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本土
说起外滩，人们首先会想到上海外滩，鲜有人了解宁波老外滩竟然比上海外滩还早20年，它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几个具有百年历史的外滩之一。从后来的文物普查情况来看，宁波外滩的54处文物建筑中至少有31处与宁波商帮有关，也就是说，宁波港畔的老外滩实为宁波近代商帮的起航地。
宁波濒临东海，位居南北洋之间，很早就是中国东南地区的物流中心，自唐宋以来的宁波码头自然是中国最繁华的港口之一。早在开埠之前，南来北往的船只，就是选择宁波码头为停泊港，他们运载的南北物产与宁波土特产交换，这样也就导致了船商创设南号和北号，自行置船装运，渐渐形成了走南闯北的宁波沙船贩运业。
1855年，宁波庆安会馆的“南北帮”船商们，为了保卫商船航运安全，打击沿海掠夺的海盗，以定价7万两银子，集资购买了大型动力轮船“宝顺号”。“宝顺号”是由民营资本购置的万吨轮，开创的不仅是宁波之最，亦是中国之最。此船名震海内外，还曾引起当时的李鸿章等洋务大臣的特别关注。大约在1886年，上海商人仿效宁波，也引进了一条轮船。而宝顺轮驶入江北岸的轮船码头，标志着古老而传统的木帆船时代宣告结束。
就在国人还在关注宝顺轮时，英国、美国、丹麦、泰国、俄国、挪威、瑞典、荷兰、比利时、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等14个国家的商人筹划着与中国宁波的贸易。1862年，美商旗昌洋行为了开通定班货轮，开始在江北岸建造趸船式浮码头；12年后，招商局又在江北岸建造了3000吨级的栈桥式铁木结构趸船码头，差不多同年，丹麦的宝隆洋行修建了华顺码头。之后的20余年，一直到20世纪初，江北岸的外滩先后建造了江天码头、北京码头、永川码头、利涉码头、承川码头和新宁波码头等十多座码头……
无论是活跃的宁波船帮还是新涌入的外国势力，都自然而然地搅动起了宁波当地的商机，在市区逐渐形成了外马路商务圈、中马路服务圈、后马路生活圈。商务圈内有报关行、银行、洋行、保险公司等，服务圈内设了邮政局、饭店酒楼、照相馆、娱乐场、百货店，生活圈则是小菜场、南货店、咸货店活跃之处。
民国三年五月，宁波市首家银行——中国银行宁波支行在外马路挂牌。18年以后，在宁波五区挂牌了11家银行，其中中央银行办事处、中国通商银行宁波分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宁波分行和浙江地方银行宁波分行等5家都设在江北岸的外马路。民国二十三年，在宁波的42家保险业经理处中有18家设在江北岸，其中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等公司办事机构要么在外马路设银行，要么就委托银行代理。
商务圈的外马路最多的是银行，其次是保险。然而，随着中外船只在外滩的中转，民国时期的诸多商人瞄准了外马路这一黄金江岸，纷纷开张各自擅长经营的商铺，从而打破了清末时期江北岸三圈的商铺格局，仅外马路上的商号已有各行各业了。根据20世纪40年代工商名录统计，由南而北的商家店铺为华万昌烟卷店、陈仁记山货、明星照相馆、光大运输行、象山县各业联合采办庄、元顺运输行、蔡云记菜馆、味味斋包子店、善祺菜馆、荣德兴大饼油条、天宝轮船公司、大兴运输行、天胜照相店、海运公司、大同旅馆、东亚旅馆、衡通旅社、方氏南货店、和兴饭店、宁绍轮船公司、交通公司、泰康机器社等。
令人不解的是相隔不远的同一条路上，开设了两家照相馆。原来是明星照相馆开得早，天胜照相馆的老板裘珠如曾是明星照相馆的顾客。一次，这位公子哥因不满意明星照相馆冲印的质量而与店家发生口角，一气之下就租赁明星照相馆隔壁天主教堂的房子开设一家天胜照相店材料行，兼营照相业务。裘珠如又名裘珊，是著名的裘天宝银楼老板的儿子，家住江北岸桃渡路，民间称做裘珊洋房，1937年11月被日机炸毁。但裘珊经营的天胜照相馆却因善经营、重质量，越开越火红，不久在慈城开设分店，还分别在公园路、绿宝店对面开设珊珊、大同照相店。
1927年，位于一横街的元大亨百货店成为德士古煤油公司的宁波独家专营商，曾一时买洋油送洋灯（也称美孚）打开宁波市场。可好景不长，7年后，该店因经营不善倒闭，失去了该公司各类石油产品的专营权。同时，美商海宁洋行通过位于二横街的新奇居香糖果店批发、零售洋糖，但由于甜度和价格无法与福建糖行竞争而宣告失败，然新奇居香糖果店却载入史册。此外，江北岸还有两家颜料洋行，其中美益洋行雇用了一个叫董顺来的中国人看管仓库，“二战”爆发后，德国老板撤离，把库存的颜料给了董顺来，说是奖励他的尽心尽职。这一送，让董顺来有了转换角色的契机。后来他在中马路开了一家董顺记颜料行，又兼营洋纸等商品，一举成功。
像董氏一样，一百多年前的店铺商家也许早已关门的关门，转行的转行，但发生在江北岸的趣闻却仿佛是昨天的事，还有一些店铺的招牌仍是那么令人记忆犹新，如一横街上的玉清池（浴室）和崔德兴蓑衣店，中马路上的听月楼饭店和真老异香酥饼店，还有二横街上的花想容理发店，不能不说取名者的睿智及风趣。而有了这些店铺的招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如下的记载：“本埠江北外滩一带，商店栉比，轮埠林立，为全市最繁盛之区。”
当然，宁波外滩的作用还不仅仅是为宁波城展现了商机和商业文明，以此为起点，许许多多的宁波商人从事宁波至上海等地的运输，特别是从事当时颇有风险的对外经济活动，从而大大促进了宁波商帮的近代化进程。很快，随着上海这一全国航运中心的形成，宁波帮便以宁波为基地，经商足迹遍及长江流域和天津等商埠，最终在上海和香港得以成熟。
在近代的浙商体系中，除了宁波帮“一股独大”外，还有其他不容忽视的力量，比如湖商，也就是来自浙江北部的湖州商人。
和宁波一样，湖州的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它东邻上海，南接杭州，西依天目山，北濒太湖，与无锡、苏州隔湖相望，是环太湖地区唯一因湖而得名的城市。
明清时期以至近代，湖州一带大量市民“皆趋而贸易，咸谓容易发财”，于是行商四出，到邻郡、外省去做生意，座贾则活跃在本地市场上，于是便有了“湖州商人”、“湖州丝商”、“湖州客人”、“湖州商帮”、“湖州帮”、“南浔帮”或“浔商”等称谓。
湖商是区域性很强的一支商人群体，与晋商、徽商、宁波帮等明显不同的是，它是从湖州这块沃土上孕育、脱胎并自然生长出来的，其商业活动十分集中，不像前者门前乏于活路才将生意做到外头去。因其自古“土产之多莫过于我郡，衣者有丝、绵、绸、绫、纱、布以及包头巾、手帕等；杂用者有笔、镜、羽扇、竹器；食者有茶、笋、鱼、菱。其丝之行，于两广外洋及江宁、苏、浙三织造，岁不下数百万……至于茶、笋、鱼、菱诸商辐辏，岁亦不下百万”。所以本地商路繁多、生意广博，外来行商纷纷前来汇集，本地坐商则应接不暇。这样，湖商在广义上就包含了居家坐商和旅外行商两个阵营，而且自古都以坐商为主，湖州坐商无论在从业人数与从业规模上都远远超过旅外的行商。即使旅外的行商，其商业行为多半也是由内向外销货，就是说所经营的商货以湖州地产物品为主，比如湖丝、湖州丝绸、湖笔、雕版印书以及其他土特产品等。
在以上经营中，丝绸行业又是湖商尤其是南浔商人的主体。
隶属于湖州市、被誉为江南水乡六大古镇之一的南浔，老区面积仅有1.2平方公里，其中一条市河穿镇而过，显示了它的灵气。早在南宋时期，南浔就已是“耕桑之富、甲于浙右”的江浙雄镇。在明代已初露头角的南浔辑里丝，到了清代，因质优而名甲天下。丝绸成为南浔最主要的生产事业和人民的衣食之源，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近现代史上，南浔更是在全国生丝出口贸易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1915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辑里丝与茅台酒同获金奖。镇上出了大大小小数百家丝商，俗称“四象八牛七十二金黄狗”，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有记载说，小小的南浔镇上，丝商们所拥有的财产总额高达五六千万两白银，而在19世纪90年代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才7000万两左右，一个小镇真乃富可敌国！
近代浔商——南浔商人兼具中国新旧商帮的特色，十分重视市场营销。一方面，他们主动走出故土，利用参加国内外商品博览会、交易会的机会向外商散发中英文对照的精美传单，宣传湖丝的悠久历史，介绍湖丝的一流品质；另一方面，他们还采用邀请外商到家乡参观考察，并在报纸上发表新闻报道的方式来扩大湖丝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知名度。例如，1923年浔商就邀请共计20余人的美国丝商代表团去湖州和南浔考察湖丝生产，并在著名的《申报》上发表长篇通讯，详细报道美国丝商代表团的考察行程。
湖商在近代的盛况一直延续到民国前期，抗日战争爆发后趋于走下坡路。除了跑单帮者骤增——仅吴兴一县就有2000人左右，湖商已走向衰落，据1930年7月16日《湖州新报》称：“吴兴的商业……诚说一年不如一年”。以后湖商作为一个商帮就再也无人提起了。
真正要说浙商大规模在本土的兴盛，还是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多年，是近现代浙商发展最佳的时期。如果说近代浙商仅仅是甬商、湖商那么区区几道菜的话，当代浙商就称得上是一桌菜了，温州商人、台州商人、义乌商人、绍兴商人、宁波商人及杭州商人先后“冒尖”，此起彼伏，目不暇接。“遍地英雄下夕烟”，新一代优秀企业家以崭新的面貌崛起于古越大地。
我们没必要对本土或者外地浙商作硬性的区分，实际上，今天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优秀浙商，大部分还是先在家乡创业，然后再往外发展的。一直扎根本土，在老家创业、创造直至成功的浙商恐怕占了多数。这些浙商之所以不思远游，而是选择“深耕”本地，原因有很多，主要的一点是与浙江当地较为发达的块状经济和产业集群有关。
浙江省是全国专业市场和集群产业最为庞大、集中的地区，早在2005年，全省拥有的大大小小专业市场即达4000多个，成交额连续多年稳居全国之首。与此相应的是浙江产业集群涵盖面非常之广，渗透到绝大部分工业领域，在30个统计大类的制造业中，除烟草制品业外，均程度不同地存在集群现象。2007年产业集群经济总量规模居前八位的产业依次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这8大产业的总体规模占产业集群经济总量规模的70%。总的看来，产业集群的主体依然是传统产业，最主要部分是轻纺和机械。
目前，浙江的许多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著名的专业生产基地。其中，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集群，产量、市场占有率、出口创汇均居全国第一，2007年，柳市拥有电器集团公司30多家，年产值500万元以上企业356家，注册商标3661枚，规模以上电器企业年产值299.21亿元；诸暨大唐的袜业集群，2007年，生产各类袜子130多亿双，产量占全国的65%、全球的30%以上，完成工业产值330亿元；嵊州的领带集群，2007年，嵊州领带企业1100多家，生产领带3亿多条，产值100亿元，产量占全国的80%、全球的33%；海宁的皮革集群，2007年总产值177亿元等。据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对全国近千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百佳”评选，其中浙江以36个产业集群入选而独占鳌头，占得“百佳”的近四成份额。温州“中国鞋都”和“中国电器之都”、诸暨“中国袜都”、富阳“中国制笔之都”、台州“中国汽摩配之都”等“国”字号称誉也应运而生。
正是因为这些传统产业进入门槛相对较低，资源优势又相当集中，随着龙头企业的不断增加，企业的“领头羊”也即企业家脱颖而出，往往容易形成行业性企业家群体。例如温州的低压电器行业，培育出了南存辉、胡成中、郑元豹、高天乐等知名企业家，王振滔、钱金波、周成建、吴志泽、金林兴、彭星、陈迷丽等出自于温州鞋业和服饰行业。浙江本地培养出来的父子企业家也不在少数，有杭州的徐传化、徐冠巨父子，宁波的苏增福、苏显泽父子和茅理翔、茅忠群父子，义乌的楼忠福、楼明父子和徐文荣、徐永安父子，温州的潘挺宇、潘佩聪父女和金林兴、金哲夫父子等等。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企业转型发展的需要，浙江本土企业家早已逐步打破了区域划分，向着更广阔的地方延伸发展，子公司向外分布，甚至总部迁移的情况十分常见。相反地，在外打拼多年的成功人士回乡发展的也毫不稀奇。早在2004年习近平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曾主导制订促进本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八八战略”，尤其强调“不断增强环境吸引力，提高要素集聚能力，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软硬环境”，并积极推进以“五大百亿”工程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建设，这些“筑巢引凤”的强力手段，势将吸引更多的浙江企业家踏上回归之路。
雄踞沪上
如果说浙江是红色根据地，那么上海就是前线指挥部。一百多年来，上海成了浙江商人外出发展的桥头堡，浙沪两地的这种“近亲”关系，至今还连着筋骨。
近代浙商的始作俑者——宁波商帮的主要活动地域在上海，《四明公所长生会章程碑》上清楚地写道：“沪地为宁商辏集之区”。宁波比邻上海，清末民初时期，前来上海经商的宁波人就不下数十万。尤其是太平军进驻宁波和辛亥革命前后，宁波大批豪门望族和殷实商家，纷纷避居上海外国租界，使旅沪甬商数量大增。到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宁波人已增至100多万人，占到全市人口的1/5。据1936年编印的《上海工商人名录》记述，上海工商界1836人中，宁波籍商人有453人，占1/4。即使是在经济萧条的1941年，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工商企业仍达2230家。宁波帮几乎活跃于传统和新式商业的所有行业之中，他们利用上海这一“世纪桥梁”的特殊作用，在发展和壮大自身的同时，也有力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进程。
宁波商帮对上海商界的影响还在于长期操纵上海总商会。
上海总商会是一个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而20世纪前半期的上海总商会基本上就是由宁波籍商人组成和主持。1902年，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慈溪人严信厚受两江总督委托，在上海筹划组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又将公所改组为上海华商商务总会，严信厚担任总董，定海人朱葆三任该会协理，镇海人李云书后来又任该会第三任总理，这是上海总商会的前身。1912年6月，该会更名为上海总商会，第一任总理是慈溪人周晋镳，两年后又获连任。1915年朱葆三接任总理至1920年6月。1924年，上海总商会改选，镇海人虞洽卿担任会长。1926年，虞的镇海老乡傅筱庵因得到军阀孙传芳的支持，被推举为会长，虞洽卿则另组上海商界联合会。此后，宁波帮商人一直在上海商界占据重要地位。一些宁波帮巨商成了上海炙手可热、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清末民初的上海工商界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上海道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上海还有两条马路——朱葆三路和虞洽卿路，就是以宁波帮巨商名字命名的。以华商的名字命名城市道路，在上海乃属破例之举。
近代浙商中，能在上海占据一席之地的，除了宁波商帮就是南浔商人。
由于南浔位于辑里湖丝的主要产地，又地邻上海和苏、皖，交通便利，成为湖丝的集散中心。鸦片战争前，湖丝需先运至广州，通过公行经销出口，获利虽厚，但风险也大。上海开埠后，湖丝就改由上海洋行办理出口，输出量于是逐年攀升。
在南浔大丝商“四象、八牛、七十二狗”中，他们的发迹或发展多数与上海相关联。“四象”之首刘镛，经营蚕丝生意和经销淮盐，赚了不下2000万两白银，发迹后在上海投资大达轮埠，经营房地产。居“四象”第二位的张颂贤，据传他的财富仅次于刘家，鸦片战争后，从事丝业，全力经营辑里丝出口业务，并在南浔、上海开设了“张恒和丝行”不几年就发家致富。顾福昌也是南浔“四象”之一，国学生，因排行第六，创业后，被称为顾六公公。顾福昌早年的家境也属清贫，弃学从商，起初摆个布摊子，后来到南浔邻镇江苏震泽开小布店为生，兼营蚕丝后发家，与洋人往来后，成为上海早期的丝通事，开设顾丰盛丝号。顾福昌经营蚕丝致富后，又经营了当时上海滩上唯一的外洋轮船码头——金利源码头，并成了怡和洋行买办和怡和打包公司经理，还大做房地产生意。“八牛”之一邱其梁，开丝行起家，后来投资钱庄，在上海经营房地产和交易所。邱家后来在上海开办新世界饭店和新世界游乐场，中隔南京路，修一条地下隧道相通，居然敢跟青红帮大亨黄金荣经营的大世界游乐场打擂台。
从19世纪60年代起，外国商人在上海办起了机器缫丝工厂，为与洋商抗衡，华商合力在上海创办现代缫丝厂。到1893年，上海上规模的华商缫丝厂已经达到7家，都是浙江商人开办的，其中湖州商人占了5家，实力与外商丝厂相比并不逊色。
时间过了半个多世纪，近代宁波帮在沪上“一枝独秀”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尽管这一幕难再重现，但当代浙商仍不言落后，努力上演一出新的《战上海》。
1986年3月5日，经上海市民政局注册登记批准，上海市浙江商会正式成立，这家接受上海市合作交流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指导的社团组织，是浙江省驻沪企业总部及浙江商人之“家”，设有房地产分会、文化餐饮娱乐分会、女企业家联谊会等直属分会，共有5000家会员企业，直属会员近千家。会员企业遍布工业、商业贸易、建筑建材、房地产、餐饮娱乐、医疗保健、金融投资、文化教育事业等多个行业和领域，其中有为数可观的海内外上市公司和上百家行业龙头企业。
这些会员企业和“业主”的实力如何，看看该会的会长、执行副会长名单便知：
上海市浙江商会会长单位是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中国最大的大型综合民营企业集团，核心业务包括钢铁、房地产、医药、零售、金融服务及战略投资，已连续数年位列中国民营企业纳税第一。2007年7月16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整体成功上市。董事长是金华人郭广昌，他还担任了“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全国工商联常委”、“十届全国青联常委”、“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八届、九届上海市青联副主席”等社会职务，是红极一时的中国民企代表人物。
执行副会长和副会长中有均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钧金、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天桥、分众传媒（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江南春、吴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敏、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董事长沈南鹏、万丰奥特控股集团董事长陈爱莲、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成建、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凯文、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晓光、上海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胡成国、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南存飞、天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天乐、上海华东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郑荣德、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楼永良、红蜻蜓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钱金波、上海凯科阀门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忠芳、人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元豹、上海人民企业集团董事长金福音……这简直就是一份全国知名企业家大名单了。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从浙江陆续陆续来到上海经商的人员不下50万，据了解，目前在沪个体私营企业40余万家中，浙商占到1/6左右，其中在上海注册的浙江民营企业约2.7万家，个体私营3万余家，总注册资金逾千亿元人民币，实际运作资本逾万亿元人民币。
据悉，上海浙江商会成立时，美国、英国、德国、以色列、新加坡、瑞典、南非、匈牙利、菲律宾、保加利亚等国驻沪总领事馆纷纷发来贺信，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贺信评论说，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领区内，浙江省展示了其通过私营企业进行经济现代化的最先进方式，市场经济将会导致可与世界标准相媲美的最有效发展，浙江私营企业正逐步致力于国内及国际知名品牌的建设。比邻上海，浙江私营经济的活力在申城也产生了效应，上海市浙江商会正是这一影响的标志。随着影响力、凝聚力的提高，申请加入商会的企业越来越多，就连花旗银行、渣打银行、摩根斯坦利等外资银行也主动来联系要求入会。该会曾多次组织会员企业前往美国、法国、加拿大、比利时、意大利、新加坡、以色列等多个国家考察，均得到了很好的礼遇。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举办招商会，还曾主动与上海浙江商会联系，要求组织会员企业前去参会投资。以色列、新加坡等国也表示，只要是上海浙江商会出具证明的企业，他们都予以认可。
有记者曾采访美国商会、法国工商会，也比较过江苏、上海、江西、广西等多个省市的工商联及五金、纺织、房地产等行业商会，在他看来，上海浙江商会在体制和运作机制等方面的做法更接近于国外商会，同时在引导会员企业健康发展和特色服务方面又保留了许多中国特色。浙籍著名作家余秋雨曾评价说，“上海浙江商会二十年来的最大贡献是早早地发现了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各自奋斗的孤立性和分散性，因而创建了一个让他们会聚的平台，以便信息互通，经验互馈、精神互温。这实际上就是在探索新时代的商业文明”。
假以时日，同样具备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的新一代上海浙商，当不会输于他们的前辈——当年叱咤上海滩的宁波商帮。
饮誉京津
浙江距离北京、天津虽然路途遥远，但浙江人一直关注着这一地区，前往经商贸易者络绎不绝。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上说，近代北京的工商业，多半掌握在地方行帮商人手里。经营银号业、成衣业、药材业的，“都是清一色的浙东人”。
誉满京城的同仁堂药铺，就是宁波慈溪人乐梧冈于康熙时期创办的，到了乾隆年间，同仁堂一度衰落。1843年，乐家第十代孙乐平泉意欲重振祖业，想方设法与官府接近，上至王侯亲贵、内阁军机及各部院，下至顺天府及满官，无不往来密切。为了便于出入官府，1954年他还捐了个四品官，1878年又捐了个二品，相当于督府大员。每逢会试之期，同仁堂便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赠送平安药，花费不多，效果甚好，于是同仁堂的名声远播全国。当时，北京城每年照例要清理一次城沟，乐平泉便在四面城门开沟的地方悬挂“沟灯”。夜色中，印有同仁堂红字的沟灯特别耀眼，既便利行人，又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乐平泉还热心消防公益事业，于1867年设立了同仁堂普善水会。1888年12月15日这天，皇宫珍度门失火，多赖普善水会奋力扑救，同仁堂借此名扬京都。慈禧太后经常饮服同仁堂制作的药酒，总管大太监李莲英曾奉慈禧懿旨，令内廷越过御膳房，直接向同仁堂订购如意长生酒，足见慈禧对同仁堂和乐平泉的信赖。
宁波商帮在北京建有银号会馆，巨商严信厚开设的源丰润票号和王铭槐开设的胜豫银号，都在北京设有分号。浙江人经营的恒兴、恒利、恒和、恒源这“四恒”号钱庄，信誉最好，流通亦广，是“京师货厘之总汇也”。鸦片战争后，北京成衣业商人的势力也进一步壮大。1890年，朱新年、冯桂心、裘熙政、陈国玺等73人发起重修浙慈会馆，使这座成衣商人会馆焕然一新。
与政治中心北京相比，近代天津则是北方的经济中心，沿海各省南北土产物资的主要集散地，理所当然也是浙商在北方的大本营。天津于1860年开埠以后，浙江商人闻风而动，捷足先登，来到天津从事各种商贸活动。在对外贸易中，“以掮客为业者，通常都是宁波人”。他们在洋行和华商之间牵线搭桥，经销进口洋货，并组织土货出口。当时宁波帮的头面人物如严信厚、叶澄衷、严蕉铭、王铭槐、叶星海等，也都活跃于其中。
1878年，王铭槐来到天津，初任老顺记五金号天津分号副理，后又任德商泰来洋行、华俄道胜银行、德商李和洋行买办，并在估衣街开设胜豫银号。同时涉足军火生意，获利数百万元。王铭槐颇讲乡谊，对宁波商帮在天津的活动多有助益，凡是宁波同乡到天津谋生的，他都热心引荐。懂得外语的，竭力推荐到天津各大洋行充任买办；想经商的则设法资助资本，从而使宁波帮在天津的势力得到很大发展。镇海人严蕉铭1882年到天津经商，历任顺全隆、禅臣、绵华、立兴等洋行买办，是天津商界颇具声望的买办之一。镇海人叶星海1887年与德商吉伯利同来天津，创办兴隆洋行。宁波人李正卿先是在兴隆洋行，后又相继在比商良济洋行、美商美丰洋行任买办，还开设美丰新栈，经营棉花、皮毛出口业务，还曾与黎元洪、哈汉章合资创办新农油醇公司。
光绪年间，严信厚、严蕉铭、王铭槐等，发起将北门里户部街浙江乡贤祠扩充为浙江会馆。这个会馆虽为浙江同乡会馆，但成员多数是宁波商人，会务领导权始终由宁波商帮掌握，成为宁波商帮在天津联络同乡的重要场所。此后，天津的浙商尤其是宁波商帮声势日益壮大，商业中心劝业场一带有不少名店，都是甬商经营的，天津的进出口贸易、西服业、南北货运业、银行保险业、绸缎呢绒业、钟表眼镜业、金银首饰业、木器家具业等行业中，甬商都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当时，天津商界两个势力最大的帮口，就是宁波商帮和广东商帮。
今天的浙江商人在京、津两地的情形如何呢？有这样两组数字可以说明：直至目前，浙江在京人数超过50万人，创办企业10万多家，涉足几乎所有允许民营企业经营的行业。在津浙商有20万人左右，累计投资额愈800亿元，创利税50亿元，解决50万人就业。
北京浙商既具有草根特性，又带有皇城根特点。前面讲的是当初浙江商人带着“三把刀”——剪刀、剃刀、刨刀进京创业，后来涉足服装行业，形成在北京有名的“浙江村”。后者是指浙商在自己努力和政府引导、支持下融入当地，进入主流。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年顽强生长的“浙江村”和北京浙商在艰难中完成了痛苦的蜕变。从2003年起，由北京丰台区政府主办的大红门服装文化节成为京城一年一度的盛事。丰台区还将大红门服装商贸区作为本区的四大经济板块之一，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2007年10月，丰台区又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丰台支行签订协议，将为大红门地区中小企业提供定向贷款支持，以解决外地商户在京融资难问题。
多数浙商善于运用和发挥自己的传统优势，将传统制造业、商贸业和市场建设经营有力结合起来，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经营规模。例如浙商夏义苏在京创办北京威涛投资有限公司，其总部占地面积达到19320平方米，建筑面积7500多平方米，下辖北京威涛龙服饰有限公司、北京正天兴毛皮新市场、北京木樨园连发窗帘市场、北京洋桥窗帘家居市场、北京世纪威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北京东罗园工业园区、豫泰商厦、北京和义五金机电城等13家公司。其中，北京威涛龙服饰有限公司坐落于大兴旧宫开发区，主要设计、生产、销售裘皮、皮毛、皮装、高级时装等精品服饰。年产销15万件套，外销20万件套，并出口国际市场。其品牌“意特利”曾被中国皮革协会认定为真皮标志产品，被中国技术监督局评为中国优质名牌产品，获得“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推荐产品”和“质量信得过”产品称号。
北京浙商还善于把浙商优势和北京优势很好地结合并创造性地运用，使其得到最大的效益。沈国军的银泰中心、许为平的总部基地、祝伟民的世纪风采文化公司等，都是在首都设下大本营，再将业务辐射到全国各地。相反地，总部在老家浙江的企业，也多会瞄准机会在京延伸业务、扩展品牌度。
沈爱琴治下的万事利集团公司，就在北京设万事利礼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大打奥运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礼仪小姐服装共分“青花瓷”、“宝蓝”、“国槐绿”、“玉脂白”、“粉色”五个系列，每一系列分别按照嘉宾引导员、运动员引导员和托盘员的不同职能又设计了三个不同款式，共15款。亮相的15款礼服中，“青花瓷”系列被认为极富中国情调，蓝白相映的旗袍式长裙，宛若会行走的中国古典瓷器。而这蕴涵中国文化传统的服饰即由万事利全权设计制作。另外，万事利集团除了设计制作以上礼仪小姐服饰外，还承担了奥运奖牌挂带的制作，并且为奥组委提供了所有奥运礼服的丝绸面料。
临近北京的天津浙商，像他们的前辈宁波商帮一样具有较强的实力和较高的档次。随着天津的大发展和滨海新区开发，大批浙商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全国知名的企业，如复地集团、华门集团、奥克斯集团、阳光集团、伟星集团、中天集团等，纷纷在天津投资，并以浙商投资的大型商贸项目为平台，采用以商招商的方式，成功引进了世界五百强企业，包括凯宾斯基集团、瑞典宜家家居、印尼力宝集团、美国俄本集团等前来投资合作，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势头。
在天津颇有名气的天津现代集团有限公司，是浙商马成喜投资创办的。该集团下属19家子公司，是以商业地产开发为主线，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管理、化学建材制造、物流与国际贸易三大板块于一体的大型集团化民营企业，2006年进入全国民企500强行列，同时被评为全国服务业500强。集团开发建设与经营管理的两大项目——“天津现代城”和“天津凤凰商贸广场”曾是天津市重点工程项目。现代城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充分发挥法国电灯房、赤峰道督军一条街、中心公园共同形成的独特历史意义，将地域文化特色与现代商业理念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社会综合价值和商圈的独特魅力，吸引了印尼力宝集团、伊势丹、凯宾斯基酒店集团等国际知名企业的青睐。该集团的另一个项目，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的天津凤凰商贸广场，则将商业与文化、旅游结合在一起，改变传统的商业经营模式，实现了以旅游繁荣商业，以商业带动佛教圣地的旅游观光。同时还着力打造体验式的理想购物空间，以休闲购物模式来引领现代生活时尚。
浙籍企业家在天津经济建设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充分肯定和表彰。其中现代集团董事长马成喜荣获天津市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和泰集团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连良桂、应大皮革时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应泽从、陶陶鞋业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加、登发大世界有限公司总经理庞利平等多次荣膺天津市十佳青年民营企业家称号；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芝泉荣获全国科技重大成就奖。不少企业家还当选为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挺进汉渝
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武汉，是近代浙江商人主要的活动区域之一。借助武汉良好的区位优势，精明干练的浙江商人活跃在湖北近代工商业的各个领域。
活跃的客籍商人始终是推动武汉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其中“尤以宁（波）绍（兴）商人为最”。他们输入棉布、棉纱、绸缎、海产等物；输出米、棉、苎麻、黄豆、杂粮、桐油、牛油等等，清末民初时，营业额每年达到50万两以上的商号不下六七十家，合计约在3000万两到3500万两。汉口的水产、水电、航运、洋油、火柴、五金、银楼、钱庄、银行等业，以及商埠的洋行买办，大多数为浙江宁绍帮所垄断。
汉口英商太古轮船公司附属的太古车糖公司，每年在汉口销售的车糖约有10万吨，资本雄厚的宁波帮海味商号，往往兼营糖业，是他们的主要销售对象。宁波商人在宣统年间创办的浙江老宝华银楼，最初设在汉口集稼嘴，后来迁到了四宫殿，新址为三层洋楼式店屋，甚是气派。该店主要经营金银加工，尤以条锭、叶金最为著名，也精制时尚金银首饰和各种勋章，还独家经销宁波费春茂各种金箔，以及收购各种荒金。长江的夹板船航运业也都有宁波帮商人经营，通过这些夹板船运进运出的货品巨大。其中杂粮业中，有一种汉帮志成堂的组织，这种“汉帮”并非汉口籍商人组成的帮口，而是专做汉口及长江上游来货生意的一种行会组织，主持者多为宁波商人，如元丰号、永昌元号、恒兴仁号、成泰义号等，他们在上海四马路惠福里还组织了杂粮茶会。
汉口商界的头面人物中有不少是宁波帮商人，“汉口头号商人”镇海人宋炜臣当选为汉口商务总会议董。像他这样的有影响人物在汉口还有很多，汉口商务总会中的头面人物就有：任职于中国交通银行的商务总会首届总理卢鸿沧，任职于汉口太记洋油行的总会协理汪炳生，任职于汉口太和杂粮行的副会长郑似松，汉口华昌洋行经理蔡永基、蔡瑞卿，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盛竹书，汉口顺记洋油号经理史晋生，汉口顺记五金号经理沈宾笙，汉口美最时洋行华经理王柏年，以及慈溪人秦楔卿、赵典之、郑夑卿等，都先后担任汉口商务总会议董或会董，不少人连任数届。
武汉之外，湖北其他重要商埠也都活跃着浙江商人的身影。在人称“小汉口”的沙市，浙江商人势力很大，在三民路设有孤庞会馆，浙江帮中主要是宁波籍商人。沙市的“老宝成”、“老天宝”、“老同震”、“老丹凤”等知名银楼、银号都是浙商所开。太古、怡和、安利英、日清等洋行在沙市的买办，也都是浙江人。由浙江人担任代理商的“慎大”、“生记”、“明德”等煤油号，包揽了沙市周边各县所需煤油的大部分批发业务。1936年，“慎大”经理许惟三拥有现洋10多万元，他用这笔钱开设联大、生昌内庄，经营棉花、棉纱、杂粮、匹头等，并做黄金生意。他还开设大昌肥皂厂、松大烟公司，经销三七牌、三五牌香烟。更早的时期，在上海的宁波帮大佬虞洽卿旗下的三北轮船公司，有三北、鸿源、鸿亨、鸿利、鸿真五艘船定期往来沙市，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浙江商人在该地的贸易。
经汉口上溯至长江上游的重庆，历来为西南水陆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早在乾隆时期，旅居重庆的宁波、杭州、湖州、绍兴四府人士，就在重庆江北永定门外创立了四府敦义庄，以扶助同乡。民国时期，来重庆经商的浙江人逐渐增多，1920年，穆赓照、夏渔笙、刘善卿等人创设四明旅渝同乡会，10年以后，该会会员达到了1053人。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陪都”重庆作为大后方，引得沿海各地企业纷纷迁往，一时间在渝经商者倍增，浙江商人在重庆的投资也达到了高潮。1937年11月，余名钰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大鑫钢铁厂，辗转经武汉迁至重庆，与民生公司合组渝鑫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先后设立机修、翻砂、机器、木工、炼钢、煅钢等分厂，成为后方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1938年至1939年，为支持前方抗战，渝鑫钢铁公司全力以制造军火为主，大量生产山炮、炸弹和手榴弹。此后，转向生产民营产品，生产各种钢材和各式车床、机械等。到1940年，该厂资本达到200万元，1943年增资为1000万元。抗战期间，渝鑫公司共产钢6057吨，铁5886吨。1942年7月余名钰等人又筹资400万元，在重庆创办了中国金属制片厂。
鼎鼎大名的华生电器制造厂，为定海人杨济川、叶友才创办，抗战爆发初期辗转迁到重庆，承制兵工厂定制的军需物品和生产发电机、变压器、电动机、电表等产品，成为当时大后方唯一能够生产50匹马力电机的工厂。1938年2月，虞洽卿的三北机器厂在重庆江北设立工厂，同年3月开工，专门修造各种轮船。而当时三北公司则有16艘轮船航行于长江一线，总吨位超过1.2万吨。1938年秋，刘鸿生创办重庆中国毛纺厂，厂房面积114亩，三年后开工生产。1939年，沈佐卿与人合伙投资，在重庆创办中国造酸厂，主要生产浓硫酸、蓄电酸及各种化学药剂。
这期间驻渝宁波帮商人也急剧增加，1939年1月宁波旅渝同乡会经重庆市国民党党部重新立案，并组成宁波旅渝同乡会福利委员会，下设医务、救济、慈善、法律、介绍、娱乐等六组。1943年，该会第四次修订章程，规定“以敦睦乡谊、维持公益为宗旨，积极开展活动，联络团体以资互助，保护乡人以安行旅，提倡实业以挽利权，兴办教育以开智识，勉行慈善以尽天职，排解纷难以保和平”。该会对宁波帮在重庆的经营活动大有裨益，对山城的经济和社会稳定也作出了积极贡献。
数十年后，浙江商人包括新一代宁波帮仍旧在重庆这块地方发挥着重要影响和作用。2000年5月19日，由在渝经商的浙江籍人士组成的重庆市总商会浙江商会宣告成立，同时还在渝西地区、高新区、渝中区设立了分会，会员单位达到2000余家，遍及重庆市的各区（市、县）。业务经营主要集中于汽摩配件、通讯器材、低压电器、建筑装饰、服装服饰、皮革制品、房地产等行业，在渝形成了一股巨大的资金、人才、技术、信息流，已完全融入西部大开发和重庆市的经济建设。比如在重庆长寿区规划建立了占地约1500亩的浙江产业园，在铜梁成立了投资达20多亿元的重庆浙商集团。为解决中小会员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商会内部还成立了联保模式的浙商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与重庆银行建立了密切的银保关系。这种模式在重庆市也属首创，重庆市工商联（总商会）后来还在全市各商会中加以推广。
浙江商会的一项重要而富于特色的工作是创建了中共党组织，并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先锋和堡垒作用。这在其他地方性商会中是不多见的。
2003年7月1日，中共重庆市工商联（总商会）浙江商会党支部成立，4年后，又在商会建立了党总支委员会，并先后成立了直属会员支部委员会、渝中区分会支部委员会、高新区分会支部委员会，登记在册的中共党员有130多名。为提高会员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进一步扩大商会的影响力，2009年3月，经重庆市委党校批准，还专门成立了重庆市委党校浙江商会函授站。
现任商会会长叶定坎先生不无自豪地宣称，“以海纳百川的胸怀、高瞻远瞩的目光，要将商会办成学习型、团结型、富裕型商会，并将浙江商会打造成名牌商会”。
涉足苏鲁
苏州、无锡、南通、南京、镇江、扬州，这些自古扬名的城市，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且临近浙江，自然成为浙江商人重点关注的地区之一。
早在明代，商品经济发达的苏州就已吸引大批浙江人前来旅居和经商。崇德人胡友松来到苏州。崇德蚕桑业发达，出产生丝，而苏州丝织业兴盛，需要原料，两地形成互补。胡友松看准商机，往来贩运，几年后“富至万金”。嘉靖年间，镇海人徐桂林，在苏州从商多年，终成“姑苏大贾”。乾隆时期，镇海人胡允善，“列肆半天下”，慈溪人董杏芳经营药材，“积资数十万”。
浙江商人尤其是宁波帮在苏州势力庞大，无人撼动。宁波的丝绸商人曾在这里设立宁绍会馆，煤炭业商人也设有坤震公所。宁绍商人几乎独占了整个苏州的煤炭行。在阊门外媒体公所里，有一块煤炭业商人所立的石碑。碑文称，在苏州经营煤炭业的，多为宁波、绍兴籍商人。1723年，宁波帮商人又在苏州南濠街建立浙宁会馆，也称宁波会馆。民国八年也即1919年，旅居苏州的宁波帮木业商人刘正康，以“藉以联情感而策进行”为宗旨，在浙宁会馆内创设宁波旅苏同乡会，会员达到近千人规模。
近代以后，浙江商人在苏州的投资进一步扩大，除了传统商业之外，还投资近代工业。1897年，刘鸿生投资12万元，在苏州开办鸿生火柴厂，叶澄衷也在苏州创办夑昌火柴厂分厂。周宗良在苏州开设谦和靛油号苏州分号，几乎垄断了苏州染料市场。1914年，谢瑞山联合一些同乡同业，创办了苏经纺织绸缎厂，拥有新式手拉提花机100台。1921年，苏经纶厂续招新股，扩充生产规模，从事设备更新，开始采用电力机织造绸缎。苏经纶厂的开办，成为苏州丝织业由传统手工业向近代新式工业转型的开端。之后，振亚织物公司、东吴丝织厂等相继兴建开工，浙江商人在其中或是控股，或是担任企业经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古都南京是清代两江总督驻地，后为国民政府首府，人口集中，经济繁华，许多浙江人在这里经商办企业。宁波方家、李家、董家在南京设有钱庄，孙敏豪、陆焕章等则经营银号。裕昌、老永昌煤号在此设了分号，五洲大药房也在南京办了分店。1917年，由李宗标创办的南京李顺昌服装店开业，该店有职工40多人，由于手艺精，款式新，质量好，招徕了不少顾客，包括许多达官显富都成了这儿的常客。1928年，旅居南京的宁波商人张庚年、毕兆璋、屠葭笙等40余人发起创立宁波旅京同乡会，以团结同乡、发挥自治精神为宗旨，为同乡介绍职业，调解纷争，1935年，会员达到2746人。
一江之隔的扬州和镇江，也都吸引了很多浙江商人前来创业。在扬州，有阮雄扬开设的康元制罐公司，专门制作酱菜罐头。宁波方家的安康钱庄也在扬州有不少收款放款的业务。南京旁边的镇江城中，叶澄衷开办了南顺记洋货号分号，专营美孚火油，兼营其他洋货及五金制品。王时新投资100万元，在镇江创设贻成面粉股份公司，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20年，刘鸿生创办镇江荧昌火柴厂，并设立镇江码头，运销南北煤炭。
此外，宁波人周宗良在江苏南通设立谦和靛油号分号，专营靛青颜料业务。大实业家张骞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其中有不少浙江商人蒉延芳的投资股金。湖州“南浔四象”之一的刘氏家族，以刘锦藻为代表，与同科进士、实业大王张骞合作，在南通一代购买了大片海涂，创建垦牧公司，采取集股商办形式，兼采东西各国种植、畜牧之法。1930年，浙商王启宇在南通开办达记织布厂，织布机器达到了200多台。
常熟，是宁波商人早期重要活动地域之一。乾隆年间曾设有宁绍会馆。1928年6月，在常熟县南门外君子居弄又成立宁波旅琴同乡会。该会以联合乡人、力行义举为宗旨，会员多为工商界人士。
近代浙商主要是宁波帮商人在山东的经营活动，集中在在沿海城市烟台、通商口岸青岛和省会城市济南三地。
在清末时期，从事与烟台贸易的宁波民船有80艘到90艘，载重量是1000石到3000石。在烟台有宁波商人经营的航运业，比如，1889年叶澄衷参与创办的鸿安轮船公司开辟了上海到烟台的航线。虞洽卿、虞顺恩父子的三北轮埠公司就行驶在上海至烟台等口岸。陈志寅的永安商轮局在烟台设有分公司。烟台的水产业较为兴盛，不少鱼行由宁波商人经营。鱼行收购附近地区的水产腌制加工，“待价而沽”。宁波商人在烟台设有商号，叶澄衷的老顺记、新顺记在烟台有分支机构，经营五金器材。周宗良的谦和靛油号在烟台有支号，销售化工厂原料、机械设备及药品等。1941年鄞县人鲍国昌为总经理的信谊药厂在烟台设立办事处，销售“消治龙”等西药。乐氏家族也在烟台开设永仁堂，销售中成药。另外，1939年烟台全市服装及与服装相关的产业有44家，如帽庄鞋业、针织业、布业、织布业、成衣业、洗染业、估衣业、绸业、花边业、洋服业等，不少由宁波人经营。1945年全市共有36家洋服店，其中宁波人开的有11家，1948年增至22家。“正昌号”的毛锦芳时任洋服业分会会长，“生活号”的李恒国、“裕兴号”的陈宝珍、“茂兴号”的刘凤修为分会委员。
青岛是环渤海地区的重要港口城市，近代宁波本地及上海的宁波商人，与青岛的贸易也是相当频繁的，来青岛创业的甬商自然不在少数。蛋品是青岛主要出口商品之一，为适应大量出口的需要，在青岛主要产区设立蛋品加工厂，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上海茂昌公司创办的青岛分厂。它是奉化人郑源兴于1919年在青岛商河路63号开设的，资本200万元。上海青岛两地每年可制冰蛋2万吨，有一半出口，营业额约占全国冰蛋出口总额的1/5。陈庆泉在青岛开设三阳楼。徐咏春、庄宝康在青岛开设华德泰百货店和万康杂货店。1920年以后，泰康食品公司在青岛也建立罐头厂和分公司。1933年，张伯集资30万元，在青岛的风景区汇泉湾建造旅馆“东海大饭店”。内部设备豪华，设计独特，有露天影院和健身房，并专辟海水浴场，附近设游艇俱乐部。由于“九·一八”后时局不靖，以致亏损累累，而张本人资力不足，疲于支撑。在1934年全国工商业不景气的浪潮冲击之下无奈倒闭。
此外，宁波巨商周宗良除了在其他地方广设谦和靛油分号外，也在青岛设有支号。青岛支号下面，又设了德州、临沂、兖州等店，形成了广泛的销售网络，经营谦和产品。乐达仁在青岛设宏仁堂，资金7000元，到1949年员工21人，资本5万元，营业额9.96万元。鲍国昌的信谊药厂在青岛设立办事处。在青岛也有宁波人经营的金融业。张伯于1923年经同乡李思浩的推荐，去青岛筹设明华商业储蓄银行分行，建成后任经理。由于他善于经营，业务发展迅速，吸收存款最多时达百余万元，居当地私营银行的首位。青岛早年曾被德国强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取而代之，不久英美资本逐渐渗入。1931年11月沈鸿烈出任青岛市长，为抵制外商在青岛的经济势力，组织青岛繁荣促进会，委任张伯为主任。
济南近代工业的主体是食品和棉纺等轻工业，济南的著名食品企业泰康食品公司就由宁波商人创办。镇海人庄宝康、徐咏春在青岛开设南北分号，在积累资金和经营经验后于1914年向济南发展，他们合伙投资5000元银洋，创办“泰康”食品厂，委托同乡人乐汝成当经理。1914年6月，泰康食品厂在济南商埠经二路纬三路交叉路口西侧开张，以经营南北货为主，兼营自己作坊生产的糕点、糖果，为打开产品销路采取了多种促销措施，业务迅速发展。1916年开始生产罐头食品，1917年增资1万元，分为200股，庄宝康与徐咏春各控9股。1921年资本增加为15万元，改名“济南泰康罐头食品有限公司”，同时在上海设批发部。生产的饼干和水果罐头，销售本市及青岛、徐州等地，年营业额达10万元。1924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设办事处，推销济南产品。1929年改名为“中国泰康罐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管理处也从济南迁到上海，由乐汝成任总经理，在济南设立分公司。1931年出产了第一批饼干和福字牌罐头，远销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及南洋群岛，同时增加冷饮、食品、洋烟，年获利2万元。宁波商人在济南还有不少代理店，如项松茂的五洲药房、黄楚九的中法药房及孙梅堂的大西洋、亨得利等店在济南都有代理机构。奉化人邬挺生、邬彬生兄弟为主要股东的协和贸易公司，在济南也设有4家烟草代理店。
相比于浙商祖辈在山东几大城市的活跃，新一代浙商也并不落后。今天越来越多的浙商开始青睐山东，视山东为浙商的又一个投资高地。
在2005年6月5日的“浙商论坛”上，山东的济南被浙商评为十大最佳投资城市之一，临沂则被评为十大最具潜力投资城市之一。这是浙商首次对投资城市进行评选。
与这个评选结果一样让山东人高兴的还有，浙江省个体私营企业协会2004年7月的调查显示，已有30多万浙商在山东淘金。仅两年时间里，流入山东的浙江资金就有近400亿元，山东已成为除上海、江苏之外，浙商投资最多的省份。这无疑是以国有经济著称的山东最期望的结果。从“民企大省”浙江引入的大量民间资本，正好为“国企大省”山东改革中小国有企业带来令人惊喜的“活水”。
当然，在聪明的浙商眼中，山东的资源优势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到山东投资建厂几年的徐春根曾经算了这样一笔账：他加工杏脯，在山东收购杏每斤0.15元，如果加上运费，到了杭州每斤杏就变成了0.4元，如果他在山东投资建厂，不仅运费可以省掉，山东的劳动力成本也比杭州低，这又可以节省大笔支出。
但另一个事实我们亦无法否认，在全国，拥有资源优势的省份并非山东一家。山东能够成为浙资云集的高地，靠的显然不仅仅是资源优势。山东浙江投资企业商会会长章鹏飞被视为在鲁浙商的娘家人。从2000年至今，他在山东投资了11个项目。为给更多的浙商提供信息服务，搭建起浙企与政府沟通的桥梁，2003年9月，他发起成立了山东浙江投资企业商会，商会有130多家浙籍会员单位。现在，商会以及章鹏飞已成为浙企投资山东最可靠的咨询服务平台。
杭州娃哈哈潍坊分公司总经理王建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他认为，山东的政府部门为浙商提供了一套完善的投资服务体系，不仅为企业创立阶段提供服务，而且在企业发展起来后还帮助他们打假，上门听取服务意见，这在全国的政府系统中是少见的。山东省工商局领导还亲自上门，推销到浙商家门口来，让浙企看到了山东省各级政府对浙资的态度，并由此“抢走”了大批浙资。
进入到2010年，浙商在山东的一个大新闻是，青岛市年度重点项目——青岛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已在青岛市城阳区正式启动。该项目总占地1300亩，由源自浙江义乌的金田阳光集团投资分三期开发建设，总建筑面积有望突破300万平方米，总投资将达100亿元，建成后将成为山东省内最大的小商品单体交易平台。
金田集团目前在国内已建成和在建的大型小商品市场项目多达7处，涉及华北、华东、西南、东北等区域。金田集团董事长金位海曾被评选为“2009年度十大风云浙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曾前往其投资兴建的山东东营（广饶）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视察。
金位海的金田集团与山东颇有缘分，先是2002年在山东威海投资5亿元开发文登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2004年在山东东营投资6亿元开发广饶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2006年又在山东济南投资8亿元建设开发了济南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
金位海说，金田集团举百亿资金在这里兴建小商品市场，正是看中了这里的区位优势以及优良的地方商贸传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依托地理区位优势形成的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贸易传统优势。市场完全建成后，将成为山东省内最大的小商品单体交易市场。他还透露，仅仅市场的一期工程建成后，就将形成至少70万平方米的市场区域，面积有1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至少能解决6万以上人口就业，保守计算能为国家新增3个亿的税源。中国青岛义乌小商品市场落成后，青岛及周边地区的商贸流通网络将因此而打破格局重新洗牌。如此大手笔也许只有敢想敢闯的浙江商人才能尝试。
江苏也是近代浙江商人趋往投资兴业的“风水宝地”。目前在江苏投资创业的浙商已达40多万人，遍布江苏省内各个区（县），涉足房地产、金融投资、文化教育、工业制造、建筑建材、IT产业、电子电器、汽车、餐饮娱乐、医疗保健、商贸物流、纺织服装、咨询服务、农业开发等多个行业和领域。为了更好地全方位服务于浙籍企业，2006年成立的江苏省浙江商会同多个组织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同澳门科技大学达成长期合作培训计划，与中国联通签订服务协议，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南京银行、浙商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江苏交广网等媒体单位签署合作协议等。
作为浙江在苏民企的领军人物，商会会长徐群积极配合江苏省“发展苏北经济”的战略决策，多次组织和带领会员企业到苏北参加各种招商引资活动和项目考察洽谈，并为苏北各市、县政府到浙江省有关市、县进行商贸洽谈牵线搭桥，充分发挥了其桥梁和纽带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仅江苏省浙江商会副会长以上企业投资苏北五市的项目就有30余个，总投资额超过了90亿元。
布局台湾
历史上的浙江商人主要是宁波商帮，很早就有“航海梯山，视若户廷”的外出经商史，但他们大规模弃走大陆，迁徙外地的时间是在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40年代末期。境外宁波商帮也就是这个时候崛起的。那个时候，旅居台湾地区的商人逐年增多。
1947年8月，宁波籍人士应昌期、叶启发等人发起成立台北市宁波旅台同乡会，1949年改称为台北市宁波同乡会，有会员近4000人，这是大陆各地旅台同乡会中规模最大、影响最著的社团之一。镇海人周梦怀担任了从第二届至第十一届的同乡会理事长。他早年在日本经商，开设钱庄和经营海味生意，抗战爆发后回国，1946年才去的台湾，相继创办了万国贸易公司、中国联合汽车公司、中国交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并担任了台湾省进出口业同业公会常务理事、台北市汽车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等职务。斳县人范鹤年，曾连续两届担任台北市宁波同乡会理事长，他早年曾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去台后从事报业，任《经济时报》发行人兼社长，后担任台湾正泰水泥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镇海人王雄夫也曾担任同乡会理事长一职，他在国民党败退时一同去的台湾，后来任台北雪龙眼镜有限公司、雪龙银楼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此外，台湾省还有台北市浙江同乡会、台中浙江同乡会、高雄浙江同乡会等多个会所，会员中也有不少宁波籍商人。
战后的台湾地区经济一片凋零，旅台宁波人利用特有的人文优势，积极参与台湾地区经济重建工作，成为五六十年代台港地区炙手可热的上海帮的核心成员，为台湾地区经济的恢复与起飞作出了重大贡献，从中产生了一批名闻岛内外的工商巨子。这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应昌期和朱绣山。
台湾地区金融界、实业界著名人士应昌期是慈溪人，1936年，随台湾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严家淦去台，任台湾银行业务部主任，后升为副经理、副总裁。这期间，台湾银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人选时有更换，唯有他一人砥柱中流，长期主持全行业务，独当一面。他可以说是台湾银行真正的当家人。任职期间，他运筹擘画，建树良多，在台湾地区币制改革中，措施得当，顺利发行新台币，稳定台岛金融。他还极力倡议台湾银行发放政策性和功能性贷款，有力促进了台湾地区经济复苏和发展。
1963年初，应昌期正式离开台湾银行，投身实业。在朋友的诚邀下，他出任国华海洋企业公司董事长，同时开始筹建他真正独立创办的第一家企业——利华羊毛工业公司。之后数十年间，他先后又接办了益华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化工公司，创办了国际票券公司，并将它们一一推上了股市。
应昌期运用其独特的理财智慧和魄力，以快刀斩乱麻的果敢明确手段，先后帮助民营的中华毛纺厂、台湾毛绒厂、通发油脂厂等多家濒临倒闭的企业改革体制、进行重组，走上新生和发展之路。原先月产量只有20吨左右的国泰化工在应昌期的经营下，月产量从60、100、200、600余吨的数量级逐次攀升，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达到月产量1500吨，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且产品质量也不断提高，纯度从原先的70%提高到90%以上，其品质已超过国际标准，成品半数以上销售到国外。同时，应昌期还筹组国际票券公司并出任董事长，作为台湾地区首创的第一家票券金融公司，国际票券公司在其成功运行的10年里，不仅公司本身赚了钱，不断发展壮大，而且对稳定台湾省金融秩序、推动台湾省经济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台湾地区商界站稳脚跟的同时，应昌期还积极向海外拓展业务，创办了利华澳洲公司。它是当时澳洲第一家中国人开的公司，颇受澳洲政府及羊毛供应商的重视。后来他又收购了一家澳洲的老公司，取名为“吉期”，专门从事对外采购。利华澳洲公司和吉期公司很快成了唱响台湾地区对外贸易的主角。现在看来，利华澳洲公司是当时台湾地区贸易发展过程中主要的大公司之一，也是台商早期介入澳洲贸易的主要桥梁。1983年，INKO公司（印科公司）在美国旧金山市以南的硅谷成立，公司主要由应昌期的儿子应明皓打理，生产一种名为“PELLICLE”的高科技产品，因技术含量高，收益不错，公司员工发展到170余人，客户遍布全球。此外，应昌期还在美国注册了两家房地产投资公司，且都有不错的业绩。
应昌期“年近半百学吹打”，紧紧抓住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在台湾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而世事又变幻莫测的30年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了这一瞩目成就。
生于1919年的鄞县人朱绣山，是台湾省东南碱业股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台北市宁波同乡会名誉理事长。他8岁时即随父外出经商，奔走于上海与宁波之间，从事绸缎布匹贸易。1947年举家迁居到台湾地区，同年创办台湾台新染织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纺织染织业。10年后于1957年创办东南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地球牌小苏打、铵粉与纯碱等化工产品；以后该公司一跃发展成为台湾省上市公司。随即他又创办了信诚航业股份有限公司、嘉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新加坡振兴公司等，由纺织、化工拓展到航运、制衣、贸易等领域，历尽千辛万苦，凭其坚韧的毅力与过人的智慧，加之诚信待人、经营有方，终于取得斐然成绩，成为一代“化工巨子”。朱绣山虽身居异乡，却心系故土，时思报效桑梓。数年之中，就已先后给向家乡捐资达1800余万元人民币。1998年冬，宁波市授予朱绣山“宁波市荣誉市民”光荣称号。
台湾省“水泥大王”张敏钰虽然低调，却掩不住鼎鼎大名。一部张敏钰回忆录，正如它的书名——《平凡中创新机》，记载着他看似平凡实质非凡的商战谋略、经营业绩和经商才干。而“新机”两字也道尽了他的成功秘诀。张敏钰1913年出生于今宁波北仑霞浦街道霞南村。14岁辍学去上海，从学徒、跑街做起，20年间创办起悦新纺织厂等多家纺织染企业。1949年去台湾省后相继创办中国悦新纺织厂、嘉和面粉厂、嘉新水泥公司、益新纺织公司，担任董事长。同时还任中华开发信徒投资公司、国产实业建设公司、启业化工公司常务董事，并兼任台湾工商协进会、台湾区水泥工业同业公会、台湾区棉纺工业同业公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余姚人陆章铨，1948年随姻亲朱长春前往台湾地区谋生，初到台湾时，人地生疏。章铨开始在台北国际照相馆做学徒，数年后，他自立门户，到高雄去开照相馆。虽然日夜奔忙，俭朴自奉，可最后还是逃脱不了关店停业的厄运。这样的艰难岁月，年轻的陆章铨经历了十载。
1957年，陆章铨经过一番抉择，毅然到台中去创业。他先是操旧业，开照相店，盈了利；接着另辟蹊径，开礼品店，在激烈的竞争中生意很好；继之再扩大经营，开西餐厅、咖啡馆、冷冻公司，也都获得成功，而获利最丰的则是“小夜曲娱乐公司”。数年之间，生财有道，被人们戏称为“财神菩萨”，一跃而成为台湾省中部地区商业界闻人。
20世纪60年代初，台湾省房地产业勃兴。陆章铨凭借多年积聚的财力，决定开设“大业”、“雷虎”等土地建设开发公司投资房地产及建筑业。他一开始就以大手笔买地300亩、500亩，成片开发，生意非常好。如“雷虎新村”1300幢房子，造好了就卖光。接着他看中东海大学旁边高低错落的坡地，兴建了欧美风格的“东海花园别墅”，购买者趋之若鹜。直至20世纪70年代，他总共建造花园洋房达3000多栋，以及台中新城、国家公园城、亚洲商业大厦等大批建筑，当之无愧地被誉为台中房地产及建筑业翘楚，同业者皆以他马首是瞻。
陆章铨担任台湾省建筑投资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台湾省中邑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他还积极返乡投资，合资兴建了余姚太平洋大酒店，同时引荐并联合台湾省玩具工业同业公会业者开发建设玩具城——浙江远东工业城和宁波世界贸易中心开发有限公司、宁波太平洋土地建设有限公司等，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爱乡楷模”称号。
宁波人胡慰承，1949年随中国植物油料厂迁台。1952年与钱孝舫、杨翊中共同创立威利行公司，专营香茅油出口业务，外销香茅油占台湾地区1/3以上。1966年成立了由108家香茅油企业联合组建、专营出口的台湾香茅油联营公司，任董事长。该公司为台湾联营公司中经营最成功的企业之一。1965年创立和祥企业公司。翌年设立龙顺海洋企业公司，建造新型远洋鲔钓渔船外销。曾任远洋鲔钓渔业公会负责人。
奉化人王未之，早年投身国民党军界，历任陆军总部经理署、联勤总部财务署中将署长等职，1969年转任“财政部国有财产局”局长及“中央银行”发行局局长。1974年担任景德制药公司董事长，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并与“国防医学院”开展技术合作，开发新产品，拓展内外销市场。后出任裕台企业公司董事长，并任“中华贸易开发公司”监察人。定海人贝友添，1947年经人介绍进入董浩云的航运公司。1961年独立组成台湾省安利轮船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所属员工数百人，达10万吨运输量。1971年因世界性海运业萧条，造成亏损，为顾及员工未来生计，不惜变卖财产，资遣员工而停业。旋即组建台湾华泰农业机械股份公司，自任董事长。1979年改为华镛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仍任董事长，专门生产齿轮，供应台湾省三阳、光阳机车厂。鄞县梅墟人王传麟，1948年滞留台湾地区后，相继独资或与人合资创办正源行、大东纺织、国荣纺织、日南建设、永欣租赁等股份有限公司，是台湾省赫赫有名的“棉花大王”。
还有1931年出生于宁波的“芯片大王”张忠谋，早年在美国求学时，与半导体开山鼻祖、英特尔公司创办人摩尔同时踏入半导体业，与集成电路发明人杰克·科比同时进入美国德州仪器公司。1972年，张忠谋先后就任德州仪器公司副总裁和资深副总裁，是最早进入美国大型公司最高管理层的华人。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争做世界第一。1985年，辞去在美国的高薪职位返回中国台湾省，受台湾方面邀请出任台湾省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为台湾地区半导体业的崛起和产业升级贡献卓著。1986年，创建全球第一家专业代工公司——台湾省积体电路制造公司，并迅速发展为台湾省半导体产业的领头羊。
崛起港澳
相比宁波帮商人在台湾地区的成就，他们在港澳地区的表现似乎表现得更加“抢眼”。
宁波人大举抢滩香江的时间要更早，以至于经过多年的经营，香港成为境外宁波商帮的主要活动基地。有不少宁波籍巨商在香港定居；也有一些宁波商人在香港立稳足跟后再转往其他地方发展；更多的是在香港设立总公司，在世界各地广设分公司。
20世纪30年代，香港已有宁绍同乡会。慈溪人阮维扬，1930年移居香港后任香港显利有限公司总经理，主要经营各种机器，产品以销欧洲为主。抗战期间，曾任香港商会副会长、宁绍同乡会主席。1947年他创组苏浙同乡会，被推举为会长。1987年又担任宁波旅港同乡会监事长。
宁波旅港同乡会于1967年4月9日在香港大会堂正式成立，当时，出席的会员虽然只有53人，但当年在港的宁波籍著名人士如王统元、王宽诚、包玉刚、包从兴、包玉书、安子介、邵逸夫、陈廷骅、马临、曹光彪、董浩云、顾宗瑞、童双扬等都欣然参加，不久会员就超过了1000人。创会会长为瑾县人包达三，他曾任香港乐声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是“香港百人亿万富豪”之一。此后，王统元、曹伯中、包从兴、王惟翰、金如新、周亦卿等也都担任过会长，包玉刚为该会顾问。
1980年，两地合作成立了甬港联谊会，香港方面有2000多位宁波籍知名人士参加。奉化人王剑伟曾任香港甬港联谊会会长，陈廷骅、包玉刚都是该会名誉会长。王剑伟还于1977年发起创办了上海联谊会，不久更名为香港上海总会，成员都是从上海来的香港知名工商业者，其中宁波籍和湖州籍商人几乎占到一半。包玉刚、邵逸夫、陈廷骅、董建华等先后担任了名誉会长。现任会长李和声也是宁波人。1998年，在宁波旅港同乡会、香港甬港同乡会、香港湖州同乡会等多个在港的浙江籍社团的基础上，联合组成了香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首届会长为李达三先生，2003年他改任永远名誉会长后，会长一职由镇海人顾国华接任，现任会长是湖州人陆增镛先生。经联合会串联起来的在港浙籍社团达到50多个。在香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成立10周年之际，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省长吕祖善都曾发去了贺信，省委副书记率团专程赴港庆贺。
在香港的宁波巨商，一般是原来在内地有一定实业基础，后来移居过去的，他们的事业在香港达到了顶峰。
董浩云、包玉刚是名震遐迩的世界级船王，也是浙商尤其是宁波商人的成功代表。
被誉为“现代郑和”的董浩云，22岁就在上海创立航运公司，后将基地移往香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看准机遇，立即于1948年创办复兴航业股份有限公司，组成庞大的船队，横渡大西洋、印度洋，环航太平洋，往来于美洲、欧洲、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一时生意兴盛。他是“世界八大船王”之一，开创了中国、亚洲和世界航运史上的多项“第一”，鼎盛时期曾拥有各种船只149艘，总吨位达1100万吨，是世界“风流船王”奥纳西斯的近两倍，虽不及“世界船王”包玉刚的环球集团多，但其船舶的种类之多、单船吨位之大、机械设备之新，均超过环球集团。其长子董建华曾在董氏集团负责亚洲及欧洲航运业务，41岁出任东方海外上市公司主席，1997年始担任了两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镇海人包玉刚1918年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其父包兆龙早年在武汉开鞋店，后在上海设钱庄，之后又任衡阳工矿银行、重庆工矿银行经理。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银行业务部经理。1946年与人合资在沪开办国丰造纸厂。1949年春携家眷迁往香港，从事进出口贸易，后经营航运业。
在这一环境下成长的包玉刚，13岁那年就扎进吴淞船舶学校学起了船舶。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了重庆。在这里，他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继续进大学深造，而是自作主张跑到一家银行当了一名小职员。1938年，包玉刚来到上海，在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工作，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在银行里积累的经验，在短短7年的时间里，就从普通职员升到了衡阳银行经理、重庆分行经理，直到最后的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到1949年与父亲一起转战香港时，他已在商海闯荡了十几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通过艰苦努力，包玉刚成为了自董浩云之后的又一华人“世界船王”。1978年，包玉刚的海上王国达到了顶峰，稳坐当时世界十大船王的第一把交椅，是香港十大财团之一，创立了“环球航运集团”。他还是第一个进入英资汇丰银行的华人董事。1976年，他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比利时国王、巴拿马总统和日本天皇，都曾授予他勋章或奖章。
声宝——乐声（香港）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卡尔顿酒店集团董事会主席李达三也出身于商人世家。父亲李洪黻早年在上海开设东华电料商，李达三年轻时就协助父亲打理电器材料批发生意，赚取了第一桶金。1949年他只身南下香港拓展业务，由于携带的资金不多，他抵港后先开了一家乐声贸易公司，经营电器材料批发，伺机发展。1955年，他在九龙区旺角开设门市部经销家用电器，生意蒸蒸日上，在业内声名鹊起，两年后取得声宝牌电器产品香港地区总代理权，此后，又相继成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声宝牌电器总代理。不久，李达三和日本声宝公司合资的声宝——乐声（香港）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建立了庞大的生产基地，生产电视机、音响器材、录像机、数码摄像机、高科技组合件等电器产品，其中彩色电视机年销售250万台，大部分供出口。
20世纪80年代后期，李达三在海外开辟第二战场，向酒店业进军。不到10年时间，卡尔顿酒店集团在世界各地新建、收购了7家高水平的酒店。其中卡尔顿酒店位于新加坡，属于五星级，共有470间客房。布里斯班卡尔顿大酒店则由两翼组成，一翼四星级，一翼五星级。四星级的墨尔本卡尔顿大酒店坐落于风景优美的ALBERT公园湖畔。拥有456间一流客房的奥克兰卡尔顿成为新西兰最大的五星级酒店，当年该酒店扩建时，新西兰政府总理还曾亲自参加了扩建计划的新闻发布会。四星级悉尼卡尔顿大酒店糅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建筑风格，于1996年8月6日开业，为2000年悉尼顺利举办第27届奥运会作出了贡献。李达三一直希望在中国大陆扩展他的酒店业务。1994年，他想收购宁波华侨饭店，在家乡兴建一所五星级的卡尔顿大酒店，为此，他花去了很多的财力、物力，后来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香港“棉纱大王”陈廷骅20多岁时已成为上海及宁波三家商业机构总经理，1949年移居香港，1954年创办南丰纺织有限公司，1969年南丰改组，成立南丰纺织联合有限公司，并于1970年正式上市。同年成立陈廷骅基金会，在本港和内地捐助医疗、教育和福利事业。陈廷骅笃信佛教净土宗，尤其乐捐巨资大力支持佛学的传布。1976年陈廷骅进一步开拓业务，不但在海外如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进行投资，同时亦在本港斥资数千万元向太古洋行购入鲗鱼涌地盘，兴建南丰新村，自此在地产界奠立稳固基础。陈廷骅是苏浙、宁波、甬江、上海四所同乡会永远名誉会长、多种慈善基金会名誉会长或理事，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行政长官推选委员会成员和明天会更好基金信托委员会成员，并担任香港各界庆祝回归委员会副主席。
鄞县人王宽诚生于1907年，早年在宁波经营国内口岸贸易、金融及轻工业。1932年任宁波太丰面粉厂采购主任。1935年在江东泥堰头与人合营维大鼎记面粉号，任经理。未及两年，扩设分号6家。1937年到上海开设维大洋行，经营面粉、罐头食品、呢绒、木材等内外贸易，与人合营通合地产公司、祥泰轮船公司、中国钟厂。抗战爆发后，认购公债法币22万元，并投资开张中国国货公司。日军占领租界后，转移100余万元资产至重庆。抗战胜利后返沪，改维大洋行为维大华行，设分公司于香港、伦敦、纽约等地。1947年迁居香港，设立维大洋行（香港）有限公司，随后设立幸福企业有限公司及数十家有限公司，经营金融、地产建筑、船务、国内外贸易、百货、食品、木材加工等业务。1949年应邀参加开国大典。后认购人民政府胜利折实公债21万份。王宽诚曾历任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会长、当然永远荣誉会长，兼香港、澳门10余家公司、机构名誉会长、董事、主席以及内地等多种职务，是公认的在港宁波商帮中的社会活动家。
除了以上列举的以外，在香港商界中还有很多实力雄厚、声望颇著的宁波籍商人。如已逾百岁高龄的邵逸夫先生是香港商界的一个传奇人物。这位邵氏兄弟的创办人之一，曾任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主席，见证了香港大半个世纪的影视风云，为此他创造了许多个“第一”：拍摄了中国最早的有声电影《白金龙》；拍摄影片1000余部，为中国所有电影制片厂之冠；拥有最多的影院，最高时期达200多家，为中国私人拥有量之首；建造了亚洲最大的电影拍摄基地。而他成为电影公司史上最年长的在任上市公司主席，直到102岁才卸任的故事，更是为人津津乐道。慈溪人邵炎忠，父亲是上海纺织界闻人，1948年迁居香港。邵炎忠曾赴英国学纺织技术，又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1958年返港任香港工业专门学校纺织技术系讲师。1964年创办美科电子有限公司，任董事兼总经理。1969年创办益电半导体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成为香港著名企业家。有“香港毛纺大王”之称的曹光彪出生于上海，上世纪50年代只身赴香港和澳门发展，开创了当地的毛纺工业。他创办的永新集团，成为世界最大的毛衣生产厂商，分支机构遍及全球。上海籍商人邱德根是香港娱乐业巨子，1950年到香港荃湾经营戏院。1962年买入荔园游乐场。1982年收购亚洲电视有限公司任主席，并先后兼任远乐酒店实业有限公司、远乐投资实业有限公司、远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他还是远东银行创办人及董事长。邱德根以远东银行为主体，广为投资，形成涉及电影、电视、旅游、服装、地产、仓储、面粉等行业的多元化企业集团——远东集团。他先后推出了《霍元甲》《陈真》《霍东阁》《武则天》《秦始皇》《西施》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影视剧，都获得成功，收视率极高。
宁波籍商人的实力和影响，可以用“星光璀璨”一词来形容——为表彰宁波商人的重大成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曾先后将四颗小行星分别命名为“李达三星”、“邵逸夫星”、“王宽诚星”、“曹光彪星”，这是与国际名人牛顿、华盛顿、张衡、爱因斯坦、林肯等共同享有的崇高荣誉。
与香港一水之隔的澳门，也有一批宁波帮商人。1996年，旅居澳门的江苏、浙江、上海籍人士创立澳门苏浙沪同乡会，会长为曹其真。
曹其真是宁波人，香港“毛纺大王”曹光彪之女。她毕业于安徽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后在法国巴黎完成法国语言及文学课程。1968年定居澳门，为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董事、澳门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澳门殷理基洋行有限公司董事长、澳门世界贸易中心董事局主席。曹其真1976年参加澳门第一届立法会直接选举，成功当选。1984年至1999年历任第三、第四、第五及第六届立法会议员，1999年10月12日当选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主席。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担任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基本法协进会副理事长、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2003年获授大莲花荣誉勋章。
奔向海外
一百多年来，浙江商人先后经历过三次海外迁移的高潮，前两次以宁波帮为主：第一次是在19世纪末前后，一批宁波人为生活所迫去海外谋生，地点以日本和南洋为主。所谓“三把刀子闯天下”，这批人大多是手持理发刀、厨刀、裁缝刀的下层劳动者。他们含辛茹苦，依靠宁波人的勤劳和灵活的经营手段，也创造了不凡的业绩。其杰出代表是20世纪初在日本有“关西财阀”之称的华侨巨商吴锦堂，“鱼翅大王”张尊三和三四十年代在南洋一带曾与陈嘉庚、胡文虎齐名的新加坡巨商胡嘉烈。
第二次是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鉴于国内动荡不安的社会经济环境，大批在大陆有相当基础的宁波商人纷纷从上海等地移居港台地区，或以港台为跳板，转向日本、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等地发展，其中港台地区占迁移人数的80%左右。他们抓住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和港台独特的历史机遇，凭借其在内地长期从事工商业的丰富经验和资本积累，艰苦创业，奋力开拓，迅速在竞争激烈的海外社会站稳脚跟并取得成功和发展，成为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颇受海外瞩目的宁波帮的中坚力量。
第三次外出高潮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出国热。上世纪80年代后出国出境热在上海、宁波开始升温，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宁波海外移民更呈直线上升态势，主要分布在香港和台湾地区，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法国等发达国家也有不少，人数约有万余人。新移民成为当前海外宁波帮的重要来源，他们和第一代宁波帮人士的子女一起构成了新一代海外宁波帮。当然，这一阶段也包括不少来自浙江其他地区的移民。
除港台地区外，浙江商人包括宁波帮远走海外的主要目的地有东亚、东南亚、南太平洋以及欧美地区主要国家。
日本是海外浙江商人早期活动地域之一。1623年，浙江、江苏、江西等地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在日本长崎创立兴福寺，也称南京寺。这批浙江商人以宁波商帮为主。清朝末年，老一辈宁波帮商人张尊三、吴锦堂等相继东渡日本经商，在当地商界打拼出了一席之地。
1902年，宁波侨日巨商张尊三发起并资助创办了由浙江、江苏、江西三省侨胞组成的三江公所。1911年改组为中华会馆，张尊三担任理事长。日本神户也设有中华会馆，另一宁波帮巨子吴锦堂自1912年始一直担任神户中华会馆的理事长。除此以外，吴锦堂还是日本中华商业会议所会长、华侨商务总会协理。如按时间顺序，旅日宁波商人等创建的相关社团组织还有：1922年陈锦徐、何秉发在东京神田神保町发起的宁波旅日同乡会；1922年以在东京的宁波、绍兴侨胞为主创立的中华旅日宁绍同乡会；1968年张珑堂、张珑庭等在东京创办的浙江同乡会；1989年在兵库县设立的日本兵库县浙江同乡会等。
除张尊三、吴锦堂两位巨贾外，在日本经商较为成功、取得较大影响的宁波人还有不少。
镇海人张和祥，家庭贫困，30岁左右与妻子流落到上海当小摊贩，生活相当艰难。1945年，刚从日本返回上海的张和祥妹夫周祥赓，在上海火车站偶尔碰到张和祥，言谈之下，知道张和祥在上海无法立足，于是决定把他带到日本去谋生。张和祥把妻子和一个女儿都暂留在上海，只身跟了妹夫东渡日本，由其妹夫周祥赓帮助，在东京开小吃店，后小吃店逐渐发展成为颇有实力的“山王大饭店”，并涉足金融业，开办四明商业合作社，成为当时东京十大华侨财团之一。张和祥曾长期担任宁波旅日同乡会理事长，并任东京中华学校理事长、《自由新闻社》社长、龙冈亲义会日本分会理事长、日本中华总会常务代表、东京华侨总会理事等职。
张和祥妹夫周祥赓，也是宁波镇海人，19岁时由其在日本的舅亲带往日本念书，毕业于日本政法大学。毕业后，他在日本东京开办了一家中国式的面食店，由于经营得法，生意兴隆，逐步扩展为后来东京颇有名气的高级上海料理交通大饭店。饭店业务的发展，使周祥赓成了在日本有一定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的华侨企业家。1985年，他缴纳日本政府的个人所得税在日本曾经排第16位。鉴于周祥赓所作出的贡献，还曾获得日本首相颁发的奖章。
周祥赓曾任日本华侨金融协会顾问、日本永顺贸易株式会社社长、日本华侨观光事业公会副理事长、日本三江公所常务理事、日本华商总会副理事长、日本宁波同乡会常务理事、东京华侨联合总会会长等职，并被推举为世界华商总会副会长。
象山人王家福，是日本东京港区滨园饭店老板，他经营的滨园饭店装饰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格，店内工作人员全部聘用华人，规模宏大，是东京有名的饭店。王家福还曾担任旅日华侨浙江同乡会会长。
浙江商人在海外的另一集中地是东南亚，尤以新加坡为盛。新加坡三江会馆是一个华人地缘性质很强的社团。“三江”是指浙江、江苏和江西三省。1906年，浙江宁波人傅竺贤等人发起创立新加坡三江公所。1927年，将三江公所改名为三江会馆，同时扩大“三江”的定义，凡属长江、黄河及黑龙江三大流域各省南来的同乡，都属“三江”，都可入会。到1986年，三江会馆不仅联合另外六大会馆发起成立了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也是中华总商会的活跃会员，三江帮最多时有4位同时在总商会任董事。目前会员近600人。
宁波人胡嘉烈、水铭漳相继担任了会长，现任会长李秉萱是温州人。
1934年，胡嘉烈又发起创立新加坡宁波同乡会，并任首届会长，此后，水国章、朱承民、顾宝庆、崔钰琛、水铭漳、朱先勇等相继担任会长。
胡嘉烈是与陈嘉庚、胡文虎齐名的新加坡华侨巨商。1928年去新加坡，供职万兴百货公司。1935年在新加坡自办立兴企业公司，经销汽油灯，又于上海开办立兴申庄，以后逐渐扩大到销售上海各家汽灯厂产品。后于新加坡开设五金制造厂，在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和香港都设有分公司，执新加坡国际贸易之牛耳。
水铭漳父亲水阿聚，曾在新加坡创办建筑营造厂，是新加坡有名的建筑商。水铭漳在新加坡出生和长大，天赋极高，精力旺盛，胆识过人，思维敏锐。早年当过学徒，开过染坊，后从事建筑和房地产开发，其父去世后继任新加坡聚建筑（私人）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同时创办并任新加坡标准房屋公司董事长、新加坡进步投资私人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曾兼任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发起人及常务理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新加坡同济医院副主席、新加坡三江会馆会长、新加坡宁波同乡会主席、新加坡德惠中学咨询委员会主席、南洋艺术学院董事部副主席、华侨中学董事会董事（监督）、新加坡上海公会常务会务顾问、新加坡天府同乡会名誉会长等职务，还被聘为宁波市经济顾问。
新加坡宁波同乡会其他几位会长，如朱承民、顾宝庆、崔钰琛，也都是在当地颇有影响的宁波帮商人。奉化人朱承民，1965年在新加坡创办木器厂，后又相继创办承民木器私人有限公司、承民私人有限公司、承民投资私人有限公司等企业。同是奉化人的顾宝庆，1938年去新加坡投靠表哥胡绍伟，在新加坡电灯公司做工。1974年胡绍伟病故后，接管其公司，后自己创办立兴企业私人有限公司、立兴企业五金制造厂私人有限公司等数家企业。瑾县人崔琛钰，早年在大明眼镜公司当磨镜片职员，1935年去香港与人合资开设眼镜店，1941年转往新加坡创办宁广眼镜有限公司。崔琛钰不断改进眼镜制作工艺，眼镜式样美观大方，该店成为新加坡名店。
祖籍温州、现任新加坡三江会馆会长的李秉萱，毕业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城市大学，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企业管理硕士。近20年来，李秉萱应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新加坡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华侨大学、泰国实兰大学等著名高校的邀请，作了关于中华文化、企业策略、营销管理等专题的系列报告，受到各高校师生的一致好评，堪称是新加坡商界的文化人、文化界的商人代表。他活跃于许多社会团体，担任的职务还包括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中文图书顾问、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出版委员会委员、新加坡国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亚太国际大专辩论会裁判、新加坡同济医院董事、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副秘书长、Toastmaster国际讲演会高级领导人、北京大学MBA客座讲师、赫尔辛基大学MBA客座讲师、新加坡华社自助理事会董事、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两家跨国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孙中山南洋纪念馆董事、思强贸易私人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茶渊董事主席等多个职务。
在新加坡还有家温州会馆。温州会馆成立于1923年，其前身为新加坡温州同乡会，初期会所暂设于惹兰勿刹150号，1931年正名为温州会馆。会所曾多次迁移，1969年购置芽笼37巷现址一座独立式屋宇为会所。温州会馆是新加坡三江会馆下属的团体会员之一。
在东南亚的泰国，也有一批浙江商人。1924年，涵盖江苏、浙江和上海三地华人侨胞的江浙会馆在曼谷创设，馆所设于泰京曼谷四丕耶花沙尼巷73号。1923年沪籍华商孙纪云、张福堂等人倡建华侨公墓江浙山庄，办理江浙华侨葬丧福利，守望相助，沟通乡谊，成绩斐然。1924年倡建暹罗江浙会馆，以促进会员敦睦乡谊和康乐活动、社会福利、中泰文化交流、敬老扶幼及救灾恤难等慈善活动为宗旨。日本侵入泰国后，会务停顿。日本投降后，恢复活动。1955年组成山庄和福利两委员会，以推进会员福利。1964年在佛统开辟新山庄，设立平剧社，1970年后改名为国剧社，聘请教师教授会员学习戏剧，并修建大礼堂和戏台。1962年成立青年社，馆内设有网球、羽毛球场地，开展文体活动。1968年江浙山庄内建立安老院，收养孤寡老人。该会馆历任理事长均为著名富商和社会活动家，如计裕先、张杰陵、张德华等。1996年第32届理事长为浙江人陆恩达。宁波人徐长寿、胡国材等也先后出任浙江会馆领导人。
陆恩达早年帮助其父陆厚生在曼谷从事乐器业，后任曼谷厚生琴行两合公司总经理。陆氏钢琴企业，为泰国乐器业之魁首。徐长寿，1930年前往泰国谋生，先在华商同和——森泰木器有限公司学艺，后在曼谷创办泰国上海文利木器有限公司。20世纪70年代，徐长寿将该公司改组为泰国上海文利木器家私工程建筑两合有限公司，自任总裁，同时还担任华华珠宝两合有限公司和亚美珠宝两合有限公司顾问等职务，曾获泰国政府和泰皇拉玛九世御赐二等白象勋章。
1946年，马来西亚江苏、浙江、上海三省侨胞创立雪兰莪三江会馆。1997年，由马来西亚5个州（雪兰莪、霹雳、槟城、沙捞越、沙巴）的三江公会联合组成了马来西亚三江总会。会员中有不少浙江人，宁波人王南叠、任国铭曾担任总会名誉会长和会长职务。
浙江余姚人何兆丰，是菲律宾马尼拉麦赛赛航运有限公司和香港东昌航运有限公司董事长，在英国、美国、巴西、日本，以及台湾地区都设有分公司。在印度尼西亚，浙江人赵安中、赵亨龙、应德源、应德茂等人，都是商界中有一定名望的实业家。
在南太平洋最大岛国，澳大利亚浙江同乡会于1996年12月在悉尼成立。会长姚亦张，副会长陈伟、张莉、陈征，分别为宁波籍、温州籍、杭州籍人士。同乡会成立以来，多次参加当地社团联合组织的大型活动，包括欢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喜迎香港、澳门回归等。2008年，澳大利亚墨尔本浙江温州同乡会又宣告成立，吴宇当选首届会长。同乡会现有会员120多人，以温州人为主，会员大多从事商业活动。
在美洲和欧洲主要国家，步入商界且富有成就的浙江人也不在少数。
美国大中集团创办人应行久，祖籍浙江宁波镇海后施村。1946年，应行久在上海开设合众汽车公司、立人汽车公司，成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奥司麻皮尔”、“胖的克”、“欧伯尔”和法国“雷诺”牌汽车的总经销。当时，上海一共才五六家汽车代理商，汽车配额供应，不愁没人来买，应行久在经销汽车行业上赚了一大笔钱。随后，应行久又开设化学原料行，经营化学原料进出口贸易业务。
1948年，上海解放的前一年，战火正在逐步蔓延中，上海出现了市面萧条、产销停滞、利息高昂、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局面，许多厂商行号都亏欠负债，不堪负担，随时都有歇业或倒闭的危险。在当时环境下，应行久也只好举家迁居香港，将房屋、地产、公司及商行留在上海。上海解放后，他全部无偿地上缴给了人民政府。1949年，应行久在香港购买了16辆汽车装运到台湾，满以为一定会和以前在上海做汽车生意一样很赚钱，结果不仅没赚到钱，连香港到台湾的运费还不够，应行久一下子把本钱都赔光了，几乎陷入绝境。无奈，应行久揣着仅存的600美元，携全家登上了飞往美国的班机。
事业上的起伏波折，造就了应行久顽强刚毅的性格和强烈的拼搏进取精神。在美国，他将经营业务从开始时单一销售首饰发展到经营工艺品、东方礼品等，到1959年，他的礼品店从3家发展到了10家连锁店。除继续经营礼品店外，应行久又把目光瞄准世界博览会。从1960年的西雅图世博会到1988年的澳洲世博会，应行久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主要用于开设中国餐馆和礼品店。
对应行久来说，上世纪70年代是他辉煌的年代。1973年，他以惊人之举购下了当时号称“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顶层第107层，装潢一新，开设幸运礼品公司。前往纽约的各国旅游者，都要登临摩天大楼最高层，极目眺望纽约这座大都市的风光，于是，礼品公司门庭若市，旅游者们纷纷选购一些礼品留作纪念，“幸运”也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他的又一大手笔是，独资在纽约购下丰泽楼，经营中国菜肴，以烹饪独特、气派豪华、富有东方文化气息的特色而成为著名的高级中餐馆。靠着惊人的毅力和聪明智慧，应行久抓住一瞬即逝的机遇，终于大获成功。1979年6月，美东华侨商会举行全体会员大会，决定改组为全美华侨总商会，以促进中美贸易和中国的现代化，应行久被公推为全美华侨总商会董事长，成为纽约华人社会经济界中声誉卓著的代表人物，亦是美国华人十大财团之一的大中集团的创办人。应行久还是美国华商总会的总顾问。
除了应行久之外，还有多名宁波籍商人分别在美国担任了大大小小的商会会长一职。如美国地产大王、镇海人张济民，曾发起创立旧金山华商总会，被推选为首任会长。余姚人朱艺峰，是美国洛杉矶华商总会会长、南加州华商总会主席，1983年他还担任了中国联谊会首任会长。同是余姚人的王泰生，曾两度出任旧金山华商总会名誉会长。定海人方惠成则先后担任了旧金山中华总商会会长、旧金山东华社社长、旧金山市政府小商业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加拿大温哥华设有苏浙海外同乡会，1987年改称上海联谊会，成员主要来自于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的华人华侨，浙江商人史习武曾任上海联谊会副会长。在加拿大多伦多，还注册成立了加拿大浙江商会，这是一家致力于促进和帮助加拿大与浙江省之间贸易、科技、投资交流的会员制民间机构，是加拿大与浙江省的商务平台。商会会员所代表的行业非常广泛，涵盖从金融服务、教育、法律到IT信息技术、机械制造、建筑建材、交通运输或是采矿和能源开发等领域。商会在西海岸的温哥华以及浙江杭州设立了办事处。该会于2002年成立，现任会长为浙江人徐勤。
浙江人在欧盟大国德国扎根并经商的并不多，但在德国大都市汉堡，却有一个横跨一个世纪、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一家三代宁波帮家族，这就是汉堡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汉堡华侨海员之家理事长、旅德宁波同乡会理事长陈名豪家族。据说，这也是目前所知唯一的一个欧洲宁波帮家族。
第一代的陈纪林（1877—1948），出生于鄞南平原定桥村。20世纪初，陈纪林为生活所迫，离乡背井，一路经上海、香港辗转来到德国汉堡，开始了他四海漂泊的水手生涯。汉堡不但是德国的第一大港，也是欧洲的重要港口，因此，在这里停留的华人船员日众。他们多因教育程度低，不懂外语，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问题时，乏人协助；另一方面，船东对他们的管理及调配也感到困难。鉴于这种情况，在陈纪林的主持下，于1920年成立了一所“水手馆”，在临近港口的地方租了一幢房子，使华人船员在上岸休工期间有个临时的家，食、宿得到合理的安排。当时的船员大部分来自上海，也有少数来自香港和新加坡等地。从这个时期起，陈纪林已俨然成为汉堡华侨领袖。
后来，越来越多的华人同胞到了汉堡，于是在1929年10月，50多位汉堡的华侨在圣宝里区大自由街24号“长城酒家”创立中华会馆，公推陈纪林为首任会长。初期的中华会馆会员以华人海员为骨干。中华会馆成立当年，就在陈纪林领导下办了一件“大事”：在汉堡市内的沃尔斯多佛公墓租得墓地一方，可容穴位百余，并立碑一座，由当时的民国政府驻德公使蒋作宾题名“华侨公墓”。有了这个公墓，老病而逝的同胞便有了葬身之地，至今长眠着一百多位华侨先人。
陈家的第二代是陈顺庆（1908—1970），陈纪林很早就把儿子陈顺庆带到了汉堡，送到船上去当水手，让他经受磨炼。1933年，因为事业的发展，陈纪林把水手馆交给儿子，自己则回到了国内，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继续为德国轮船公司招收船员。陈顺庆在汉堡主持水手馆后，业务有了很大发展。但几年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远洋航运因受同盟国封锁，几乎完全停顿，水手馆也暂关门，陈顺庆回到了国内。直到1950年再抵旧地汉堡时，德国尚未完全摆脱战后萧条景象，陈顺庆依靠朋友的帮助，首先开了一家洗衣店；再过两三年，随着经济的复兴，航运业逐渐重新开展，他又开始为轮船公司介绍海员，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来汉堡的华人船员人数大增，因此，陈顺庆发起成立了“汉堡中华海员之家”，并担任理事长。与此同时，随着来自各地、不同行业的华人数量和联系的增加，汉堡中华会馆的会务也逐渐恢复。1954年，在前任会长病故后，大家公推陈顺庆继任会长——这一任就是12年。1968年8月17日，会馆召开理监事联席会，结果陈顺庆又再度被推举为理事长。
陈家第三代代表陈名豪出生于1942年。陈名豪16岁时，告别了宁波和未竟的学业，取道澳门、香港来到汉堡。若干年后，陈名豪不但继承了从祖父的“水手馆”、经父亲之手发展起来的“中华海员之家”的事业，而且迅速成长为第三代侨领，开创了比他的前辈更为辉煌的事业。担任德国轮船公司董事长的陈名豪，还拥有了自己可观的产业。1998年3月，陈名豪于汉堡发起成立了“旅德宁波同乡会”，并出任理事长。
相比宁波人在德国，在意大利的浙江商人主要来自于温州。2004年5月6日，温家宝总理出访意大利，当天，罗马华侨华人贸易总会会长李美星等40多位温籍旅意华侨前往机场迎接，并受到了温总理的会见。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提到温州人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温总理说，据他所知，今天到场的华侨华人企业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温州人。温州人能干。意大利人说，他们九个人中就有一家企业。他说，我们温州人一个人也能办一家企业。其实，温州人这种精神是一种创业精神。他知道出来的中国人都很艰辛，今天大家穿得整整齐齐，但当年出来时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到今天这一步相当不易。温州人能吃苦，而且吃苦不叫苦，这就是中国人的力量所在。
意大利罗马华侨华人贸易总会成立于1997年5月，连续几届的会长都是温州人，副会长中的大多数也来自温州、永嘉、瓯海、瑞安。会员主要是罗马300多家贸易公司和职员共计千余人，是欧洲一支颇有影响的华侨华人商务组织。
目前，大约有300多万浙江人在国外创业，如要估算加入外籍以及后裔中的浙江商人，恐怕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浙江人在外经商的范围还包括许多老一辈人不曾涉足的地方，并且形成了聚集效应。在东欧及非洲的许多国家，就出现了不少温州城、义乌街等等。
侨居海外的新一代浙江商帮，也与他们的前辈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更为年轻化、知识化、国际化；他们在结社目的、结社内涵上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社团联络外延拓展。另外，旅外浙江商人尤其是宁波帮对待家乡“只捐资不投资”的传统观念正被“既捐资又要投资”的新理念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