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人——浙商之魂
划着小舢板出海，开着大轮船回来，这是当年宁波帮商人的写照；现在的浙江商人，譬如温州商人、义乌商人，他们创业之初也有过鸡毛换糖、贩买贩卖的经历，但凡成功浙商都是这样白手创业、历经千锤百炼而来的。
都说浙商是“东方犹太商人”，他们酷爱经商也善于经商，其最大特点是吃苦耐劳、敢想敢干、开拓创新、多谋善断、稳健务实、团结拼搏、和气生财等。在他们身上能找到当年范蠡的身影和勾践的精神。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弄潮儿，同一时期同一海域也有不尽相同的使舵手法：叶澄衷的机遇与鲁冠球不同；虞洽卿的霸气要远胜于宗庆后；徐冠巨与李书福，一个慎之又慎，一个豪气干云；即便同是“世界船王”，董浩云与包玉刚也好像是两位隔海相望的岛主……浙商的精彩就在于斯。
“四象”之首属刘镛
清末状元、实业家张骞曾说，清咸丰、同治以来东南以富著称，“而能以风仪自树立于当时者”，在浙江只有三人，即杭州的胡雪岩、宁波的叶澄衷和南浔的刘镛。
在江浙民间一带，南浔丝商“富可敌国”的故事比比皆是，因而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之说。刘大均在《吴兴农村经济》中介绍，“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者，皆资本雄厚，或自为丝通事，或有近亲为丝通事者。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二十万以上不达五十万者则譬之曰‘狗’。所谓‘象’、‘牛’、‘狗’，皆以其身躯之大小，象征丝商财产之巨细也。”刘镛位列“四象”之首，自然是南浔丝商中的“首富”了。据说刘镛的财富达2000万两银子之多，别称“刘家的银子”。其富裕程度令同时代的宁波商帮也自叹弗如。
刘镛（1825—1889），字贯经，因排行第三，人称“刘三东家”。祖上曾自浙江上虞移居到南浔，在大桥湾泰安桥下设小铜匠铺。出生在这样一个庄户人家的刘镛，小时候当过铜匠，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地为乡亲修补铜勺铜锅，以贴补家用。南浔的老人回忆说，当年刘家的家庙里，曾陈放着一副铜匠挑子，即是指此，刘家后人中也有类似的传说。当然，靠这点小手艺自然是无法安身立命的，后来，他转入了镇上一家棉绸布店当学徒，指望将来能做点生意。
那时学徒什么杂活都得干，寒冬腊月老板叫他到冰冻了的河边洗鱼洗菜，他手已冻裂，鲜血顺着菜叶流到河里，又怕被老板见到呵斥，出入均不敢出声。他早起晚睡，拼命干活，一天只能挣十文钱。他用三四文买点吃的，其余归其母。可是后来得知，店家的管家一年的薪金也才不过100串铜钱，心想此处非久留之地。后来由亲戚介绍，他进入镇上谈德昌丝行打工，每年也只赚10元银洋。老板认为他勤快能干，年终又奖励他6元银洋，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不出几年，刘镛凭自己的精明，已经悟出了经营丝业的门道，明白其中的关键是要有资本，只要有资金就能在当地大量收购蚕丝，再转卖给从上海来湖州收丝的洋行买办，这样一进一出，顿时可赚大钱。湖州历来就是鱼米之乡，老百姓家家植桑养蚕，有的是生丝，货源充足稳定，只要有收购生丝的钱，生意即可做大。
不久以后，刘镛脱离了谈德昌丝行，与另外两个同乡合作，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丝行，资本是由三个人东借西借凑起来的，虽然才不过200块银元，但这毕竟是刘镛创业的第一步。那时正是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大肆收购中国农副产品之时，南浔作为浙北蚕桑业的中心市镇之一，又离上海市近，交通上有太湖和运河之便，丝市贸易自是盛况空前。刘家的发家正是得此天时地利之助。
刘镛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自从合伙经商算起，仅仅过了16年，也就是1862年刘镛36岁的时候，200元的资本已上升到了数十万之巨，而且已从南浔发展到上海，在上海租界内购地造屋。据汤寿潜说道：“不数年，业翔起，当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号巨富。”在刘镛成就“巨富”的过程当中，其中一个合伙人已撤资离去，另一合伙人不幸去世，丝行的业务，全由刘镛一手操持，刘家的财富“天下”已奠定基础。
刘镛到上海的这一年，恰是曾国藩、曾国荃围攻太平天国首府天京之际，两年后，天京城破，曾国藩在清廷的授意下大办江南盐业，发售盐票，以充实国库。刘镛又不失时机地盐、丝并举，移师淮扬，遂又成为淮扬一带盐业的巨头，同时又投资典当业等，最终积赚了巨额财富，成为南浔首屈一指的商贾大户。
历史上的南浔是一个传统观念浸淫深厚的地方，丝商家族的族长们十分注重对后代的培养，后人们也大都有所建树，在商界、政界或文化界异军突起。刘镛家族也概莫能外。
刘镛有四子三女，他竭力鞭策他们读书和求取仕途。次子刘锦藻不负众望，荣登进士榜，被封为通奉大夫，一改刘家有财无禄的商贾形象。即便经商，刘锦藻也比乃父更显得有魄力：他经营淮盐，设立扬州盐场；又在江苏通州购买大量海涂，建立垦牧公司；还出任上海大达轮船公司经理，不惧与洋商抗衡。在家乡，刘锦藻筹建电灯公司，开设绸缎庄，发起成立浙江铁路公司，参与创办浙江兴业银行……在江、浙、沪工商界颇得声望。
开路先锋严信厚
“柔日读经刚日读史，有酒学仙无酒学佛”——这是出自宁波慈溪费市村寿芝山庄严信厚手书的一副对联。
严信厚（1838—1906），字筱舫。自幼家学深厚，受乃父影响，以画芦雁沼泽出名。字则临摹赵孟頫，笔力沉凝，活灵活现，纂有《小长芦馆集帖》12卷，为一代书画大家。
像众多宁波帮子弟一样，严信厚很小就泛游商海，先在宁波鼓楼前恒兴钱铺当学徒，一度到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供职，后去杭州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文书。就是在杭州，他结识了胡雪岩，并赠给他自绘芦雁折扇，被胡雪岩赞道“品格风雅，非市侩比也”，以书荐于李鸿章，从此平步青云。
淸同治初年，李鸿章曾委任严信厚为候补道，加知府衔，不久又任天津盐务帮办。在天津自办同德盐号，经营盐业，积聚了大量家财。赚取“第一桶金”的严信厚施展刚柔并济、且仙且佛的本领，大胆驰骋于工商业、金融业领域，开创了许多个第一，终成近代宁波商帮的领袖人物。
1887年，由严信厚筹集5万银元，在宁波北郊湾头创办通久源轧花厂，这是宁波的第一家近代工厂，也是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宁波自古为东南沿海重要商埠，附近各县农村普遍栽培棉花，弹花、纺纱、织布等行业均较发达，“机杼之声，毗户相闻”，是浙东手工棉纺织业的中心。自辟为全国“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后，洋商接踵而来，洋货洋布充斥宁波市场，一斤洋纱几乎等于一斤棉花的价值，使当时的宁波“巡行百里，不闻机声”，手工棉纺织业因此受到沉重打击。严信厚创办的通久源轧花厂，就是为了与外商抗衡，以振兴民族经济。该厂使用日本造的蒸汽发动机和锅炉，全厂有工人三四百名，并聘用日本技师指导生产。厂里每年从慈溪、余姚等产棉区收购大批籽棉，轧成布棉，大部分运往日本。1888年8月4日的《捷报》曾提及此事：“这件事有它的重要意义……输进的是一些较大的机器与发动机器的蒸汽所需的锅炉和发动机……它将是中国为工业制造而使用动力机器第一次成功的尝试。”1894年，严信厚又与周晋镳、汤仰高、戴瑞卿、周熊甫等沪甬巨商富贾集资45万两银，在轧花厂的基础上创设了浙江省最早的一家纱厂——通久源纺纱织布局。以严信厚为代表的宁波帮企业家在家乡创办首批宁波近代企业，从而开启了宁波经济发展的近代化之门。
严信厚地跨南北，经营广泛，曾在天津开设物华楼金店，在上海南京路开设老九章绸缎庄，又在上海创办源丰润票号，分号遍布全国十余大城市。他还在上海创办同利机器麻袋厂，参与创办上海中英药房和华新纺织新局，并投资造纸厂、自来水公司、麦粉厂、榨油厂、航运业等，还曾投资兴办锦州天一垦务公司和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
1897年，严信厚任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任总经理。中国通商银行简称通商银行，系督办全国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奏准清廷后，于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成立的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也是上海最早开设的华资银行。通商银行创立时，盛宣怀任督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占实收股本的2/5，盛宣怀名下包括他本人和代其他大官僚如李鸿章等的投资达70余万两，北洋大臣王文韶投资5万两；通商总董中张振勋和严信厚分别投资10万两和5万两，是九名总董中投资最多的两位。作为投资家和金融家的严信厚后来还参与创办四明银行；1905年，又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华兴保险公司。
作为宁波帮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严信厚的人生最高峰是担任了上海总商会首届总理。
在近代中国，上海总商会是一个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1902年，严信厚受两江总督委托，在上海筹组商会。他认为创立商会“为华商生命所系，集帮商，排众难，期必成”，为此花费很多精力，以自己在上海商界的社会地位和号召力，奔走呼号，联络上海各业商人，并亲自筹垫款项，于当年2月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总商会的前身）。严信厚被驻沪修订商约大臣盛宣怀委任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首任总理。该所为国内首创，在近代中国有重大影响，故有“第一商会”之称。1904年，清政府正式批准在各地成立商会，严信厚率先遵办，由会议公所筹款12000两作为经费，并修正章程，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为上海商务总会，他顺理成章地坐上了首任总理的交椅。
严信厚是中国新兴工业和金融业的优秀开拓者，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他还把大批宁波籍人士吸引到自己周围，为推动“宁波帮”由一个旧式商帮向一个举足轻重的近代企业家群体顺利转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被公认为是“宁波帮”的开路先锋。
“学人要学叶澄衷”
“学人要学叶澄衷”，这是近代宁波商帮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说的是要学习叶澄衷赚钱的本领和做人的品德。那个时期，叶澄衷的创业传奇仿佛一部宁波帮的奋斗史，宁波商人的优秀品质在他身上完美地体现着。
叶澄衷（1840—1899），浙江慈溪人，生于镇海。少时因家贫辍学，到油坊学徒。1854年经亲戚介绍来到上海，在法租界一家杂货铺当店员，由此开始了他在上海滩的传奇生涯。
那家杂货铺就在黄浦江畔的麦克脱路上，其业务主要是为来来往往的外轮补充食品、维修和提供淡水。于是，14岁的叶澄衷就每天摇着舢板，向外轮的海员兜售货物。
叶澄衷开始的时候，据说并不会摇舢板，为了谋生，他跟老板说，他会摇舢板，让老板把他收留下来。他就偷偷地在洋泾浜里面，学了摇船，然后就逐步地锻炼，可以摇到黄浦江上，最后可以一直摇到吴淞口。
当学徒期间，他留意学习英语，很快就能与一般的外国人进行日常交流。三年之后，他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只舢板，自个跑单做生意，维持着最简单的生计。不料转机就在他17岁时降临！
一天，有个叫劳勃生的英国洋行经理，雇了叶澄衷的小舢板，从南市小东门摆渡到浦东杨家渡，船一靠岸，便行色匆匆而去，情急之中将一公文包遗忘在船舱里。待叶澄衷发现，那人已不见踪影。打开包一看，里面竟然有巨额洋钞，另有支票簿、凭证本等许多贵重物品。叶澄衷心想，失主一定焦急，便决定在原地等待。这一等，足足等了一天。太阳西下时分，失主赶来，叶澄衷将包原封归还。劳勃生打开包一看，原物俱在，真是喜出望外。为表感激，他抓出大把洋钱塞给叶澄衷。但叶澄衷哪里肯收，说：“失物理应归还原主。”说完就跳上船，便要回去。劳勃生也跳上船，声称仍雇他的船回外滩。
回到了外滩苏州河口，劳勃生仍不肯离去，拖住叶澄衷，非要酬谢不可，他觉得只有这样才算公平。但叶澄衷坚决不收，他觉得诚实乃为人之本，收了钱有辱人格。一个要硬给，一个坚决不收。粗布蓝衫的中国少年与西装革履的洋行经理，在黄浦江畔久久地对峙着。此情此景，甚为感人。
相持了许久，最后的结局是：按劳勃生的提议，由他提供小五金供叶澄衷代销，销后再结算本金。从此后，叶澄衷摇着小舢板，边摆渡边向外国商船销售小五金。小本生意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了。
清末民初是宁波商帮抢滩上海，并在此获得发迹、转型的时期，这一过程中涌现了许多善于机变、迅速崛起的创业典型，叶澄衷接下来的“创富”经过就如变戏法似的精彩纷呈——
1862年，在洋商劳勃生的资助下，叶澄衷开设了上海滩上第一家由中国人独自开业的五金店——顺记五金杂货店。此后便一发不可收，陆续开设了新顺记、南顺记、北顺记、义昌成记等分号共18所，业务不断扩大，被世人赞誉为“五金大王”。
叶澄衷拾金不昧的事迹在上海滩广泛流传，许多外商为之感动，主动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其中，美孚公司开出优厚条件，愿由叶澄衷代理经销火油，每售出一加仑火油，美孚公司便支付25%的佣金，结账时间可延至两个月之后。叶澄衷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商机，当即表示愿意合作，并希望将贷款结账时间再延长一个月。鉴于叶澄衷的良好口碑，美孚公司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与之签订了经销火油的长期合同。由此，叶澄衷逐渐掌握了上海乃至中国的火油经销专权，被称为“火油大亨”、“火油董事”。
除了五金、火油外，叶澄衷还涉足多个行业，如军需工业、钢铁与煤炭业、航运业、房地产业、火柴业、缫丝业、金融业等。上述叶氏九个项目中，共有100多家企业，资产总额达到800万两白银之巨。另有许多不动产尚未计算在内，堪称宁波商帮中的“首富”。
叶澄衷不仅是宁波帮中鼎鼎大名的“首富”，还是让人景仰的“首善”。
1871年，叶澄衷曾在上海一次慈善会议上坦言：“中国之积弱，由于积贫，积贫由于无知，无知由于不学。故兴天下之利莫过于兴学。”
会后，他立即筹办顺记商务学堂。该学堂在上海、汉口、天津、杭州等地招收有一定中文基础的学生，举办短期英语培训班，所有经费由叶氏企业全包，学习期为一年。学习期满后，先分配到叶氏企业实习，一年后，再输送到各地企业及大中洋行做“协办”、“帮办”、“买办”，为企业培养了大批人才。至少有数十位著名宁波商人曾是叶澄衷手下的学徒。
1875年，叶澄衷又在上海创办叶记商务学馆，地址设在上海外滩金陵东路一条弄堂内。
不久，叶澄衷嘱其子在宁波庄市家乡的崇正书院，捐银洋5000元，还把全乡17所私塾、学馆、书院通通改成西洋式学堂。叶澄衷自思家贫，幼小失学，深感痛苦，于是和堂弟叶雨庵等人回乡，与叶氏族人商讨建立忠孝堂、叶氏义庄、叶氏义塾。叶氏义塾建成，设在叶氏义庄之内，建有大礼堂、教室、办公室、寝室、伙房等设施。首批招收叶氏子弟20名。后来这所义塾发展为中兴学堂，早在上世纪20至30年代，培育出了包玉刚、邵逸夫等一大批优秀学子。
1899年叶澄衷60大寿，他作出了一个决定，拿出自己在虹口的一块24亩的土地，并出资10万两，兴建一所学校。叶澄衷要创办一所与外国学校一模一样的班级授课学校——澄衷蒙学堂，让中国人的孩子接受教育。他还亲手制定了澄衷蒙学堂最早的课本。
学校破土动工了，但叶澄衷突发疾病，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只有他的铜像看到了学校的建成。
澄衷中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富商出资创办的公共学堂。叶澄衷临终前，怕叶家子孙毁约，于是对澄衷蒙学堂又作了专门安排，比如“子孙不能去管学校的事情，学校另外有一个董事会，专门管学校的事情”；“学校有董事会，在董事会领导下，还有监管会，监督董事会，还有专门账房”等。
叶澄衷估计到办校的经费还不够，就规定他的大儿子再拿出10万两银子来。澄衷蒙学堂得以继续兴建，并于1905年8月16日正式开学，后更名为澄衷中学。
“有为之士”宋炜臣
提到近代武汉的工商业，张之洞、刘歆生、宋炜臣这几个名字是无法回避的。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在湖北大办实业；而土生土长的刘歆生则是汉口“地皮大王”，如今全国最长的商业步行街——江汉路，当年便是他的产业，不过那时称做歆生路；离歆生路不远，有座当年汉口最高的建筑——汉口水塔，它的业主便是来自宁波的商人宋炜臣。
汉口水塔以及宋炜臣之有名，另有见证——2006年7月24日，湖北知名女作家方方在她的博客里写道：“今天这个日子很平常，但对武汉人来说，这个日子就还有点意思。100年前的今天，湖广总督张之洞批准浙江商人宋炜臣在武汉兴办既济水电公司。”
若不是方方提醒，也许很少还会有人记得：100年前的夜晚，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汉，它的夜晚是幽暗无比的。老百姓点的是煤油灯、植物油灯，匆匆的夜行人手里打着灯笼，真个是“一灯如豆”。那时候武汉也没有自来水，吃的水只能去汉江挑，连租界都不例外。那时候街巷里到处走着挑水工，即使是大晴天，武汉的大街小巷也是整天湿淋淋的，家家户户的水缸却时时在喊着干渴。
但是黑暗与干渴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方方告诉大家：“好在有了宋炜臣。他在汉口大王庙建起了电厂，在中山大道盖起了水塔，几年工夫，武汉便有了全然不同的面貌。当这座城市处处灯火通明，洁净的水流入千家万户，这时我们才能说：‘武汉的命运已然彻底改变。’”
“武汉能有今天，其实绕不过宋炜臣，也绕不过既济水电公司。”作家方方给了宋炜臣足以青史留名的评价。
宋炜臣，字谓润，1866年生于浙江宁波镇海。镇海素有“文化之邦，商贾之地”的称誉，叶澄衷、宋炜臣、包玉刚、邵逸夫等这些近代和现代的商业巨子都是镇海人。而宋炜臣的成功则与19世纪末有“上海商界翘楚”之称的叶澄衷有着紧密联系。宋炜臣幼年时家境贫寒，只读四年私塾便辍学，15岁便在镇海庄市街上阜生南货店当学徒。1882年的一天，已是上海巨商的叶澄衷回乡扫墓，在阜生南货店购买祭品，少年宋炜臣发觉叶澄衷多给了钱，急忙招呼，可是叶澄衷已经走远，宋炜臣追出去把多给的钱全数退还。宋炜臣的诚实给叶澄衷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不久叶澄衷返回上海，便把宋炜臣带到上海自己的顺记洋货行工作。
1890年，叶澄衷与族叔叶安新集资纹银五万两，在上海虹口开办上海燮昌火柴厂，叶安新任经理，宋炜臣任协理。两人兢兢业业，锐意进取，很快将该厂扩充成全国最大规模的火柴厂之一，产品覆盖长江中下游几个省份。三年后，叶安新病故，宋炜臣继任经理，成为闻名上海滩的年轻商贾。
与“十里洋场”的上海相比，其时的汉口虽已辟为通商口岸，但工商业尚不算发达，火柴工业更处于未开发状态。作为全国交通枢纽之一，通江达海之地，汉口对燮昌、对宋炜臣来说不啻是又一块创业的风水宝地。于是在1896年前后，宋炜臣携银25万两以及叶澄衷给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介绍信函来到汉口。在拜会张之洞后，他并没有马上着手开办火柴厂，而是在汉口歆生路开设了以后发展为华胜军服公司的华胜呢绒军服皮件号。湖北新军的军服、军帽、军鞋均由华胜呢绒军服皮件号生产，而所需要的原料全部由上海老顺记号供给，宋炜臣因而又大赚一笔。为了打通军界、政界、商界的路子，宋炜臣将部分收益就地投资，在华胜号二楼装修华丽的房间，书房、吸烟室、寝室、会客厅等一应俱全，添置洋式设备，专供招待官员之用，因而结交了众多权贵，同时还为自己捐了个二品顶戴，成了红顶商人。
1897年，汉口燮昌火柴厂在汉口日租界正式创立，股金为银20万两，其中叶澄衷、宋炜臣各占1/3，其余为招集的零星散股，由宋炜臣出任经理。汉口火柴厂开办之初，便已有相当规模。宋炜臣还向清政府申请获批了专利，独家生产火柴，中外厂商10年之内禁止在中国设立火柴公司与燮昌争利。这样一来，汉口火柴厂后有上海燮昌作支持，机器、原料均有保障；前有官府衙门为其保驾护航，再加上宋炜臣经营有方，规模不断扩大，终使汉口燮昌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火柴厂。宋炜臣也获得了张之洞“有为之士”的赞誉。
在武汉赚得了名利，网罗了关系后，聪明的宋炜臣就想着趁势扩大营生，他把目光首先投向了地方民生工程上。
当时的汉口除各租界外，在中国地界的居民、商号还是用煤油灯、植物油灯作照明。为此外商争着要在中国地界开发电厂，但都被“以民族中兴为己业”的张之洞一一拒绝。宋炜臣敏锐地觉察到了机遇，果断向张之洞呈递了一份中国人自己在汉口办电厂、自来水厂的报告。张之洞看后大悦，立即召来宋炜臣面谈。宋氏把办厂的计划以及来自浙江、湖北、江西三帮十余名巨商集资参股的情况，向张之洞作了详细的汇报。张见后欣然批复，准予建厂。
1906年7月24日，也就是方方提到的这个日子，“汉镇既济水电公司”在汉口太平路成立，宋炜臣任总经理，汉口商会会长王予坊任副经理。公司以60万元建电厂，240万元建水厂，铺设水管200余里，日供水达23000吨。
据说当时正式供水时，市民们围观着水龙头里哗哗流出的自来水，一脸茫然，自来水加氯后细微的异味更让人们觉得机器水不干净，不敢饮用。宋炜臣见状，来到汉正街供水站，当众打开水龙头，饮用了第一杯自来水。从此汉口镇告别了家家户户挑水喝的时光，成为全国首先使用自来水的地区之一。不久，既济公司将水管铺进了租界，承办了租界自来水。
两年之后的1908年秋，宋炜臣等投资的电厂建成通电，可供16瓦电灯共26000盏一同照明。其后设备几经扩充，电厂装机总量达到1500千瓦，占国内民营电厂装机容量的1/3以上。宋炜臣的既济公司成为当时华人创办的最大水电公司。
作为武汉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一百年来“汉口水塔”早已成为武汉人的口碑而深入人心。2004年4月当人们得知汉水边上废置多年的既济电厂正在被拆除时，一时间《长江日报》、武汉电视台、湖北电视台纷纷报道，市民一片要求保护声，以致市长办公会议专门研究。人们再次记起了一百年前宋炜臣给汉口带来了水和电。
水电公司大获成功后，不久宋炜臣又向张之洞建言兴办扬子机器厂，得到张之洞的肯定，为示支持，清廷农工商部还核准暂免5年的税厘。该厂主要生产铁路桥梁、车辆、叉轨、火轮铁木趸船、驳船、水塔水柜以及煤气发动机、铸钢炉等产品。扬子机器厂是当时湖北最大的民营机器厂，扬子机器公司铁厂又是国内最主要的炼铁厂，其实力和影响可见一斑。
除燮昌火柴厂、既济水电公司和扬子机器厂外，气度宏大的宋炜臣还涉足矿山、金融、房地产等多个领域。从1907年起，他还连续四届当选为汉口总商会会长，成为名驰武汉三镇的“头号商人”。
宋炜臣在汉口大展身手之时，正是汉口乃至武汉近代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张之洞“倡办实业、振兴实业”政策引导下，湖北的近代工商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其发展水平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被外国人誉为“东方芝加哥”。而宋炜臣作为时代的先驱人物，领民族实业之先，兴建近代工厂，革新公用事业，开创了武汉城市的近代化格局，为武汉这座城市的崛起作出了居功至伟的贡献。
绅商朱葆三
在中国十大买办中，有来自浙江宁波的朱葆三，他和叶澄衷既是同乡又是挚友，刚来上海经商时，曾得到大自己18岁的叶澄衷的指点，后来他一路扶摇直上，在上海滩上的身份和名望一度无人可比。他去世后有50万人送葬，当年在上海的租界内还有一条以他名字命名的马路。
朱葆三因与时任上海县署主簿的袁树勋的莫逆交情而获益颇多。袁树勋先后担任过苏松太道、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山东巡抚、两广总督。20世纪初，苏松太道经手庚子赔款，款项由各通商口岸海关关税等收入作担保。经由疏通，袁树勋将这笔暂由上海道库保管的巨款，交由朱葆三拆放到上海钱庄去生息。于是，朱葆三的慎裕商号就成为当时上海众多钱庄要求拆款追逐的热点，朱葆三可从中获取不小的差额利润，并与许多钱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随着朱葆三在商界地位的上升，外国商人也向他抛来了绣球，英商平和洋行作为在沪最早开设的洋行之一，颇具实力，为了利用朱葆三与袁树勋的交情以及朱在工商金融界的地位，特地聘请朱葆三担任买办。自此之后，朱葆三的家庭即成为买办之家，他的四个儿子都曾先后担任过买办。浙江籍贯的买办中，亦有多半出于朱葆三的引荐，以至于他在同乡中被称做“买办中的买办”。当时，上海的各国领事以战胜国自居，对中国官员和商人盛气凌人，唯独对朱葆三优礼有加。
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朱葆三开始了大手笔投资：
首先是金融业。1897年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创办，朱葆三即是该行创立者和董事之一。1907年，他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参与投资创办浙江兴业银行，1908年又与人创办了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简称四明银行），并出任董事长，还曾参与投资创办中华银行、江南银行、振丰银行等七家银行。朱葆三堪称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开拓者之一。
其次是投资轮船航运业。1897年，朱葆三联合同乡李云书等人发起创设东方轮船公司。1906年，朱葆三在上海创设越东轮船公司，1915年又创办了镇昌轮船公司和顺昌轮船公司，1918年再创同益商轮公司。后将这四个公司合在一起组成朱葆三航运集团，共有六条轮船，航行于长江、浙闽沿海、上海至浙江沿海。除此之外，朱葆三还曾投资于舟山轮船公司、宁绍轮船公司等多家航运企业，在其中担任董事长，或出任总经理、常务董事等要职，成为航运业的巨擘之一。
再次是投资工矿、保险和公用事业。从1897年至1923年，由朱葆三创办或参与投资的工矿企业，有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上海大有榨油厂、中兴面粉厂、赣丰饼油厂等10余家；在保险业方面，朱葆三发起创办了华兴水火保险公司、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华成保险公司、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在公用事业方面，朱葆三曾投资创办上海华商电车公司、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既济水电公司、广州自来水厂等。
到20世纪20年代，朱葆三兴办实业涉及的领域包括五金、钢铁、航运、金融、纺织、水泥、造纸、榨油、保险等，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企业群体，其中有不少属于开创性的企业。
朱葆三凭借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在商界中占得了高位，曾连续几届担任上海总商会的会长，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商界领袖。1916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改选时，他还曾当选为这一全国商界最重要的社会团体的副会长。
朱葆三还曾积极投身于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为国家民族建立了值得铭记的功勋。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商民打算起义响应，在此节骨眼上，朱葆三从上海道台处得知两江总督署下达的密令：“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数正法。”便立即潜往商团司令部，通报领导人李平书，商团随即发动起义，火烧道、县衙署。朱葆三又劝告上海道台、上海知县逃往租界避难，城内文武官员群龙无首，商团很快占领了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上海光复后，革命党人于1911年11月7日建立了地方革命政权——沪军都督府。初建的沪军都督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都督陈其美等领导人为了缓解财政危机，考虑到朱葆三与金融界联系密切，于是公举他为财政部长。朱葆三临危受命，“兢兢业业，夙夜彷徨，力效驰驱，勉尽天职”。
为解燃眉之急，沪军都督府打算提用存于上海各钱庄的道库存款，但道台刘燕翼在上海光复后已躲避到租界，并将存折送交外国领事，以防沪军都督府提用。各钱庄以无存折为由，纷纷拒绝向都督府付款。情急之下，陈其美将上海钱业会商处总董事朱五楼扣留，导致与钱业的关系骤然紧张。关键时刻，朱葆三多次出面斡旋，上海钱庄才同意由朱葆三核给收据，先后向沪军都督府提供现银36万两，从存于钱庄的上海道库公款内抵付。
从此，“上海道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之说，便在商界、政界、军界广泛流传开来。
在上海，朱葆三虽然与洋人来往甚密，自己也曾是买办出身，还曾担任过首任租界华董，但他却并不崇洋媚外、挟洋自重，相反还保持了一个爱国者的民族气节。有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上海复兴公园门口曾挂着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块记录了中国人奇耻大辱的牌子，就是朱葆三以计谋迫使法国人摘掉的。
一天，朱葆三买了10丈长的蓝布，请裁缝师傅用整匹布做了一件特大号长衫，两袖及前后摆各用25尺，然后在法租界雇来八位普通法国人，当面讲定条件：八人抬着这件特大号长衫，从静安寺出发，到南京路外滩为止，每走数步，就跪下来拜一拜；每拜一次，每人可得一块银洋。洋人见报酬如此之高，便立即答应。
朱葆三于是让自己的大儿子穿上这件长衫，前后各有两个洋人抬衣摆，左右各有两个洋人抬袖子，以洋鼓洋号为前导，吹吹打打，由静安寺沿着南京路向东走去。路上，八个洋人果然每走数步就停下来跪拜一次。这出奇妙闹剧招来众人的围观，十分滑稽。特别是当有外国人从旁经过时，中国人便起哄，羞得那些外国人低头掩面，仓皇溜走。
事后，朱葆三按洋人所拜次数给足了赏钱，同时放出风来说，如果法国人不将复兴公园门口的牌子摘掉，他还将组织更加精彩的节目演出：雇用若干名法国妓女，当街表演脱衣舞，舆论哗然！法国佬意识到中国人不好惹，只好悄悄地摘下那块挂了多年的辱华牌子……
“海上闻人”虞洽卿
《虞洽卿传》中有这样一则小故事：虞洽卿25岁时在德商鲁麟洋行当买办，一天，他听朋友说，一位北京军界要员将来沪采购大宗白布，染色后做军装。虞洽卿马上意识到，这是松动甚至出清本行仓库中大量积压的白坯布的天赐良机。不料，这位官员不喜欢跟陌生人打交道，虞洽卿几次上门都遭严拒。某日，他发现那官员正坐着马车兜风，于是，急雇一辆高大马车，许以重金，追撞上去。结果，官员的车被撞得歪歪倒倒。官员大发雷霆，虞洽卿立即诚惶诚恐地“赔罪”，答应赔偿一应损失，送官员回家，再为他置酒压惊，又殷勤伴其游览邑庙名胜。几番来往，彼此终成知交，当然，虞出清库存白坯布兼带染料的大宗合同也就水到渠成了。
虞洽卿曾说：“盛世有盛世的商机，乱世有乱世的商机，这看你生意人如何去驾驭它。‘乱世出英雄’就是这个意思。”
虞洽卿（1867—1945），浙江镇海人，名和德，早年到上海当学徒，1894年后任德商鲁麟洋行买办、华俄道胜银行买办。1903年独资开设通惠银号，发起组织四明银行。1908年创办宁绍轮船公司。1914年独创三北公司。1920年合伙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长。1923年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在上海这座十里洋场，虞洽卿不是宁波商人中财力最棒的，但却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虞洽卿叱咤上海滩数十年，同外国势力有依附有矛盾，辛亥革命中支持孙中山，二次革命时反对袁世凯。“五卅”反帝运动中摇摆不定，大革命前后支持北伐反对孙传芳，“四·一二事变”中却帮助蒋介石“清党”。一生跌宕起伏，复杂多变，颇多玩味……
1898年，上海法租界当局企图以修筑马路为由，侵占旅沪宁波人安放殡舍的四明公所义冢地。虞洽卿虽与洋人相洽，但他们欺负宁波人却令他义愤填膺，于是联络上海商界及旅沪宁波人开展罢工、罢市，与法国人斗争。几经交涉，终于迫使法租界当局让步，四明公所的地产得以保全。1905年腊月，有一广东妇女黎黄氏携带婢女10余名途经上海，被英国巡捕诬为人口贩子而横遭逮捕。在会审公廨开庭审理时，英国副领事德为门又颠倒黑白，胡判乱断，引起民愤。虞洽卿目睹此情，挺身而出，在公堂上据理力争，为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仗义执言，深为社会各界称道。“大闹公堂案”与“四明公所事件”遂使虞洽卿声名鹊起。
当时的上海有一个叫“万国商团”的组织，它是外国驻沪领事为“保护侨民利益”而组成的武装团体，行动听命于租界工部局董事会。虞洽卿见“万国商团”中既称“万国”，却不准华人参加，处理纠纷时，往往袒护洋人，十分不满，在与英捕房交涉后，与朱葆三等人发起成立“万国商团中华队”。虞洽卿从1905年成立的“华商体操会”中挑选了83名优秀青年参加，由虞洽卿亲自担任中华队公会会长，备有军装武器，这是第一支由中国人在上海租界组成的民众武装自卫队。不久成立的“上海商团联合会”，虞洽卿又被推为名誉会长，时年44岁，成为风云一时的“海上闻人”。
“上海商团联合会”倾向于进步，辛亥革命爆发时，成为协助上海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发起人虞洽卿早在辛亥革命上海起义前夕，就在沪上同盟会秘密会所结识陈其美等人，资助起义经费8000元，并与朱葆三等人在租界内设“宁商总会”，作为革命党人秘密集会之所。他还为起义军代办军械。起义军攻打南京前，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在纽永建陪同下，夜访虞洽卿筹饷，虞当场承诺“暂借10万元以充军需”。11月4日上海光复，当晚虞洽卿携巨款赶到苏州，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在民军等配合施压下，程宣告独立。其后他又去南京游说清守军张人骏等起义，遭拒绝。于是又将购集的军械弹药连夜亲自押送南京前线天堡城下，接济革命军，终于攻克南京。虞洽卿在前线见革命军条件艰苦，回到上海后立即发起“节费助饷会”，呼吁商民全力支持。上海都督府成立后，虞洽卿被委任为上海军政分府外交副部长、闸北民政长，又被任命为八位顾问之一。
1920年，虞洽卿与闻兰亭、李云书等在上海发起创立的我国第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张，虞洽卿担任理事长。他在大发其财的同时，暗中通好孙中山，在交易所内，还收纳、结交了一大批国民党以后的军政要员，如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蒋介石等人。尤其是与蒋介石的相识，改变了其之后的人生走向。
1926年，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和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虞洽卿逐渐向蒋介石集团靠拢。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召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虞洽卿以商界代表出席，被选为临时市政府委员。3月26日，蒋介石来到上海。虞洽卿连夜到龙华见蒋，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问题。第二天，虞洽卿召开上海商业联合会会议，表示商界全力支持蒋介石。3月31日，“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成立，虞洽卿是该委员会头三名委员之一。这个委员会给了蒋介石大量的财政援助。虞洽卿还将自己的10万元作为“慰劳费”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就是杜月笙、黄金荣出打手，虞洽卿埋单。虞洽卿曾三次筹集行动经费，美其名曰“革命善款”。4月16日，虞洽卿以上海商业联合会名义致电蒋介石，表示：“敝会愿与三民主义相终始，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
正是因为那次“交易”，以虞洽卿为代表的商人阶层与蒋介石集团结成了利益同盟，帮组蒋介石取得了政权，并以血腥的手段清洗了他们视之为对立面的共产党和工人阶层。
由于帮助蒋介石“有功”，虞洽卿先后就任上海特别市参事会参事、中央银行监事。上海租界当局对他也愈益看重，1926年12月，虞洽卿被选为第一届上海纳税华人代表大执委会主席。1928年2月，上海荷兰银行举行庆祝虞洽卿任“华经理”25周年典礼和宴会，称颂他“任职多年，甚著贤劳”，特别赠以荷兰国王宫自鸣钟等礼品，荷兰政府还赠他勋章一枚。1930年，虞洽卿又当选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五华董之一。1936年，上海租界工部局决定将西藏路自苏州路至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一段命名为“虞洽卿路”。10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虞洽卿路”命名典礼。当时《申报》对这一典礼活动的盛况曾有详细报道：
“10月1日上午在跑马厅举行阅兵式，由万国商团中华队接受虞氏检阅。随后游行开始，队伍沿虞洽卿路向北行进，有马巡队、军乐队、护旗队、商团队以及来宾车队，沿途观众夹道欢呼，鞭炮声声，围观群众不下30万人。另外，还由明星影片公司在现场拍摄有声电影，记录游行及庆祝大会实况……”
这一时期的虞洽卿可谓是春风得意。
更为优厚的“礼遇”是在商业方面：1930年，国民政府特许他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对外发行债券，同时将很多军需的运输业务交由他经营，三北公司业务得以迅速做大，到抗战前夕已有轮船30余艘，总吨位近10万吨，占到全国轮船总吨位的1/7，为当时民营公司之最。
虞洽卿一生虽然在政治上多有瑕疵甚至是污点，但是在民族气节上却是可圈可点，尤其表现在抗战上面。
1931年7月2日，日本军方在朝鲜煽起排华反华浪潮，虞洽卿率先在上海组织反日援侨委员会，并公开发表演说，痛斥日本军国主义暴行。同月14日，还宣布与日本经济断交，表现了一个民族资本家的爱国立场。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多达70万难民涌入弹丸之地的租界。虞洽卿以70岁高龄奔走呼号，发起成立上海难民救济协会，自任会长，英商麦克诺为副会长，在全市设立30多处收容所，先后收容难民8万余人，遣返回籍10多万人，发放81期给养，共计970余万元。为了阻止日军沿长江航线西进侵略，他跟武汉卢作孚一样，将自己公司的船交给中国军队，3万吨级轮船被炸沉在江阴一带水面。
日据时期的上海由于日军的封锁曾陷入米荒，虞洽卿出面召集各行业公会开会，倡导成立上海平粜委员会，他恳请各公会先行垫款，以便购买南洋大米，以求平稳物价。为避免运米船被日军击沉，他与意大利商人合开中意轮船公司，船挂意大利和挪威、巴拿马国旗。所运大米均按市价七折出手，差额部分由各公会捐款补贴，平粜米共办了30多期，为解决租界内平民和难民缺粮起了很大作用。
不久，日军策划组织汉奸政权，多次拉拢虞洽卿，并许以伪上海市政府市长一职，均为他拒绝，为此他还收到了夹有子弹的恐吓信。1941春，虞洽卿不得已辞去荷兰银行买办职务，悄然于深夜离沪，经香港抵达抗战大后方重庆。在西南，虞洽卿又与与王晓籁等创办三民运输公司，集资在香港购买三吨道奇牌汽车300辆，从缅甸、仰光等地运来五金配件，以供军需之用。
1945年4月，虞洽卿因患急性淋巴腺炎，医治无效，于26日在重庆逝世，享年78岁。在弥留之际，他还不忘嘱赠黄金千两，“用以支持国民政府抗战”。虞死后获得国民政府赠匾一块，上书“输财报国”四字。此匾至今仍悬挂于浙江慈溪市东郊伏龙山下的虞洽卿故居。
“强门脑袋”黄楚九
大多数人知晓黄楚九，很大程度是因为“上海大世界”。在他的经营之下，这个“远东第一游乐场”不仅成为当时上海都市娱乐文化的标志，也成了一个城市的象征。很多年后，外地人到上海滩，还能听到这样一句话：“不到大世界，枉来上海滩。”这个在上海滩伫立了87个春秋的“大世界”的创办人，便是曾经叱咤风云的黄楚九。
黄楚九（1872—1931），浙江余姚人，名承乾，字楚九。出生于中医世家，少时随父行医，积累了一定的医药知识。15岁那年，其父去世，他随母亲迁居上海，每天到城隍庙内设摊，出售他自制的一些药丸散丹，由此开始了他在上海滩的创业生涯。
但黄楚九的发迹、起家，与一般企业家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迥异，是凭借几款“野狐禅”般的所谓滋补品，转眼间就大获其利，在上海开起了大药房。
黄楚九本是眼科医生，他揣摩国人重视大脑的心理，认为脑主宰全身，于是千方百计炮制所谓补脑的“妙法”。他请人设计了一张药方，其中有磷质加上甜味的果汁，且又迎合国人崇洋心理，以一张犹太人的照片起名艾罗，放在商标上算是发明人。于是“艾罗补脑汁”大张旗鼓上市了。“艾罗”是外文Yellow，拆穿了就是黄的意思，也就是黄楚九的专利。他笃信“一分本钱，配上九分广告”的道理，在《申报》和《新闻报》等报上大做广告。“艾罗补脑汁”大批上市，钞票也就滚滚而来。继“艾罗补脑汁”后，又有龙虎人丹、百龄机等几种新药相继问世，同样使得财源茂盛。
在当时的上海商界，黄楚九有“强门脑袋”之誉，形容他头脑活络，善于趋新。他就是从一款“艾罗补脑汁”开始，逐步创办五洲药房，开设龙虎公司，筹组中西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拥有21家医药企业，终成药业托拉斯，被选为上海新药业公会首任理事长。
但黄楚九远不满足于在药业方面的成功，很快便涉足娱乐业和其他新型服务业。在上海滩，首开大众化游乐场先河的就是黄楚九。
1917年7月14日，鼎鼎大名的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开幕，这是黄楚九亲自挑选的日子，这一天是他跟随母亲来到上海30周年的纪念日。30年前的今天，他是一个穷小子，30年后他是一代巨富。那天“大世界”门前鼓乐喧天，霓虹闪耀，鞭炮齐鸣，游客和财富如潮水般向他涌来。开设大世界娱乐场使其名声大噪，但据说创办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起初，黄楚九选中永安公司的屋顶开设“楼外楼茶座”。逐日一档评弹一档申曲，茶客边饮茶边听戏，又能远眺外滩景色，加上装了电梯，收洋仅一角，这就近悦远来，趋之若鹜。接着黄楚九又与人合伙在跑马厅一角开设“新世界”，游艺节目更多，分处南北的两部，有地道相通，收洋也只二角。
岂料“新世界”正兴旺时，合伙人把黄楚九一脚踢开。黄楚九可非等闲之辈，一气之下，便找到法国领事协助，在跑马厅另一角开了“大世界”，面积超过“新世界”两倍，上下五层，地方剧、弹词、说书、清唱、文明戏、马戏等等应有尽有，收洋两角。那一时期，凡游上海的外地人，都要到大世界来一饱眼福。同时“大世界”也成了上海滩赌风日盛、狂狎正劲之地。
当时上海滩赌风很盛。赌徒们赌红了眼，便是火里的钱都敢抓来赌，自然不计利息之高低，黄楚九就在“大世界”旁边开设世界日夜银行，一天24小时营业，方便赌客，也收存款。
之后黄楚九又陆续开办三星舞厅，组建中华电影公司，还搞起房地产，筹建上海夜市物品证券交易所等等，一生从事的新兴产业颇多。
上世纪30年代初，受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上海各业经营急剧萎缩，黄楚九亦未能幸免，他的日夜银行在他人操纵下惨遭挤兑。1931年1月19日，黄楚九病逝于自己的寓所内，他去世不久，日夜银行支撑不住而倒闭。为了偿债，黄楚九生前所穿上百件长袍均拍卖。黄楚九死后，“大世界”也落入了觊觎它已久的大亨黄金荣之手。送葬时一副挽联这样写道：
楚楚大志，十年雄心争天下；九九归原，一双空手赴黄泉。
尽管最后的结局苍凉可悲，但黄楚九还是多受关注和热评。
这位一生创业不辍，时人称为“百家经理”的时代精英，曾以他的胆识和智慧创下多项“第一”：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制药企业——龙虎公司、中国第一家屋顶花园——楼外楼、中国第一家综合娱乐场——新世界、远东第一大游乐场——大世界、中国第一家发行量最大的娱乐企业报——《大世界报》、中国第一个医药“托拉斯”——拥有21个医药工商企业的黄氏医药“集团”……他运用的新颖多样的广告手段，是中国广告史中颇为精彩的一页；他表现出的超前的品牌意识，是中国企业经营史上具有前瞻意义的理念；他历经的多次维护企业权益的官司，给中国司法史上留下了有价值的案例……
黄楚九在世时，民间曾有人因其创办”大世界”而给他戴上了“滑头商人”、“不法商人”的帽子，但在十卷本的《中国大资本家》中，给予黄楚九的评价是：我国民族西药业、民族娱乐业的先驱，只身闯荡上海，靠智谋、才干成为上海著名实业家。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对黄楚九的评说算是公允，他说：“我对黄楚九的经营能力是很佩服的。我当然不会用‘奇才’这样的语言去形容他，但是一直承认他在商业上的确是一个很懂市场、很有本事的人。”
“天惊地怪”王一亭
王一亭诞生于“三吴之地”的浙江湖州，这里自古出产名儒大贾，湖商遍地，然王一亭的出身与世家无缘，同“贫困”倒是接近。王一亭因为生计所迫，很小就到临近老家的上海怡春堂裱画店当学徒。在这里，他遇见儒商李薇庄，李见才15岁的王一亭办事勤快能干，人亦聪明灵活，于是热心介绍王一亭到“慎徐钱庄”学徒。尽管钱庄的学徒生活辛苦繁忙，但王一亭依然在晚间坚持学画，并到当时的“广方言馆”攻读英语，后又去“恒泰钱庄”继续学生意。在钱庄的实践和锻炼，使其迅速得以成长。1885年，年仅20岁的王一亭被提升为“天徐号”的跑街先生。
“跑街先生”是钱业代理人的别称，没有一定本事的人是做不来的。不久王一亭又以出色的业绩晋升为经理，转做航运经营。期间得到了上海著名绅士、实业家李平书的赏识和帮助，自此走上发迹、发达通途。自1904年王一亭与张謇发起、创办上海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并任董事长起，继又和沪上名流沈曼云、李云书等先后创办信成商业储蓄银行、经营地产业务的业成公司、立大面粉厂、华商电气公司、浦东电气公司、湖州电气公司等实业。他还出任上海义清地产公司、开明房产公司、沈阳地产公司、华通水火保险公司、华兴火险公司、上海内地电灯厂、正大商业储蓄银行、中华商业储蓄银行等多家企业的董事等职，并被推选为沪南商务公会首任会长、历届上海总商会协理（副会长）、商务总会会董、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跻身清末上海大实业家之列。
然而王一亭之所以名扬四海、忝列浙籍名人簿中，主要还是因其著名社会活动家的身份。王一亭早年受孙中山的影响，倾心共和，加入同盟会，积极投身救国活动。辛亥革命期间，他坚定追随孙中山，出钱出力援助革命军，还让自己的大儿子任敢死队队长，冒死将陈其美从被清军所囚的江南制造局解救出来，自此与陈其美成为莫逆之交。上海光复后，曾被委任为交通部长、工商部长等。
王一亭还是一位佛学家，1922年，当选为中国佛教会会长，又任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他长期茹素礼佛，潜心作画，热衷公益事业，经他奔走募集赈灾之款多达上亿元，救助了江、浙、皖、鲁、绥（绥远）、察（察哈尔）、滇（云南）、黔（贵州）等15个省份的众多灾民，是上海最著名的慈善家和慈善界领袖人物。
王一亭先后参与策划、创办了上海孤儿院、中国救济妇孺总会、上海慈善团、上海游民习勤所、上复善堂等10多个上海最有影响的慈善组织，并担任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救灾准备金保委会委员长及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国际救济会等社团的要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近代慈善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慈南在《纪白龙山人王一亭》一文中曾经描述道：“先生开会，常若人定，恒一言不发，然遇取决之际，事有不能决者，一言立解，凡上海慈善事业，无不有先生名，盖无先生之名在董事列，若不足以号召也者。各慈善经费恒不裕，其所办事业则又力求其大，因之收支常不敷，转以求先生，先生能有以纾其急。先生常谓‘办慈善事业，不愁无经费，如办得好，人自会送款子来’。有时至无可筹措际，先生常出其所作书画，集巨款，而以嘉惠公益慈善事业。”吴昌硕也在《白龙山人小传》中动情地说，王一亭“以慈善事业引为己任，绘图乞赈，夙夜彷徨，不辞劳苦，于是四方之灾黎得以存活者无算”。
他还是一位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慈善家。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他即与巨商朱葆三等人在《申报》上刊登《救济日本大灾召集会议通告》，及时垫募白米6000石，面粉2000多包及药品、木炭等生活急需品，于9月8日装船运往神户港，为最早抵达日本的外国救援船。后又在峨眉、九华、普陀、五台及上海玉佛寺、西湖招贤寺等举行普利道场法事，并向日本灾区寄赠一座梵钟。日本人赞其为“王菩萨”。1983年，当王一亭的墓迁于吴县洞庭东山杨湾时，日中友协会长宇都宫德马题词“恩义永远不忘记”，以示感激当年救济之情。
王一亭作为一名画家的成就亦蜚声海内外。因年少时识得任伯年，拜为弟子，艺事大进，终与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比肩，并列为“中国二十世纪写意画三大巨匠”。王一亭堪称一名全能画家，山水、人物、花鸟都入逸品，尤长于佛像。就这一点讲，他比吴昌硕的路子更宽更广。他将任伯年的清新和吴昌硕的沉雄凝重，融入到自己的画作中，经千锤百炼，融会贯通，始成独特画风。张大千在《王一亭先生书画序》中言，“古今妙作，从於心者。外境炫心，心感於物而动，两相神会，蕴为意象。於是发之笔墨，纵情挥洒，化为断境，斯乃锻炼操守而呈之艺术创作也。”又言，“先生民胞物与，复耽禅悦，胸襟阔达而志杰高迈，落笔放达不羁，始能纵放由心，全其气势也。”吴昌硕更有诗赞：“天惊地怪生一亭，笔铸生铁墨寒雨。活泼泼地饶精神，古人为宾我为主。”王一亭的画作不仅享誉国内，而且名扬海外。他是中国第一位将作品送往世界大博物院内辟专室陈列的画家。王一亭的作品在日本更被大量收藏，日本鉴赏家以收王一亭作品之多寡炫耀竞赛。他们每到上海，“总以能见到王一亭为荣，见到王一亭，如果求不到王一亭的画，那有如进入宝山空手而回，无以炫耀亲友”。
在海派书画家群体中，王一亭是个十分重要的中坚人物，他对海派书画整体的发展，特别是对艺术领军人物的确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以至有评价说：“王一亭是上海这个大都市所培育出来的既有艺术才华，又有商品意识；既有创作能力，又有经济头脑；既有审美追求，又有社会责任的真正英才。”
王一亭对上海的艺术教育事业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1912年，王一亭出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董，不仅亲自上课，而且出资相助。为培育青年英才，弘扬海派艺术，他又创办了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校。王一亭还是一位对外文化交流的专家，多次组织中日书画家互访及展会。如1931年4月，他作为中国艺术家访问团团长率张大千、王个簃、郑曼青、吴仲熊、钱瘦铁等一干书画篆刻家访日，在东京上野举办了展览，在日本引起轰动。他还在自己的寓所接待了爱因斯坦夫妇等外国友人。尤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沦陷后，日寇曾经逼他出任伪职，王一亭坚拒不就，决不与侵略者为伍。为此，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毅然抛家别业远避香港，表现出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
刘鸿生跨越新时代
1956年10月1日，68岁的刘鸿生谢世，胡厥文先生写了一幅32字的挽联，概括了他不平凡的一生：“明察秋毫，恢恢大度。创业维新，不封故步。细大不捐，勤政所务。爱国心长，义无反顾。”
1949年，远走香港的刘鸿生受周恩来的感召，毅然返回上海，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据说他在去世前半个月﹐发表了一篇《为什么我拥护共产党》的谈话文章。去世时他告诫后人：“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每人至多拿几万元，拿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其余的全部捐献给国家，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一点微小的表示，也是我最后的嘱咐。”
刘鸿生是宁波商帮的又一代表人物，“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纺业大王”，一个人拥有三个“大王”的头衔，史无前例。他在近代中国商海中的沉浮，可谓具有典范意义。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他在火柴行业打赢的一场经典商战，一举奠定了他在实业界的“霸主”地位。
火柴也叫洋火，最早是从外国输入进来的。清末民初时期，英商、日商、瑞商等外国商人纷纷在中国沿海城市设厂生产火柴，著名的有怡和、燧生、中华磷寸、瑞中、民光、美光等厂，标上“在华制造”、“中国制造”或“上海制造”等字样，垄断了中国庞大的市场。
刘鸿生起初是推销煤炭的，自打当上开平矿务局的买办后，收入颇丰，自此发家。1920年，他在苏州胥江河畔开设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鸿生火柴厂，跨入了火柴这一新兴工业行列。
哪知，刘鸿生的第一个竞争对手，也就是说设厂以来的第一个商战对象却是自己的老丈人——上海燮昌火柴厂老板、宁波帮巨商叶澄衷！
原来，刘鸿生办火柴厂的起意是为了“报复”老丈人，因为老丈人曾阻挠女儿叶秉贞嫁给刘鸿生，虽然最终未能拆散这对鸳鸯，但已惹恼了女婿。恰巧叶澄衷也在苏州开设了燮昌火柴厂的分厂，两家“门当户对”，商战在所难免。于是，翁婿二人在苏州打起了价格大战，叶澄衷的火柴每箱卖17元，刘鸿生就卖15元。一箱火柴卖到这个价格，自然是无利可图，可刘鸿生根本不计盈亏，不屈不挠地同老丈人叫板到底，末了，还是老丈人抵挡不住，只得向女婿“缴械”。刘鸿生趁势吞并了燮昌，随后又兼并了苏州的民生火柴厂，实力大为增强。
其实，鸿生火柴厂的最大竞争对手，还是外国品牌的火柴，刘鸿生不会不清楚。
1928年，为了进一步打击中国民族火柴工业，垄断世界火柴市场的瑞典火柴集团开始低价倾销，正崛起的日本火柴也紧随其后，这对中国的火柴业造成了巨大威胁。瑞典资本提议收购鸿生等中国民族火柴厂商，但经多次谈判，刘鸿生以条件不合为由，抵制了国际资本收购企图。于是，瑞典火柴竟以成本价一半的价格倾销，企图压迫刘鸿生等退让。
在此情况下，刘鸿生联合荧昌火柴老板朱子谦等，成立江苏省火柴同业联合会，选举实业巨子张謇担任会长，商定共同议价，避免自相降价和竞争，同时向国民政府联合上书，要求限制瑞典火柴进口数量，另外，他们还组织抗议、罢工等系列活动，以求得政府减低火柴的捐税。
种种努力并没有阻止住瑞典火柴的野心。1930年10月5日，《时事新报》爆出惊天消息：瑞典拟用1500万元贷款，换取中国火柴专利权50年。一石激起千层浪！为了反抗，刘鸿生发起《告火柴同业书》，号召同行一致对外。在刘鸿生的倡议和活动下，全国有52家火柴厂派代表在上海集会，讨论“挽救国货火柴工业方策”，决定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公推刘鸿生为常委会主席。大会闭幕后，刘鸿生率全体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援助。在多重压力下，后来瑞典方面未能如愿获取合同，火柴专卖也成了泡影。
然而在瑞典火柴集团的强大攻势下，中国火柴厂家均亏损严重，危机重重，为了挽救颓势，获得重生，荧生、中华、鸿生这三大公司经多方商谈，于1930年7月达成合股联营，成立大中华火柴有限公司，由乐振葆出任董事长，刘鸿生出任总经理。刘鸿生深知自己任重道远，他在给留学英国的儿子的信中说：“我力图使这一特殊行业发展成一个巨型的民族工业，你们知道，人们常常称我为‘火柴大王’，我亲爱的孩子们，如果我能将全国所有的火柴制造厂合而为一大整体，我亟愿退让这一头衔。我这种努力并非自私，因为我想，只有用这样的组织手段，我们才能真正发展和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
刘鸿生就任大中华火柴公司总经理后，开始实施他的计划——先后兼并九江裕生火柴厂、汉口燮昌火柴厂、芜湖大昌火柴厂、扬州耀华火柴厂等火柴企业，形成了中国火柴实力强大的集团。刘鸿生及时地更新了火柴生产的设备与技术，经历一系列改革和竞争努力，大中华火柴终于击败了气势汹汹的瑞典火柴集团。大中华火柴畅销中国大半壁江山，打破了“洋火”一统天下的局面。由小火柴引发的10年之久的商战终告结束。
几年之后，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大中华火柴公司的火花赫然在列，灿若星光。
而火柴也擦亮了刘鸿生的“托拉斯梦想”，刘鸿生办实业“已经成为他的一个癖好”。这个不肯“把所有鸡蛋放一个篮子”的冒险家，“办了轻工业、纺织工业，又办重工业；办了工业，又办码头、仓库、地产、银行、保险等等”。投资遍涉各个行业，最终实现了将刘氏企业合并成为“托拉斯”的梦想。鼎盛时期，刘鸿生以86万两银子在上海四川中路建造8层高的办公大楼，取名为“企业大楼”。建成后，刘鸿生将他经营的各个主要企业的事务所，都集中到这个大楼中，以加强管控。
解放以后，这个跨越不同时代、先后受国民政府和共产党重视的商业奇才，将资产总值达2000万元的企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成为了人民的光荣“一分子”。
项松茂“兴业兴华异众贾”
项松茂和黄楚九同是宁波人，也同是新药界的翘楚。项松茂小黄楚九8岁，两人过从甚密。1911年，黄楚九与人合办的五洲药房因股东们出现了矛盾，经理借故走人，黄楚九遂邀请中英药房汉口分店的经理项松茂出任经理。项松茂碍于情面，便来到上海走马上任。项松茂很有才干，他的特点与黄楚九有些相似，都是开拓型的，敢想敢干，重视广告的宣传效应。他到任后，发起一系列改革，为企业良性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1915年，五洲药房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项松茂成为董事之一，继续执掌经营大权。1916年，黄楚九因倾情于娱乐业，遂将他拥有的五洲药房的股份让给项松茂，项松茂则将他所拥有的上海“新世界游乐场”的股份让给黄楚九，这样，黄楚九完全脱离了五洲药房，由项松茂独自经营。
这次换股给了项松茂以充分的发展空间。经过一番精心筹划，他在南北通衢的福州路和河南路口开设新店址，推出不少新药品，这是他精心布置的一着棋。店里原先仅能配置一些中成药，他补充资金，增聘留学归来的技术人员，新添生产设备，推出了“人造自来血”这种新药。“人造自来血”色质鲜红，含有治疗贫血的配方，出品后得到中国政府和租界当局承认，一时大受欢迎。两三年中，该产品竟漂洋过海，先取得了美国旧金山国际博览会银奖，后又获得了日本东京大正博览会三等奖，真可谓旗开得胜，名声大噪。知名度带来了滚滚财源，五洲先后在天津、汉口等地都设立了分店。1920年，项松茂建起了五洲药厂，不久又盘下了原德商生产臭药水的亚林化学厂。他还“三顾茅庐”请来了留日专家李觐唐、留德博士叶汉丞、留美硕士徐佩璜，以及后来蜚声国际药学界的著名中国药物学家张辅忠等，共同研制新药，几年中推出了乙醚、硫酸低铁、纳夫他林、煤馏油醇、防疫臭药水、牛痘疫苗、痱子粉、花露水、良丹、十滴水等上百个新品种。五洲资本扩大到150万元，奠定了中国新药业的基础，把原来几乎是日本西药商后院的中国市场大部分夺了回来。
不久，项松茂又成功收购了德国人创办于上海的固本肥皂厂。从此，五洲药房更名为五洲固本皂药厂，分制药、制皂两大部分，成为上海滩上第一家使用蒸气动力、机械化生产肥皂和药物的现代工厂。五洲厂生产的肥皂质好价廉，供求旺盛，当时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脍炙人口的广告：
五洲固本皂，人人都称道；洗用来得省，又不伤衣料。
五洲固本皂问世之日，正是英商中国制皂公司的祥茂皂厂称霸中国市场之际。这是一家资本足、设备好、技术强、实力雄厚的老牌制皂企业。
起初，英商祥茂皂厂并没有把五洲固本皂药厂放在眼里。的确，和这家世界一流制皂厂一交手，五洲厂就铩羽而归，弄得亏损不小。由此引得祥茂皂厂摆出盛气凌人的姿态，放出风声说愿高价收购五洲固本皂药厂。
面对压力和诱惑，项松茂不为所动，但他却私下里琢磨着，
固本不敌祥茂的关键在哪里？于是，他派制皂部主任隐名埋姓混进祥茂皂厂当差，命他弄出个明白来。这位主任在英国工厂里一干9个月，把对方的技术奥秘摸了个透。回厂经反复试验，很快在各项技术指标上压倒对手。祥茂皂含脂肪酸40%，固本提高到55%。祥茂含水为48%，固本减少到34%。这样，固本皂就以去污垢力强等优势，在质量上一举压倒对方。
但祥茂皂原在上海、浙江、华南、华北、西北等地区有较强劲的销售网，面对固本皂咄咄逼人的挑战，它又新增寄售、放账、补价、赠奖等手段来对抗。正当两家紧锣密鼓，准备大战一场时，恰巧发生了英国捕头开枪打死中国市民的“五卅惨案”，导致了全中国人民的抵制外货大风潮。项松茂因势利导，全线出击，祥茂竟致一蹶不振，被迫停机停产。固本乘胜追击，相继推出了“高花香皂”、“玫瑰香皂”、“檀香皂”等新品种，彻底挫败了英商垄断中国皂业市场的企图。
“九一八”事变后，项松茂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担任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登报声明“不进日货”。他还参加发起了黑、吉、辽三省抗敌大捐款，同时对报界人士发表谈话，强烈谴责日本侵略者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
不久，上海人民抗日义勇军组建成立，满腔热血的项松茂将自己企业内全体职工编组成义勇军第一营，自任营长，聘请军事教官严格训练，规定职工下班后军训一小时，积极备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军队前线伤亡很大。战斗打响的第二天，项松茂立即赶回厂内，亲自监督生产，日夜不停赶制药品，供应前线急需。
位于四川北路老靶子路的五洲第二支店，离战区仅一箭之遥，当时有11名店员留守。一天清晨，一队日本兵乘车经过店前，遭到隐蔽在弄堂里的中国抗日志士射击，有两名日军士兵被击中。次日，日军宪兵到店中搜查，搜出了五洲员工所穿的义勇军制服，于是捣毁店堂，抓走了里面的全部员工。
项松茂在总店听到消息后，明知日军残忍横暴，早已对他恨之入骨，但他仍不惜赴汤蹈火，慨然前往营救。项松茂一到日军宪兵队就被羁押，然后又被绑架到江湾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审讯。日军司令官亲自审讯，在审讯无果的情况下，恼羞成怒地下令将他杀害。先他被捕的11名五洲员工，也同时遇难。这一天，正是1932年1月31日。
项松茂被捕次日，上海《时报》以大字标题“项松茂失踪”予以报道。但真相直到数年后才揭开，黄炎培在一篇纪念项松茂的文章中透露：“先生一到分店立刻给敌方掳去。问他是谁，他很慷慨地答我便是项松茂……敌酋亲自鞠讯，怒声问敢藏军服么，敢抗我们么，谁抗我们就杀谁。项先生从容答：杀便杀，中国人不爱国爱什么？究竟是谁激起中国老百姓排斥日货呢？你们不怪自己倒怪我们！你自己清楚想一下……滔滔地大声斥责……先生亦到底不肯屈，凛然就义。十一个店员亦全被杀。”此文刊登于1947年1月25日《申报》。
后来，项松茂长子在清检父亲遗物时发现其手书对联一副，联曰：
平居宜寡欲养身，临大节则达生围命；治家须量入为出，徇大义当芥视千金。
一友人曾送上挽联：“明哲保身，不抗日，不拒货，可以不死；不救人，不冒险，可以不死；对敌酋长跽乞怜，肯屈肯辱，可以不死。而项君竟以抗日，拒货，救人，冒险，不辱，不屈，死矣！”国民政府亦曾以“抗敌不屈，死事甚烈”予以褒扬。
1982年，项松茂罹难50周年之际，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题写“制皂制药重科研，兴业兴华异众贾；抗敌救友尽忠诚，爱国殉身重千古”以示纪念。
“宁为玉碎”方液仙
在项松茂殉国8年之后，同样是在上海滩，又一位宁波老乡在此遇难，他就是中国日用化工之父、化学工业社创办人方液仙。一篇文章这样记述他的“离去”：
“日军侵占上海后，大汉奸陈公博派人前来游说，要他出任伪政府的实业部长，被严词拒绝。日伪见利诱不成，就屡加威胁，一时间恐吓信、警告信不断，方液仙不为所动，敌伪终于决定施以毒手。1940年7月25日上午，方液仙在去工厂途中，遭埋伏在住所附近的4名暴徒突然袭击，将他挟持到事先预备好的汽车里，向越界筑路方向逃去。事发后，方家起初以为遇到了强盗绑票。过了好几天，仍然音讯全无，下落不明。直到该暴徒因他案受审时，才知晓这是日伪精心策划的政治谋害案，方液仙已被日伪所杀害。遇害时年仅47岁……”
方液仙原籍浙江镇海，1893年生于上海一个商人家庭，年少时就读于教会学校中西书院，后拜师德国人窦伯烈学习化学。19岁时，方液仙在上海独资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资本1万元，开始少量生产牙膏、雪花膏等日用品。1920年，方液仙叔父入股投资，并改组为股份公司，公司发展得以提速，先后有“三星”牙膏、“三星”酱油精及调味粉等产品问世。1928年，方液仙又制造出了“三星”蚊香以及淀粉、酱色等。其中“三星”蚊香堪称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拳头产品，围绕着“三星”的蚊香大战在上海可谓家喻户晓。
上世纪初，国内的蚊香市场以日本的“野猪”牌和“猴”牌最为畅销，几乎独霸了上海及东南沿海市场。面对日商的肆意掠夺，方液仙拍案而起，决计研制国产蚊香，与日货一决高下，挽回利权。
然而自制蚊香谈何容易？一无资料，二无技术，三无设备。由于日商严格保密，除蚊香原料为除虫菊外，一无所知。方液仙知难而上，以自己学得的化学知识，开始了蚊香成分及配料比例的研究。经过一段时间废寝忘食的钻研，蚊香成分比例终于验析出来了。随即，方液仙跨出了第二步，着手制作蚊香。先做了几段，用以试验效果，夜里点燃后，随着青烟散发，蚊子仓皇逃遁，但与日本的“野猪”牌和“猴”牌相比还逊色不少。
日本的这两款蚊香都是老牌产品，每盘燃点时间达到了5个小时。方液仙于是组织集中攻关，先后开发出了三种产品，燃点分别达到5、6、7个小时，一举解决了蚊香燃烧时间过短的问题。
方液仙还在销售渠道上下功夫。他利用宁波帮在上海的关系与网络，委托一批商号代理自己生产的“三星”蚊香批发业务，采取百货业传统的结算方法，每年阴历五月发货，到中秋节再结账，给经销商以宽裕的时间，这样大家都愿意代理。
“三星”蚊香的异军突起，使得日商既怕又恨，必将其扼杀而后快。他们倚仗资金雄厚、渠道广阔的优势，采取削价销售的惯用手法，意图一战挤垮“三星”。但方液仙早有所备，他巧妙利用“五卅”运动中各商号积极响应“抵制仇货，提倡国货”的势能，顺势打出“国人爱国，请用国货三星蚊香”的王牌，通过报纸、招贴等形式广为宣传，赢得了无以计数的顾客。在民众爱国热情支持下，“三星”不但未被挤垮，而且生意越做越兴隆，一时声名鹊起。
那时，中国尚无除虫菊种植，蚊香原料需从日本进口，方液仙也不例外。但自从“五卅”惨案发生后，方液仙激于民族义愤，决意停止收购日本除虫菊，改从美国进口，尽管价格要高出不少。可谁知，在美国运来的货箱中，竟发现了日文说明书。方液仙当即向美商提出质疑，对方答复说，美国也不种植除虫菊，他们供给中化社的原料，也是从日本进口的。方液仙的中国化学工业社遭到了美国佬的愚弄。当时世界上，除日本外只有欧洲和东非部分国家种植除虫菊，但花质却相差甚远，无法保证蚊香质量。难道要回头再向日本进货吗？方液仙思量再三，决定组织在国内种植。
1930年，方液仙在上海市郊购买了几块农田，聘请留日农学专家指导，试种除虫菊。三年过后，农田的除虫菊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花白似雪，试种获得成功。方液仙随即在上海、温州、南通、临平等地扩大劝种，他与农户达成协议，由中国化学工业社提供种子，农民在自家田地里种植，成熟后由中化社悉数收购。这样，农民增加了收入，方液仙也实现了原料自给。
除了“三星”蚊香，方液仙的“三星”牙膏也大获成功。当时，国内牙膏产品90%以上出自于上海，“三星”牙膏既是上海最早的牙膏品牌，也是最知名的牙膏品牌之一。到方液仙去世前，中化社的牙膏约占上海市场的一半。方液仙因此也被誉为“牙膏大王”。
经历28年的艰难创业，方液仙将中国化学工业社从一家小作坊发展成了一个拥有8家制造厂和配套工厂的先进企业集团，成为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的翘楚。1933年，方液仙联合美亚织绸厂、华生电器厂等上海几家大厂联合开设了中国国货公司，方液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7年，又联合吴鼎昌等人创办中国国货联营公司。方液仙在国内各大城市先后设立国货公司，对抵制洋货、支持国货、扶持弱小的民族工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清操励俗宋汉章
大凡上海滩上的银行家，予人印象都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上下通好、呼风唤雨、身段了得的，很难与“刚直不阿”这类词汇挂上钩来。却偏偏有一个“刚烈汉子”，特立独行，软硬不吃，反倒引来无数钦敬的眼光。这个“怪人”就是近代中国银行的大掌门人——宋汉章。
宋汉章（1872—1968），浙江余姚人，是中国银行在位时日最长的老总，1912年上海中国银行开业时就在其位，1935至1950年，宋汉章担任了中国银行总经理兼董事长，一生尽瘁于中国银行。全国解放后，仍被推为新生的中国银行董事。1968年在香港去世。
宋汉章一生在商言商，厌谈政治，忠于职守，不让权贵，在民国时期的大上海留下了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宋汉章原先在大清银行当经理，大清银行结束设立中国银行后，宋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在金融界已是头角显露。时逢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光复，沪军都督陈其美向在上海的各银行筹借军饷，其中也包括了中国银行。但宋汉章没有响应，让陈其美好生不悦，于是耿耿于怀。
次年3月份的一天，年节才刚过不久，陈其美给宋汉章下了一张请柬，邀请他去赴宴。宋汉章心想，去年为婉拒筹饷事，已在陈其美那里挂上了“号”，此番邀请他赴宴，八成也为此事。提起筹饷之事，宋汉章想只要自己守住底线，赴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而他哪里知道，陈其美将宴请的地方安排在曹家渡小万柳堂，这块地方属租界越界筑路的范围，后门毗邻苏州河，陈的部下对这里完全可以掌控。果然，席间陈其美又提及筹饷的事，宋汉章仍回复难以从命。陈其美显然早已料到宋汉章会如此回答，也不多说，只见他一声令下，当即从门外进来两个大汉，上前架住了宋汉章的胳膊。还没等宋汉章明白过来，他们已架着他出了万柳堂后门，来到苏州河边，强行押上了一只木船。
宋汉章遭到秘密拘捕，被关进了曹家渡都督府。陈其美给出的理由是有人举报宋汉章在大清银行任内“罔利营私”。哪知宋汉章根本就不吃这一套，面对威胁毫不示弱。由于查账一无所获，宋汉章的被捕又引起了中国银行的提款狂潮，来自社会舆论和金融上的压力，让陈其美真正尝到了骑虎难下的滋味。正好各界名流如伍廷芳、马相伯，甚至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都为营救宋汉章而奔走呼号，陈其美只得就坡下驴，在关押了两个星期后将宋汉章释放了事。
宋汉章被释后，立即上书新任财政总长熊希龄，要求为自己申冤雪耻，同时提请准予辞职。熊希龄赶忙批示挽留，并称赞宋汉章“办事谨慎廉洁……并无所亏，今幸公家彻底清查，水落石出，正以表现该员之无私弊，此后益昭信用”。他回到银行的当日，大批存款又涌回中国银行。陈其美的绑架反而凸显了宋汉章不为权势屈服的形象。
宋汉章在上海都督陈其美面前表现得大义不亏，对大总统袁世凯也同样如此。1916年，中国、交通两家银行款项不断为袁世凯挪用，信用不稳，以至北京、天津相继发生挤兑风潮。袁世凯政府遂于这年5月12日以国务院名义，命令全国的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对已发行的兑换券一律停止兑现。而上海中国银行在宋汉章力主下，对停兑令拒不执行。当时，上海中国银行所发兑换券约400万元，考虑到库存现银不足，为防不测，宋汉章除吩咐以本行库存现银应付兑现外，他还亲自出马，向汇丰等外商银行争取到200万元的借款。“危情”果然不久显现，受挤兑风潮影响，大批上海中国银行的客户涌到了上海中国银行门前，要求兑换现银。眼见人潮汹涌，已有充分准备的中行工作人员及时向客户们公告：凡本行发行的兑换券，除随时可在本行兑换外，也可向本行委托的各处代兑点兑现；各银行和钱庄对中行发出的兑换券也照常接受。消息传开，上海中国银行的信誉又一次得到提升。
很快，这一情况传到了袁世凯耳里。有人竟敢违抗大总统的命令，这还了得！他放出话来，非得治一治上海中国银行，尤其是宋汉章。风声传出，有好心人劝宋汉章小心预防。万幸的是，不久袁世凯自己已一命呜呼，灾难终未降临。
1927年，蒋介石率北伐军进入上海后，也伸手向上海商业联合会筹款，要求中国银行先行垫借100万。宋汉章先是拒绝，后见一味拒绝难行，便退了一步，提出要求提供担保。此举惹得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大为不快，几欲处置。后经多方斡旋，往返折冲，才获转圜。
宋汉章除为上海中国银行的发展事业殚精竭虑外，还于1931年主持创建了中国保险公司。值得一提的是，他担任中保公司董事长近20年，从不领取分文报酬，但在赔付保费上面却毫不吝啬。1931年，荣毅仁家族把汉口的一个纺纱厂投了意外保险，但不幸发生了火灾，损失惨重。当时，中保公司的资本金不过才250万元，一下子要拿出200万元去赔付，的确是很棘手的事。许多投保户也跟着紧张起来，大家在看着宋汉章到底赔不赔！宋汉章到底是宁波人，宁波人那种特有的信托责任告诉他非赔不可！于是他咬咬牙全赔了出来。
全数拿到赔付金后，荣氏家族非常感激，当时预计可能赔一半就不错了，没想到是全赔，而且速度之快，始料未及。于是荣毅仁就在《申报》上公开登出广告以表感谢！从此宋汉章和他的中国保险公司更加深入人心。
蔡声白首倡“科学管理”
1942年，美亚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股市“最为活跃”的红股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美亚将5个区管处升格为5个分公司；1946年，美亚在纽约设立分公司；1947年10月，成立曼谷发行所；1948年，在阿根廷设利亚实业公司，经销美亚产品，又在香港设立美亚总管理处国外分处；截止到1949年底，美亚公司资产净值为人民币（旧币）649亿元，其中国内部分占总额的44.7%，1956年响应号召参与公私合营。这偌大的一家织绸公司的老板是浙江吴兴人蔡声白。
蔡声白是上世纪20年代初进入美亚织绸厂并逐渐掌握经营权的。
1919年，在美国留学获得工学硕士后刚回国不久，蔡声白就被招进了美亚织绸厂。这家厂子的老板是在上海被称为“缫丝大王”的莫觞清，也是他的老乡和老丈人。因了这层关系，莫觞清很快委以全权，让女婿担任了美亚的总经理。其时蔡声白才27岁。
上任伊始，蔡声白就提出了“添置机械，罗致人才，革新管理，扩大经营”的方针。鉴于美亚只有12台陈旧老化的织绸机，蔡声白立即向美国和日本订购新式络丝车、并丝车、打丝车、纤丝车、双梭织机、提花织机等共近百台。有了这些先进的机械设备，美亚织绸厂生产的阔幅双绉、乔其纱、绉缎、碧绉等产品质量大幅提高。
但保持一家工厂的持续发展不全在设备，更在于人才和管理。“要想办好企业，必须拥有一批优秀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蔡声白为此可谓不遗余力，不几年工夫，就使得美亚拥有了一批出色的关键人物，如厂长、技师和财会人员等。为了让他们尽心竭力为企业服务，蔡声白还鼓励大家参与向美亚织绸厂投资，争取都成为兼职股东，分到更为可观的红利。
更新了设备、罗致到所需人才后，蔡声白接着又在美亚强力推行科学管理。他的做法是，取消同业中普遍使用的工头制，设立职能部门，实行全员定岗、定质、定量、定责制度，对生产流程及干部职员进行全面监控。在实施过程中，他还不忽视人性化的因素。比如，美亚织绸厂在1926年专门设立了惠工处，专司负责企业职工生活。包括为职工提供良好的食堂和宿舍，设立卫生部、夜校部、俱乐部、储蓄部等等。同时还创办有《美亚期刊》，供职员与工人交流管理与技术经验，公布厂务动态消息。可以说，蔡声白是当时中国企业中最早倡导“科学管理法”、实施现代经营管理的企业家。
蔡声白是一个富于创新精神的人，除了首倡“科学管理法”之外，他还通过留美同学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的帮助，创立了国内首家保税工厂性质的“关栈制造厂”，获得了进出口关税的豁免权，使得美亚的出口成本大大降低，一举扭转了外销颓势。
1930年10月30日，适逢美亚织绸厂10周年纪念，这一天，蔡声白在上海静安寺大华饭店特地举办美亚时装展览会，他指挥一支打扮入时、身材曼妙的模特队伍，身着美亚丝绸服装在各路嘉宾和观众面前尽情表演，轰动沪城。可要知道，在当时的上海，组建模特表演队，举办时装表演，都是极为新鲜的事情，这也是蔡声白首倡的杰作。打那以后，美亚织绸厂每周都有新品发布，既满足顾客追求新异的心理，又领导丝绸消费的时尚。
通过一番艰苦努力，美亚公司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益得以迅速提升，到1933年2月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时，美亚织绸已拥有织绸机1200台，隶属公司和工厂达到16家之多，拥有资本总额达法币280万元，职工总数超过3000人，其规模已在全国同行业中首屈一指。
1944年，蔡声白招股组织中国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并邀请江浙丝厂资本家，成立丝绸业联合会，担任理事长。自1933年起，先后担任美亚织绸厂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丝业公司、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利亚实业公司总经理，美恒纺织公司、铸亚铁工厂经理，美兴地产公司、劝工银行董事，以及上海市电机丝织业同业公会主席、丝绸联合会理事长、商业统制联合委员会委员等职，成为上海丝织工业界的领袖人物。
吴百亨“白日擒雕”
1985年，由温州电视台拍摄的6集电视剧《吴百亨》，以其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一代“乳业大王”创建民族乳品业的艰苦历程，曾经轰动一时。吴百亨的“百好乳品厂”距今已80多年了，现在国内炼乳企业比比皆是，自产乳品早已不在话下，而那时候简直就是“奢望”。
浙江温州人吴百亨起初是一家药房的学徒，直到1921年他27岁时才自立门户开了一家小药房，虽是惨淡经营，却也扬起了创业的风帆。这样整整过了6年。有一天，吴百亨见经营药品的一位朋友代销舶来货“飞鹰”牌炼乳，十分畅销，心有所动，于是暗中调查。他发现英国英瑞公司出产的“飞鹰”炼乳不仅销路好，而且利润高。同时他还了解到本土虽已有人用土法制造炼乳，但成品色泽和味道均不合格，难受欢迎，遂决定创办炼乳厂与洋货一争高下。
那时候的吴百亨才30岁出头，血气方刚，颇有一股“实业救国”、“振兴国货”的创业劲头，说干就干，立马就在自己药房的店堂内搞起了试验。他与妻以铁镬烧煮的土法制炼乳，先是采用直接烫浴方法，其成品色泽不佳且有焦味；又改为“重汤蒸法”，质量大有提高，但颜色仍不理想；后请教于一家食品店老板，将铜锅代替铁镬，黄灿灿的炼乳变成了雪白白的可人佳品……就这样，不知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经受多少次挫折与失败，其生产的炼乳完全可与英国“飞鹰”牌产品媲美，产品一上市便被抢购一空。
炼乳的主要原料是鲜乳。吴百亨通过采取提高贷款和帮助改良牛种的办法，由农户分散饲养，然后再向农户收购鲜乳。如此一来，原料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1926年秋，百好炼乳厂宣告正式成立。在温州方言中，“百好”既与“百亨”谐音，又有“百事如意”的含义。吴百亨还请人为炼乳产品精心设计了“白日擒雕”作为商标，以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只手擒雕为图案，外观颜色与英国“飞鹰”牌颇为相似，但又有明显的区别。在吴百亨心里，他早已将洋产品视为竞争对手，刻意压“飞鹰”一头。大家认定这商标好，于是向南京国民政府商标局申报，顺利领取了商标注册证。
经过几年的发展，百好炼乳厂有了专门的生产基地，产量从最初的日产60桶翻了一番，资金也得到逐步积累。“擒雕”牌炼乳还先后在中华国货展览会与西湖国际博览会上荣获一等奖和特等奖，从此名声大振，产品更是供不应求。
然而好事多磨。“擒雕”的突然崛起，“飞鹰”岂能容忍！英瑞公司独霸我国乳品市场不是一年两年了，其霸道比实力还略高一筹。为了将成长中的“擒雕”置于死地，于是采取了明枪暗箭等种种卑劣手段，一场长达10余年之久年的商战自此拉开序幕——
首先，英瑞公司聘请律师向商标注册局提出申诉，说“白日擒雕”牌炼乳系仿冒“飞鹰”牌炼乳，且有商标侵权嫌疑，应予取缔。吴百亨据理力争，指出“白日擒雕”商标完全按程序登记，是政府认可的合法商标；而“飞鹰”未按规定重新注册，已然失效，故“飞鹰”告“擒雕”完全是颠倒黑白，恶人先告状。而且两个图案差异明显，即便目不识丁之人亦极易分辨。吴百亨还提出，日本人曾经销行“鹫鸟”牌炼乳，也是以类似鸟类为图案，却从未听说应该禁止。
面对这有理有据的申辩，商标局判定英瑞公司的申诉不成立。其后，尽管对方再度上诉，商标局仍裁定维持原判。在这场商标之战中，英瑞公司以失败而告终。
英商官司败诉后，仍不甘心，先用“削价”手段，企图使“百好”破产。“飞鹰”牌炼乳原价每听6至7角大洋，削价为5角大洋。“擒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针锋相对地相应削价，并把价格战扩大到宁波、绍兴、福州、厦门等地，英瑞公司销售额大，吃亏更大，挺了几个月后不得已放弃。不久，英商又施一计，串通一家福州洋行老板，将百好厂4万多听“擒雕”牌炼乳购去囤积起来，待到变质后再向当地市场抛售，欲借此败坏“擒雕”的名声。吴百亨闻讯后，立即派员赶赴福州，果断将这批炼乳收回倒入闽江，并赔偿该洋行的所谓“损失费”。此举虽使百好厂遭巨大损失，却轰动了整个福州，国货“擒雕”牌信誉越发卓著。
无计可施之后，英瑞公司只好抛出诱饵，派出中国买办来公司进行商洽，声称愿以10万银元收购“擒雕”牌商标权。吴百亨岂能被区区10万元所打动，于是慷慨陈词回绝道：“我办‘百好’是为振兴国货，决不能光为赚钱，擒雕商标权，我决不出卖。”
经过多个回合的较量，吴百亨的“擒雕”终于战胜了舶来品“飞鹰”，捍卫了民族尊严。到1940年，百好炼乳厂年产“白日擒雕”牌炼乳达2.6万箱，产品行销东南各省，还出口到了东南亚和香港。吴百亨也成为我国乳品工业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