义的天然警觉”前来履新的，但温州的现实也使得他像前任那样很快扭转了观念，转而积极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1987年9月，在争议多年后，中央终于给温州也批了个“温州实验区”，中心任务是“探索一条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子”。温州的“经济改革”，终于获得了一块金字招牌的保障。
经历了磨难之后的温州人，以更加成熟的理性叩开商品市场的大门，家庭工业蓬勃发展，挂户经营独具特色，专业市场风起云涌，在短短几年内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典范”。一时间，温州成了全国各地人们争相踏看的一片热土。那条通往温州的崎岖山路车流堵塞，车祸激增，以至于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
从1984年到1987年，全国各地赴温州考察学习的人无法计数。仅据1986年统计，当年赴温州考察访问的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就有93人，各界人士超过3万人。温州人说，1986年接待的高级官员和各界名流，胜过以往一个世纪。新闻界把1986年称为“温州年”。
尽管是这样，温州以及温州的“老板”们仍是全国争议不断的中心话题。数年前，因为温州部分地区屡现“假冒伪劣”商品，引发极大的关注，人们批判的锋芒由消费事件转移到意识形态上面。民间有句话说：“打雷在深圳，下雨在温州。”温州的问题，哪怕是芝麻粒大都可能跟意识形态挂钩。即便在拥有了“实验区”这块招牌后，有关上纲上线的争议仍然不断。
1989年，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收到一份提案说，温州资本主义现象极为严重，物价飞涨，走私偷税现象严重，一切向钱看，民间贫富悬殊……仅仅两年时间，温州就三次惊动中南海，中央三次派调查组前往。
调查很快提出报告，结论是：温州经济在总体上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目标。
两个月后，乔石视察温州。
又一个月后，李瑞环来到温州，他说：“温州这事究竟怎么看，将来怎么看，都还可以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我看你怕人家给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要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
在短短一个月内，中央高层领导频频视察温州，给温州人吃下了定心丸。
然而，围绕着温州的争议总是那么纷繁复杂。
这一年夏天，温州一位干部写信给《人民日报》，反映当前温州老板和雇工的一些情况，信中描绘温州老板“骑着本田王，穿着A底王，睡着弹簧床，抱着花儿王”，揭露温州的种种“丑恶”以及雇工们如何缺乏保障。
一位领导在看过此件后异常震怒，要求严厉查处。
这样一个批示，对于温州人，无疑是巨大的压力。
调查组重返温州，重新调查温州究竟姓“社”还是姓“资”。围绕着温州的争论，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但在体制转化过程中，温州自身存在的许多不足也让争论有了现实的载体。1985年南京一位消费者投稿《经济日报》，控诉他买的温州鞋穿了一天就掉了跟，而所谓真皮也不过是劣牛皮的合成革，有人称温州鞋是一日鞋、礼拜鞋。1987年6月，杭州武林广场一把大火把上千双温州鞋付之一炬，继而这把火烧到南京、长沙、株洲，与此同时，温州柳市的伪劣低压电器造成全国多次伤亡事故，惊动了国务院，这直接促使温州痛下决心，开始了以质量立市为主题的二次创业。
改革就这样在艰难中曲折地进行着。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温州的干部、理论工作者、广大老百姓经受着巨大的牺牲和考验。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东方风来满眼春，他让地处浙南一隅的温州人领略到了春的暖意。关于温州姓“社”姓“资”的争论，终于圆满画上了一个句号。
1992年以后，温州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1997年温州市1240亿工业产值中，国有经济仅占2.6%。这悬殊的比例又让许多人心中不安。这时又有人说，温州已成为私营经济的天堂。
姓“社”姓“资”的争论结束了，所有制问题上姓“公”姓“私”的问题又一次成为讨伐的目标。
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京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提出，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多种经济成分应共同发展。
几百万温州人在实践中摸索探讨，在饱经风雨、备受褒贬之中步履艰难地迈步前行，终于迎来了一片艳阳天。
可贵的是，不管怎样争论与责难，绝大多数温州人并未徘徊犹豫，在纷争中停步，而是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争论，重发展，始终埋头苦干。正是在不断探索实践中，温州人日益坚定地形成了一种科学、辩证、顽强的改革价值观，这是温州人对中国改革事业的一份特殊贡献。
在这期间，冒出了一个后来耳熟能详的新鲜名词——温州模式。
所谓温州模式是对温州独特经济发展格局的一种理论概括，最早是由新闻界提出的。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以《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江——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为题报道了温州的家庭工业，第一次使用了“温州模式”这一提法，随后被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所认可和沿用，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将“模式”一词冠在一个地方头上。
温州模式的特点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由供销员为发动骨干，以农村集镇为依托的新型产销基地，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调节运行机制。1997年“十五大”之后，温州模式正式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中，温州经济的一系列新亮点也被经济学家们所看好，有经济学家又对温州模式作出了新概括：多元产权+特色产业+专业市场+城镇集聚+政府引导。如今，温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新的发展目标，准备通过实施五大战略，引领温州模式实现新的突破。这五大战略即是：沿海产业带发展战略、大都市区建设战略、生态环境优先战略、先进文化引领战略、内外温州人互动发展战略。
其实，任何一个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变的是温州人身上不竭的创造精神和超常智慧。
如果从温州人角度来看，温州模式，其实就是温州人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根据熊彼得的定义，企业家的职能不是发明某种东西，或者创造供企业利用的条件，而是有办法促使人们去完成这些事情，“企业家的功能是，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者更一般地利用一种未经试验的技术可能性，来生产新商品或者用新办法生产老商品”。也就是说，企业家的功能是将各种现成的资源利用起来，生产出商品。温州各种生产要素都是很匮乏的。其所面临的政策环境与全国其他地方是相同的。如果仅看这些条件，温州最不可能成为经济先发地区。但是，温州人却有本事将所有资源组织起来，来满足新出现的民众需求。本地没有要素，他们可以将别的地方的要素组织进来。甚至那些不利的政府政策，也被企业家组织成生产要素。前面提到的几任市委书记，都是抱着整顿温州的目的而来，上任之初也确实进行了一番整顿，但是不久就成了企业家的盟友和支持者。政府的相关政策，最后也被企业家组织进了自己的目标体系。
温州的企业家精神为温州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在温州，我们看到了市场力量的自由、自发和自主的扩展。温州人不仅靠白手起家建设起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温州，而且还有60多万温州人遍布在全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有200多万温州商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办厂，在国内182个城市建立了温州商会，在温州之外支起了另一个庞大的“温州人经济”。
温州模式与温州人精神，可谓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笔弥足珍贵的无价之宝。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温州籍企业家，引领我们走进了一个又一个变革的、创造的、自由的年代，他们完全可以与这个时代的每一次进步对号入座。
温州当时有名的“八大王事件”主角之一——郑元忠，是温州人敢想敢干、抢占改革和发展先机的一个代表人物，曾被列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风云人物”。有了他的榜样和带动作用，就不难理解后来者如王均瑶胆大包“天”、郑元豹一年“狂吞”66家企业的壮举。柳市“双雄”南存辉与胡成中，分别是中国低压电器排行第一与第二的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创始人，这两位30多年前的同班同学，共同演绎了中国民营制造业由小到大、由制造到创造、迈步走向世界的辉煌历程。一拨拨温州籍企业家踏着市场经济的美妙旋律，走出温州和浙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续写着温州商人的神奇，他们是：叶康松、李诚、杨介生、张文荣、林凯文、郑元豹、周成建、王忠芳、徐益忠、王均金、金福音、林智、卢华飞……
江泽民总书记曾经对温州商人有过一段很中肯的评价，他说：“世界的人都知道温州人会做生意，沿海靠山赋予他们这种开放的精神和冒险的精神，最主要的是温州人能吃苦。”
“吃苦”的温州商人才有资格成为中国民本经济的“形象代言人”。
过硬台商，不落人后
“台州地阔海溟溟，云水长和岛屿青。”1200年前，大诗人杜甫在台州地界云游的时候，肯定没有想过这片濒海临山的土地上，会孕育出这样一个神奇的部落：台州商人。他们白手起家，创造了一个个“无中生有”的神话。台州商人为浙商群体添上了精彩而浓重的一笔，涌现出勇闯“禁区”的民营造车第一人李书福、成功打响苏泊尔品牌的苏增福、首批登上中小企业版的伟星集团总裁章卡鹏、创造“穷人银行”——泰隆模式的王钧等等。
历史上的台州是一个典型的贫困农业区，又是一个以海为田、“资食于海外”的地区。《嘉靖太平志·食货志》称“太平无富商巨贾巧工，民不越乎以农桑为业，间有为贾者，盐利大，鱼次之，已而商次之，工又次之”。由于地少人多，不少人便寻机外出经商，商品意识历来较强。
进入新时代，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沉寂了许久的台州商人再度萌芽。当时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风起，台州不少农民开始自发地利用山地和海涂自然资源开展各种家庭副业和非农经济活动，成为踊跃的商品生产者。这时，台商的雏形——社队企业中的经营者、供销员，集市中的贩卖商和其他手工业者组成了台州初级经济形态的活动主体。黄岩利民皮鞋厂、三友纺织器材厂、玉环冷凝器厂以及吉利前身的黄岩县制冷元件厂等一大批企业都已具备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台州商人的活动领域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以水果、水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和饲料加工业；外出务工或者经商；外出收购废旧钢铁、铝线铜材和橡胶塑料等的拆旧利废行业。尤其是涉足拆旧利废业，几十万台州人走出去，成千上万吨废旧钢铁运进来，不仅积累了最初的财源，而且锻炼出了创业的本领。在这一过程中，台商们利用“打硬股”这一温黄地区流行的传统，充分联手，合作开发，互动多变，快速致富。
台州商人快速发展的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上半期。随着创业人群的逐步扩大，以及经历过原始创业阶段的第一批台州商人的成长，台州商人群落的整体表现十分抢眼：一是台州人“无中生有”地建起了一批专业市场。玉环县不生产木材，却建起了闻名遐迩的家具市场；仙居县办起了全国有名的白银市场；椒江办起了服装、机械市场；温岭、路桥、临海办起了汽车、摩托车及其配件市场等。尤为惊奇的是，台州本地并不生产塑料原料，却成为全国塑料制品业的重要生产基地，赢得了“塑料王国”的美誉。与温州人重视商贸不同，台州人更为钟情制造业。二是同样以“无中生有”的本领在制度创新上大显身手。1985年随着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明确，台州的股份合作制以政府推动的形式大规模登上了历史舞台。1986年，黄岩率先发布“红头文件”，推行股份合作，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地方政府颁布的推行股份合作制的正式文件，从此股份制在台州成燎原之势。其实台州的股份制合作企业就是由民间创造，由政府给企业戴上村办企业的帽子，逐步得到承认，这个要比温州早。温州民间自发性的融资行为很多，而台州则有政府的协调。股份合作制直接推动了民营企业的壮大和企业家队伍的形成。三是台州商人凭借自己的实力进行地域扩张，成为全国性的商人群体。与第一阶段仅仅将商品往台州贩卖不同，台州商人更多地将自己的产品销往全国，还有不少人在各地投资，兴办企业，开发水电、矿产资源等。台州商人的努力为他们迎来了“台州商人”的美誉。据说，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某些酒店入住时，台州商人只要出示台州身份证，酒店就自动打5折。而这些美誉背后，是过硬的经济实力。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州商人通过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创立了飞跃、星星、钱江、苏泊尔、豪情等一批知名品牌，涌现了吉利、钱江、海正、飞跃、双菱、苏泊尔等知名企业集团和一批著名企业家。他们由制度创新发轫，从产品创新到技术创新，从管理创新到市场创新，通过不间断的自主创新实践，创造了台州民营经济的辉煌。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台州地区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比全国高出6.5个百分点，比浙江省也高出2.7个百分点。如果以邓小平提出小康概念后的1980年为基数，按照“翻两番”的要求，台州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92年就比1980年翻了两番，比全国提前了5年，比全省提前了1年。
继浙江大名鼎鼎的“宁波帮”、“温州军团”之后，一贯看上去比较低调的台州商帮正在全国乃至全球的“浙商”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在外台州人达到150多万人，其中120多万人在国内外经商办企业，遍及全球五大洲，每年台州商人在外创造的生产总值相当于重建一个台州。
2005年11月24日，由台州市委主办的“台州商人大会”，迎来了全球近1000名台州商人返乡。召开“台州商人大会”之前，“台州现象”已经被很多人研究过、总结过、传播过；通过此次的“台州商人大会”，第一次集中地把“台州商人”作为一个群体品牌推向了社会。
很多年前，鲁迅先生曾经用“硬气”一词来形容台州人的性格。台州一面靠山，一面临海，这里曾经很穷，但这里的人们意志坚强，敢闯敢冒。有12个字可以概括台州商人：有硬气，不张扬，敢冒险，善创造。
“有硬气”也就是“敢冒险”，表现在气节上为“刚”，表现在行为上为“闯”，表现在时空上为“韧”，表现在市场上为“钻”，表现在性情上为“犟”，表现在作风上为“干”，也就是甘冒风险、放手一搏、锲而不舍、敢作敢当的精神。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莫过于高举民族汽车工业的旗帜、开创中国民营企业制造轿车之先河的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
“不张扬”的人物有国内缝纫机龙头企业的老板邱继宝，当年他拿样品参加广交会，买不起票，从围墙爬进去，被保安抓了出来。他不气馁，搞到电话簿继续给企业打电话，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台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并不比温州逊色，但台州人不张扬，所以20世纪80年代没有像温州那样被批得一塌糊涂，当然，这也是台州商人知名度比不过温州商人的原因之一。
“善创造”的台州商人比比皆是，股份合作制就是智慧实践的杰作。以前，“台会”这种地下金融形式在台州地区十分盛行，以高利贷非法吸收存款，将大量的钱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然后通过非法发放贷款，获取暴利。这种金融活动风险很大，一旦出现问题，会使得存款者血本无归。自从“草根银行”——陈小军的台州市商业银行、王钧的泰隆银行出现后，很快就扭转了这种局面。因为有了合法、安全的渠道，贷款人不会再去寻找没有合法保障的高利息“台会”了。
上海博大企业集团董事长袁国良的“点石成金”故事也具有典型性。2005年，袁国良从南非廉价买来一块水晶石，经过半年多的高科技加工、打磨，这块原先不起眼的石头，变成了重达17.14公斤、折射率为15.7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光水晶球。不久，该水晶球被评为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后又入选中央电视台评选的“民间十大宝物”之一。有关专家赞叹，袁国良有“点石成金之术”，还有人出价5000多万元想购得该水晶球。
袁国良是温岭人，16岁那年，他只身来到上海滩当小石匠。两年后，就有了一支自己的劳务和建材队伍，并获得了一些承包项目。经过分析、判断，他发现我国石材资源丰富、适应面广、装饰效果好、需求量大，但国内石材质量良莠不齐，进口石材价格高，市场上缺少供货稳定、品质好、价格适中的品牌石材——这对于日益增长的建材大市场来说，几乎是空白，而填补空白，就等于把握商机。
顿时，袁国良的创业热情高涨了起来，开始将装饰工程的链条延伸到石材生产上。他在上海松江创建了当地第一个石材加工厂，后来，该企业逐渐成为集石材加工、设计、装饰、开采、雕塑、维修、养护、翻新、连锁销售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再后来，袁国良本人成为“中国石材业十大风云人物”和“上海市十大青年经济人物”。
“人不可能有点金术，我无非是善于捕捉商机罢了。”袁国良如是说。
不俗婺商，创新模式
浙江金华古称婺州，1471年，金华府领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汤溪8县，故有“八婺”之称。在八婺大地上成长起来的商人群体就叫婺商。
婺商是浙商的重要一支。早在北宋时期，婺学领袖人物之一陈亮就在八婺大地传布他的“农商并举”理论：“农商一事也……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相病。”到了当代，八婺大地已进入工业化文明的初、中期阶段，但“农商并举”的现象依然存在，只是时代赋予其不同的内涵。
在求学不能的情况之下，鼓励经商和学手艺一直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传统，只不过有一段时间它被压抑了。正是有了这样的地域文化基因，当代婺商“一遇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这个“雨露”和“阳光”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
有关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八婺大地活跃着9万多家中小企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占份额为6:53.4:40.6，农业在产业结构当中仅占6%。在改革开放的驱动之下，当代婺商完全改变了八婺大地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形态。
在草创时期，当代婺商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出身贫寒，绝大部分是农民出身。在研究浙商时，有人就戏称浙商是金庸笔下的“丐帮”。人称“常青树”的飞鹰集团创始人吴少华是金华办厂最早的人物之一。在办厂之初的1967年，他的厂子固定资产只有3个铁墩、7条木板凳和9把铁锤，人力资本就是包括吴少华在内的9个“泥腿子”。横店集团创始人徐文荣也是农民出身。因为家境不好，16岁那年他就跟着一个木匠只身来到诸暨学手艺。中国豪华客车企业巨头庞青年也出身农村，6岁开始放牛，16岁还在林场里割草。上世纪80年代初，东阳籍企业家、上海复星集团董事局主席郭广昌还在东阳中学咀嚼着没有多少油味的霉干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饰品业的“大姐大”周晓光也刚放下卖绣花品的担子，从老家的小山村到哈尔滨等地闯天下；浪莎集团董事局主席翁荣金、总裁翁荣弟兄弟俩，始从义乌老家出发到广州纺织品市场“沙里淘金”。类似的例子在婺商中不胜枚举。
创业之初，大多数婺商迫于生存压力，四处寻找出路。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义乌商人开始外出跑市场，在青海、四川等不少省市都留下了义乌商人的足迹；而永康商人则继承五金业老行当，办起了方岩五金厂等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即后来的乡镇企业）培育出了新一代的永康婺商。东阳商人则以建筑业起步，出手不凡，每到一个地方就打下一块地盘。
逐渐地，在浙中这块地域，他们建起了两块经济高地：一是以义乌为首的小商品市场高地，一是以永康为首的五金制造业高地。在发展过程当中，婺商左冲右突，开创了两大经济发展模式：一是先市场后制造的义乌模式，一是先制造后市场的永康模式。
何谓义乌模式？义乌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坚持“兴商建市”战略，以小商品市场为龙头和核心，以市场经营者为主体，以要素市场和第三产业相配套，以现代交通通讯为媒介，“买全国人卖全国人”，同时以商强农，以商促工，工商联动，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整体发展。换一种说法，是由“鸡毛换糖”开始，利用市场先发优势和集聚功能，发展以小商品流通为主的商贸业，不断积累资本、扩大经营规模，确立义乌在小商品生产和销售中的低成本优势。
义乌模式以中国小商品城为主要载体之一，创建于1982年，是我国最早创办的专业市场之一。中国小商品城由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篁园市场（中国小商品城）、宾王市场三个市场簇群组成，20多年来，经历4次搬迁8次扩建，现拥有总营业面积200多万平方米，商位6.2万多个，从业人员20多万，日客流量40多万人次。整个市场拥有41个行业、1900个大类、40万种商品，几乎囊括了工艺品、饰品、小五金、日用百货、雨具、电子电器、玩具、化妆品、文体、袜业、副食品、钟表、线带、针棉、纺织品、领带、服装等所有日用工业品，其中65%以上的商品销往世界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常住义乌采购的外商有8000多人，来自世界各地的10万多家生产企业包括6000余个知名品牌，在义乌常年展示16个大类、4202个种类、33217个细类、170万个单品。饰品、玩具、工艺品、日用五金、袜子、拉链等优势商品在中国市场占有30%以上的份额。2006年，义乌市场总成交额达到415亿元人民币，外汇结汇金额将近60亿美元，交易有40多万种商品。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是国际小商品的流通、研发、展示中心，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小商品出口基地。
因为生意火爆，义乌物流可直达国内250多个大中城市，全球海运20强中已有17家在义乌设立办事处。义乌对外交通也十分便捷，义乌民航机场为4C级飞行区，民航旅客吞吐量达51.6万人次，境外旅客比例达40%以上。
目前，义乌已初步形成了以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为龙头、系列品牌展会为支撑、众多专业展会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并加快向品牌化、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发展。2008年，全市共举办各类专业会展42个，累计展览面积45.7万平方米，展览成交额达171.2亿元。
另外，被业界预言为“中国的道琼斯指数”的“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已正式面向世界发布。目前，“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被称为中国商务天气预报，香港凤凰卫视也开始在其财经栏目定期发布，此举预示着，拥有40万种商品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已具备影响全球小商品价格走势的力量。
义乌市的小商品市场惊人的发展变化，义乌人敢于创新创业、善于“无中生有”的闯荡精神，早已经在全国引起轰动效应，国内不少城市纷纷前往取经。浙江省还曾发出通知，要求在全省深入推广“义乌发展经验”。
很显然，义乌模式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是全方位的创新，包含市场组织与功能的创新、市场形态与交易方式的创新以及产业创新。义乌模式的精髓是产业间联动发展的结果，它以强大的产业为支撑进行市场运作，走规模化、大型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各要素市场（运输市场、劳务市场、房地产市场等）以小商品市场为核心而展开，不断培育和壮大。产业、商业等配套设施以及城市化发展，实现多方的联动，最后实现现代市场体系的充分发展与完善。
金华永康，自古便有“五金工匠走四方，府府县县不离康”之誉，一代代永康五金匠人共同孕育了其底蕴丰厚的五金文化传统与历史，成就了永康“五金之都”的美名，永康颇具活力的经济模式，曾以“十年十倍”的发展速度和经验，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
永康的主要经验是先有产品、后建市场，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规模化运行，以此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主体、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市场取向，家庭经营的个体经济私人企业因而获得大发展，结果形成了一个中小企业大群体。论其特色，它是一种高于个体经济基础之上的自发的、扩张的经济秩序。而这个群体的形成，减少了经营的交易成本，取得了聚集效应，从而更进一步促进了发展。
经过多年的发展，永康市现有各类工业企业近1万家，产品达1万多种，其中国优、部优、省优产品40多个。销售收入超亿元的企业有23家，无区域性企业集团4家（鹰鹏、星月、王力、步阳）。在永康八大五金行业当中，电动工具总产量和出口量分别占全国的1/4和1/3，已与日本、德国并称为“全球电动工具三强”，剃须刀等小家电及厨具行业的出口量则居全国首位，防盗门市场占有率也达70%以上，永康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门都”。
总结永康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程，离不开“五金”二字。五金是永康最大的特色，永康市委、市政府曾对永康经济发展作过精辟的概括，即“特色在五金，优势在民营，强项在工业，活力在市场，后劲在科技”。但从永康经济的发展模式来看，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被永康人民广为人知的“浪潮经济”发展模式——上世纪80年代末，永康依托“永康拖拉机厂”这个大型国有企业发展起来的“小铸造热”，产生了一大批农机乡镇企业。90年代初的“小冶炼热”、“小家电热”和“电动工具热”，使永康的工业总量超过百亿，税收超过1亿。1995年以后的“保温杯热”、“防盗门热”、“滑板车热”、“摩托车热”，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到上世纪90年代末，永康工业经济总量迅速达到了200亿。进入21世纪，永康经济浪潮继续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最终形成了电动工具、衡器、有色金属、小家电及厨具、不锈钢制品、防盗门、休闲运动车、汽摩配等五金八大行业，八大行业占永康整个工业经济总量的70%以上。
永康的确是个善于创造“模式”的地方，成立于1992年的步阳集团，是永康最为出名的一家以生产防盗门为主的企业。当时，步阳是通过数千名直销商在全国进行销售的。这些直销商都是金华人，他们走遍千山万水销售产品，在此基础上建立专营店，使专营店遍布到全国各地，深入每个县城。正是这些专营店，使步阳的销售额迅速增长，创办两年就达到15亿元。这种以人际网络为主的、规模化的营销方式，就被称为“步阳模式”。
当然，任何经济模式都是时代的特定产物，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劣根性，不可能一劳永逸，包治百“病”。随着技术的进步、市场博弈的加剧和国际化合作要求的提高，曾经风靡一时的“义乌模式”、“永康模式”都遇到了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走在了十字路口。目前，义乌市和永康市都在全力探索“解围”之策，义乌市着力提升产品和市场的国际化，永康市则提出打造“总部经济”，以取代风行了多年的“浪潮经济”。
不管怎样，经过多年的市场磨炼，在义乌和永康这块经济热土上涌现出了一批土生土长的企业能人，像“饰品女王”周晓光、“袜王”翁荣金、“防盗门之王”徐步云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也成了义乌人和永康人的名片。
“八婺”企业家群体中有一支很特别的队伍，那就是东阳企业家。东阳有“婺之望县”、“歌山画水”以及教育之乡、建筑之乡、工艺美术之乡和中国恐龙之乡等美誉。这块不大的地方出过乔行简等五位宰相和北伐名将金佛庄、新闻先驱邵飘萍、科学泰斗严济慈、植物学家蔡希陶等大批仁人志士和著名人士。有趣的是，东阳孕育的当代企业家也个个是极富特色的顶尖企业家。比如广厦集团的楼忠福，拥有“中国经营大师”、“中国经营管理大师”等称号；复星集团的郭广昌，志在打造“中国第一民企”。他们都是全国人大代表，又都屡屡在各种富豪榜上现身。
在东阳本土“冒”起来的徐文荣似乎更值得一提。徐文荣没读过几年书，42岁才“洗脚上岸”创业，他的产业涉及工业、农业和文化。虽然他的工业项目的产值利润都比文化产业要高很多，可是现在他对文化产业的热心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工业。徐文荣是横店集团的创始人。1996年，为支持著名导演谢晋拍摄迎接香港回归的影片《鸦片战争》，徐文荣果断决策，投资建起了“19世纪广州街”外景基地，首开了企业界与影视界联姻的先河。目前，横店已建成了广州街、香港街、清明上河图、武打片、古战场等11个影视拍摄基地和一座国内规模最大的摄影棚。美国《世界日报》、日本《朝日新闻》称横店影视城是“东方影视城”，美国《好莱坞报道》称之为“中国的好莱坞”。
同时，他又巧妙地把影视拍摄同发展旅游嫁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横店影视文化旅游产业，可谓“横空出世，店乃一城”，目前，横店的游客已达到了浙江省景区接待量的第二位，仅次于杭州的西湖。
皮卡王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贾云也颇具传奇色彩。贾云是地道的东阳人，从过军，坐过机关，还曾有银行工作经历。1991年辞职下海创业，打造了一个以房产建筑、工业商贸、文化传媒为主导产业的综合性集团。他的独特之处是投资拍摄了《霍元甲》《陈真》《天下》《重组》《包青天》《乱世桃花》《皇宫宝贝》《火蝴蝶》《精武英雄》《人间灶王》《高地》等20多部影视剧，自己还曾在电影《第一军规》中出演毛泽东，过了一把演员瘾。
新式甬商，不负先辈
当人们对“温州模式”、“义乌模式”、“绍兴模式”等津津乐道之时，似乎有意无意地冷落了另一个创富群体——宁波商人。这是一个历史更为悠久、规模更为强大的身世显赫的商帮，它开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民营轮船公司、机器制造厂……由此曾赢得孙中山先生“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的评价。就是这个似乎有意隐藏自己的现代商帮，所在城市宁波就有140余种工业产品成为全国销量“单打冠军”，辖下6个县（市）全部名列全国百强，城市经济结构竞争力全国第一；它既有由中小企业构成的140多个彰显“一地一品”特征的块状经济，也有25家跻身中国民企500强的大型企业。一大批新型企业家声名远扬，如丁磊、江南春、李如成、郑永刚、郑坚江、茅理翔、朱敏、沈国军……新一代甬商正在用实际行动续写“宁波帮”的历史辉煌。
仔细观察宁波，我们发现宁波经济发展的路径既不同于“温州模式”的全体民营战略，也不限于新“苏南模式”的两头在外之道，更不同于青岛经济中的国有成分独强的态势。当地在兼容“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同时，利用计划单列和副省级的行政优势，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宁波模式”——民营、集体、国有和外资互融的混合经济发展之路，而民营经济正是其中的生力军。
从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宁波的民营经济经历了萌生起步、鼓励发展、快速发展和稳步提高四个阶段，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补充地位”发展到“重要组成部分”，现已成为宁波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劳动就业的主渠道和对外形象的代表者。除了石化、电力等垄断行业是国有企业外，宁波其他支柱行业几乎完全民营化，全市民营经济对宁波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70%；从经济总量看，宁波市民营经济的比重已经达到80%以上。
当代宁波商人之所以能延续“香火”，取得新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他们自身具备的超前的市场观、精明的财富观、强烈的效率观。
以民企为主体的甬商，对于商机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总能够捕捉到他人视而不见的商机。哪怕在飞机、火车上，他们也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商机，并运用于商业当中。如杉杉集团创始人郑永刚决定进入服装领域，即是源于在火车上的一次“偶遇”。那一年，郑永刚在火车上看到一位年轻人穿着从外国带回的西装，觉得很不错。此前，中国也有西装。不过，大多款式陈旧、工艺落后，用的面料、里料也都较差，穿起来像坚硬的铠甲。而这位年轻人穿的西装，却柔软贴身，自然挺括，让人眼前一亮。郑永刚想：如果我们能做出这样的西装，销路一定好。本来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没想到一炮打响。1989年9月份，杉杉品牌一上市就受到欢迎。
而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在1994年上马空调项目时，也不被人看好。郑坚江却认准做空调有“钱途”，他的理由是：当时市场上优质空调不少，但价格大众化的却不多；低价空调不少，但质量过硬的也不多。这里就存在一个市场空白点，大家都有意无意地往两个极端靠，优质平价的“民牌”空调却乏人开发。而后者，恰恰是消费者最欢迎、最需要的，这也正是奥克斯抢占市场的切入点。用优质和平价两件法宝去得民心、进民家、创“民牌”。今天的奥克斯，已跻身国内空调五强行列。
在当今世界制造业，流行着两句话：千万不要让中国人知道怎么做，中国人在做的千万不要再去做。中国企业争强好胜的精神和日益强大的竞争实力，在全球企业界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仅以中国的家电产业为例，无论是空调、冰箱，还是洗衣机、彩电，牢牢占据国内市场前5位的全都是中国品牌，国外品牌毫无竞争优势可言。并且这种骄人的地位，全都是从打破洋品牌垄断开始，从洋人手中毫不客气地把市场抢夺过来的。
而新甬商的表现，似乎尤显醒目：一根“敦煌”线、一支“贝发”笔、一把“长城”尺、一节“双鹿”电池、一只“韵升”八音盒、一台“海天”注塑机等均居全国首位，且在国际市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占有率，成为业内名副其实的“单打冠军”或“隐形冠军”。改革开放30年间，宁波涌现出了一大批全国性的知名品牌，拥有的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产品数量均居全省第一，累计拥有233个中国驰名商标、61个中国名牌产品；在商业部重点扶持的出口名牌里，全国190个，宁波拥有20个，位居全国各城市之首。如今，宁波已初步形成了优势知名品牌集群，并摘得了“中国品牌之都”桂冠。
支撑这些“隐形冠军”和知名品牌的，是强大的产业链。宁波商人既追求大生意、大规模、高利润，同时也盯准小买卖、小项目、小商品——只要有生意可做，则一概涉足。大钱要赚、小钱也要赚；别人不屑去做的，宁波人也愿去做。而且，往往就是从别人不太注意的小地方着手，去开创一番事业，这些都是宁波商人的精明之处。而当他们积蓄了资本后，就会把产品由小做大，最后从塑料小面盆到汽车外壳，从电子元件到成套电子设备，从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产业，并且涉足地产、金融业，于是事业越做越大、越做越牛。
今天，一个个产业集群已支撑起了宁波制造业的大厦。宁波的块状经济萌芽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于八十年代，在九十年代形成规模。发展到今天，全市已共拥有各类块状经济145块，占全省总数的30%；其中单体规模产值超亿元的有90多块，超5亿元的有10多块。这些以无数大大小小宁波民企组成的块状经济，总产值已占到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因此，“块状经济”可谓是“宁波现象”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破解“宁波现象”的一把钥匙。
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慈溪市的小家电、打火机、轴承，余姚市的小家电、灯具，宁海县的文具、手电筒，象山县的针织品、电工材料、海水产品，宁波鄞州区的服装、小家电、蔺草制品，奉化市的服装、齿轮，北仑区的文具、科技园区的电脑、通讯IT等产业。靠着“小企业、大群体”、“小商品、大市场”、“小产品、大产业”这种“三小三大”的经济模式，宁波众多块状经济已足以辐射和影响全国乃至全球。举几个例子，比如余姚的电动工具，抢占了全国30%的市场；余姚市梁弄镇的灯具，销售额占到国内市场的40%，还被装到了天安门广场；余姚市陆埠镇的软管，年产量17万多公里，可绕地球4圈；北仑的书写工具，产能占全球的4%以上；大榭的钢套，为全国一半摩托车提供配件；慈溪的小家电，整机制造企业最多时高达两千余家、配套企业逾万家，拥有全国最大的饮水机、电熨斗、电吹风、双缸洗衣机、电源插座生产基地，成为与山东青岛、广东顺德齐名的家电重镇；而在鄞州区，共拥有300余家服装制造企业，4000多家服装加工、销售企业，年生产服装近7亿件，几乎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人身穿由鄞州企业生产的服装……这些“产业链”式的产业集群，直接构成了其他区域所无法模仿或复制的产业竞争力，成为宁波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亮点。
经过多年的发展，上述产业集群已“孵化”出了大批执行业牛耳的旗舰级企业和著名品牌，而且各相关企业间层次分明、优势互补。仍以宁波市鄞州区服装业为例，目前在区域内已形成以雅戈尔、杉杉、罗蒙为代表的第一梯队，这3家在业内五强中分居一、二、五位的企业，战略目标为争创国际一流服装品牌；太平鸟、培罗成、爱伊美、布利杰等中型企业组成第二梯队，主攻国内一流服装品牌；第三梯队是上千家星光闪烁的个体私营小企业，生产优质平价的大众化服饰。
对金钱嗅觉灵敏的甬商，已不满足于“国内无敌”，他们还要走出去“赚洋钱”，做进军国际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领军人物。截止到2008年，宁波市拥有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达到8996家，对外贸易总额达到565.09亿美元，宁波创造的外贸顺差和一般贸易出口额均居全国副省级城市首位。当前，直接与宁波开展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210多个；在每4个宁波人中，就有1人的就业与外贸息息相关；在政府的外向战略和主动降低门槛政策的引导下，宁波还连续多年成为全国参加境外展览最多的城市。宁波“中国出口名牌第一市”的地位，正是以宁波外贸的雄厚基础为依托的。
这正印证了一句话：有多大胸怀做多大的事业，有多少精明做成多大的事业。
宁波商人取得如此瞩目成就的一大保证，就是他们具备无可比拟的强烈的效率意识。与内地一些国企人浮于事现象不同的是，宁波民企十分强调“今日事、今日毕”，决策一旦形成便能进入高速、高效的行动，因而其雇员的工作饱和度自然较高。据了解，现在有不少宁波企业策划营销活动，头天晚上形成方案和下发通知，第二天一早就能在全国同步开展，而且丝毫不会走样。这种快速反应的决策机制、迅速行动的执行能力，成为其制胜市场的突出竞争力。
仍旧拿服装行业来说，宁波服装商人过去特别让人称道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办事效率：这些企业对市场反应迅速，没有大公司的迟缓病，如意大利或欧洲发布一个新的流行款式，第二天他们就可以拷贝进行大批量生产。为收集欧洲最新的服装款式，许多公司在意大利等国专门设立信息收集点，做到“三天出小样，五天成批量，七天上市场”。纷繁复杂的差异性使得其他地方难以拷贝，也难以竞争。
甬企还普遍极为重视效率提升。如雅戈尔投资1.2亿元，与中科院合资成立分公司启动并实施“雅戈尔数字化工程”，对整个集团的管理进行信息化调整，旨在借助管理工具提高效率，用信息化手段实现无缝隙的连续工作方式。自该公司信息化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库存量比过去下降了逾30%，节省的库存成本过亿元；繁复的订单处理及采购管理成为自动化，部门间的沟通亦得到改善；因人为错误所引起的损失减少了约20%；公司对订单的反应能力增强，生产周期也从过去的90天缩短至45天——“服装巨人”变得更加灵活。
做电表和空调起家的奥克斯集团，是比雅戈尔早3年实施ERP的宁波另一家大型民企，其老板就自称“对信息化工具上了瘾”。该公司迄今已投入近1.4亿元，建立起了企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系统。在第三方机构的企业信息化效益评估数据中可以看到，其中ERP项目为企业创造了2.62亿的价值，PLM项目创造了2.1亿元的价值。据了解，在他们的办公自动化系统里，严格设定了每个人处理事务的流程和时限，并进行效率考核。近日该企业老总本人批阅文件延误了一天，也被系统自动罚款。再如，其每天要做哪些事，手机都会自动提示。老总的一切行动和日程安排，都是听时间的话。
信息化管理的拥趸者中，还包括大量宁波中小企业。如慈溪的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有2300多款产品，在成功实施企业资源计划管理ERP系统之后，管理人员只要点击鼠标，就能查看物流、财务、人力资源等模块的信息，生产管理效率明显提高，原料采购更为透明，产品库存减少，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据统计，慈溪目前年销售5000万元以上企业中的60%都实现了企业信息化管理，并从中尝到甜头。
甬商这样热衷于借助现代化的管理工具确保效率最大化，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宁波制造业最明显的特点是“两头在外”，即制造产品的原材料主要来自省外，制成品的主要销售市场也在省外，这就决定了宁波企业信息化必须依赖电子商务的支持。扫描宁波各地的支柱性企业，从石化、能源、钢铁到服装、家电、仪表、汽车零配件，宁波企业大都从事制造业，所以宁波企业的信息化很大程度上是制造业的信息化。
目前，宁波市在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企业方面成绩显著，走在了全国前列，其中1万多家宁波企业进入信息化管理阶段、3000多家企业建立了独立的网站、2000多家外贸公司通过电子商务寻找商机、1000多家企业实现移动办公和远程视频会议等移动信息化、50多家企业被评为CAD（计算机辅助设计）示范创建单位，入选中国信息化标杆企业的3家浙江企业全部在宁波，全市先后共有15家企业入选中国企业信息化500强；此外，宁波还是全国首批CAD应用工程重点示范城市和制造业信息化示范城市，是中国制造业信息化工程优秀示范城市，也是国家电子商务试点城市，位居全国城市电子商务成熟度前10位……
宁波商人的优点比较突出——他们头脑灵活、长于思考、善于经营、富于机变，在激烈的商战中常立于不败之地；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审时度势、灵活善变，遂成为矗立于中国商界的“常青树”；他们讲究诚实、重视信用、追求质量、擅造品牌，因而在经营中能不断制胜。不仅如此，宁波商人还能做到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寻找和克服自身缺点，这也是他们走向世界、激扬“宁波活力”的基本保证。
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宁波商人在外地打拼的很多，尤其集中在长三角地区。据了解，在长三角，80%以上的甬商企业都在做商贸流通、中介服务、餐饮、房产开发等“三产”和建筑生意，而且大都成为该行业在当地的佼佼者。
上海是宁波人打拼的天堂，目前有300多万宁波人在此闯天下，主要集中在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服装销售业、出租车、绿化等第三产业和建筑业。在上海，有许多著名建筑都有着宁波人的贡献。位于浦东陆家嘴金融区的标志性建筑——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地桩就由宁波企业“龙元建设”打造；同样位于陆家嘴金融区的上海银行大厦由仲盛集团（宁波镇海人叶立培创立）投资兴建；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也有宁波企业的贡献。另外，贯通上海市区的主动脉延安路高架也是由在沪施工的宁波宏润建筑公司建设的。
上海无疑成了甬商除宁波之外的又一福地。与他们的前辈比较起来，新生代的上海甬商有自己的新特点：一是知识结构和经历不一样。今天宁波人来到上海发展，许多都具有本科以上的学历，或者已拥有一定的企业管理能力，而老宁波帮出道时都是十几岁的学童，文化程度有限，更不用说人生经历，在这点上，新生代宁波商人有优势。二是来上海的目的也不一样。老宁波帮在上海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实际上他们刚来上海时，还只是为了谋生，但现在的新生代宁波商团，比如杉杉等，他们在宁波本身就已有了相当基础。这些企业家来上海发展，早已超越谋生这个层次，是为了让企业和自身得到更好发展而实施战略转移。
尽管新生代宁波帮已在上海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新生代也有新优势，但和宁波商团在上海历史最高峰时期相比，仍有不少差距。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教授就认为，宁波商团再创往日那种辉煌已不可能。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不管是改革开放前还是后，上海的经济一直是政府主导型的，宁波商人在上海可能取得一定成就，但要完全恢复解放前的辉煌，应该不可能”。正因为上海目前的经济结构，国有经济还是占优势，大概占60%到70%的比例，宁波商人要再创造上海1/3以上的经济总量，完全不可能，但宁波人在上海的非公经济中占据1/3以上的份额，还是大有希望的。
其实不必在新老甬商之间分个高下，新一代甬商身上永远流淌着老一辈人的血液，继承他们的优良传统才是真正的目的。当代宁波商人也有自己的短板，受家族化的影响比较严重，甬商发展目前还面临着地域性的限制和障碍，如何让企业外迁、实行梯度转移是近期甬商需要认真思考的一大问题。只有克服了这些困难，新一代甬商的发展才能做到顺风顺水，取得更大的成功。
大气越商，横空出世
浙江古代史，让人印象最深的当数“吴越争霸”一幕，这里的越国，其实就是绍兴。原先的绍兴商人也并不叫越商，而称“绍兴帮”，与“徽商”齐名。近几年，绍兴各业发展迅速，渐渐地，社会上把绍兴商人从绍兴帮中分化出来，简称“越商”。
越商叱咤风云数千年，今天更是高歌猛进。这里有一个重要人物，很有意思。现在商人信奉的财神菩萨、中国儒商鼻祖——陶朱公范蠡，出生于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不过也是大家公认的绍兴帮成员，现在当然叫越商了。
在很多人的眼里，商人是见钱眼开、见利忘义的，但是越商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把钱看得很淡薄，经常把钱财分散给穷朋友和疏远的亲戚。越商既能发家致富，又能散财济贫，有很好的口碑。
越商的聪明能干，可以用出神入化来形容。水，小麦，糯米，焦糖塞，是四种非常普通的东西吧，哪个地方没有？越商，却把它们发酵酿制出世界公认的极品黄酒——绍兴黄酒，即女儿红，号称世界第一情酒。
现在的越商，已经遍布世界各地。走进大上海，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是越商汗水的结晶。2008北京奥运会游泳池，是越商智慧的体现。前不久，有个越商投资1.7亿元把“百货航母”开进了徽商腹地，把越商的种子埋入徽商肥沃的土壤中，徽越两商的两种文化结合起来，结出丰硕的果实当指日可待。此其一例。越商已经和各地人们心连心，齐首并进。
越商最近的风光盛事是：小舜江工程、中国轻纺城、环城河综合整治、绍兴古城保护、围垦海涂、公祭大禹陵、曹娥江大闸、南连北建工程等……当然，最大最风光的盛事莫过于民营经济取得大发展。
绍兴民营经济的发展因“绍兴模式”而独具魅力，但它和其他地方一样，都经历了一个曲折、渐进的过程。
建国初期，民营经济曾有较快发展，但随着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完成，民营成分所剩无几。“十年动乱”期间，民营经济不复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家庭工业为主体的个体私营经济开始成长，绍兴民营经济才逐步得到恢复。到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下，绍兴民营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党的十五大确立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以后，绍兴提出放心、放手、放开、放胆的“四放”要求和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的“四不限”原则，一系列方针政策出台，使当地的民营经济迅速驶入了发展快车道。
今天，我们翻开绍兴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若干意见》，依然能感到一种振奋。文件写道：“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绍兴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促使我市非公有制经济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十二条措施中，“放手”、“鼓励”等字眼屡屡显现。
当时，这个文件是在浙江省11个地市中率先出台的，时隔1个月，金融、工商、人事等部门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各县（市、区）结合实际，明确发展思路，制定各项具体政策措施。1999年3月，绍兴市政府还成立了分管副市长任组长、19个部门和单位领导为成员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明确成员单位职责，制定了工作制度，从而建立了既有统一领导，又有分工负责的个体私营经济管理体制，加强了对全市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工作的领导、协调和统筹规划。
2000年前后，绍兴95%以上的企业改制。这部分企业全部改制为技术和管理要素参与分配、经营者持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较为彻底的改制，使绍兴的企业产权清晰、归属明确，建立起了现代企业运作模式。
2002年8月，绍兴市在全省率先成立民营企业协会。
2003年后，绍兴民营企业转变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提升产业，走差异化、品牌化经营之路，从“制造型”向“创造型”转变，从“创业型”向“创新型”提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市场和政府的合力推动下，绍兴民营经济经过自我积累和滚动发展，依托体制先发优势，迅速成为该市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截至2009年12月底，绍兴全市个体工商户达200506户，从业人员343833人，资金数额773368万元；私营企业（含分支机构）47723户，投资者93429人，雇工877508人，注册资本（金）1274.45亿元。全年个体私营经济实现总产值3079.49亿元，销售收入3042.82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463.25亿元。另外集体（联营、股份合作制）企业达1万余家。民营企业在全市企业总数中所占比重达到95%以上，上缴税金占到85%以上，民营经济总量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90%以上。
绍兴民营经济的兴旺得益于其独特的发展模式——“绍兴模式”。“绍兴模式”，简单概括就是十二个字：“乡镇基础、民营机制、市场经济”。“绍兴模式”是对“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兼容并蓄，“温州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个体为主、私营机制、市场经济”；“苏南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乡镇基础、集体机制、外向经济”。而“绍兴模式”既具有苏南民营经济的区域集约性优势，又兼容了温州民营经济高度灵活的市场机制优势，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复合型发展模式。正是这种别具一格的发展模式，为绍兴民营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绍兴模式”的优势，使民营经济在绍兴体现出独特的行业的群体优势、骨干的带动优势、产业的集聚优势、市场的依托优势。
绍兴把培育发展区域块状经济作为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着力点，逐步形成了“一乡一业”或“几乡一品”的产业集群，民营企业依托块状经济而成长，块状经济因民营企业的发展而发展。目前绍兴市较有影响的块状经济主要有市区的家私，绍兴县的纺织、印染，诸暨的袜业、衬衫、珍珠、五金，上虞的伞业、化工、机电，嵊州的领带、厨具，新昌的医药、轴承等。块状经济成为绍兴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主阵地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主体力量。
民营企业的快速崛起和迅速发展，在国内外市场上造就了绍兴黄酒、化纤纺织、染料、化学药品、塑料薄膜、机电产品及一些日用消费品等比较明显的产业优势，而且呈现出工业、商业互动发展的态势，各具特色、工贸结合的专业化产业区和市场互为依托。目前绍兴6个县（市、区）中具有特色产业的块状经济，相应形成了122个专业市场，大部分的产品销售依托相应的专业市场，基地和市场互为依托，共同发展。
当然，绍兴民营经济的最大分量是集中在纺织、服装等轻工行业龙头行业上。绍兴之所以被誉为“中国品牌之都”，拥有众多的“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中国行业标志性品牌”，在中国民企500强中曾有41家上榜，居全省第一位，其上市公司的数量更居全国地级市第一，其中纺织业、服装业可谓居功至伟。
绍兴最具标志性的专业市场中国轻纺城，商行达到1.6万余家，营业用房1.9万间。场内经营人员5万余人，经营面料3万余种，日客流量10万人次，日成交额1.8亿元，市场区金融网点76个，日存款额20多亿元。市场交易持续兴旺，年成交额从1988年的0.76亿元跃升到2008年的634.53亿元（其中外贸成交额12.82亿美元），连续18年居全国纺织专业批发市场第一位，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设施齐备、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集散中心，也是亚洲最大的轻纺专业市场。
绍兴县则又是该市的纺织大县，纺织生产能力大，年生产各类化纤200万吨，占全省的18.1%、全国的7.3%；化纤布53亿米，占全省的28%、全国的7.5%；印染布151亿米，占全省的58%、全国的28.3%；纺织面料出口量占全国的近7.1%，纺织产业经济总量占到了全国的4.2%。纺织装备先进，拥有近3.5万台全国一流、全球先进的无梭织机，技术装备水平居世界一流，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生产的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设备在绍兴县都可以看到；纺织产业链完整，这里已经形成了从PTA化纤原料到织造印染到服装家纺的完整生产链，产业集群优势十分明显，就一个县级行政建置地区来说，这样一个完整的纺织产业链恐怕是不多见的。
有人说，“代言”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时代象征和时代文化，就像如今的新书即使请不到名人作序也都要套上一个某某名家推荐一样，好一点的商品广告似乎也都要请到代言人才能真正安心。先后为绍兴企业产品做过代言人的，还真是不少，家喻户晓的名字一大串：“洁丽雅”继请到“博客一姐”徐静蕾后，又请到了“奥运一妹”林妙可；孟关良大家也够熟悉了；某家居广场的代言人为前奥运乒乓球冠军吕林，某管材企业的代言人为中国花剑队主教练王海滨。当然，更多的是影视明星，“古越龙山”的代言人是陈宝国，“喜临门”床垫的代言人是巩俐，“太子龙”的代言人是姜文……绍兴的魅力可见一斑。
绍兴民营经济的大发展除了时代的诱因、政府的帮衬外，更体现了企业家主体的进步与成熟。有一本叫《看浙江民企》的书中写道：“绍兴最大的财富是什么？不是鉴湖水也不是会稽山，而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企业家。”
千百年来，绍兴形成了独特的区域传统文化，特别是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卧薪尝胆精神激励和影响着绍兴人，绍兴民营企业家秉承这一精神，形成了精明、理性、内敛、务实、不事张扬、稳扎稳打的风格，这是推动绍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文化基因。
绍兴的企业家多从国企改革的第一线来，从乡镇企业的崛起中来，从私营企业的土生土长中来，是受过磨砺的企业家，有卧薪尝胆的精神，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带头人。
从一些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来看，虽然带有一定的家族企业特性，但自它们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积极探索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弥合。其企业制度从合伙制（股份合作制）演变为合资公司，再发展为集团公司，而管理模式则经历了从粗放经营的家庭工厂式管理到总厂式管理，再到股份制的公司化管理，进而到集团化管理的过程。其中，将现代科学管理内涵与家族企业管理融合成为民营企业管理创新的主要方式，如高薪聘请技术专家及管理人员在绍兴已很是普遍。一些大型的民营企业正是以产权制度变革为核心，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开放式的多元化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走出了一条宽敞豁亮的道路。
不过，尽管绍兴的经济块状不算小、出名品牌也够多，但名声在外特别是全国知名的绍兴企业家却寥寥无几。绍兴也许是“中国驰名企业家”最少的城市，就是在颁奖典礼上，也难得见到拥有“中国驰名商标”企业的老板。如果做一个随机调查，能够说出绍兴知名企业家的恐怕很少。
2009年，由绍兴市越商研究会和绍兴日报社联合评选出了绍兴“十大风云越商”，他们是：浙江华发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尹晓民，浙江洁丽雅纺织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裁石磊，浙江天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根，浙江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张道才，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庞宝根，冠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骆冠军，浙江富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建昌，浙江宏达制衣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国生，浙江华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爱华，浙江冠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少雄。这些人中，个个都是当地的企业“大亨”，实力不赖，有的还是本省甚至全国的“隐形冠军”。比如尹晓民，堪称“茶叶大王”，所掌控的“华发”公司，为中国农业企业500强中第一家茶叶加工企业、全国第一家获得绿茶自营出口权的民营企业和第一家通过ISO 9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的企业，2001年—2004年连续四年获得全国茶叶加工企业自营出口第一名，仅2004年，出口绿茶就达2.3万吨，占据全球绿茶贸易15%的份额。还有张道才的浙江三花集团，创立了闻名海内外的“制冷部件王国”。在三花的产品系列中，冰箱用二位三通电磁阀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在85%以上，家用空调截止阀、四通换向阀销量全球第一。还有徐海南，领导着中国制伞业第一家上市公司和第一家登陆澳洲资本市场的中国制造企业；石磊携“洁丽雅”也走在行业前列，志在打造中国毛巾第一品牌；骆冠军一举成了闻名中国的“香榧王子”；庞保根的“宝业”资产市值则超过80亿港币，美国高盛、GE、UBS瑞银、大和房屋等国际知名的资本和实业投资大鳄都已成为“宝业”的股东和合作伙伴……上述义乌民企“英雄”中，除了庞宝根在胡润富豪榜上露过名之外，其他似乎都不为人知。倒是在沪义乌籍企业家如陈天桥、陈爱莲等颇为义乌人争“名气”。
绍兴商人群体深谙“大名之下，难以久居”的道理。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老板的不务虚名，才造就了绍兴企业的集体实力。企业小的时候老板走在队伍最前面，集团作战了老板就在后方营帐运筹帷幄。老板是一棵树的根，最好不要钻出地面。这样做既避免分心劳神，也比较安全。而且，淡化法人与法人代表的等号关系，也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接班换代。另外，与浙商普遍低调有关，绍兴商人群体又是其中最为低调的，他们在媒体或其他公众场合露面的时候极少。最典型的就是杨汛桥，一个小小的乡镇竟然拥有8家境内外上市公司，全部是产权清晰的私营企业，密度之高为全国之最。可是，就跟约好了一般，所有这些公众公司的老板们，无一例外地不喜欢上镜。在Google、Baidu上输入他们的名字，很难找到他们大篇幅的个人专访，只有在一些会议活动上的零星发言。不管企业红火还是黯淡，他们永远像深潜水底的鱼，不愿意浮出水面来让公众观瞻。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刻意回避公众或无谓保持低调也并非都是好事，现代企业家讲究综合素质的锻造，企业及地域文化也少不了榜样力量来充实。“满园春色关不住”，这是必然的。
儒雅杭商，异军突起
说起杭州商人，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胡雪岩，可在很多人看来，他寄居杭州，但籍贯绩溪，模式更代表“徽商”。真正意义上的杭商，应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众多杭州企业的做大做强，才逐渐浮出水面。
其实杭商同样源远流长，特别是在南宋，无论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陆上丝绸之路，运送最多的商品就产自杭州和周边地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向世界展示了海上丝绸之路，它的起点就在杭州。
改革开放以来，杭商获得新发展，涌现出两代在浙江乃至全国都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群体：第一代是上世纪80年代以冯根生、鲁冠球、宗庆后、徐传化、沈爱琴等为代表的老一辈企业家；第二代是以马云、屠红燕、谢宏、吴忠泉、孙德良、林东等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企业家。
在2009年中国企业500强中，杭州有21家企业入选，位居全国城市第四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大直辖市。
当今杭商的形成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杭商和后杭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可谓前杭商阶段。这一时期的创业活动，以乡镇企业、国有企业为主，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转制为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或者延续国有企业的产权，但是仍然焕发强大的经营活力，如冯根生等。同时，一部分个体开始创业，并成长为令人瞩目的知名企业，如传化集团的第一代创业元老徐传化，正是在这一阶段开始起步。
出生于杭州一个药工世家的冯根生，14岁就在“江南药王胡庆余堂”当小药工，17年后，胡庆余堂更名为杭州中药厂，冯根生历任车间副主任、主任、保卫科长等职务。1972年，37岁的冯根生受命担任厂长，自此走上了一条改革创业之路。1984年，冯根生大胆向旧体制发出挑战，在全国还没有实施厂长负责制之前，率先在全国试行干部聘任制、员工劳动合同制，成为全国第一个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厂长，轰动一时。1996年，冯根生在胡庆余堂制药厂濒临倒闭时，毅然接收“江南药王胡庆余堂”这块金字招牌，上演了一出“儿子兼并老子”的活剧。为实现“工者有其股”，让工人当上“事实上的主人”，冯根生从银行贷款270万元，加上他30万元的积蓄，买下了青春宝2%的股份，促成了青春宝这一老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和体制的突破。目前，76岁的冯根生仍在执掌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成为国企改革不老的“常青树”。
丝绸女王、万事利女掌门人沈爱琴与冯根生相似，也都是临危受命接手困难中的国企。1946年，沈爱琴出生在杭州城外的一个普通蚕农家庭，从小就与蚕丝打交道。1975年，她接手了当时的杭州笕桥绸厂，一个仅有17台老旧织机、22位刚放下锄头的工人、4万元资金和十几万元债务的小厂。沈爱琴就是在这里艰难起步，从销售丝绸面料到生产真丝服装，一步步夯实基础，1999年完成乡镇企业改制，成立了现在的万事利集团。沈爱琴个人出资5000多万元，成为该企业的控股股东。2001年，她以6亿元身价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成为闻名遐迩的女富豪。
1988年，国家出台私营经济政策，成为那一时期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原有的乡镇企业开始转制，形成一大批转制型的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并实现了新的发展，第一代杭商实现了从创业到成长的转变；另一方面，一些国有企业经理人通过改制成为具有经营自主权的企业家，正式登上前沿舞台。另外，这一时期的民营企业创业活动已经十分繁荣，诞生了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这些民营企业家或为杭州本地人，或为外地来杭创业人士。几方面的叠加，形成八九十年代杭商各逞其能、色彩斑斓的发展格局。这一时期的佼佼者中有徐传化、宗庆后、汪力成、童云芳、李成新、李诚等人。
后杭商除在时间上与前杭商有延续性之外，其行业选择与众不同，创业方式方法也与前杭商大异其趣。最引人注目的是，以马云、孙德良、胡之光、蒋伟华、丁伟儒等一大批代表新型杭商的企业家横空出世，引领浙江乃至中国的互联网、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成为杭商群体中最为炫目的一道风景线。
长得瘦小甚至有些难看的马云，其蕴藏的智慧和力量却是强盛无比的，他十几年的奋斗经历，成为当今中国青年人创业的楷模。1995年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30岁的马云在美国西雅图见识了互联网，从此与网络结缘，成立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商业公司——杭州海博电脑服务有限公司，此时，离中国电信通互联网还有4个月；5月9日，“中国黄页”上线，此时离国内能上Internet还有3个月，成了看不见的“中国黄页”。2000年，马云因引领互联网经济，登上福布斯杂志封面，成为第一位登上福布斯的中国企业家。2005年8月，阿里巴巴收购雅虎中国全部资产，同时得到雅虎10亿美元投资，这是中国互联网历史上最大的一项并购。2007年11月，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于香港上市，一跃成为中国互联网首个市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公司。马云和阿里巴巴的成功，还引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亲自率团前来考察和取经。
其他几位“网商”也各具特色，成绩卓著。孙德良，网盛科技的董事长，1997年以来，成功运营了中国化工网、全球化工网、中国纺织网、国际纺织网、医药网等全国知名的电子商务网站集群。2006年12月15日，国内A股市场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股——网盛科技正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国内互联网第一股”自此诞生。32岁的胡之光，他于2002年创建的中国博客网，现在已是国内最大的、注册人数最多的中文博客托管网站。《福布斯》《商业周刊》等多家海外媒体对其进行过报道，被誉为“Web2.0时代的数字英雄之一”。杭州天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郭羽，于1999年投资边锋游戏，只用3年时间就让边锋游戏实现注册人数超过5000万，同时在线人数达到36万人的规模，排名全国第三；2004年投资天畅科技，只用1年时间就把天畅科技打造成为中国领先的全3D网络游戏开发和运营商；2006年投资新型广告交换媒体共合网，只用半年时间就引来软银、鼎辉等著名风投高达数千万美元的资金；之后，他又和绿盛牛肉干集团老总林东共同投资了商务差旅服务的畅翔网。
“互联网赚钱的秘密就是，你要能够提供、发现或创造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要能够让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满足的人在虚拟世界中去实现这种愿望。”郭羽说，“这个伟大的时代，就是能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只要你有梦想，有创业精神。”
在意气风发的新杭商与开创时代的老一辈杭商之间，其实还有一个年富力强、颇具实力的杭商群体，他们的共同点是起步较早，基础扎实，在实业和传统商业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其视野之宽阔、思维之活跃、手法之奇巧、境界之高远完全不输前辈。比如现年49岁的徐冠巨，从其父徐传化手中接掌传化集团，将传化集团打造成为业务覆盖化工、物流、农业和投资的多元化民营企业集团，位列2009年度中国大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第十位。还有一点胜过其父，徐冠巨自32岁起先后担任萧山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会长，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会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常委以及萧山市政协委员、萧山市政协副主席、杭州市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被认为是浙商的代表人物，尤其在2003年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后被媒体誉为“民企高官第一人”。徐冠巨的成长经历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浙商的政治觉醒和社会责任。
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年度“中国第一商人”的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1960年9月出生于浙江省桐庐县。他从一个经营雨伞的集体所有制小作坊主，38年后，摇身一变，成了坐拥上百亿资产的民营企业集团主人，拥有11家核心子公司、27家分公司、3家上市公司（国内2家、纳斯达克1家），业务涉及仪表及系统、制药、信息电子、房地产。汪力成有着超强的商业敏感度，敢于不断创新甚至“试错”，他在资本运作、企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显示出了一名现代浙商的超凡能力。
比汪力成大几岁的杭州萧山人士陈妙林，更从8岁起就开始经商。1980年，28的陈妙林担任萧山物资局金属公司经理。5年后，陈妙林受命改造萧山招待所。1985年，重新投资改造的萧山宾馆开始营业。在陈妙林的组织下，萧山宾馆突破“招待所模式”而逐步壮大。1999年萧山宾馆改制，陈妙林成立开元旅业集团。目前，该集团拥有30多家酒店，其中包括多家五星级酒店，还涉足房地产开发等领域，是中国最大的民营酒店集团。这位曾获得2007中国饭店业“中华英才”白金五星勋章等殊荣的酒店业奇才，首创租赁式管理，被称为“开元模式”。
宋城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巧灵，是世界休闲组织国际顾问、浙江省企业联合会和浙江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2004年获评首届浙商年度风云人物。
黄巧灵1958年出生于浙江丽水龙泉市，1975年参军后曾任军报记者等职，多次立功受奖。回地方后在文化系统工作，先后担任云和县市文联、新华书店和群艺馆等单位负责人，期间曾师从北大著名教授乐黛云从事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黄巧灵弃文从商只身远走海南创业，创办海南天涯海角实业有限公司，成为开发海南旅游业第一人。1994年，黄巧灵来到杭州继续他的文化和旅游开发之旅，1996年开园的宋城景区成为省内第一家主题公园和中国最大的宋文化主题公园，也开了浙江省民营资本投资旅游休闲产业的先河。目前，黄巧灵掌控的宋城集团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旅游休闲业投资开发企业。黄巧灵是中国休闲经济的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国内率先提出并实践了“景观房产”这一全新理念，并逐渐发展到更高层面的“大型休闲社区”模式。他领导的宋城集团是杭州成功申办2006世界休闲博览会的主要发起人和参与者之一，也是休博会主场馆世界休闲博览园的主要投资和建设单位。
杭州商人的创新思维以及开拓和适应能力在当今浙商中是出了名的，以至于他们能保持持续发展，其整体综合实力——无论是企业数量、企业总资产还是企业年营业收入，遥遥领先于省内其他地区，在浙江省已是“四分天下有其一”。在全国500强企业中，杭商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占到了全国的1/10。
2009年9月28日，首届杭商大会在杭州隆重举行，来自杭州本地的杭商代表、外地来杭投资的杭商代表和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山东、四川、江西等17个省市的170多名杭商代表及杭州市各级各部门领导、负责人共1100多人参加大会。会上首度提出杭商概念：杭商属于网商，融于网商，是全球化、互联网、新经济时代浙商乃至全国网商的杰出代表，并且在会上表彰了20位“品质杭商”，他们分别是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马云、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万事利集团主席沈爱琴、开元旅业集团董事长陈妙林、华东医药集团董事长李邦良、三替集团公司董事长陶晓莺、浙江贝因美集团董事长谢宏、西子联合集团董事长王水福、千岛湖发展公司总经理汪建敏、解百集团公司董事长周自力、银泰集团董事长沈国军、康恩贝集团董事长胡季强、轮动力集团董事长聂忠海、杭州大厦董事长楼金炎、绿城集团主席宋卫平、民生药业集团董事长竺福江、达利（中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费建明、信雅达系统工程公司董事长郭华强、祐康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戴天荣等。现时代，“品质创业”已成为杭商创业的价值取向、内涵格调，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品质杭商”在不远的将来应运而生，绽放出新时代的熠熠光辉。
创变浙商，与时俱进
“浙商，一般指浙江籍的商人，实业家的集合。从古至今，浙江商人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之一。湖州人沈万三是明初天下首富。清末镇海人叶澄衷是中国近代五金行业的先驱。以经营辑里丝起家的刘镛、张颂贤、庞云缯、顾福昌这‘四象’为首的湖州南浔商人是中国最早的强大商人群体。以虞洽卿、黄楚九、袁履登为代表的宁波商人曾经叱咤于当时的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民国时期，江浙财阀是国民政府的经济基础”——这是“百度百科”对浙商一词的解释。其中还列举出了一批现代有名的商界人士，如海外的张忠谋、殷琪、董浩云、邵逸夫、包玉刚、曹光彪、董建成、王德辉、安子介、李达三、陈庭晔、吴光正、邱德根，大陆的马云、丁磊、陈天桥、李书福、郭广昌、鲁冠球、冯根生、徐冠巨、宗庆后、王均瑶、邱继宝、江南春、沈国军、楼忠福、周成建等，以上都是数十年来异常活跃的浙商代表人物。
“从古至今，浙江商人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之一”，这一说法也许鲜有人表示反对，尤其是在3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果之一——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进程几乎都在浙商身上一一得到实践和验证。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在很多地方已成为一句“商谚”，但实际情况是“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赞道：“浙江商人既聪明又肯吃苦，敢冒风险，敢为人先，最让人佩服。”他们凭借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的“两板精神”以及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精神”，义无反顾、坚持不懈地推动着浙江乃至中国市场经济的车轮滚滚向前。“敢为人先的勇气，流光四射的财气，享誉世界的名气”，是浙商凭勤奋和实力换来的一张世界级品牌。
从制造到创造，从“小狗”经济到新经济，从“四千精神”到“新四千精神”，从“草根”商人到现代企业家，历经30余年的摔打磨炼，人们惊喜地发现浙江商人正合着时代的韵律，在偌大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幕新“凤凰涅槃”。
一切都在静悄悄地发生改变——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的新时代浙商们，已然用现代意识、和合精神及文化品质将自己重新装扮了起来。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时，俞巧仙还是义乌城西镇一个15岁的卖蛋姑娘，挨家挨户收购鸭蛋，加工成皮蛋后，挑到十几里外的城里卖。后来，她又到农村的代销店和成立的副食品商店推销，让别人代销自己的皮蛋，生意越做越大，俞巧仙成了远近闻名的皮蛋专业户，人们称她“皮蛋仙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面世，俞巧仙在其中的副食品市场摆起了摊位。她对此记忆犹新，“刚进副食品市场时，摊位摆在水泥台上，每天不等天亮，就得拉着一车的皮蛋上路，晚上总是要最后一个收摊。那个苦，就不用说了……”卖皮蛋的同时，她还经常从广州贩一些开心果、泡泡糖等新玩意儿来义乌卖。
几年之后，俞巧仙走上了一条捷径——品牌代理。她成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内做品牌代理的开山鼻祖，一路从金日、万基的地区代理，做到现在国内外800多个品牌的总代理。
按理说，生意做到这个份上，俞巧仙算是很不错了，但心气颇高的她不满足于做别人的“二传手”，她期盼靠创新来获取属于自己的品牌。1997年1月，俞巧仙在深圳创办了今之康保健品有限公司。短短几年，该公司拥有了花儿红阿胶胶囊、芦荟胶囊、壮骨粉等多种拳头产品，尤其是她成功试种和推广的名贵中药“铁皮石斛”，轰动一时。
“铁皮石斛”又名铁皮枫斗，号称“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当时已濒临灭绝，是国家重点保护中药之一，有“植物大熊猫”之称，其市场售价高达每公斤1500-3000美元。由于人工栽培铁皮石斛投入大、周期长、成活率低，难以保证出效益，还没有私营公司敢于涉足此行业。
但俞巧仙有着看准了就不回头的倔脾气。1997年9月，她聘请了有“中华铁皮石斛研究第一人”美誉的原浙江医学科学院的张治国教授为技术总监，成立了义乌市铁皮石斛研究所，不久后，又成立了浙江森宇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注资科技攻关。经过一番曲折和努力，森宇公司在金华和义乌仿野生大面积种植铁皮石斛取得成功，从而一举解决了市场上铁皮石斛资源紧缺的问题。2003年，森宇铁皮石斛仿野生大面积栽培珍稀药材被选送为“国家药典”标准。2004年，森山铁皮石斛又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授权。
铁皮石斛的研发成功震惊了中药界，震惊了国内外顶级的权威专家。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带领20多位中科院院士实地考察后大为赞叹，他对俞巧仙说：“要把铁皮石斛产业做大做好，把产品推向市场，造福人民，有什么困难，我让中科院的专家帮你解决。”如今的俞巧仙和她的森宇公司已担纲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重任，公司研制的“森山”牌铁皮枫斗冲剂、胶囊系列已经销往全国各地，光是铁皮枫斗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亿元。俞巧仙也成了浙商中的一名奇女子。
俞巧仙的成功，固然与她吃苦耐劳、性格坚韧有关，但更能印证一代“草根”浙商不满足于现状、敢闯敢干、勇于开拓创新的特点。
当年冯根生由祖母送去胡庆余堂学徒时，祖母曾叮嘱他“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这成了冯根生一辈子的为人处世箴言，也许还是这棵中国国企“常青树”屹立不倒的秘诀。2003年11月14日，冯根生千方百计从全国各地找来“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获奖者，在杭州举办了一次“15年后再相聚”的活动。结果20位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只到了10位，那些曾经风云一时的改革人物，大部分被无情的岁月淘汰“出局”，即便留下来的，也没有第二个像冯根生那样做得有声有色、永葆“青春”的。这说明冯根生的与众不同，是在于与时俱进，不断进步。
和冯根生一样，第一代成功浙商清一色都是由“草根”蜕变而来的：鲁冠球是搞铁匠铺出身的，之后成了中国乡镇企业家的典范；徐文荣小学没毕业就当了农民，可偏偏是他办成了“横店影视城”，彻底改变了这个偏僻落后的小镇；被朱镕基总理亲切称呼为“沈爱宝”的“丝绸女皇”沈爱琴，出道之前仅是杭州郊外的一名女赤脚医生……他（她）们在打造民企“基业长青”的同时，自身也成就了响当当的品牌形象。
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浙商，无论是所谓的第一代还是第一代半、第二代，整体上都具备当今社会发展所强调的现代意识，表现为在创新意识、品牌意识、危机意识和现代契约意识上面走在前面，国际化视野、交流与合作不落人后，企业在实现转型升级、培育核心竞争力及保持可持续发展方面看到了新的更大希望。
有一位知名浙商自我评说，浙江人处世平和，浙江这个地方纠纷少，是最能体现“和谐社会”的。经济学界人士研究浙江商人的特质时，想用一个字来概括上下数百年浙商身上的“DNA”，就是一个“合”字。比如人们说到徽商用一个“诚”字，提起晋商就是“信”字，而最能概括浙商的就是“合”——合作、联合、整合、合力、和合……它似乎比“活”字——灵活、活跃、活力以及“敢”字——敢作敢为、敢闯敢干更能代表浙商身份，揭示浙商长盛不衰的基因。
浙商所表现出来的“和”大致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内和”。改革之初，浙江民营经济之所以能高速增长，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除了靠大胆创新先行一步、不断地有所突破和良好的政策扶持之外，浙江特有的地域文化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浙江人懂得只靠个人的力量很难有所成就，只有发挥集体的作用才能创出自己的未来，于是发动自己周边的亲缘关系来为己所用。早期家族制企业便是浙商在起步阶段这种“内和”的生动写照。
二是“外和”。如果单纯维持“内和”，则绝大多数浙商就会受到家族制模式的限制，既不能让外人进入，也不想与其他企业联合，更不愿被别的企业兼并，这样企业就像襁褓中的婴儿一样幼稚，自己的抱负永远不能伸展。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浙江人意识到继续再抱小圈子只能走向衰亡，于是他们积极寻求自我突破，改变企业治理结构，变单纯家族企业为开放式、股权式现代企业。浙商在接受职业经理人的同时，也逐渐改变“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旧观念，主动与人合作，甚至甘为他人“扶梯”、“输血”。
温州“鞋王”王振滔的企业原来就是家族式的。在奥康，不仅仅企业的各个部门到处是王振滔的亲戚，甚至奥康的皮料、鞋底、包装盒等等的供货商，也都是王家的亲戚。一次，专门负责给奥康供应鞋盒的外甥送来的包装盒，因印刷质量不够标准，被要求坚决退回，却引来了舅舅的坚决反对。通过这件事情，王振滔深刻认识到家族制管理的弊端，于是果断“杯酒释兵权”，将一门亲戚都请出了公司，仅留下有专长的外甥在奥康研发中心。所有给公司提供原料的，也从此不再供货，而是采用对外招标的方式。同时从外面请来了“高人”，按照现代模式来管理企业。从此，奥康集团开始迅猛发展起来。
2008年6月，浙商“重磅人物”邱继宝的飞跃集团出现了严重的资金链危机，一时间“飞跃破产”的流言满天飞。2009年初在政府的帮助下，台州7家企业重组成立“新飞跃”，邱继宝以出让控股权的代价保住了飞跃这块牌子。谈及这场危机，邱继宝坦陈，“也有我自身的原因。我说我这30年，爱自己，恨自己。爱自己艰苦创业，敢想敢干，国际化，把飞跃变成全球工业品最大；恨自己呢，30年没有制度创新，制度创新落后，企业一切我一个人说了算，造成应对金融危机失败。因为我的的原因，出现严重问题”。面对重组从“不愿意”到“我要”，终于使邱继宝和飞跃集团跨越了矛盾与挣扎的2008年，迎来了得以重生的2009年，这就是“和”的力量。
在义乌城这块弹丸之地，如今已拥有各类市场主体十几万户，占金华地区市场主体总量的50%以上。这些经常被人统称为“义乌商人”的经商者，其实近半数非义乌籍。来自浙江省内其他县市的占26%；来自浙江省外的占总量的17%。此外，还有3%的商户来自境外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在义乌经销文具的湖南籍商户柳逸曾说：“其实我们这些‘义乌商人’来自五湖四海，义乌的包容使我们成功创业，而成千上万个像我这样的小商人扎根义乌，也会使市场更繁荣。”也恰是本地义乌人的“和”与“包容”，使得义乌能够迅速超越国内同时起步的湖北汉正街、四川荷花池、河北白沟、吉林五爱等一批知名小商品市场，最终成为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三是“和合”。浙商的和合特点还表现在“大同世界观”上面。浙商之所以敢于积极走出去，是他们自身有能力渗入和融合到外部世界，与各地的资源和人脉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不是有人把温州商人比作当代犹太人吗？犹太商人的精明强干是出了名的，犹太人“拥抱世界”、切入相关利益集团核心的本事亦无人可及。温州商人以及其他浙商数十年来“走四方”的结果，是他们最终融入到了该地方，成为了推动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员。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浙商在很多地方轻易坐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名誉县长的位置。其实做生意就是做人，无论做人做生意，最好的结果就是双赢。双赢实际上也是现代社会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准则。浙江商人深谙其中道理，所以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充分利用这一人性的特点，以便顺利地做成生意。而要娴熟操作人脉关系和双赢结果，在商界及相关场面上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就不能缺少了“和”的心思与“合”的姿态。
而最能体现浙江民企“和合”精神的，当属遍地皆是的浙江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组织。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在外地的浙江商人们，都能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团结、不联合，不在合作中增强自身的博弈力量和技巧，势将难以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挑战。所以抱团组建商会组织，既是商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浙商们一直保持的良好传统。今天可以这样说，不仅各地的商人数量以浙商为最，在世界范围内的浙江民间商会也恐怕是无出其右。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进入新的时代，浙商们闯出了一条曲折但是昂扬向上的辉煌之路。从当初讴歌创业的“四千精神”到提倡创新的“新四千精神”，就无比生动地反映了浙商境遇的变迁以及浙江精神的内涵延伸。随着时代的发展，事物在不断拓展深化，人们则激发出了新的活力。当年的经济“小狗”已经“肌肉”强健，今天的浙商也绝不是当年那些很不起眼的小商小贩了。尽管仍有人将“炒房团”、“富二代”这一类名词与浙商挂钩，但更多的人愿意将其视为富豪榜样以及新儒商的代言人。
新时代对浙商有新的期待，浙商们也的确在静悄悄地改变着——“变”为人文浙商，“化”为品质浙商。
新近看到一则议论说，浙商尤其是温州商人是当今中国最富学习精神的商人群体。也许有人不理解，但事实不能不让人信服。
温州商人特别是第一代企业家中，将近80%出身农民，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是真正意义上的“草根族”。但就是这样一帮缺乏文化的商人，主动学习的精神、持续提高的动力却令人赞叹。
王均瑶，原均瑶集团的创始人，一个来自温州苍南的小农民，一个早年辍学的打工仔，为了实现从草根浙商成长为新浙商的愿望，就不断去超越自己。他不但自己参加长江商学院MBA的学习，还让两个弟弟王钧金、王钧豪都成了MBA的成员。
王振滔年轻时跟堂舅学做木工，与“文化”两字无缘，但就是这样一个“草根”商人，却始终认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取决于企业是否是学习型企业。而他自己一直在坚持学习，在读完北大MBA后，2007年起又参加了中欧国际商学院总裁班的学习，后来又去长江商学院读EMBA。
建有“远东阀门第一库”的上海凯科阀门制造有限公司，早已跻身于全国同行业前三，作为掌门人的王忠芳虽然难得工夫上商学院，却也挤出时间参加中共中央党校首届“民营企业党建培训班”。更让人敬佩的是不管多么忙，他晚上总要抽点时间看看书才会睡觉，这是多年的习惯。他说自己的生活并不浪漫，不爱玩牌也不好高尔夫球，但喜欢和文化人交流，在注重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的同时，也热心支持作家朋友的创作和发展。
南存辉没有因为自己的初中学习经历而停留在那个时代，学习一度成为他的口头禅。南存辉身边的人有时候都会惊讶他的学习劲头，功夫不负有心人，出名后的南存辉成了大忙人，经常受邀到全国各地演讲。南存辉的学习风格影响了许多人，他还把学习型组织这一先进管理理念引入到企业管理之中，相继建立了正泰党政校、正泰学院、正泰青工培训基地、正泰计算机培训中心等各种教育培训机构，同时建立了正泰图书馆、读书俱乐部、青年英语俱乐部、文工团等组织，并有计划、有组织地“请进来”（不定期聘请经济学家、大学教授及各类知名人士前来授课）和“走出去”（参加各类学习培训）。经过10余年的实践，正泰探索出的具有特色的“123456”（即围绕一个目标、实现两个转变、发挥三个机制、强化四大体系、提高五种能力、坚持六个理念）的学习型组织模式终于建成。
今天，忙于学习的温州企业家大有人在，在北大、清华、人大、中欧、长江等国内知名商学院的校友名单里，都有南存辉、王振滔、钱金波、高天乐等温州知名企业家的名字。
据有档案可查的资料显示，温州老板“读研”的历史，可追溯到1997年厦门大学与温州市管理科学研究院推出的“企业管理研究生班”。此后，随着老板们投入学习费用的提高，到温州开设总裁班的高校和培训机构逐年递增。截止到2009年底，已有近20所高校在温州设立过30多个培训点，比如北大、清华、人大、厦大、上海交大，还有境外的香港大学和澳门大学等，各类专业的培训机构在高峰时期不下100家。如今随便问一个温州老板，大概有九成的人会告诉你，他们参加过培训学习，其中40%以上的人有过研读MBA的经历。
2007年10月份，南存辉、王振滔、钱金波、周成建、王均金、虞文品、潘佩聪等22名温州知名企业家共同发出了《争做知识型温商，共创学习型企业》的倡议书：
争做知识型温商，共创学习型企业，需要我们树立先进的学习理念，增强学习力，争做学习的先行者。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用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提高，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温州“三次跨越”中创大业、创新业、创实业的创业者。
争做知识型温商，共创学习型企业，需要我们在学习型企业的创建中营造“讲学习、愿学习、比学习、会学习、促学习”的浓厚氛围。激励企业员工学习现代管理知识、新兴科技知识，提高管理水平和专业技能。整合学习资源，完善学习制度，创新学习方式。建立、健全企业信息平台，倡导高效学习和整体学习，鼓励信息共享与团队合作，促进全员共同学习，一起成长，努力提升企业员工的学习力和创造力。
争做知识型温商，共创学习型企业，需要我们在企业精神的塑造中融入“学习、快乐、创新、反思、共享、高效”的学习型组织文化特征。建设员工发展与企业发展相一致的企业文化，塑造现代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培养团队精神，树立共同愿景。建成与企业创新发展相适应的创新体系，推进企业的模式、制度、科技、管理创新，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推动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为了温州“三次跨越”，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让我们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勤学习，善创新，真正做到先人一拍，快人一步，高人一筹，创造辉煌业绩。
全市的企业家们，恒心搭起通天路，勇气冲开智慧门。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积极投身到学习型企业的创建中去，一个充满无限知识和智慧的春天，一定会属于我们的。
学习是企业家不断进步的唯一途径。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企业家之间的竞争是综合知识的竞争，因此，企业家必须使自己成为终身学习者，善于学习，不断实现自我突破。这方面最成功的当数企业家中的“常青树”鲁冠球。
在中国的改革舞台上，有些人昙花一现，有些人折戟沉沙，而万向集团的灵魂人物鲁冠球，一次又一次引领万向不断迈向新目标，始终追逐着时代的潮流，保持着一种旺盛的改革热情，创造了常青树的奇迹。这种旺盛的创业精神，来源于鲁冠球对自己清醒的认识和把握，来源于他孜孜不倦的学习和追求。
被列为“福布斯”富豪的鲁冠球，至今从未进过舞厅，没打过保龄球，极少外出应酬。他把时间挤出来都用到学习上去，从晚上7时到12时看书看报，看电视新闻，就是外出开会也要基本做到。他有一句名言：“坚持善于学习！坚持勤于学习！坚持乐于学习！”
鲁冠球为什么那么注重学习，注重提高自己的素质？因为他认为，没有学识就只能生产农机产品，只能停留在发展国内低层次的消费品上。他深深懂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意欲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赢得科技的竞争才会赢得市场的竞争。他更加懂得没有学习就没有进步，没有进步就只能被时代淘汰这个道理。努力学习、勤于思考的结果，还使得这个初中便辍学在家的鲁冠球在十多年后被人称为了“农民理论家”，他在理论上已达到相当的水平，获得了高级经济师和政工师的职称，被香港理工大学授予了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所撰写的大量理论文章，在《求是》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大刊大报上发表，其中8篇在全国大型学术评比中获奖。1994年，鲁冠球在出席“全国十大杰出职工”颁奖仪式时，中央领导尉健行曾向李瑞环介绍说：“鲁冠球十年前我在中组部时，他就是全国优秀党员了，现在又是全国十大杰出职工，他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企业家。”李鹏总理在接见鲁冠球时，也曾勉励他说：“鲁冠球，你要好好干，争当世界冠军。”
鲁冠球的成功经历，也再一次证明了江泽民同志说过的一段话：一个人读的书多了，精神境界就会随之提高，视野就会随之开阔，就能干出一番新的事业来！
浙商的成长，浙商素质的提高，浙商要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就不能忽略了学习这一重要环节，这也是成就人文浙商、品牌浙商，促使浙商向现代企业家整体推进的至为有效的途径。
不过也要看到，浙江仍有不少民营企业主在积累了三五百万元资产后，就认为原始积累完成了，不思进取了，其实是很不正确的。中国有句老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个“竹”就是代表文化、代表知识、代表伦理道德。浙商在完成实物资产的积累以后，必须继续先人一步努力积累伦理的、无形的、自主的知识产权，创建不同于他人的品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