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翅大王张尊三
张尊三是宁波商帮中较早落户日本的，与大多数宁波人被迫外出谋生不同，张尊三是从宁波广捐局任上应聘到日本函馆，当上万顺号账房的。那一年是1870年，张尊三才25岁。经过9年的打拼，张尊三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人脉，于是自设德新海产号，尝试着当起了老板。
张尊三做的是海产品生意，也就是说将日本北海道丰富的货源运至上海，再由上海设店销货，因而他同时在上海开设了元记字号。张尊三在日本函馆主持进货事宜，位于上海南市永安街上的元记字号则由朱安山任经理负责销货。起初，由于货源由日本中间商提供，增加了不少成本，张尊三觉得很划不来，同时也容易陷入别人的控制和盘剥。为了疏通进货渠道，扩大收购范围，张尊三不辞辛劳，亲自深入到偏僻荒凉的北海道沿海一带，对海产品进行拉网式的调查。他操着不很熟练的日语，打着手势，与当地渔民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谈，终于在岩内附近发现一种被丢弃的小鲨鱼鳍，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鱼翅，多到堆积如山。此地的日本渔民，一直把它当做毫无利用价值的废物丢弃，张尊三看到后，却大喜过望，如获至宝，他看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
鱼翅这东西在上海并不鲜见，需求和进口都较旺盛。当时的上海餐饮业，在专门供应所谓“上流社会”人物的酒店，用的鲨鱼翅是整张的，叫做“排翅”；一般的饭店，用的小鲨鱼翅则叫“散翅”。张尊三在日本岩内附近发现的被废弃的小鱼翅，加工后便可以制作成“散翅”，因价格低廉，很适合大众饭馆食客的需要。
经过一番调查和准备后，张尊三于是直接与当地渔民洽谈合作。他告诉渔民说愿意出价收购这些废弃物，并教他们如何进行加工利用。渔民们见张尊三十分诚恳和认真，虽有些将信将疑，但都愿意如法炮制。张尊三信守诺言，对渔民交上来的成品一律作价收购。此事一经传开，渔民们深信不疑，纷纷表示愿意合作，希望张尊三能够长期收购。如此一来，张尊三的货源顿时大增，运到上海之后，以其物美价廉广受普通消费者的欢迎。
张尊三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产品的精选、干燥和包装等各个环节的制作工艺，使鱼翅的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销售量也直线上升。且因货源渠道稳定，成本降低，既摆脱了日本中间商的盘剥，也直接增强了产品在上海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这一新的举措，使得张尊三创业之初就大获成功，并赢得了“鱼翅大王”的称号。同样重要的是，鱼翅加工从此成为北海道渔民的生财之道，张尊三也得到渔民的尊敬，大大改善了和当地日本人民的关系。
张尊三既经营鱼翅，也运销海带等其他海产品。这之后，张尊三和他的子女纷纷在函馆、上海两地开设经营海产品的字号，掌握函馆和上海两头的经销。其先后开设的9家字号，拥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100多家，来货一到沪，就销售给各海味批发行。当时，张氏家族联号有一个定规，即客户既然与张氏联号了，就不能同日本洋行发生交易往来，否则一旦查实，就不再与这家客户交易。因此，这100余家往来客户都集中在张氏家族9家联号的手里，结成一张牢固的“海底篱笆”，垄断了函馆海产品的销售渠道。此举日本洋行也奈何不了。
张氏联号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多的海货行家的拥护，愿意与他们建立牢固关系，主要是因为张尊三能确保所供海产品的质量。比如，海带是北海道一项主要的海产品，原先日商经营海带时不经选择，优劣不分，统货统价，往往将霉烂变质的掺杂其中。而张氏联号在进货时，张尊三亲自主持，严格把住质量关，将统货分门别类，按质论价，还特地改进了包装，避免在运输过程中受损和变质，所以行销到国内市场后，行情普遍见好。另外，张尊三的生意也得到了在函馆中华会馆同业公会以及上海等地海味业同业公会组织的大力支持。
1915年，袁世凯为让日本支持其复辟称帝，竟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协议，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声讨，也激起了远在日本北海道函馆华商强烈的民族之愤。除了华商董事外，张尊三另一层身份是“中华民国”领事代理，自然他就成了当地的侨领。大家在侨领张尊三的领导下，团结一致，组成抵货同盟，拒收当地海产品。
此时，在函馆的华商经济实力已趋雄厚，一半以上的贸易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足以左右北海道的经济命脉。他们团结一心，充分发挥自身的实力，不屈从于日本政府的施压和中日政治形势的风云骤变。经过了三个月的斗争，终于在这年6月，迫使日方妥协，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1916年2月，在日本生活了46年的张尊三决定落叶归根，公会堂及中华会馆为他举行盛大的送别仪式。在送别会上，张尊三即席讲话说：“中日两国是近邻，对事物的看法、性格都有接近之处，加上交通运输工具的日趋发达，缩短了两国的距离，函馆的对华贸易今后将不断发展，目前日本出口还仅限于海产品，工业产品仍不景气，将来要注意这方面……”临行之前，张尊三将毕生经营的全部事业，委托给了子女。送别宴会由函馆政府长官和全市各界代表及海产同业等发起，到码头送行时有200余人，盛况空前，当年他72岁。
由于张尊三在促进中日贸易和为日本发展对华海产事业等方面的贡献，他曾得到中日两国历届政府的嘉奖。清政府曾于1890年赐予候选同知四品衔；翌年又赐予盐运使头衔。日本方面，大正天皇于1916年5月25日赠予敕定蓝绶勋章。1918年，日本在纪念北海道开道50周年时，为了感谢张尊三对开发北海道海产事业的功绩，北海道厅特向张尊三赠予银杯一只，通过外交途径送到他在宁波的家中。
关西财阀吴锦堂
同张尊三一样，吴锦堂在日本商界也是一位叱咤风云且受尊重的传奇人物，据说抗战期间，日本兵曾给他在宁波的墓站岗，因此招来“文革”红卫兵开馆鞭尸。
1855年，吴锦堂出生在慈溪北部的东山头。吴家世代务农，家境穷困，吴锦堂只读了两年私塾，不得不放弃学业，帮助父亲处理家务，这样一直到23岁成家。随着家中人口的增加，祖上留下的几亩田已不够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吴锦堂于是主动要求外出谋生。在乡友的帮助下，他先是来到宁波一家豆腐坊当小工，后又到上海一家名叫萃丰的油烛店当帮佣。在店里工作三年后，吴锦堂被派到苏州分号去主持店务。这些宝贵的经历培养了他独当一面的才干。
1885年，吴锦堂已到而立之年，他审时度势，决定到更广阔的地方去闯闯。在友人的资助下，他带着1000两银子来到日本长崎。经过认真调查，他选择在长崎、大阪、神户之间搞物资营销，这种营生投入少、资金流转快，但利润可观。一年后，吴锦堂的资本是原来的5倍，1887年，吴锦堂与人合伙在大阪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商行“义生荣”，他的业务范围逐渐拓展。由于他谨慎灵活、恪守信用，又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同行对他刮目相看。
四年之后，吴锦堂又在日本神户设立“怡生号”商行，并开始定居神户。当时，神户有华侨1400多人，宁波帮在神户有很大的势力，大家相互提携，共同发展。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加上自己的勤奋努力，吴锦堂很快由一个小商人成为日本阪神地区赫赫有名的大富商，涉足领域包括贸易、航运、实业、投资业等。吴锦堂“一夜暴富”主要是靠贸易和实业投资，他把日本生产的火柴、阳伞、水泥出口到中国及东南亚，又从中国进口棉花、大米等供应日本市场，他还投资火柴厂、水泥厂、针织厂等实业。
吴锦堂的商海生涯中，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其中“钟渊纺织”股票大战就是一例。1901年和1905年，吴锦堂分别购入“钟渊纺织”股票4万多股。1906年，东京证券交易所的风云人物、证券投资商铃木久五郎突然加入到争夺“钟渊纺织”股票的行列中来。他在证券市场上趁势操作、大量买入，使已经暴跌到27元的股票一下子突破60元，最后甚至到了100多元。吴锦堂与人联手积极应战，但终因财力不足，被迫放弃，“钟渊纺织”最终被铃木久五郎收得。但铃木久五郎毕竟不是实业家，没有好好经营的打算，接盘后股票猛跌1/3，铃木被迫破产。而拥有大量股票的吴锦堂审时度势，果断将手中的股票全部抛掉，最终化险为夷。这次股票大战，在日本股票史上家喻户晓，充分展现了吴锦堂非凡的预判能力和应变能力。
鼎盛时期，吴锦堂在日本富豪榜中名列第68位，一跃成为日本的商界巨擘。他还将资金调回国内，投资浙江商办铁路，入股当时全国最大的钢铁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等。同时，他还捐资为家乡兴修水利和兴办教育。
1909年5月，三北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雨，溪水暴涨，河水泛滥，数十万民众横遭劫难。吴锦堂目睹此状，决心出资兴修水利。整个工程规模宏大：重建西界洋塘，加固杜白两湖大堤，增设两湖减水坝，疏浚4条通海大浦，增设10多处大小桥闸，完善排灌系统。当整个工程的测绘工作刚结束时，又是一场洪水暴发，尚未加固的杜白两湖减水坝受到严重威胁，万一大堤决口，塘外的几十个村庄、几万亩农田和所有水利设施均将毁于一旦。于是，吴锦堂出高额赏金组织抢险队，还亲自赤脚撑伞，不顾汹涌洪水，深入险要地段督工。他这一举动，不仅深深感动了在场的全体民工，连日本测绘师也发出惊叹：“世所罕见！”还特地为他拍了一帧照片，以作永久性纪念。
吴锦堂一生花在教育上的投资高达20余万银圆，远远超过他在水利上的投资。黄炎培曾把吴锦堂与陈嘉庚、聂云台并称“办学三贤”。
在吴锦堂所办学堂中，最负盛名的是在家乡慈溪创办的锦堂学校。吴锦堂这座被称为“浙江私立学校之冠”的学校，于1909年正式开学，在成立大会上，吴锦堂亲临讲话。学校开设的科目齐全，体现了德智体美并重，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并重的教育思想。后来他将学校改名为锦堂农业中学堂，学校的规模达到顶点。锦堂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如著名书法家沙孟海，著名画鸟大师陈之佛，著名农学家卢守耕、童玉民、包容等。这座学校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而不倒，后来为浙江省政府接管。
不仅在国内，在日本他也出资扩建中华义庄（华侨墓地），捐资万国医院、孤儿养育院、盲哑院、红十字会等神户华侨慈善机构。为使侨胞子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与侨胞一起兴办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吴锦堂还是一位胸襟宽广的国际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他对侨居国日本的贫苦百姓，照样倾情关心。在日本宫城县、北海道等地发生自然灾害时，他多次捐巨款赈济。1908年，他在小束野购买荒地100多公顷，并开发成良田供贫苦的日本人耕种，还建造房屋20余座，让他们免费入住。1957年，小束野的人民经过公决，将该地区的水库改名为“吴锦堂池”，并树立吴锦堂显彰碑，以纪念他的恩德。
吴锦堂虽然是个商人，但他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多次将私邸借给同盟会办公，并出资帮助孙中山开展活动。1913年3月，吴锦堂以中国国民党神户支部长的身份热情欢迎孙中山，他对孙中山说：“祖国革命任重道远，吾神户华侨，略献千金，以尽绵力。”态度极其诚恳。张勋复辟后，吴锦堂首先在会上发表反对封建帝制的主张。辛亥革命期间，吴锦堂先后向上海、宁波军政府捐献4万元经费。在军阀混战，国破家亡的时刻，吴锦堂又多次出巨资赈济难民，北至京津，南至闽广，甘霖所及，被广大群众称为“福星”和“生佛”。1926年1月14日，吴锦堂在神户逝世，享年72岁，灵柩运抵回国，安葬在家乡慈溪鸣鹤镇。墓碑旁刻有他生前自拟的对联：“为爱湖山堪埋骨，不论风水只凭心。”
南洋富商胡嘉烈
胡嘉烈是与陈嘉庚、胡文虎齐名的新加坡华侨巨商。他是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茅山胡家坟人。
1915年，由慈城籍的金融界巨子、著名慈善家秦润卿先生发起捐资创办了普迪学校。该校曾聘请著名现代文学家、烈士柔石，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巴人等名师执教。对其中一些贫困学生，学校除免收学费外还供应纸张、文具。学校校风谨严，老师善教，学生乐学，是浙东著名的小学，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宁波近代新式教育的载体。
胡嘉烈小时先就读于家乡的文山小学，因祖父胡开泰曾任慈城下横街冯恒大号经理、慈溪县商会会长，故来到慈城的普迪一小求学。普迪学校对普及文化、启迪民智发挥了重要作用，培养出了不少人才。为数不少的普迪毕业生，以学校创办人秦润卿先生为榜样，锐意进取，自强不息，急公好义，乐善好施，胡嘉烈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13岁那年，胡嘉烈在普迪一小毕业后，由叔父推荐去新加坡一家商店当学徒。他不怕苦，不怕累，工作兢兢业业。三年满师后先回到上海，一年后又重去新加坡，就职于华商办的万兴百货公司。他恪尽职守，经营管理才能日益显现。
1935年，胡嘉烈时年21岁，这年他开始自己创业，在新加坡创办兴企业公司，经销汽油灯。在南洋拓展了业务后，又在上海设有立兴申庄，由内兄徐谋远主持，订购上海龙华、五华等汽灯厂生产的“天光”、“蝴蝶”牌汽灯，运往香港销售，逐渐囊括了上海各家汽灯厂产品业务。数年后，发展成为综合贸易公司，并开办五金制造厂，自制“蝴蝶牌”、“星牌”、“箭牌”汽油灯、煮食炉和家具。总公司设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印西亚、泰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和香港也都开办了分公司，执新加坡国际贸易之牛耳，一跃而为新加坡屈指可数的富商大贾。
胡嘉烈是个有眼光、善决断的优秀商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仔细观察国际风云，认真分析了当前形势，预见到战火必将蔓延到东南亚一带，便事先筹划应变，一面指示各分支机构分散隐蔽物资，力求减少损失；一面乘机争取市场，看准时机收进贬值的外币、地基，然后把握火候抛售。由于事先准备相当充分，且抓住机遇灵活运用，所以一场战乱过后，他的企业不但未受损失，而且获利颇丰。
胡嘉烈一生热心公益，在新加坡享有盛誉。1934年，发起组织“宁波旅新同乡会”，被推选为首任会长，后又连任会长多年。在他的支持下，新加坡宁波同乡会积极开展会务和慈善活动，创办学校，在旅新同乡中享有威望。他还长期担任新加坡三江会馆的领导人，先任监察主任，后任慈善互助信托人。作为会馆领导人，他对三江会馆的发展曾付出许多心血。他还担任过南洋胡氏总会、雪兰莪三江公所、槟榔三江公所等社会团体的名誉会长及信托人。
胡嘉烈非常关注国内局势，关心家乡建设。其时，陈嘉庚发起成立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胡嘉烈担任委员，积极认购救国公债。1941年4月，家乡宁波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家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委托乡间亲友成立“片云堂”，愿为家乡父老作一片遮阴蔽日的“云”，出钱购粮救济生活困难的乡亲，这一义举持续到宁波解放。1943—1946年间，他又每年捐给胡家坟小学稻谷1.5万斤用于助学，为该校办学经费的一半左右，因而有“办学三贤”之誉。同时，他还热心捐资用于家乡修桥、铺路、购置机动水龙等。
1956年至1962年，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谷物歉收，胡嘉烈从香港运入大量化肥和抽水机，支援家乡农业生产。其中有一年，恰逢他的夫人50寿辰，他就从泰国购买大米数吨，救济他和夫人的家乡胡家坟和花园村的村民。为改善环境，减少土地浪费，他还捐资在胡家坟建立“文山公墓”，计圈用荒冢地约1万平方米。
1977年6月，66岁的胡嘉烈赴香港出差时因心脏病猝发，在香港与世长辞。在三江会馆等10余所华侨社团发布的讣告中，皆称颂这位新加坡巨商为“一代善人”。
影视巨子邵逸夫
2010年8月2日香港《文汇报》消息：“‘香港小姐选举’是TVB一年一度重头节目，老板六叔邵逸夫每年都亮相，昨晚六点多邵逸夫在夫人方逸华陪同下出现红馆，邵逸夫头戴格子帽，乘车到场，神采奕奕，下车时还带笑挥手，然后与去年港姐冠军刘倩婷、亚军李姿敏、季军熊颖诗合照。”这是103岁的邵逸夫最近的一次公开亮相。就在半年前，邵逸夫宣布正式卸任TVB行政主席，刷新了高龄退休的记录。
邵逸夫屹立香港大半个世纪而不倒，其经历绵延如江河，叱咤似风云。纵观其一生，拥有三大身份：一是娱乐圈教父，一是富豪榜常客，一是慈善大家，尤以影视娱乐方面的成就最著，影响最广。
邵逸夫1907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邵氏兄妹八人，邵逸夫排行老六，故成名后被尊称为“六叔”。其父是上海锦泰昌颜料公司的老板，但有趣的是，邵家几兄弟都没有继承父业，全部投身娱乐圈，并弃本名而改别号依次为醉翁、村人、山客、逸夫。
邵受教于美国，19岁中学毕业应兄长之邀共同开拓南洋电影市场。1930年，兄弟在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1929年邵氏兄弟毅然决定拍摄有声电影。1931年，邵逸夫前往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途中轮船触礁沉没，命不该绝的他抱着一块小舢板，在茫茫大海上漂了一夜后获救，并从美国好莱坞买回所需的“讲话机器”。邵逸夫从美国回到新加坡后，在他的电影院里安上了有声设备，于是便产生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上世纪30年代中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邵氏兄弟在东南亚一带已经拥有139家电影院和9家娱乐场，成了东南亚声名显赫的娱乐大王。
1957年，正是香港经济开始起飞的时候，邵逸夫从新加坡来到香港。两年后，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邵逸夫其时已年过半百，他想在这里重新起步，开始创立属于自己的事业，抢占香港电影的制高点。
邵逸夫在香港的头等大事便是打造自己的影视城。他在清水湾买下山后，夷去60英尺为平地，在上面建制片场。这便是后来闻名遐迩的邵氏兄弟电影制片厂。这座占地近80万平方英尺的邵氏影城，历时7年始告完工，工程仅地价和土方就花费近50万港元。此后，从这里拍摄的影片源源流向邵氏电影发行网，每年高达40多部影片，远远超过香港其他电影公司的影片产量。邵氏影城全盛时期，员工超过1300人，被外国媒体誉为“东方的好莱坞”。
有了基地，还必须要有人才，也就是组建高水准的电影队伍。于是邵逸夫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广揽人才。广告中说：“本公司有感于当今电影水准之低，决心改良设备，引进新技术，发掘制片人。本公司已选址清水湾建邵氏之影城，急需如下人才：制片、化妆、剪辑、配音及暗房等，公司将与同仁并肩奋斗，同甘共苦！”
这则广告很快收到了奇效，不久，陶秦、李翰祥、卜万苍、岳枫、罗臻、何梦华、严俊等名导演来了；林黛、李丽华、乐蒂、张仲文、丁红、丁宁、陈厚、赵雷、关山等名演员也来了。此外，邵氏公司还物色到一大批摄影、制片、化妆、剪辑等方面的高手，不少剧作家也前来应聘。邵逸夫首先聘用邵文怀当他的《电影周刊》主编。《电影周刊》内容丰富，生动活泼，特别是“影星生活”、“邵氏明星”、“国际影坛消息”等栏目，吸引了大批年轻人。
为了打响邵氏影城的第一炮，邵逸夫亲自挑选剧本，最后选中了描写貂蝉故事的《江山美人》。这部耗资达100万港币的片子，邵逸夫却选用年仅30岁的李翰祥担任导演。李翰祥果然不负众望，《江山美人》一炮打响，创下当时香港电影票房最高纪录，并且囊括了第五届亚洲电影节五项大奖。这部电影不但使邵氏公司站稳了脚跟，也使李翰祥一举成名。接着，邵逸夫又不惜重金把《杨贵妃》《梁山伯和祝英台》搬上了银幕。这两部倾注着邵逸夫心血的巨片上映后，在香港、台湾以至东南亚一带掀起了一股中国片的狂潮。据说《梁山伯和祝英台》在台湾上映时，有位老太太居然连看了100多场；由《梁祝》而在台湾掀起了黄梅调狂热。之后的《天下第一拳》，更是掀起了功夫片新狂潮，发行到全球各大洲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在这座电影城中，邵氏兄弟先后拍摄了1000多部电影，其中不乏精品。从1958年到1973年，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在历届亚洲电影节中共得大小奖项46项，创下中国电影史纪录。
邵逸夫自己就是个精通电影的专家，他要求自己每天最少要看一部电影，几十年坚持不辍。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熟悉了电影制造的各个环节，如剪辑、摄影、化妆、剧本、导演等，样样内行。而他取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他做事认真。他曾说：“我做事的态度，便是要把每件事都做好，即使是最微细的部分，也要彻底做好。一样事情不做到十全十美，我是绝对不放松的。同时我自己的工作时间也很长，一早就来（上班），很晚很晚才下班。”难怪他能坚持上班到102岁，真乃世所罕见。邵逸夫对制片也相当严格，为了保证影片质量，凡出现劣片，若无法补救，宁愿烧掉。他说：“在早期，我成日烧片，没有好的戏，我宁愿烧，烧掉好多部。”据称，邵氏几十年来亲自烧掉的影片以十部计。其声称“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绝非诳语。
1965年，邵逸夫开始进军电视业，他合资创办了“无线电视”（TVB）。1980年，邵逸夫接任TVB董事局主席一职，并增持股权，成为最大股东。随后将“邵氏影城”的明星和香港演艺界的精英都网罗到门下，使“无线”制作的高水平高质量的电视剧纷纷出笼，收视率急剧上升，压倒其在香港的竞争对手“亚视”，雄视港岛，影响扩及中国内地、澳门、台湾和世界各地华人社会。
在这过程中，邵逸夫一手打造了香港演艺圈的“黄金一代”，如周润发、周星驰、梁朝伟、刘德华、郭富城等顶尖巨星，同时通过《上海滩》《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鹿鼎记》等巨制捧出了“五虎将”黄日华、刘德华、梁朝伟、苗侨伟、汤镇业；女星则在汪明荃、赵雅芝、郑裕玲后，捧出了陈玉莲、曾华倩、戚美珍、黎美娴、刘嘉玲等各具特色的花旦。当初“四大天王”的人选和称号也由邵逸夫一手操办。若再加上经他造就的胡蝶、阮玲玉、李丽华、林黛、陵波、李翰祥、邹玉怀、张彻等一批大明星、大导演和名编剧，可谓群星荟萃，璀璨无比。
邵逸夫叱咤影视圈和商界80余载，除了拥有邵氏兄弟和TVB两家上市公司外，他还投资股票，在新加坡也持有大量物业，保守估计其私人资产值超过100亿港元，因而成为香港富豪榜上的常客。虽然富有，但邵逸夫却视金钱为身外之物，一生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是港岛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自1985年后，邵逸夫20多年来一共向内地捐助了34亿港币。
2002年11月，邵逸夫捐资创立的“邵逸夫奖”在香港正式宣吿成立，用以表彰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邵逸夫奖”100万美元的巨额奖金足以媲美被视为国际最高自然科学奖项的“诺贝尔奖”，因而被称之为“21世纪东方的诺贝尔奖”。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为表彰邵逸夫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贡献，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1991年，美国旧金山市将每年的9月8日定为“邵逸夫日”。
邵逸夫对支持中国教育事业情有独钟，他曾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在古今中外捐资助学史上，邵逸夫当之无愧地成为“千古一人”。
世界船王包玉刚
包玉刚是世人公推的华人世界船王。1978年，包玉刚的海上王国达到了顶峰，稳坐世界十大船王的第一把交椅。他还是著名的金融家、当代爱国者，被邓小平誉为“中国人的骄傲”。
1918年出生的包玉刚，算起来还是宋代包公的第29代孙。他27岁时做到了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就在前路一马平川时，他却辞职了，与父亲一起携着数十万元的积蓄，到香港另闯天下。父亲看好房地产，37岁的包玉刚却看好航运业，矢志在竞争激烈却前景广阔的海洋运输业谋求发展。尽管遭到父母亲的一致反对，但他还是坚持不变，无奈，父亲包兆龙只好将全家所有的积蓄交给儿子。包玉刚又四处借贷，一共筹集了70多万美元，于是从外面买了一艘排水量为8000多吨的二手货船，将它油漆一新，更名为“金安号”，从此进入航运界，扬起了属于自己的希望之帆。
当“金安号”尚未驶抵香港时，包玉刚就已经办好了两件事，一是成立“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二是与日本一家船舶公司谈妥，将“金安号”转租给这家公司，从印度运煤到日本。
包兆龙看着儿子这么快就安排好了一切，也不能不佩服起来。这艘他还没见过模样的船，就已经开始为包家赚钱了！
当时，世界各国航运业主，都是采用传统的短期出租方式，也就是每跑一个航程，就同租用船只的人结算一次。这样不但收费标准高，而且随时可以提高运价。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和尼亚可斯，美国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老一代香港船王董浩云，都是这样做的。可是包玉刚却出人意料地采取了长期出租的经营方式，就是把自己的船，通过订立合约，为期3年、5年甚至10年地租给别人，租用者按月交纳租金，但租金标准却要低得多。一些同行见包玉刚这样做，都讥笑他为“门外汉”。但包玉刚刚入行，自然有自己的算盘，他选择的是稳妥的办法，谋求的却是长远的利益。
果然，两年后的1957年，航运业出现萧条，运价跌到最低点，那些搞短期出租的船主，每天都要赔老本，包玉刚却可以凭着合约稳收租金。事实证明，他这个“门外汉”的眼光是一流的，经营策略是最好的。初出茅庐的包玉刚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就在别人为船租不出去发愁的时候，包玉刚却充分利用金融界的关系，从香港汇丰银行贷款100万美元，买进了一条7200吨的大船，不断扩充吨位。等到大家都来学包玉刚的办法，开始买旧船长期出租之际，他又改变策略，将新船长期租给人家，旧船留着自己经营。因为，新船出租，租金自然比旧船高；而旧船自己用，效果则与新船一样。
包玉刚凭借良好的信誉和低成本优势，稳扎稳打地立足于东南亚，业务蒸蒸日上。同时与银行、船厂的关系也愈益紧密、牢固。
不久，汇丰银行开始投资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实际上成了包玉刚的后勤部，使包玉刚的资金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包玉刚在汇丰银行的地位也稳步上升，后来竟然成为汇丰银行的副董事长！而日本船厂呢，也同样更加信任包玉刚，常常是要包玉刚“先把船开走，慢慢付款”！
20世纪60年代初期，包玉刚决定把他的业务扩展到英美石油公司，虽然这些大公司把价格压得很低，但因为租期长，看起来好像吃亏，其实中间有着很大利润。蚬壳公司（Shell）、埃克森、英国石油公司等大量租用环球公司船只，包玉刚由此获得了亚洲航运业的控股权和国际石油海运市场中可观的份额，在海运这个充满风险的行业中脱颖而出。1974年，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在美国曾拜访包玉刚，风趣地对他说：“搞船队虽然我比你早，但与你相比，我只是一粒花生米。”
经过20多年的精心运筹，包玉刚环球公司的船队迅速壮大，1980年达到巅峰，船数达到200多艘，总吨位达2000万吨。国外报纸都曾以大量篇幅介绍包玉刚，用的标题是《比奥纳西斯和尼亚科斯都大——香港包爵士》。1981年，包玉刚的船队总吨位达到2100万吨，比当时美国和苏联的国家所属船队的总吨位还要多，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
在海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和巨额财富后，包玉刚又以战略家和投资家的眼光瞄向了陆地。他将赚得的部分财产投资于越来越红火的房地产业，兼营酒店和交通运输。他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入主大企业，“上岸”不久就与香港富商李嘉诚联手，和英国资本集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即著名的“九龙仓之战”。
九龙仓是香港四大洋行之首“怡和洋行”旗下最重要的综合企业公司，有着上百年的历史，以经营港口转口业务为主，并拥有当时香港最大的货运码头九龙仓码头。谁掌握了九龙仓，就掌握了香港很大部分物资的装卸和储运业务。
在香港实业界，英国资本集团和华人资本集团一直存在着竞争和摩擦，英资垄断了许多行业。李嘉诚认为，如果他和包玉刚能分别控制和记黄埔和九龙仓，则可以动摇英国资本集团在香港的垄断地位。包玉刚非常赞成李嘉诚的想法，他先买下李嘉诚手里的九龙仓18%的股份，同时继续悄悄增持九龙仓股份，直到他拥有九龙仓30%的股份时，他才对外宣布，这比“怡和洋行”20%的持股量要多出一半。
英国人得知后恼羞成怒，趁包玉刚前往欧洲度假期间，迅速在市场上收购了3000万股九龙仓股票，这一次反扑打乱了包玉刚的阵势。包玉刚面临的难题是他必须在一夜之间拿出20亿现金再收购2000万股股票，才能保持优势。
包玉刚迅速赶回香港，与李嘉诚秘密会谈后，决定向各公司老板筹措资金。仅两天的时间，包玉刚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称自己“到当铺里转了一转”，已经筹集了足够资金，将以高于怡和洋行10块钱的股价，收购九龙仓股票2000万股。
次日一早，大批持有九龙仓股票的小股东蜂拥前来抛售股票。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包玉刚调动了21亿元资金，成功完成了收购计划。历时两年的九龙仓争夺战终于落幕。在这场股权争夺中，包玉刚赢得了九龙仓的控制权，大长了华人志气，怡和洋行则元气大伤。
包玉刚谈笑间取得“杀手锏”、大战九龙仓的故事，让人津津乐道。他的商业传奇和超凡智慧成为了那个时期在港华商的历史和缩影。
船王从此“弃舟登陆”，开拓出了另一个崭新的天地。
“现代郑和”董浩云
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布什说：“他是一个仁厚君子，又是一个商界的强人和一位声誉卓著的人物。他来美国的时候，美国的顶尖企业精英都一致向他致敬喝彩。”
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顾毓琇说：“过了五百至一千年后，可能还只有董浩云一个人，他是一个独特的创业者！”
赫伯罗德公司主席积克·克鲁斯自问自答道：“谁是最大的船王？这个问题总是困扰着包、董二人。我们可从几方面去看，如：
第一，纯以船只吨位计，包算是第一。
第二，以整体收益而言，董会在这方面占优。他经营定期邮轮，收取较高的运输费，收益会更多。
第三，论公司的拥有权，C.Y.完全独资拥有，而包的‘环球’其中很大股份属于汇丰银行。”
……
董浩云，一个被赞为“现代郑和”，与包玉刚同享“世界船王”美誉的中国人！
董浩云也是宁波人，比包玉刚大7岁。1927年16岁时，因其父生意受挫，董浩云被迫中途辍学，早早自立谋生，进入日商上海国际运输株式会社任练习生，次年考入金城银行开办的航业训练班，结业后即服务于金城银行属下通成公司之天津航业公司，从此与航运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董浩云在天津航业公司当学徒，工作十分卖力，颇得老板喜欢。不久，董浩云结识了老板之女，两人逐渐产生了恋情，最后他成了老板的乘龙快婿。
此后，董浩云获得许多宝贵的机会，1931年，刚届弱冠的董浩云被提升为天津轮船同业公会常务理事。1933年初，他出任天津航业公司助理，成了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
上任之际董浩云做了一件大事——力排众议开辟天津到塘沽的货物驳运。当时，天津到塘沽的45里水路一直被英资轮船公司控制，若想介入，恐比登天还难。在他的坚持下，公司最后采纳了建议，并由董浩云主持展开工作。经过一连串艰难的竞争，1933年年中，天津航业公司终于打入了这条水路，为本公司的船舶开辟了一条新的航道。
1935年底，董浩云夫妇从天津来到上海，自立门户，拓展事业。在成功挤进天津至塘沽的水路驳运行列后，他深受鼓舞，于是雄心勃勃，计划建立自己的航业王国。董浩云向当时的交通部递交了一份《整理全国船业方案》，他提这个方案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在政府资助下，成立一个航运信托公司，以促成中国民营小公司的合并经营，充实本国航运力量，为今后收回沿海及内河航运权并筹备开通国际航线作准备。但方案没有得到重视和支持，董浩云便决定由自己筹建，于1937年4月创立了中国航运信托公司。然而好景不长，两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各民营轮船公司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船舶大部分被日军所扣，中国航运信托公司也落入了日军之手。董浩云有幸保住了自己的几条船，举家迁往“陪都”重庆，然而他的“航业王国”之梦几乎破碎。
转眼到了1941年，董浩云心生一计，他想：“如果我们的船挂上英国旗，日本人会怎么样？别看小日本在中国横行霸道，可在英国人跟前却还不敢胡来！”1941年3月，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注册资本是25万港元。在当时，虽说这只是一个小公司，但凭着上海英租界的掩护，其属下轮船一律挂着英国及巴拿马旗，因此能够畅行中国沿海及东南亚。
抗战胜利后，一切百废待兴，董浩云的中国航运公司在上海成立，预示着新一轮的大发展开始了。很快，他购置了“慈航”、“昌黎”、“唐山”、“滦州”、“慈云”、“凌云”、“天龙”、“天行”、“通平”等9艘船，总吨位达到10万余。1947年8月，董浩云又创办了复兴航运公司，为获取各方的支持，他还特地恭请上海大佬杜月笙出任董事长，自己屈居董事之位。
不久，董浩云又从美国买入了3艘货轮，分别命名为“京胜”、“沪胜”、“渝胜”，与原来的“天龙”、“通平”等轮船一起，专门从事远洋运输。在中国航运史上，曾经出现过最大的三家轮船公司：上海三北轮船公司，烟台政记轮船公司，重庆民生实业公司；也曾经产生过三个杰出航商：虞洽卿、张本政、卢作孚。但遗憾的是，本来最有希望的三大公司，却未能跨出太平洋一步。或踯躅于长江，或徘徊于沿海，而最终都折戟沉沙，销声匿迹。唯有董浩云坚定地把目光投向远洋，认为远洋运输才真正是中国航运业发展的重点。于是在1947年9月，董浩云派天龙号由上海驶往法国，成为第一艘抵达法国的中国民营货船；同年，通平号首航美国旧金山。这两次成功的远航，完成了中国人驾驶商务船舶开拓远洋航运的创举，董浩云也获得了“现代郑和”的美誉。
短短的几年时间，董浩云靠经营内河运输和开拓近海及远洋运输，夺取了其航业计划中的第一步胜利。接着在五六十年代，他以香港为基地，借助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等提供的机会，迅速拓展其业务，使董氏船队进入到了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中国民营航商中，董浩云还是第一个定造新船的。1956年11月，董浩云定造的首艘巨轮、载重1.3万吨的“东方之星”在法国里昂下水，它的问世改写了中国航商完全依赖购买二手船的历史。“东方之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货轮，也是第一艘由中国人在欧洲投资建造的货轮。
从此之后，董浩云一发而不可收，几乎年年造新船，最旺盛的时候，在日本、英国、巴西、法国、意大利等几个国家同时定造新船。1959年8月31日，7万吨的超级油轮“东亚巨人”号在日本佐世保建成下水，为当时亚洲第一、全球十大巨轮之一。1960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记载：“1959年建造的‘东亚巨人’号是亚洲人拥有、建造、经营和亚洲船员所驾驶操作的最大船舶。”董浩云亲自为该轮下水撰写《“东亚巨人”号下水颂》，并请好友、世界著名学者赵元任为歌词谱曲：
今晨，今晨，宁馨儿诞生，
取名叫东亚巨人，
是东亚人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我们怎不为她鼓舞欢欣！
……
董浩云的胃口越来越大，从1967年起，董浩云先后向日本佐世保船厂和其他几家船厂连续定造载重22万吨级以上的极大型油轮3批，每批6艘，一共18艘。前两批22万吨已属极大型油轮，到第三批已赫然进入每艘30余万吨的超巨型油轮阶段。这样18艘极大型油轮，足已组成一支巨无霸舰队了。然而董浩云并未止步，后来又买进36万吨的“巴西荣耀”号和38万吨的“巴西宏愿”号。1979年，他又将一位破产的希腊船东在日本定造的一艘42万吨的特大油轮揽入囊中，取名为“海上巨人”号。
“海上巨人”也标志着董浩云的航运事业达到了最高峰。从1928年一个16岁少年跨入航运业，到经历几十年惊涛骇浪，终于组建起一支拥有150条船舶、超过1200万总吨位的强大船队——超过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一倍，一举成为世界最大的独立船东，同时与宁波老乡包玉刚一道同登“世界船王”宝座！
1982年，董浩云因患心脏病逝世，享年71岁。人们在记住这位世界级人物的辉煌业绩的同时，也记住了他的另一个创举——诞生和培养了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
“爱国忠魂”王宽诚
香港华人总商会成立于1900年，是香港历史最长、最具规模和最有影响的商会之一，该会于2000年庆祝成立100周年时，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曾亲笔题字，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亲临香港致贺。这时候的王宽诚已故去16年，他自1958年任香港中华总商会第二十一届副会长起，以后历任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三十及三十一届副会长以及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二及三十三届会长，1985年任当然永远荣誉会长。可以说，他是香港中华总商会的一面不倒的旗帜。
1907年，王宽诚诞生于宁波鄞县。15岁那年，王宽诚进入宁波江东哑巷永丰猪行学做生意，从此踏上了从商之道。学徒期间，王宽诚细心留意师兄们的做生意之道，虚心请教，勤奋学习。3年后，他转入宁波江厦街源吉钱庄，开始接触金融业务。
1932年，王宽诚年届25岁，被当时宁波颇有名气的企业——太丰面粉厂聘为采购部主任。该厂由于他的创议改革，营业蒸蒸日上，从而取得当地胡、陈两家富商的信赖和支持，于1935年在宁波泥堰头合资开设维大鼎记面粉号。由于经营有方，不到两年工夫，维大鼎记号便在宁波市区及周边设有分号达6家，成为当时宁波地区最大的面粉商号之一。
在宁波既然打开了局面，1937年春，王宽诚决定走出宁波转向沪上拓展业务，于是他在上海泗泾路30号挂出了“维大华行”的牌号。除经营面粉外，还有罐头食品、呢绒、木材等，面粉业务增加了经销加拿大炮台牌面粉，并且已开始内销兼外贸了。
接着，他又与人合资开设通合成地产公司、祥泰轮船公司，同时与实业巨子、老乡李康年合作开办中国钟厂，制造出高质量的“三五”牌台钟，自是初出茅庐。
不久，上海沦陷，王宽诚像许多甬商那样，退入大后方重庆，卧薪尝胆，伺机再起。在重庆，他广泛结交了当地的金融界上层人物，为日后涉足金融服务业作好准备。抗战胜利后，王宽诚自重庆飞返上海，立即投入重整旗鼓的紧张行动之中。首先把维大华行迁址于江西路汉弥顿大厦，改名为维大洋行，规模随之扩大，经营各类进出口业务，单就进口木材一项，获利甚丰。接着又增加建筑材料、面粉、肥田粉的贸易。随着业务的不断兴盛，原行址已显得局促，于是再往广东路五号另一大厦。虽然在上海的生意日趋兴旺，但虑及国共谈判破裂，国内形势不妙，王宽诚决定另辟蹊径，另觅他途，于1946年来到了香港。
王宽诚先是在新界购进一批地皮，在那块地皮上建筑高楼。一年工夫，1949年初，几十幢高楼便矗立了起来，定名为海国公寓。这时，上海及江南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有的工商界人士转入香港，海国公寓正适合他们的需要。王宽诚的维大洋行因此获得了巨额收入。
不久华南地区也解放了，香港更是人心浮动，受此影响，港币大幅度贬值。正当港币无人问津之际，王宽诚却果断地大量购进。又过了些日子，随着形势变化，香港转趋稳定，随之港币回升，王宽诚则乘机抛出，这一进一出又获利颇丰。
两次商战成功，轰动全港。与此同时，王宽诚又创立幸福企业等数十家公司，经营金融财务、地产建筑、船务、百货、食品等业务。后又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开展商务，业绩卓著，成为了一名蜚声海内外的工商巨子。王宽诚以其拥有的经济实力以及在港澳及海外工商业界中的信誉和影响，除接连被选为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副会长、永远荣誉会长外，还在港澳十余个机构中兼任了名誉会长、董事、主席等职。
王宽诚无疑是香港鼎鼎大名的实业家，但他更是一名坚定的爱国者和慈善家。
1949年，王宽诚应邀参加开国大典，并随同其他进步人士一起到北京等地访问考察，回港后发表文章介绍此行的感受，增进港人对新中国的了解。随后，他在参加香港中华总商会会董会议时，同其他进步会董一起，据理力争，取得会议通过，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百废待兴，资金紧缺，王宽诚带头认购折实公债21万份，为国分忧。抗美援朝期间，王宽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捐献巨额款项购买大炮及其他紧缺军用物资，他还卖了地皮，以“维大号”的名义捐赠飞机一架。
王宽诚对国家的支持远不只这些。几十年来，他先后捐款支持香港及内地20余所学校或社团，包括香港培华教育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等单位。1963年捐资100万元人民币创建宁波东恩中学、小学，1980年与俞佐宸一起倡议成立甬港联谊会，任香港甬港联谊会会长，后任名誉会长，1984年捐资建东恩中学宽诚实验楼，设宽诚奖学金，捐百万元助建浙江树人大学，又资助上海工商学院、广东暨南大学等。
1985年，王宽诚更是出资1亿美元，成立了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该基金会除资助中国留学生到海外攻读博士学位、进行博士后研究外，还资助学者参加国际会议和进行内地与海外的学术交流，并且在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宁波大学等高校设立了王宽诚育才奖。
王宽诚还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暨南大学副董事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在就任全国政协常委后，王宽诚满怀热情地参政议政，尽职尽责。1986年8月，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王宽诚还不顾80岁高龄和旅途劳顿，带领港澳委员20余人前往新疆、陕西、甘肃等省考察，并提出发展西北地区的许多有益建议。
对于祖国的统一大业，王宽诚殚精竭虑，积极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大力推进香港回归。王宽诚曾说：“我岁数大了，就是想为国家多作贡献，其他无所挂念。”报国之心溢于言表。
为纪念这位中国工商界著名的杰出爱国人士，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1998年10月，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4651号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王宽诚星”。2000年8月，浙江省政府授予王宽诚先生“浙江省爱乡楷模”荣誉称号。
在王宽诚逝世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各界人士500余人前往医院向遗体告别。北京、广州和香港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新华社播发《王宽诚先生生平》，高度评价了他在祖国统一，特别是在香港回归等方面所作的重要贡献。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赞扬他“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
应昌期“行棋无悔”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世界围棋赛场上，有一项冠军奖金高达40万美元的超级比赛，这就是有名的“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赛。这项比赛因其每四年举办一次，而被职业棋手们称为围棋奥运会。它的创办人，就是被誉为“黑白世界的诺贝尔”、“20世纪中国围棋之父”的已故台湾省实业家应昌期。
1916年，应昌期生于宁波慈溪，自幼天资聪慧，过目成诵，成绩优异。小学毕业后进入慈湖商校学习，后因家境贫寒，无力深造，乃赴上海统源银行当学徒。工作之余自修英文、数学、图文、银行会计等学科，并师从名书法家赵叔孺学习书法、金石，自此学识大进。不久，福建省银行在上海招考3名高级职员，应昌期以“同等学力”资格报名，结果“连闯三关”，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脱颖而出，被破格录取，此事在沪、闽银行界传为佳话。
应昌期在福建省银行任职之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东南各省相继沦陷，省行先后迁至厦门、赣州、衡阳、贵阳及重庆等地。应昌期也拖儿带女奉命在沿途各地主持分行工作，备尝艰辛。抗战胜利后，1946年，应昌期随台湾银行董事长严家凎来到台湾地区，任该行业务部主任，后升任副经理、副总裁、代总经理。这期间，台湾银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人选时有更换，唯有他一人砥柱中流，长期主持全行业务，独当一面。他可以说是台湾银行真正的当家人。他在台湾地区币制改革中，措施得当，顺利发行新台币，稳定台岛金融。并力倡举办政策性和功能性贷款，有力促进了台岛经济复苏和发展。
1963年初，应昌期正式离开台湾银行，投身实业，应友人的邀请，出任国华海洋企业公司董事长。同时，开始独立创办第一家企业——利华羊毛工业公司。之后数十年间，他先后又接办了益华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化工公司，创办了国际票券公司，并将它们一一推上了股市。
1983年，应氏在美国硅谷创办印科公司，由他的儿子应明皓经营，生产高科技产品，并在美国注册成立两家房地产投资公司。应氏家族企业不断得到壮大。应昌期“年近半百学吹打”，审时度势，果敢出击，紧紧抓住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在台湾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而又世事变幻期间，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下应氏奇迹，在台湾地区被视为楷模人物。
然而，令应昌期为天下所知的却是他与围棋结下的不解之缘。
应昌期从幼年起，就对围棋有着浓厚的兴趣。他6岁就学会了围棋，12岁参加慈溪县围棋比赛获得冠军；在上海统源银行当练习生时，虽收入微薄，但仍不忘围棋，悉心钻研；同时还投书上海《新闻报》，建议举办新闻棋赛和开设围棋专栏，《新闻报》主笔阅信后击节赞赏，还真的开出了围棋专栏，成为美谈。八年抗战时期，虽然生活颠沛流离，他也随身携带着围棋。1946年到台湾地区，生活安定后，即在家设置棋室，号称“五窗填满斋”，广邀亲朋好友来会，切磋棋艺。
围棋虽说是中国古代所发明的，但到了近代，日本棋馆制度良好，棋具、书籍完备，而国内则棋风式微，无人过问。中日围棋情势的消长，令应昌期感慨万千，因而萌生了振兴中华棋艺、改革围棋的志向。
从1952年中华围棋会在台北成立始，应昌期先后任总干事、副会长和会长等职，出钱出力，致力于普及围棋事业，对围棋的发展贡献良多。他建立了职业围棋制度，举办了多项新闻棋战，借助媒体力量推动围棋事业；20年潜心研究发明了“计点制”新围棋规则，以完整公平的规则来废除日本棋规中不合理的判例，达到了“绝无判例”、“几无和棋”目标，堪称“迄今为止最合理、完备，符合时代需求的围棋规则”；成立了“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共捐出所属企业股票面值新台币1亿元作为该会推广、振兴围棋基金；捐资1.3亿元创办“应昌期围棋学校”，培养青少年棋士、造就更多围棋师资；举办“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世界青少年围棋赛”等多项国际大赛，大力推广围棋，致力于“让围棋走向世界”。
1988年，中国“棋圣”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叱咤风云，所向披靡。应昌期大受鼓舞，于是决定用基金会基金举办“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这项赛事，是和日本富士通公司举办的“富士通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并列的当时仅有的两项世界围棋大赛。首届“应氏杯”世界围棋大赛轰动一时，而应昌期的名字及贡献从此也为世人铭记。只要一提起“应氏”，人们一定会联想到围棋。
振兴中华围棋成了应昌期的不二选择，去世之前，他还不忘嘱咐后人承继他的围棋事业。其子应明皓不辱父命，“应氏”围棋事业代有传人。此后，“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在国内举办了一项高规格的职业围棋赛事——“倡棋杯中国职业围棋锦标赛”。这项赛事的冠军奖金达到40万元人民币，在国内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张济民“祖国在我心”
美国西湖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张济民先生，拥有北加州11座办公大楼、4座公寓住宅楼、5个大型商业购物中心、6座高级老人公寓、赌城雷诺的旅馆等，在美国华人中号称“房地产大王”，在旧金山公布的“北美地区20位亿万身价华裔富翁排行榜”上，张济民先生名列第四，并连续几年名列前茅。而且，他还担任美国华商总会首任会长。这样一个成功人物，同样是来自上海的宁波人。
15岁那年，张济民独自一人携带20坛榨菜，从上海远赴新加坡。对于人生的第一次创业，张济民后来说：“我15岁到外国去，不认识人也没有钱，只有靠自己奋斗。那时我就像一匹马，后面好像有一把火将要烧到尾巴，想不跑也不行，我常常不知道自己究竟做得对不对，什么能填饱肚子就做什么。”几经辗转后，这20坛榨菜竟变成了2万美金。
1945年，张济民就怀揣着这2万美元的资本，来到了战败后的日本。当时，日本到处是伤兵，药品非常紧张，于是他决定创办日独药品株式会社，主要代理德国先灵药业公司的药品。但当时的日本人尽管战败了，却始终从骨子里歧视中国人，在他们眼里，中国大陆人是末等公民。因此，创业之初，事事处处都会遭遇意想不到的麻烦。有些竞争对手，干脆去责骂购买日独药品的医生：“你为什么不用自己人的药而买支那人的？”其经营之困难可见一斑。
张济民不懂医药，也不懂日语，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拼命学习。学日语，学业务，了解政治经济动态，研究医药行情趋势以及经营之道，避重就轻，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终于独树一帜，打开销路，站稳脚跟。
“我在日本所经营的公司，在当地华人公司中相信是最大的一家。我的公司拥有雇员l000人（创办时只有3人），总公司与分公司共33处。根据日本最具权威的经济刊物《东京经济新闻》与《FORTUNE》杂志的统计，以申报缴税的利润计，在当地营业的所有外国人企业中，公司多年来名列第20至40名内。我的母公司在全世界的大公司中，以销售金额计，名列第530名左右。从这点观察，我所经营的公司是相当先进的”。张济民还把他在日本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编成了《我的经营观》一书。
正当在日本做得风生水起、如日中天之际，张济民却悄然移居美国了。当时许多人大惑不解，而答案竟是“为了孩子们”！这位始终不入日本籍的中国人说：“我当时已经意识到，虽然自己在日本赚了一些钱，但是孩子们却没有出息，因为日本非常歧视中国人。我也看到一些华人朋友到美国后，小孩子都可以进入最好的学校深造。我自己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我不能让自己的后代也遭到同样的不幸。这就是促使我到美国来的原因。”他是带着2000万美元离开日本的，还留下了一批不动产请人管理，其财产比刚来日本时增加了1000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当时，张济民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作为千万富翁，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在美国当寓公，但他却选择了再次创业的道路，并且再度向自己挑战，不搞医药而投资房地产业。
1974年，张济民以1100万美元现金买下北加州帝利市的西湖购物中心，开始了他的房地产事业。
凭着聪明和努力，幸运女神又一次眷顾上了张济民，此后加州的房地产行情一路看涨，促使他全力投入，逐步从单纯的地产投资过渡到经营管理，最后达到全面开发。20多年中，他的产品增长了20多倍，拥有购物中心、公寓、老人院和办公大楼等不同形式的产业，建立起一个颇具影响的地产王国。其中最大的购物中心有建筑物60多万平方英尺，可停车2600辆；最大的出租公寓有354个单位，占地20多英亩；最大的办公楼建筑面积40万平方英尺，可停车750辆，美国参议员范因斯坦夫人等政要名流的办公室，均设在他所属的办公大楼内，而且租户99%是西方人。
张济民身为美国华人“房地产大王”和旧金山“湾区首富”，却从未忘记生他养他的故乡，每当提起，他不说“中国”，也不用“国内”，而只用一个特定词——“祖国”。他曾语重心长地说：“我在国外四十余年，最感到痛苦的，不是没受过高等教育或没有足够的金钱，而是没有得到自己国家的保护。从前，祖国处于半殖民地状况，我们到处受人欺负。要摆脱这种处境，一定要有祖国的保护。因此，我必须为祖国多作贡献，同时也保障自己。现在祖国强大了，我们在海外的中国人也不再被人欺负，所以对祖国永远铭记在心！”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76年，他第一次回国探亲访友，并尝试做中国商品的进出口业。可惜，由于对美国市场不够了解，再加上受骗上当，生意完全失败。但这位非常精明的商人，却出于爱国心，仍是年年参加广交会，乐此不疲。中美建交后，中国在旧金山设立了总领事馆。旧金山是华侨华人在美国的主要聚居地，亲台的中华总商会势力甚大，张济民为了支持总领事馆的工作，顶住巨大压力，和几位爱国侨领共同发起组建美国华商总会，并亲自出任第一任会长。他经常承担来访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和代表团的接待工作，而且事必躬亲，把一位海外赤子的深情倾注在每一个细节中。新中国教育基金会成立时，他又当选为首任主席，慷慨解囊，资助了众多的赴美学者及留学生。旧金山与上海结成友好城市后，他与来访的汪道涵和江泽民也结下了友谊。在他的提议安排下，上海派出几十名干部，来美国的各大公司学习企业经营管理，每到周末，张济民把他们请到家中，交流切磋，还亲自讲授自己的经验体会。后来，上海和广州要来美国设立机构做生意，又是他无偿地提供办公条件。
1982年，张济民创办了美国华声电视台，每年投入10多万美金，每天定时播放中文节目，向华人社会宣扬中国文化，报道中国经济建设情况。1992年，我国华东地区遭受百年未遇的大水灾，华声电视台赶制出大量专题节目，连续播放，为华东灾区筹集了救济款。从生意角度来看，耗资创办华声电视台似乎得不偿失，但张济民不是这样想的，他算的是政治账、爱国账：“我创办华声电视台不为名利，就是为了迅速报道祖国经济建设及家乡情况，让华侨华裔更多了解中国，让成千上万华侨一道投入建设祖国的行列。”
出于这份爱国之心，后来张济民来到闭塞、落后的内蒙古投资办厂，先后投入近4亿元人民币，兴办合资企业13家，涉及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养殖业等领域，解决就业人员近3000人。鉴于中国内地开始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沉重压力，张济民又决定在上海投资创办老人公寓，有220个单位，完全按照西湖公司在美国修建和管理老人公寓的现代化标准实施，现已投入使用。1983年，他还写了一份《以数字代替文字管理企业的方法》，寄给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受到高度评价，并被聘为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董事。
晚年的张济民每天必读中文报刊，他最关心的，仍然是祖国的繁荣昌盛。张济民曾坦言道，事业发展到今天，虽然再也没有火烧尾巴的窘迫，可是人生短促，能为社会、为祖国多做点事，便是不虚此行了。从前华人在美国从事的行业，可用“三把刀”来概括——剃头刀、修脚刀、切菜刀。现在祖国强大了，海外华人也扬眉吐气、挺直腰板堂堂正正做人了。所以，我为祖国做一点事，或者说作一点回馈，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切身利益。
大企业先锋林训明
2008年8月7日，正是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许又声副主任等来到北京朝阳医院看望和慰问87岁的林训明先生。林先生是作为全球百名华人的代表，受国务院侨办邀请回国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但不料突发疾病，住进了医院。经过数日精心治疗，林先生恢复良好，精神渐佳，开始在病床上运作中巴两国的经济合作事宜，只是遗憾：没能如愿参加奥运会开幕式这一举世瞩目的盛大庆典。
这位受国务院侨办领导如此重视的林训明何许人也？他是巴西华侨领袖，著名的巴西“黄豆大王”、“石化巨子”。
林训明原籍浙江温州，1921年出生于北京，其父林立夫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民国时期曾当过议员和财政部、盐务署顾问，办过报纸。隐归后遂开设私塾，聘请名师教导自己的子女及亲朋子弟。林训明幼年时便展露出聪颖的天资和勤奋的习性，在同辈儿童中出类拔萃，被乡亲师长称为神童。
但在14岁那年，父亲不幸辞世，家计困顿，林训明不得不中途辍学，早早地肩负起养家糊口的担子。他先是在银行学徒，后进入中国植物油公司温州分公司当职员，辗转大西南黔、川、湘、桂等地逾10年。由于工作出色，很快就被擢升为这个全国同行业中最大公司的最年轻主管。
上世纪50年代初，巴西国门正向东方移民大开，未及而立之年的林训明毅然向公司呈辞，踏上了海外创业之路。他于1951年来到巴西，落脚南大河州首府愉港市，在一家华人开设的公司工作。1953年，他的未婚妻王丽君从香港来巴西与他完婚。同年，他在中油公司的老上司朱孔惠也移居巴西。从此，林训明既有了稳定美满的家庭生活，又有了开创事业的可靠朋友和合作者，从此便孕育了兴业之梦。
是年，公司所办的油厂开工，但不久出现了原料供应不足的问题，林训明受老板委派，到产区去采购黄豆，于是他携新婚妻子迁居圣罗莎。当时的圣罗莎不过是巴西西南一隅的蕞尔小镇，条件十分艰苦，但林训明毫不计较，他凭着过去在中油公司12年的砥砺之功，不畏艰辛地开展起了工作，很快就取得了豆农们的信任，确保工厂的原料源源不断。
两年之后，1955年，林训明觅得良机，购入一家小油厂，并诚邀资历更深的朱孔惠任总经理。于是，在圣罗莎这个当年地图上看不见的小城，两个中国人积极创办的大豆企业开工，竖起了巴西大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这个名叫“高乔”的小植物油厂总共只有7个工人、1个职员，日处理黄豆7吨。然而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企业，为林训明奠定了后来成为“黄豆大王”的基石。
有了自己的企业，林训明开始扬帆远航。
林训明多年来用心培育的与豆农互相信赖的特殊关系，为他此后扩大生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了动员农民多种豆，他不辞辛苦，多次找巴西银行经理商讨，为当地黄豆种植业建立了一套切实可行的信贷奖励制度。他又专门买了一辆吉普车，派人陪同巴西银行的人下乡游说，动员农民接受贷款，还开车送豆农到圣罗莎的银行办事处签合同、领贷款。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努力后，巴西银行圣罗莎分行门庭若市，营业场所一再扩大仍不敷发展之需，一时传为佳话。
当时，巴西只有年产一季的大豆品种，林训明便从美国引入早熟豆种。新品种大豆缩短了生长期，可在小麦收割后再播种，于雨季前成熟，既可避免损失，又能减少病虫害发生的机会。同时，早熟新品种大豆含油量高于旧品种，也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益。这一重大改革举措，被巴西誉为“农业的革命性事件”。
从“高乔”油厂起步，林训明的事业迅速发展。此后他又连续收购了三家企业，并于1972年正式成立巴西植物油公司。随着公司的不断壮大，它对大豆原料的需求也迅速增加，从而为巴西大豆种植业的发展创造了发展契机。全巴西大豆产量很快就从1951年的7.7万吨上升到1985年的1800万吨，跃居世界第二位，1988年又创下年产2300万吨的新纪录。1975年，巴油公司被评为全巴西出口额最大的民营企业，受到盖泽尔总统颁令嘉奖。一部巴西大豆的发展史，见证了一代中国移民的艰辛创业，也书写了他们的辉煌业绩。
林、朱携手“拓荒”的历史在老友朱孔惠辞世后中断，大度的林训明将蒸蒸日上的巴油公司分给了老友的子女，留给自己的则是不被看好的一摊——新兴而陌生的石化企业。然而，这一选择却成了他辉煌事业的新的转折点。
石化行业的生意林训明并不熟悉，但他深知，若要重获成功，留住人生之“辉煌”，就必须要再次以创业的勇气上路。于是，他以不减当年的锐气对接手的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组：出售南大河肥料公司的资产和农牧公司的2万公顷土地，逐步从多元经营转向专攻石化；在石化类中，将聚丙烯公司的股份出售，专事以聚合物为原料的深加工；洽购HlMONT旗下化纤织物公司的全部股份，实现独家经营。
这一系列的调整，显示了林训明的慧眼独具，他的石化事业在巴西境内外都得以迅速扩展。到1993年初，聚合物的深加工能力已从1989年的1.4万吨增加到3.4万吨，无纺布的产量居全巴西第一位。而且按照“一年一厂”的计划，石化公司还在国外建立了多个分厂。公司傲然跻身于巴西大企业行列，从此他又多了一个巴西“石化巨子”的头衔。
虽然来自于太平洋彼岸，自己是一个移民，但林训明始终没有忘记是巴西人民接待了他这位远方来客。他尽自己的能力，努力造福社会：为增加儿童营养，他生产并倡导“豆奶”；为保护环境，他购地造林；他还慷慨资助慈善医院、巴西妇女防癌协会和一些文化团体……巴西南大河州当局授予林训明“荣誉高乔人”称号；圣罗莎市和愉港市也都先后接受他为“荣誉市民”。
作为一位成功的实业家，林训明被誉为巴西乃至全球华人的楷模。为此，来自巴西的知名作家Eduardo Bueno一行曾专程到林训明的故乡温州搜集素材，他要为这位温籍著名华侨、巴西“黄豆大王”写一部传记。林训明的事迹还曾被美国《时代》周刊、香港《资本家》杂志、《巴西侨报》、巴西电视台等媒体广为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