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元忠与“八大王”
郑元忠的出名是和柳市“八大王”联系在一起的。
所谓“八大王”，是指改革开放时期活跃在流通领域的、温州最早的8位民间商人。他们分别是：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矿灯大王程步青、供销大王李方平、机电大王郑元忠、旧货大王王迈仟。
“八大王”的故事既充满了传奇，更兼有一抹酸楚：
1982年初，温州地委一纸文件下来，将上述八人列为经济领域“犯罪分子”，一举抓捕。
当时，年仅30岁的郑元忠是当地的“电器大王”，开有几间工厂，年产值达百万元，是柳市镇仅次于“五金大王”胡金林的第二富。郑元忠的小洋楼（据《人民日报》说院子里可以停12辆小轿车）和摩托车成了“投机倒把”的“罪证”。他还记得当时的一些细节：
“1982年6月17日凌晨正在熟睡时，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多人带着手枪、手铐冲进我家，把我从床上拉下来带走，然后在柳市镇工商所对我进行审查。我拒不承认‘投机倒把’罪行，也不愿意写检讨材料。争执中，我把墨水瓶摔到墙上，对方气呼呼地走了。我就趁机溜回家，拿了七八千元现金，从水路逃出了柳市。”
在外逃亡了一年多，1983年10月20日晚，郑元忠潜回家中的第五日，被破门而入的警察抓获。第二天，他被反铐双手，身上还绑着麻绳，游街般从柳市派出所押到汽车站，再投入乐清县看守所，和一批重刑嫌疑犯关押在一起。
“被押送到了死刑犯的牢里。当时，一股凉气从我心里冒出，这条命算是完了！”郑元忠这样回忆说。
被关进监牢的郑元忠想不通，自己靠双手劳动怎么就成了“犯罪”，有一次，他靠在墙上写了一封3万字的信，责问政府政策为何变故，“如果我是投机倒把，柳市七八万生意人应该全关起来”。他写了40多封信，寄给他能想得到的所有部门，但都如石沉大海。
1984年3月27日，被关押了186天的郑元忠无罪释放。
真应了“成也萧何败萧何”这句古语，当初“八大王”被定罪盖因1982年1月中央下发的有关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如今，郑元忠等人无罪获释，也全都得益于中央一号文件。
郑元忠那时从监狱里出来后，顾不得回家，就直接跑到柳市镇工商所，从那里拿到了一号文件，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然而回到家中，郑元忠发现原先那个被称为“可以停12辆小轿车”的宅院，已经被挖成了一片水汪汪的农田。
一个月后，“八大王”高调平反，政策对郑元忠他们的定性不再尖锐而变得认可起来，同时，温州民营经济也从最低谷开始迅速发力，“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变得广为人知。郑元忠这才彻底放下心来。
“八大王”因行走在市场经济的“风口浪尖”，一夜之间被动“成名”，不过经此折腾后，大多数从此沉寂下去。与其他人或离开温州这个“伤心地”或金盆洗手不同，郑元忠始终是一个积极主义者。他有一句名言：“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拼搏。”这时的他看清了国家的形势，坚定了继续“走下去”的信念。
“出来后，我们‘八大王’聚了一次会，讨论今后的路怎么走，其他几个人都达成共识，急流勇退，轻轻松松过小康，不再当大王啦。我当时说，前怕狼后怕虎，将一事无成。那样活着也没意思，人活着就是要拼搏，于是我决定东山再起。”
于是，郑元忠把院子里的水田填平，重新办起了开关厂——乐清精益开关厂。这是乐清第一家股份制合作企业，郑元忠拿到了乐清县有关部门颁发的“001”号股份制改造企业登记证书。短短几年之后，精益开关厂已经成为当时柳市低压电器业的“四驾马车”之一。
但在1991年秋，39岁的郑元忠忽然告别市场江湖，只保留精益集团30%的股份，以最大股东退居副董事长之职，并以年薪50万聘请了一位总经理打理工厂，然后走进温州大学国际贸易系，成了温大年龄最大的一名学生。此举让身边人颇觉诧异，他的理由却很简单：“小时候我的人生目标是，一定要上完大学才算一个真正的人。”
1993年，郑元忠以两年时间学完3年课程，顺利毕业。他打破家族企业模式，邀请温州服装业少帅陈敏、原精益总管吴邦东组成“三剑客”，创建庄吉服饰公司。1996年成立庄吉集团。
1998年，已经从低压电器成功转型的郑元忠被评为“温州改革开放20年十大风云人物”，他对媒体这样说：“从十几年前被四处追捕的投机倒把罪犯，到今天的改革开放风云人物，这不仅仅是我个人身份的转变，而是一代人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在一个人身上的聚集体现。”
有了这份素质，再战江湖的郑元忠，依然是温州叱咤风云的人物。庄吉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最知名的服装企业之一，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温州市企业50强排行榜，成为当地明星企业、纳税大户。该集团同时还涉足船舶、有色金属、房地产等多个领域，连获“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等殊荣。
后来的郑元忠戴一副金边眼镜，再也不是当年那个骑着摩托车招摇而过的“农民企业家”。他身上完全没有遭意识形态打压的阴影，在当上政协常委后，他甚至喊出了“我要买下温州大学”的口号，他获得的各种名誉也接踵而至：十大风云浙商、中国十大工商英才、市劳模、省劳模、市人大代表、中国服装协会常务理事……
“他完全是白手起家，还冒了很大的风险！”庄吉集团一名老员工颇有感慨地说。谈起老总郑元忠的传奇人生，庄吉集团的员工都有着说不完的话。
作为中国第一代个体户代表，从“电器大王”到“投机倒把犯”，再到如今的成功企业家，其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仿佛就是一部中国民营经济曲折发展的鲜活历史。
鲁冠球的时代意义
30多年里，中国民营企业风云际会，和鲁冠球同时代的商界风云人物有多少都已经雨打风吹去，唯有出身于“铁匠铺掌柜”的鲁冠球数十年屹立不倒，成为民营企业家中的一棵“常青树”，被美国《国际商业周刊》誉为“中国最成功、最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之一”，《华尔街》杂志则称其为“国家式的英雄人物”。
1945年鲁冠球出生于普通农家，15岁初中毕业后，为减轻家里的负担，鲁冠球主动辍学。翌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介绍到萧山县铁器社。3年学徒生活中，鲁冠球对每天接触到的各类机械工具倾注了很多感情，他的技艺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大跃进’的时候城市缺少劳力，就从农村招了不少农民进城，但后来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用个现在的词来说，就是农民工又‘下岗’了，只能回到农村。”鲁冠球说，他就这样被打发回乡。
在很多关于鲁冠球的报道中，创办宁围公社农机厂被普遍看做是鲁冠球创业的开始。但实际上这已经是他的第二次创业。20岁的鲁冠球已经有了一次创业经历。
回到宁围后，鲁冠球向亲友们借贷了3000元买来了一台磨面机和一台米机，创办起一家小型米面加工厂。但在那个年代，就是私办这么一个小小的加工厂，也是不允许的。
“米面加工厂没敢起名字，更不敢四处宣扬。但就靠乡亲们的口口相传，也引来不少生意。”谈起自己20岁时的初次创业，鲁冠球仍显得有些得意。不过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小厂还是被发现了，并被扣上了“地下黑工厂”的帽子，被迫关闭。所有机器设备被强行贱卖，最后，鲁冠球不得不将祖父留下的三间老房子变卖，才好不容易还清了办厂所欠下的债务。
回忆起过去那段难忘的经历，鲁冠球感慨地说：“没有人会相信，60年代为了创业，我先后三次将祖父、父亲和我自己的房产都卖了，6年间搬了7次家，每天东躲西藏，为的只是干出一番自己的事业。”
第一次创业几乎让鲁冠球倾家荡产，他很长时间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整日闭门不出。让他感到特别痛苦的是，父母血汗换来的钱就这样化为乌有，他成了败家子的典型。不过，他也在第一次创业中找到了“感觉”，不服输的他一直在等待机会的出现。
1969年，蛰伏多年的鲁冠球终于等到了机会。“当时，国家批准每个人民公社可以开办一家农机厂，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刻去申请了。”那时鲁冠球不过24岁，他再一次跃跃欲试。
终于，鲁冠球借了4000元钱，带领6个农民一起，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起初，没有地方买原材料，鲁冠球就蹬着一辆自行车每天过江到杭州城，走街串巷收废旧钢材。在那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都由国家下达指标，如果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便属“非法”。
好在聪明的鲁冠球有过米面厂的痛苦经历，他吸取经验东钻西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能够让农机厂活下来的缝隙——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比如饲料机上的榔头、打板，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油嘴，要什么做什么。
之后的10年间，鲁冠球就靠作坊式生产，艰难地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1978年，农机厂竟已有300余人，年产值300余万元，厂门口更挂上了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铸钢厂等多块牌子。到这一年的秋天，他将宁围万向节厂改名为萧山万向节厂，这也成为今天万向集团的前身。
其间，除了管理工厂，鲁冠球还办起了农场、养鳗场、蛇场。农村开始实施承包责任制后，他把自家自留地里2万元苗木全部拿出来抵押，承包了萧山万向节厂。
事实证明，鲁冠球是有眼光的。承包第一年利润就超额完成了154万元，以后年年超额完成承包任务。第一年完成承包后，政府奖励他44.9万元，他却把钱全部用在了工厂培养人才和建造乡村小学上。到1985年，鲁冠球放弃的奖励达到300万元之多。他的仗义和善行令他名声大噪，1985年被评为“全国新闻人物”，1987年被评为“全国十大农民企业家”。
鲁冠球的“钱潮牌”万向节一路畅销，最多时竟占据了全国65%以上的市场，形势一片大好！1990年10月，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万向集团正式成立，鲁冠球成为该集团的法人代表。1994年1月10日，万向钱潮股票在深圳股市上市，万向由此迈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1999年，万向集团营收达到60亿元，日创利润100万元；
2001年，万向集团投入10亿元巨资，成立万向通讯，进入中国电信增值服务领域；
2002年，成立万向财务公司，成为民生人寿保险第一大股东、浙江工商信托第二大股东、浙商银行第一大股东；
2005年，万向集团入股广汽集团，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
至此，鲁冠球的万向已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国家级实验室和10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现运营万向电动汽车、万向研究院、万向钱潮、万向美国、万向资源、万向财务、顺发恒业等15家主营公司；为国务院120家试点企业集团之一，全国创新型企业，荣获“中国世界名牌”，首届“中国工业大奖”等。
除工业企业外，鲁冠球还组建了万向三农集团公司，这是鲁冠球为服务于“农业、农村、农民”、回馈农业的一个战略平台，涵括远洋捕捞及深加工，木业及深加工，玉米种业、杏仁露、山核桃种植及深加工，测土配方复混肥等业务。现运营万向德农、承德露露、远洋渔业、德华木业等6家主营公司，拥有“德农”、“露露”、“兔宝宝”等多个驰名商标。
另外，万向控股公司则专业从事股权投资、产业投资，现治理民生保险、浙江银行、工商信托、通联支付、琥珀能源、硝石钾肥、汉川机床等10家主营公司；拥有多个海外运行平台，集聚优秀的产业和投资经营人才，重点对装备行业、能源行业、涉农矿化工行业、金融与服务业进行投资运行。
在鲁冠球的原计划中，每奋斗10年要使得万向的收入多添上一个“0”：
1980年代，万向实现日创利润100 000元，员工最高收入突破100 000元；
1990年代，万向实现日创利润1 000 000元，员工最高收入突破1 000 000元；
2010年代，万向实现日创利润10 000 000元，员工最高收入争取突破1 0000 000元。
几十年来，鲁冠球真正实现了梦想！如今的“万向”就好比是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鲁冠球就是屹立在这艘巨舰上的叱咤风云的掌舵人。虽然他逐渐从第一线退了下来，但他精心培育的万向创业、创新精神，却始终发扬光大。
“他是民营企业家中的常青树，他的故事续写了20多年。把一个小作坊发展成通用、福特汽车的合作伙伴，一举开创民营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人们从他身上见证了乡镇企业的过去，也看到了乡镇企业的未来，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乡镇企业家与时俱进的真实传奇。”——2001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词这样评价他。
令人赞叹的是，这位获得过无数荣誉、身兼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以及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和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十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民企“常青树”，竟然在理论上也收获颇丰，他撰写的理论文章，先后有60多篇在《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被誉为“农民理论家”。
冯根生勇破“三铁”
邓小平说：“冯根生，我知道，做药的。”彭真说：“你是全国有名的厂长，我知道你。”江泽民、温家宝、李瑞环、李岚清、田纪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前来视察……冯根生的出名，还不仅仅因为他是胡庆余堂的传人、“青春宝”的创始人，更在于他是一位敢于创新的第一代国有企业家的代表人物。
与共和国同龄的冯根生，曾是著名的“江南药王”胡庆余堂的学徒工，38岁时担任杭州中药二厂厂长。杭州中药二厂之前还有个杭州中药厂，前身乃胡庆余堂。冯根生执掌的二厂虽未获“祖传”之便，却也开发出了“青春宝”、“健儿宝”、“双宝素”等精华产品，且在一片荒芜之地建起了一流的中医药厂，直追“老大哥”杭州中药厂。
不过真正让冯根生名闻遐迩的不是“青春宝”等产品，而是他接连不断地向现有体制挑战——
1984年，在全国还没有实施厂长负责制之前，冯根生率先在全国试行干部聘任制，全厂员工实行劳动合同制，成了第一个打破“铁饭碗”的人物。同时打破传统的医药企业供销模式，建立企业自身的供销队伍。
当时的阻力可想而知，有职工拿着菜刀要和冯根生拼命，上级部门也态度暧昧，冯根生一不小心就有触及“稳定大局”而“下课”之虞。但他咬着牙关没有回头，硬是顶了回去。
1991年，社会对国企领导人的知识水平空前关心，其表现为各种名目繁多的考试。冯根生率先决定“罢考”。“企业的效益是干出来的，不是考出来的。学习不是读书背课本，实践也是学习的课堂。”“有一个问题我至今不解：为什么形式主义这一套东西喜欢到国企中去摆弄？”没想到，他的一番言论竟引发了轩然大波。在《人民日报》等强势媒体的推动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为企业领导人松绑”的大讨论。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杭州中药二厂遇到了发展困难。冯根生陷入了深思，他自问“国有所有制是否只有一种形式，国企所有制是否越单纯越好？”，于是想到了一个捷径——寻求合资。为方便运作，他在杭州中药二厂之上成立了青春宝集团公司，然后再与泰国正大集团合资，并让外方控股。但与当时大多数合资形式不同，冯根生独辟蹊径采取了“母体保护法”，保留品牌，重新评估总资产，只将其核心部分与对方合资。此举既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为企业发展赢得了机会。
数年之后的1996年，冯根生又上演了一出好戏：在胡庆余堂制药厂濒临倒闭、负债近亿元的情况下，没有看着这块金字招牌关门倒灶，而是毅然接手。“儿子”兼并“老子”，一时传为美谈。在冯根生大刀阔斧的改革治理下，胡庆余堂很快止住了下滑势头，第二年便开始扭亏为盈，销售回笼达1亿元，创利税1100万元，实现了销售额、外贸出口和上缴利税的三大突破。之后又利用品牌优势，先后在省内外开出连锁店数十家，并把分号开到了国外。
1997年，冯根生再次成为了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
就在不久前，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精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也激起了阵阵涟漪。一直在探求改革突破口的冯根生感到这是良机，立即召开会议进行探讨。人们把目光集中在职工的内部持股上，即把“正大青春宝”现有的国有资产中的一部分作为个人股卖给员工，让工者有其股，把员工的利益与企业利益、国家利益紧密地捆在一起，借以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让他们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
1997年10月16日，董事会全票作出决定，从公司现有的净资产中划出20%作为个人股卖给员工及经营者。同时依照规定，冯根生作为主要经营者需认购其中2%的股份，计人民币300万元。一时间，街头巷尾争议冯根生。这又引出了著名的“冯根生难题”。
“冯根生难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冯根生该不该持有企业300万元的股份？二是购股资金从何而来？三是作为当了20多年国企经营者的冯根生的管理要素所带来的价值效益能否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入股？“冯根生难题”在当时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具有强烈的典型性和现实意义，当地媒体还专门就此组织了数场讨论。
经营者持股在今天是必然的，但当时冯根生的这一改革却属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没有先例。直到1998年6月，杭州市政府才同意正大青春宝的内部股份制改革方案。
方案虽然批下来了，但如何实施，尤其是冯根生的300万元从何而来？合资前他每月工资只有480元，合资后也不过数千元，凭他自己的家庭积蓄，最多能拿出30万元，其余270万元须向银行贷款，此中风险颇大，为此家人一致反对他持股300万元。而同时，企业职工的眼睛却紧盯着冯根生，他们说：“冯总买300万元，我们就买；冯总买150万元，我们一分也不买！”
恰在此时，一位外商找到冯根生，说打算在中国收购几十家中药企业，成立中药集团，请冯根生出任掌门人。仅安家费，外商一出手就是100万美元。
一边是唾手可得的100万美元，一边是无着落的300万元，怎么办？冯根生认为，从改革的大局看，持股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给国企改革和企业家发展探索新路。几经思索，他谢绝了那位外商的邀请，同时决定向银行贷款购股。至此，全厂职工像吃了定心丸，个个踊跃购股。这之后，浙江全省掀起了一股国有企业员工和国有企业家持股的热潮。
冯根生再次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正是有了这次持股，才又带出了身价评估问题——企业家的贡献有多大，身价几何？2000年，顺着这股“企业家价值大讨论”的风潮，浙江浙经资产评估事务所专门做出评定：冯根生对企业的贡献价值是2.8亿元，利润贡献价值是1.2亿元，其管理要素对效益的综合贡献率在15%-20%之间，现阶段是18%。
面对这个评价结果，冯根生自然很高兴。他说：“我已经很满足了，我一生的贡献是2.8亿元，量是量了，化是化不了的，但这对我是个安慰，对所有的企业家是个安慰。”毕竟，自那以后，中国开始关注并承认企业家的个人价值了。
宗庆后的财富价值观
宗庆后说：“这是一个只要劳动就完全可以创造财富的时代，是一个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生意义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1995年，这位以勤奋著称的企业家，这位公认的“中国经营大师”，光荣当选全国劳动模范，成为中国亿万劳动者的杰出代表。时隔15年后，福布斯财富排行榜，又出现了他的名字——中国大陆新首富。
对于这个“首富”的称号，宗庆后当然不会在意，只是淡然一笑：“别人怎么排，那是他们的事情。”在他看来，这份榜单的意义更多地是对企业价值的肯定。
1945年出生于杭州的宗庆后，有着与鲁冠球等人相似的经历：初中毕业后到舟山马目农场挖盐、晒盐、挑盐；19岁在浙江绿兴农场任调度；33岁宗庆后回杭州一家工农校办纸箱厂做推销员；34岁分别在杭州光明电器仪表厂、杭州胜利电器仪表厂做管理。37岁又回到工农校办厂当业务员；41岁任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
真正创业是在1987年，也就是他42岁时，宗庆后带领两名退休教师靠借款14万元办起了一家叫“娃哈哈”的校办企业，这个小企业可谓一无所有：帮人家代销汽水、棒冰及文具纸张等，稍好一点就是为别人加工口服液。这样挨了两年，宗庆后觉得应该有自己的产品，于是瞄准中国儿童营养品市场的空白，欲开发这一项目。当时，众多朋友善意劝他不要冒险，宗庆后显得异常固执：“你能理解一位47岁的中年人面对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机遇的心情吗？”于是，宗庆后带领他的小团队以“两口锅子、三个罐子”开发出了中国第一支儿童营养液，较好地解决了儿童厌食、偏食造成营养不良的社会难题。凭着“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广告，这款产品一炮打响，走红全国。
娃哈哈第四年就达到了年销售收入4亿元、利润7000多万元的规模，完成了其原始积累。更重要的是，拳头产品“娃哈哈儿童营养液”问世三年来，以其明显促进儿童食欲的特有功效而风靡全国，品牌效应良好，若不及时扩大生产，将会失去市场机遇。于是，大胆的宗庆后毅然选择了充满风险的兼并劣势企业之路。
当时，仅有140名员工、数百平方米生产场地的娃哈哈以8000万元代价有偿兼并了有2200名职工（其中近600名退休职工）、亏损积压产品达6000万元、占有6万多平方米厂房的资不抵债的国营老厂杭州罐头食品厂，以“小鱼吃大鱼”的改革举措，在全国引起轰动。三个月后，杭罐厂扭亏为盈，第二年使娃哈哈销售收入、利税增长了一倍多，为娃哈哈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为了进一步形成规模经营，1996年，娃哈哈集团与法国达能集团合作组建合资公司，达到了“合资不合品牌”、利用国际资本壮大自己品牌价值的目的。这以后，国人看到了娃哈哈的飞速发展，尽管这其中也不乏波折。
1998年，宗庆后感到自己羽翼已丰，决意挑战世界品牌，推出的娃哈哈“非常可乐”系列碳酸饮料，成为碳酸饮料界的一匹黑马，打破了可口可乐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中国饮料工业挑战世界品牌的信心和决心。
2002年，在主营业务稳定且具有相当优势的前提下，娃哈哈集团进军童装，迈出娃哈哈跨行业经营第一步，并在全国建立了800家品牌专卖店和15个配送中心，一举成为国内最大的童装品牌之一。
如今的娃哈哈，在全国29省市建有58个基地近150家分公司，拥有总资产300亿元，员工近30000人。公司以一流的技术、一流的设备，一流的服务，打造出一流的品质，先后投资100多亿元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引进360余条世界一流的自动化生产线，主要生产含乳饮料、饮用水、碳酸饮料、果汁饮料、茶饮料、保健食品、罐头食品、休闲食品等8大类100多个品种的产品。2009年集团实现营业收入432.14亿元，利税125.67亿元，上交税金38.01亿元。23年的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缔造了娃哈哈在饮料行业难以撼动的霸主地位。在全国上规模百强民营企业中，娃哈哈营业收入位居全国第十，利润第二，纳税第五位。作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宗庆后，也赢得了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企业家、中国经营大师、2002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中国经济百人榜、共和国60年影响中国经济60人等众多耀眼的荣誉。
卖“水”卖成首富的宗庆后，其实是个挺会“感恩”的人，他曾动情地说：“我要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正是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做点事情的机遇，正是这些政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创造财富的平台。”只有大家一起富裕起来，国家才会强大。“共同富裕”在国家是一个政策目标，而在宗庆后则是一种自觉的责任，为此他作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当初，他没有选择进入资本运作、房地产等暴利行业，而甘愿当制造业的“守望者”，因为他认为实业才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根本。的确，当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来袭时，很多富翁的财富一夜之间缩水，有的甚至到了破产的境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差钱”的宗庆后可以一下子拿出60多亿元，拉起近百条生产线，抓住了危机中的机遇。他说：“我对中国经济有信心，同时也有责任为保增产、保就业尽力。”
经销商和供应商是得益于娃哈哈发展而走向富裕的第一个群体。不少经销商在开始做娃哈哈生意的时候都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临街小店，而如今都成长为很有规模、气派的贸易公司了。来自东北的洪超英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谈起自己的变化，她说，以前自己的店资产只有十几万元，还是贷款来的，而现在的资产已达到上千万元，这一切都是娃哈哈给她带来的。她充满感激地说：“宗庆后老板就是我的老板。”
作为一个食品饮料企业，娃哈哈与农业、农村、农民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在现有的3万多名员工中，大约80%以上都来自农村。娃哈哈主营产品茶饮料、果汁饮料、乳及乳饮料、八宝粥、方便面等，均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深加工而成，20多年来，该集团累计采购茶叶、白糖、糯米、鲜奶等各类农副产品230亿元，直接和间接解决了130余万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不少农民跟着娃哈哈的发展不断调整农作物结构，通过种“放心粮”走上了致富发展之路。
自1994年开始，娃哈哈投身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移民建设，兼并涪陵三家特困企业，组建了娃哈哈涪陵分公司，以成熟的产品、成熟的技术、成熟的市场，辅以雄厚的资金实力及娃哈哈固有的品牌优势，使涪陵公司一举打开了局面，跻身重庆市工业企业50强。自那以后，宗庆后再接再厉。湖北宜昌、红安，四川广元，吉林靖宇，江西吉安及沈阳、长沙、天津、河北高碑店、安徽巢湖等西部地区、革命老区、贫困落后地区、民族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都成为他支援、帮扶的对象。迄今，他已经在这些地方共投资53.84亿元，建起了57家分公司。这些分公司不仅解决了大量就业、增加了当地的税费收入，更带动了运输、包装、水电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了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娃哈哈的对口支援、对口扶贫工作，还曾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肯定和赞赏，江泽民、李鹏、吴邦国、温家宝、邹家华等领导先后莅临视察过娃哈哈集团及部分地方子公司。
2010年9月初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有过这样一则报道：宗庆后领导的娃哈哈集团，热心于慈善事业，迄今已向社会捐款2.8亿元；同时，积极响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的号召，到老少边穷地区投资兴厂，累计投资额达54亿元之巨。
徐文荣的“造梦”传奇
“我只是一个农民！”徐文荣这样称自己，然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是善于“造梦”、富于传奇色彩的当代“愚公”。
徐文荣是一个地道的农民，这个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东阳人，先是担任区办公室副主任兼团委书记，后又辞官回乡当农民，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他的“造梦”经历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1970年的中国农村，大都沉浸在“农业学大寨”、“亩产万斤粮”的亢奋之中，横店村35岁的党支部书记徐文荣却有些例外。他悄悄把家乡那些被割了“尾巴”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组织起来，顶着风险开办了两个农副产品加工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使本村农民一天十个工的分红从两毛钱增加到五毛钱。
但此举却让徐文荣当了一回“走资派”，造反派将他关进了一间黑屋子，他设法逃了出去，这一逃就是七个月，直到1972年，县工作组进驻横店整顿，他才获得解放，重新回到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
获得解放的徐文荣天生有一种从商的冲动，正好又赶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时机，在他的主持下，横店大队办起了小五金厂、农具修理厂、碾米厂、木雕厂、竹雕厂、元件厂等十来个小企业，很快，横店一跃成了公社的“首富”。
1975年，由于各国营丝厂动荡不安，怠工、停工频频，省里决定让蚕茧生产区的农民自己办16个缫丝厂。由于徐文荣办企业出了名，公社打算抽调他去筹办，先征求他个人的意见。徐文荣眼睛一亮，觉得这是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下来。经过一番功夫，徐文荣以最快的速度，在全省率先把丝厂办了起来。到1978年底，横店丝厂一年中足足赚了35万元。也恰是这个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竖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醒目路标，赶上好时机的横店丝厂孵化成了横店针织厂，走上了规模化效益之路。
然而，正当横店针织厂、麻纺厂办得风生水起时，徐文荣却想转做磁性材料，他所认为的高科技。尽管大多数人不理解，却难以撼动徐文荣的决心。他先是跑到江苏买机器，其间路过华西村，与同为支部书记的吴仁宝相见恨晚，那时的华西村已是名声在外。他随后又带领33个小青年到宝鸡等地取经，回来后创办了横店磁性器材厂，时间是在1981年下半年。磁性材料后来成为“横店系”的支柱产业之一，横店也因此确立了“中国磁都”的地位。
第二个传奇故事是发生在1984年，当时的徐文荣已摇身变成横店集团说一不二的老总。有一天，他主动向镇党委书记倒起了“苦水”：“从社办、乡办到今天的镇办，企业总有乡镇干部干预……有时候，搞得企业无所适从，严重影响了企业发展。”
徐文荣极力要求政企分开，向上要企业经营自主权。
谁料，一位乡党委副书记得知后，竟在全乡党员大会上说：“我们乡有个人，论本事可以做皇帝，论错误可以枪毙。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好在镇党委“一把手坚决支持，于是在这一年的11月22日，镇政府撤销了原来的镇工业办公室，成立了浙江省东阳县横店工业总公司。公司属性为实体经济单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统一管理镇办28家企业，村联办481家企业。镇党委、镇政府和公司领导互补兼任，镇党委只管任免公司经理，其他企业干部的人事管理权全部下放给公司。
徐文荣被任命担任了横店工业总公司经理。横店的这一“政企分开”，在全县、全省乃至全国，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是开了先河的。
1990年，公司变为了企业集团。到1993年，又成为国家级乡镇企业集团，仅仅几年工夫，横店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集团资产已达10多个亿。但有件事一直压在徐文荣的心里：当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推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政策，按规定横店集团亦应执行，不过徐文荣的想法不同。于是在一次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徐文荣提交了一份上万字的建言——《社团所有制：产权制度改革的新选择》。在这份万言书中，徐文荣用“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八个字概括了他的社团经济模式。社团所有制的几个特点，首先是完全的政企分开；第二是建立在集团成员共同劳动关系基础上的；第三是为保持集团成员的相对稳定和增强员工的凝聚力，集团建立了完善的保障体系。
“社团经济说到底是一种产权模式。”徐文荣说，横店模式应该属于企业带动型，它是通过乡镇企业在镇辖区内的集中发展，带动了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集中，使镇里的面貌发生了变化，然后在政府的帮助下，扩镇并村，进一步扩大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的空缺，从而推动企业集团的进一步做大做强。
横店社团所有制一经推出，即引起了中国经济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有人把它总结为“劳动者联合体”，也有人称其为“市场型公有制”，理论界的争论尚无定论，但横店集团却因为社团所有制的创新产权模式而得以快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徐文荣还推动了大规模的“并乡扩镇”运动。一系列的革新之举，使徐文荣获得了“农民革命家”的称誉。这是徐文荣的第三次“造梦”。
徐文荣的第四次突发奇想，是在1993年，他想在横店搞旅游，这一想法同样让多数人视为异想天开，争议不断。但他仍以2亿元的大手笔搞了一个“农民兄弟度假村”；3年后，他又以导演谢晋到横店拍《鸦片战争》为契机搞起影视文化产业，此后一发不可收——炸掉山头，按1:1比例仿建起故宫、清明上河园等。
2004年4月2日，全国唯一一家影视产业实验区——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正式挂牌成立，实验区成为以电影、电视剧的拍摄、制作、发行为主业，逐步延伸产业链，集影视剧创作、拍摄、制作、发行、交易于一体，同时带动影视会展、影视研究、影视娱乐、影视旅游等相关产业全面发展的专业性产业集聚地。同年10月份，在获得商务部批准之后，时代华纳、中影集团和横店集团三方共同组建中影华纳横店影视有限公司，自此，横店与“东方好莱坞”之间真正画上了等号。近几年来，《英雄》《夜宴》《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投名状》《疯狂的石头》《功夫之王》《木乃伊3》等电影均在横店拍摄。“东方好莱坞”的崛起，使横店成了一座“不冒烟的工业城”。
第五次是2006年9月，徐文荣发布将在浙江省东北部的东阳市横店镇以1:1比例，建设占地规模达6000余亩的新圆明园的消息。2008年春节过后，横店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员会又在京宣布，正式启动横店建设圆明新园工程的社会公募。这一以200亿元巨资建新圆明园的计划，从提出的那天起就备受舆论争议，专家对此褒贬不一，来自社会上的诘问也此起彼伏。然而徐文荣表示：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你争论你的，我做我该做的。我的决定不会因为有人反对和争议而改变，却会因为有人支持而变得更加坚定。
话虽这样说，但这项耗资庞大的工程最后还是因各方面搁置了下来，“圆明园我不建了，但我一直为后人在作准备”。横店集团创始人徐文荣今天坦承道，已是75岁的他已经老了，圆明园他不建了，但圆明园是他的一个文化梦，他一直希望能够为后人做些事情。“我已经把圆明园全套的施工图纸收集完整，下一步就要联合海内外的收藏家，回购散落在民间的园中宝贝。这是我仅能作的最大的贡献。”
……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横店出了徐文荣这样的“能人”，“徐公”移山，点化了横店的“八面山”，变成了农民的“致富山”。虽然徐文荣早已从横店集团董事长、横店集团总公司社团经济局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但横店的故事仍在延续着。
李书福逆流而上
在2009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当选为“2009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委会公布他的获奖理由是：“1994年李书福这个穷小子一头闯进汽车行业，提出了他自己的梦想，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在当时没有一家民营企业进入汽车行业的情况下，李书福的想法无疑是天方夜谭。20年后的今天，李书福再次让大家看到了一条新的道路。2009年福特汽车对外宣布，吉利是收购沃尔沃的首选企业。”
李书福则现场致获奖感言，他说：“要用心记住自己有一个使命，就是要让中国汽车走遍全世界，而不是让全世界的汽车走遍全中国。这个是吉利的使命。这个使命我们十年之前就提出来了，我们现在每天都是在为了完成这个使命而奋斗。”
今天，恐怕鲜有人会称李书福为“草莽英雄”了，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汽车狂人”，是执著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真正好汉。
1963年出生于浙江台州的李书福是高中毕业生，他的创业先要从开照相馆说起。
1981年，也就是他18岁那年，他向父亲要了120元钱，买了架“海鸥”照相机，开始在街头巷尾拍照片，利用赚来的2000元正式开了个照相馆。
一晃过了3年，李书福才真正迈入了企业的门槛。此时他的名头是黄岩县石曲冰箱配件厂厂长。
后来流传的故事是：这一年前后，李书福有一次去一个小鞋厂定做一双皮鞋，发现鞋厂的4个工人都在给冰箱做一种元件。李书福反应很快，也跟着做起了这类“小狗经济”。一开始，李书福自己一个人干，然后装包里，骑自行车把零部件送到冰箱厂。后来，李书福和其他几个兄弟一起成立了冰箱配件厂，他出任厂长。当时效益还不错，李书福又作出了一个更大决定——生产电冰箱。
于是在1986年，李书福在自己研发、生产出电冰箱关键零部件蒸发器后，组建了黄岩县北极花电冰箱厂，生产北极花电冰箱。到1989年5月，冰箱销售额已达4000多万元，并与青岛红星厂合作，为红星厂生产冰箱、冰柜。
北极花冰箱当时已成为国内冰箱行业的名牌产品，1989年，李书福这个26岁的北极花冰箱厂厂长，已经是一个十足的千万富翁。然而，国家电冰箱因实行定点生产，民营背景、戴着乡镇企业帽子的“北极花”自然没有列入定点生产企业名单。
后来，李书福离开北极花厂，怀揣上千万元来到深圳，身份是学生。这是李书福第一次外出学习，到目前为止，他分别在深圳、上海、哈尔滨三地的大学进修学习过，能说一口较流利的英语。
在深圳期间，因为装修宿舍，李书福发现一种进口装修材料市场前景不错。随即返回浙江台州，联合兄弟开始重新创业，生产这种材料。装修材料给李书福家族带来了巨大的成功，直到现在，这份产业每年还有不少的利润。
大概到了1991年底，李书福回到台州，上马一种新型的建材铝塑板。当时这种建材主要靠进口，卖得很贵，市场缺口很大，李书福的生意自然很火。
到了1993年，李书福手头有钱了，于是他突发奇想，开始盘算造汽车。
消息一出，引来哗然一片，怀疑、责难甚至警告之声不绝于耳。李书福的家人也极力反对，劝说好不容易赚了点钱，好好过日子，把这个钱投去造车那是在“赌命”。
“轿车不就是四个轮子、两张沙发，加上一个铁壳吗？”想常人之不敢想，做常人之不敢做，这就是李书福，为此他获得了“汽车疯子”的绰号。
李书福此意已决，便去黄岩找经委主任，说是吉利要搞汽车，希望能批准。主任认为不可能。他找到省机械厅，省厅也说不可能，告诉他去北京也没有门，汽车就是生产出来也不能上牌，一下子把路封死了。
为了造汽车，吉利绕了一个很大的弯，他决定先易后难，先造摩托车，为以后造汽车做个铺垫。
但即使是造摩托车，也招来了周围一致反对，连他的亲兄弟都笑他自不量力：“车祸死了人，有你好看的。搞不好千年砍柴一夜烧。”然而放弃不是李书福的性格，他决定“借船出海”，以数千万元的代价收购了临海一家有生产权的国有邮政摩托车厂，只用了7个月的时间，吉利就开发出中国同行一直没有解决的摩托车覆盖件模具，并率先研制成功四冲程踏板式发动机。接着又与行业老大嘉陵强强联合，生产“嘉吉”牌摩托车，不到一年又开发出中国第一辆豪华型踏板式摩托车，很快便替代了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同类摩托车，不仅一直占据国内踏板车销量龙头地位，还出口美国、意大利等32个国家和地区。1999年，吉利摩托车产销43万辆，实现产值15亿元，吉利集团也因此赢得了“踏板摩托车王国”的美誉。
摩托车取得的骄人成绩，并没有让李书福感到满足，他的汽车之梦反而更加强烈了。
1996年，奔驰刚刚发布新车，李书福买了几辆，照着设计。1997年，李书福又到一汽去，把红旗的底盘、前后桥、冲压件、发动机、变速箱、仪表台都买来琢磨。车身也不用设计了，就照着奔驰做，玻璃钢的，扣在红旗底盘上，做成奔驰280，模样很是漂亮。造好以后，李书福就开到街上去兜风，感觉风光无限。可问题是，吉利这个车做出来后，因为没有生产许可证，严格来说是违法的。
于是，李书福一次次到北京，奔走呼号；一次次到国家生产主管部门，阐明自己的观点，情真意切地说：“请允许民营企业大胆尝试，允许民营企业做轿车梦，几十亿的投资我们不要国家一分钱，不向银行贷一分钱，一切代价民营企业自负，不要国家担风险，请国家给我们一次失败的机会！”怎奈李书福纵有壮士断腕般的豪情，也难以融化当时国家政策的坚冰。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李书福的梦想终于柳暗花明。某部下属的四川一家生产小客车的企业濒临倒闭，在李书福的努力下，对方以目录、生产权、部分设备等折价入股，吉利投资1400万元，成立四川吉利波音汽车制造公司。这样，李书福拿到了小客车、面包车的生产权。
1998年，吉利集团在临海建成了第一个轿车生产基地，年底，第一辆两厢“吉利豪情”车下线，李书福把“吉利豪情”的市场价定在4.79万元，成为当时中国最便宜的“电喷车”。从那时起，李书福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为中国老百姓造买得起的好车。“汽车狂人”的路从此越走越宽。
2000年，吉利汽车销售量一跃升至10008辆。
2001年，吉利几款车型列入了中国汽车生产企业产品《公告》。
2007年，全球有80万辆吉利车在奔跑，同时，吉利拥有了宁波、临海、路桥、上海四大生产基地，具备年产40万辆整车的能力。
此后，吉利与兰州市人民政府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将吉利兰州汽车项目扩建到12万辆规模。李书福还主导收购了澳大利亚DSI自动变速器公司和浙江中誉汽车。
最轰动的是，2010年3月28日，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瑞典哥德堡，宣布与福特汽车签署最终股权收购协议，获得沃尔沃轿车公司100%的股权以及相关资产（包括知识产权）。
吉利集团以18亿美元收购沃尔沃100%股权。这是中国民营企业近年来，在海外最大的一起知名企业收购案，吉利集团一举成为中国和全球汽车制造业的耀眼明星。吉利董事长李书福随后对凤凰卫视记者表示，未来的沃尔沃是吉利的、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李书福何来的底气呢？就在此前的3月4日全国政协会议工商界特别讨论会上，胡锦涛对李书福汇报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案例表示鼓励，这对李书福来说，如同“久旱逢甘露”，是莫大的鼓舞！他深知“走出去”要冒很大的风险，是不容易的，但他坚信只有走出去参与到海外市场的竞争，才能探索成功的真谛。他乐于当中国民营企业开创国际化战略道路的“急先锋”，为此他无所畏惧。
2010年8月2日，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宣布，业已完成对福特汽车公司旗下沃尔沃轿车公司的全部股权收购。这就意味着，李书福以及他领导的吉利集团又踏上了新的“万里长征”。
徐冠巨的“政治符号”
徐冠巨这个名字，对于中国工商界来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2003年，已经是浙江省工商联会长的徐冠巨当选为浙江省政协主席，和重庆的尹明善一道，被媒体称为“民企高官第一人”。
1961年，徐冠巨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浙江农村家庭，浙江这块热土孕育了大量成功的商人，徐冠巨的父亲徐传化，就是千万个具备商业头脑的浙江普通农民之一。
徐冠巨曾公开表示，自己最崇拜的人是自己的父亲。“我从小就喜欢跟在我父亲后面转，看他在外面和人交流，做些小生意。”在徐冠巨的心中，徐传化是个典型的浙江农民，勤劳、乐观且富于韧性，对徐冠巨影响最大的，是徐传化“敢吃头口水”的性格。
“敢吃头口水”是萧山话，意思就是思想灵活，敢于追求新事物。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徐传化敏锐地发现了浙江苗木的种植机会，当时由于害怕风险，很多农村家庭不敢贸然进入，但徐传化带着小儿子徐冠巨，先后种植了黄杨、龙柏，并借了当时视为“巨款”的4000元进行大面积种植。在家人的反对和周围人的怀疑中，徐传化“敢吃头口水”的性格为他取得了成功。由于提前进入市场，徐家的苗木卖出了好价钱，并较大程度规避了随后的大规模跌价风险。长期跟随父亲徐传化成长，让徐冠巨和徐传化既是父子，又是师徒、搭档，同时，徐冠巨的商业启蒙课也均是来自于父亲。
1980年，徐冠巨进入乡镇企业万向节厂担任会计，然而在1985年，一场可怕的疾病降临到了这位年仅24岁的青年身上，他患上了一种在血液病中难以治疗的重病——溶血性贫血。徐冠巨被医生断定“休养得好大概可以活10年”。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也改变了徐冠巨的人生轨迹，如果不是身患重病，最终世界上可能多了一个好学的“徐会计”，少了一个化工大王。
为了给徐冠巨看病，徐家已经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债务，
在生存的压力下，父子俩商量来商量去，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开办企业。好不容易筹集了2000元后，1986年底，徐家简陋的家庭作坊正式开业，这就是传化集团的前身。
在企业内部，徐冠巨主内，徐传化主外。徐家父子一步一个脚印地拼搏，凭着所发明的901特效去油灵这一填补国内空白的产品，企业逐渐走出了困境，得到了顺利发展。事业腾飞使病情奇迹好转，最后竟彻底痊愈了。
“我是死过一次的人，所以更加珍惜生命的可贵，更加珍惜在有限的时间内做我想做的事情。”徐冠巨多次这样说。在市场经济中接受了洗礼的徐冠巨也深刻地认识到，培养核心竞争力至为重要。于是在后来介入的每个产业中，传化集团都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如今的传化集团是中国知名的多元化民营企业集团，主要业务领域覆盖化工、物流、农业和投资。在这些需要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产业领域，传化均在进行前瞻性的实践并长期坚持。在化工领域，通过产业链的整合与延伸，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专用化学品系统集成供应商，主要品类的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首位；在物流领域，传化开创的“公路港物流”模式成为中国物流行业最具价值的创新，拉升了中国公路物流运营效率短板；在农业领域，传化通过缔造产学研结合的生物技术创新平台，成功地帮助农民化解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带动了区域种植业结构的调整。据200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传化集团位列2009年度中国企业大集团竞争力500强第10位、2009年度中国企业500强第379位、2009年度中国最大1000强大企业集团第401位、2008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第64位。
在企业经验和发展方面，徐冠巨无疑是一个成功者，但是他的巨大影响力还是在“政治”方面，也即是说他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身上肩负的责任，与众不同。尽管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担任副省级高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徐冠巨把更多的目光放在了他关注的实际问题上。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浙江省的工商联会长，徐冠巨认为，尽管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大，但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受重视程度仍有提升的空间。
2005年，浙江省工商联进行了大规模的调研，在听取了地方党委政府领导和26个有关部门的情况介绍，召开了15次企业家座谈会（19个行业协会、商会和122家企业参加了座谈会），走访了74家企业、3个市场后，完成了主题为“浙江省民营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查报告。徐冠巨主持并参与了这项调研。调研结果显示，民营企业仍然遇到一些不公平待遇。以金融方面为例，中小民营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仍旧比较突出。他告诉记者，“外资可以在中国办银行，中国民营经济却只能参股，不能控股，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至今还没出现”。徐冠巨还在不同场合为民营企业争取发展空间。
徐冠巨是全国政协委员，在每一年的全国“两会”中，他的提案都被作为反映非公经济这个阶层的形象代言出现。从2001年开始，徐冠巨的相关提案，恰好对应了这个阶段民营经济发展的轨迹和焦点。从2002年开始连续5年，他就农业问题提出相关提案。除了农业之外，徐冠巨提得最多的一个提案内容是关于企业自身发展的问题。如《诚信是每个建设者应尽的责任》《用责任集聚的观点理解民营企业的财富集聚》《树立开放与合作意识，全面提升综合竞争能力》《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民企新飞跃》等等。
在号召民营企业练好内功、做好自身发展的同时，如何为民营企业的发展鼓与呼是这个阶层的代言人所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4年8月27日至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到浙江台州、温州、杭州市的农村、企业考察，在浙江企业，温总理重点调研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情况，包括徐冠巨等20多位浙江知名企业家齐聚温州。最后，作为浙江非公经济的代表，也是作为浙江数十万非公经济界的“掌门人”，总理会见了徐冠巨，听取了他对非公经济发展的看法。
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以及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众多的民营企业再次走到了拐点时刻。浙江一万多家规模企业出现亏损的消息震动了中央。这一年的7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来到浙江考察，深入万向集团、中控集团、正泰集团阿里巴巴等企业进行调研。“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微观是宏观的基础”，这是李克强副总理在调研时对浙江经济的判断。对于浙江民企遇到的暂时困局，徐冠巨认为，“对我省当前经济态势，可以用两句话来评价：即目前现状的‘总体平稳’到下一步的‘趋势严峻’，怎么能平安渡过去，就是要发扬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浙江精神，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勇气，化挑战为机遇，变困境为佳境，走出一条企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子”。为此他喊出了“面对困境浙商要信心不灭、精神不死”的口号。
进入2010年，徐冠巨又大声呼吁“将建设创业型国家上升为最高级别的国家战略”。这位曾引发“徐冠巨现象”、不拿工资且“我对共产党有感情”的民企高官，始终在担当着“饮水思源”般的使命与责任。
王均瑶一飞冲天
他不过只有38年的人生经历，但就在这短短的岁月中，他从一名普通的辍学青年，最后成为让梦想和资本“飞”上蓝天的企业家。他敢为天下先，凭借着惊人的胆识和智慧开创了均瑶时代，谱写了一个草根企业家的神话。
王均瑶虽然逝世于繁华的上海，但他的出生地却在远离上海的一个小渔村——温州苍南县大渔镇。这里一面临海，三面环山，距离县城50公里，过去这里没有公路，村民要去一趟县城得翻山越岭，步行七八个小时。
小时候的王均瑶家里很穷。父亲是个孤儿，是“倒插门”过来的，母亲腿脚不便，只能在家里织网，做些家务，一家七口人全靠父亲打渔为生。
作为长子的王均瑶，三年级时就退学了，到他大姨家去当学徒。
大姨在与大渔镇相邻的金乡镇办印刷厂。上世纪80年代初，金乡是全国第一个搞印刷、商标的专业镇。王均瑶在厂里白天跟着大家学印刷，晚上就给全国各地的客户们写信拉业务，把印刷样品通过邮件的方式寄往各地，如果哪个厂家有兴趣回了信，王均瑶就进一步联系，直到把用户抓到手里。就这样干了两年，他觉得如此下去很难赚到大钱，要赚大钱，必须走出金乡搞推销。当时王均瑶只有14岁，他知道如果单独一人出去闯，即使自己有这个胆量，客户也不会与他这个“娃娃兵”谈业务。于是，他回到家里找母亲商量，希望隔壁的肖玉宝叔叔能带他出去。
肖玉宝在福建一家木材厂做会计，后来回到家乡做起了推销员，主要是推销家乡一家工艺厂的塑料和商标制品，一年四季都在外面跑。他见王均瑶人小机灵，便答应了他的要求。
肖玉宝第一次带他出去是到江西。在与一些厂家的洽谈中，感觉王均瑶的脑子特灵：对方出个什么价，他的眼珠子一转，根据自己的成本，马上就知道这笔生意能不能做，合算不合算。第二次是到河南郑州。一天，两人去市政府谈一笔业务，王均瑶见到门口卫兵就有点紧张，肖玉宝告诉他，出外联系业务，首先要胆大，什么地方都要敢闯，做生意不是做坏事，人家不会吃掉你。王均瑶连连点头。两人跑了一整天，累了，肖玉宝回到旅馆就想睡觉，王均瑶却说，他想一个人去看戏。肖玉宝想这么大的省城，一个小孩跑丢了怎么办？王均瑶说不会的，他白天已经把路线都记下来了。王均瑶走后，肖玉宝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担心他会走失。没想到两个小时后，王均瑶就乐哈哈地回到了旅馆。从那一刻起，肖玉宝觉得这小孩将来定有出息。
1983年，17岁的王均瑶成了乡镇企业苍南星光工艺厂的购销员，随着温州10万购销员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在千辛万苦中找寻赚钱的机会。
在长沙，他第一次看到了飞机起飞，巨大的轰鸣声伴随着飞机远去，王均瑶若有所思。
1990年初的一天，正是这一天使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成为中国民航史上的一段佳话。
当时，24岁的王均瑶担任苍南金城实业公司驻长沙办事处主任。临近春节，他和乡亲们结伴回乡了，30个小时的行程，在拥挤的大巴上颠簸着，雨下个不停，归家的路仍很遥远。众人的心情跟这天气一样糟糕。
“为啥不包飞机？那回家多快呀！”王均瑶的一句玩笑话刺激了大伙昏昏欲睡的神经。
“包飞机？”车厢里顿时炸了窝，买一张机票都要县团级单位的介绍信，太异想天开了吧，不如省点力气回家拜年。
王均瑶却没有笑，他把这事当真了。两个月后，他的身影出现在湖南省民航局。
从那天开始，他整整跑了半年多，印章盖了100多个，批文摞起来有几十公分厚。终于，他用信誉和诚恳，拿到了民航局和空军的批准文件。在亲人和伙伴们的质疑声中，在人们还得花很大唇舌解释的时候，奇迹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1991年7月28日，一架安-24型飞机从长沙起飞降落在温州机场。
媒体轰动了，当时有记者问，现在包飞机，以后会不会搞个航空公司？王均瑶满怀激情地说：“有一天，我有实力，国家允许，我会试一试，这是我的梦想。”
几年后，王均瑶的天龙包机公司率先开通了温州至香港的航班。
凭着“胆大包天”获取了人生第一桶金后，王均瑶意识到，从民航开禁到允许他自己买飞机办航空公司还遥遥无期。他开始尝试多元化投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王均瑶选择进入乳业。他判断：“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白酒年消费量超过牛奶的国家，年人均喝奶不足7公斤。富起来的中国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爱喝牛奶。”1994年，均瑶乳品公司成立，在全国建立乳业生产基地，销售网络遍及全国，乳业成为其第二大主业，也让“均瑶”品牌走进了千家万户。
1995年，他整合了民营企业很少涉足的航空、乳业，成立了温州均瑶集团有限公司，以企业集团为载体实施多元化战略发展，从而走出了作坊时的家族经营模式，开始了较为规范的现代公司化运作。
1998年，王均瑶在家乡温州以平均每辆70万元拍得了上百辆出租车的经营权。他的账是这么算的——让每个到温州的人总能先见到“均瑶”。满地跑的是“均瑶”的品牌，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但过了不到3年，他却以平均每辆80万元价格拍卖了百辆温州出租车经营权。因为，王均瑶明确了发展主业——航空加乳业。
2002年，在上海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时候，王均瑶投资打造“均瑶国际广场”，成为上海首座以民营企业冠名的高档商务楼，带动了周边楼市的发展，推进了徐汇区商务圈的建设。
就在天龙包机公司成立10周年的日子里，王均瑶又向关注他的人们展示了在航空业的又一创举——以18%的股份入股东方航空武汉公司。王均瑶终于实现了进军航空主业的梦想。一系列的大手笔，让王均瑶在2003年中国的经济舞台上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亮点，他被评为“2003年度中国十大并购人物”，而且还当选为颇具影响的上海浙江商会会长。
王均瑶还是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最年轻的理事，虽说他不是中国最富有的民营企业家，但却有着比一般的企业家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2000年起，他响应“光彩事业”的号召，参加“三峡光彩事业行”，在三峡地区投资建乳品厂，推广万户移民养牛计划，为三峡移民开辟就业渠道，成为中国“光彩事业”的典型案例，并在2001年10月作为中国企业联合会推荐的唯一企业代表到英国伦敦参与并签署了包括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内容在内的联合国全球协议。
对于未来，王均瑶从来都是满怀激情，他放言道：“我的梦想是做到李嘉诚那样的事业。”然而命运多舛、天不假年，正当王均瑶踌躇满志意欲大展宏图之际，他却于2004年11月7日因病突然辞世，年仅38岁。王均瑶的英年早逝，给他未竟的宏图大业，同时也给世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王均瑶一生所处的时代，是我国民营经济告别混沌时代的一个缩影。他在自己短暂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创建了一个在全国乃至在世界上享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民营企业集团。王均瑶虽然走了，但他敢闯敢为、勇于创新的精神却长存人间。
王均瑶的弟弟王钧金接过了均瑶集团的重担，有了兄长夯实的基础，“后均瑶时代”的王钧金们同样干得有声有色，王均瑶曾经描绘的航空之梦仍在不断地延续：
2005年6月，均瑶集团获准筹建上海吉祥航空公司，购机、招聘飞行员、培训乘务员、建团队、落实基地、落实航线等等，一气呵成，至2006年9月28日，带着吉祥红的凤凰标志的飞机来到了15年前起飞的地方——长沙机场。全资的吉祥航空公司成功实现了首航；
2006年3月，均瑶集团又成功控股了国内首家起飞的民营航空公司——天津奥凯航空公司。至此，均瑶集团的主营航空业务规模初具，形成了以上海和天津为基地，呼应上海的亚太航空枢纽及天津滨海新区航空城的战略布局。
王振滔为信誉而战
在王振滔的办公室里，挂着一条“言必信，行必果”的字幅，这是王振滔做人的座右铭，更是他立志要为温州企业立牌的警世钟。
1987年，“游方木匠”王振滔改行做起了皮鞋推销生意，转战南北，足迹几乎踏遍了中国各大城市。记得当时，他带着温州五家皮鞋厂的产品，兴冲冲地走进武汉一家国营商店，要求承租柜台。可面对这样的游商，人家一百二十个不放心。“我可以提前交纳租金！”一家经理经不住王振滔的软磨硬泡，终于答应先提供给他一节半柜台试试。过了一个月，他一节半柜台的销售量，居然比商场其他十个柜台还高。
正当王振滔的皮鞋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席卷而来。在当时，温州的皮鞋、电器开关等产品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原本给王振滔带来财富梦想的“温州鞋”，竟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1987年8月8日，在杭州的武林门广场上，浙江省工商部门联合行动，声势浩大地在广场上慷慨激昂，宣布温州皮鞋为劣质产品。5000多双温州皮鞋被一把大火点燃，黑烟冲天。围剿“温州鞋”的号角由此吹响，南京、上海、武汉等查抄的温州鞋堆积如山……
王振滔同样未能幸免，与朋友在武汉商场合租的柜台被工商局给查封了，4000多双质量上乘的皮鞋被以5元一双的价格拍卖。就是这样的拍卖，王振滔损失了20多万元，元气大伤。“我的鞋子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王振滔心里很不服气，与武汉工商部门打起了“民告官”的官司，最后他胜诉了，可只获得2000元的赔偿。
多年后的王振滔至今还忘不了这件事，他说，他明知道这场官司在经济上已不可挽回，但他要为荣誉而战、为信誉而战。这次围剿温州鞋对王振滔的刺激很大，他认为“如果温州人连一双小小的皮鞋都做不好，那还有什么事情能做好呢？”他决定从头做起，自己做鞋，做堂堂正正的温州鞋！
1988年3月，王振滔筹集了3万元资金，买来一台制鞋机，以住房为厂房，请了几位手艺不错的制鞋师傅，开始精心做鞋。
当时，全国正在申办奥运会，“奥林匹克”是个响当当的名字。于是，王振滔便将自己的企业命名为“永嘉县奥林皮鞋厂”，意思很简单：要发扬奥林匹克的拼搏精神，艰苦创业。可是后来，当王振滔去工商部门注册商标时，却被告知“奥林”属国际公有，不能作为企业商标进行注册。热心的工商人员给他提了个建议：不如将“奥林”改为“奥康”，意即发扬奥运精神，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当时谁也想不到：就是这么一改，便改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中国真皮鞋王。
“奥康牌皮鞋，温州制造！”1989年初，王振滔带着自己生产的皮鞋重返武汉，他要来一个自产自销。可是一连半个月，就是无人问津。
有一次，他急中生智，一大早在柜台前贴出告示：“这不是以前被焚烧的温州皮鞋，而是经久耐穿的奥康皮鞋，保质期六个月，如出现质量问题以一赔二。终于有一位男顾客，试探性地买了一双。王振滔立刻递过一支笔来，要求他留下姓名和通讯地址，并告诉他他将是奥康皮鞋永远的荣誉顾客。奥康将来能做大的话，他将永远免费穿奥康皮鞋！
这桩有点儿离奇的事儿，被媒体宣扬出去后竟然大起作用：10箱4000双皮鞋，十天内就被闻讯而来的市民一购而空。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一个月卖了近9000双皮鞋。到了1990年底时，他更是出现了三天销售一车皮鞋的辉煌业绩。由于奥康皮鞋质量好、款式新颖，又注重信誉，王振滔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然而，随着奥康皮鞋走俏全国，一些不法商贩开始竞相仿冒，造成大批假奥康皮鞋充斥市场，这就引来了“第二把火”——
1999年的12月15日，在杭州武林门广场，王振滔亲自点火大烧假冒的奥康皮鞋、假冒的温州鞋。这把火不仅让温州人扬眉吐气，更让温州鞋挺直了腰板。温州市长后来评价说，这把火应该被记入温州史册。
从讲诚信中尝到甜头的王振滔不仅自己讲诚信，他还要求自己的员工也要讲诚信。在王振滔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条“言必信，行必果”的横幅。.
“为什么要写这几个字呢？”王振滔解释道：“我是一个商人，不是书法爱好者，也没有欣赏书法艺术的天赋。挂出这几个字是看中这几个字的重要作用，一是为警示自己，二是为教育广大员工，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诚信’二字。”
王振滔的诚信故事远不止这些。对待信誉，王振滔是较了真的，在他看来，只要涉及经营，都有信誉问题，质量是信誉，商标是信誉，合同是信誉，交货期是信誉，为了信誉，一切都必须小心从事。他对外通过打假、放火来保卫自己的信誉，对内也不惜血本来维护信誉。
有一次，工厂为外商加工生产的一批皮鞋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外商提出将这批鞋以次品提走，但王振滔不答应。他不能背上生产次品的恶名，给外商留下不讲诚信的坏印象，他当即果断作出决定：剪鞋！
于是在办公楼下的一块空地上，许多人见证了令人惊奇的一幕：二十几张大桌子上摆着刚生产出来的2000多双奥康皮鞋和一些剪刀，只听王振滔一声令下，几百名亲手制出这些鞋子的工人极不情愿地拿起了剪刀。王振滔规定每双鞋至少必须剪五刀，他们是含着泪下手的。虽然工人们心疼不舍，但此刻的王振滔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1999年的时候，一位日本客商到奥康集团实地参观后，对公司的硬件设施非常满意，但出于第一次合作的谨慎，他所订的业务量并不大，并强调一定要按期完成生产任务。
当奥康如期完成生产任务，正准备装货海运到日本时，不巧碰上了台风，等台风过后，离交货期只有两天了，海运已无法如期送到日本客商的手中。
本来按照合同，这是出于客观原因而无法按时交货，奥康集团可以不承担责任，但考虑到若迟到几天可能会使对方造成损失，王振滔坚决要求把货物空运到日本。海运改为空运，奥康的运输成本无疑会大大增加，但是本着诚实守信、认真负责的态度，货物被如期空运到了日本。
日本客商后来知道这个“小插曲”后，非常感激奥康集团这种诚信负责的做法。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这位日本客商把接下来的几笔大业务都放心地交给了奥康，从此双方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另有一次跟意大利客商打交道，王振滔也同样用诚信打动了对方。
那是2002年2月下旬，奥康集团接下了意大利客商的一笔订单，双方谈好产品单价为23美元，并签订了购销合同。
但在产品投产时，工作人员发现生产部门在核算成本时将皮料的价格算得过低，若按实际成本计算，出口价格每双鞋至少还要增加1美元。
当公司国际贸易部负责人将这个情况汇报给王振滔，并请示是否与外商洽谈加价，王振滔当即表示：既然签了合同，就是亏本了，这笔买卖也要做。
后来，王振滔的这个决定被意大利客商获知，客商非常感动并表示愿意多加1美元以弥补奥康的损失。但王振滔表示：“奥康多赚1美元少赚1美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恪守信用。”
……
王振滔讲诚信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因为讲诚信，王振滔吃了不少的“亏”，但也正因为讲诚信，王振滔赢得了国内外众多客商的青睐，奥康集团得以迅猛发展，奥康皮鞋从此也屹立于世界名牌之林。
陈晓锋三度“转身”
2010年5月的墨尔本，正是秋色渐浓的日子，陈晓锋坐在墨尔本万豪酒店的商务厅内，操着并不熟练的英文，正与当地商界人士洽谈在澳洲合作投资事宜。对于在国内正处于事业成熟期的他来说，把企业带向海外，把经营思想移植到每一项所从事的事业中，是最大的期盼与乐趣。
也许鲜有人知道，18年前，陈晓锋是浙江大学校团委书记；15年前，他是宁波市北仑区副区长；现如今，他的身份是宁波丰海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合作发展促进会副会长。
单从企业规模和个人影响力来说，陈晓锋在浙商群体中并不出众，与郭广昌、南存辉、马云等业界精英似不可同日而语。陈晓锋的特殊性在于，中国民营经济尤其是当代浙商实现再度崛起之际，他不仅见证了这一辉煌的历史，而且以一个实践者的身份体验不同的角色，实现华丽的转身。在他身上，闪烁着一名另类浙商、知性企业家的独特魅力。
16岁时，陈晓锋少年拔萃，考上浙江大学机械系液压专业，成了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的一名弟子。大师的教诲及严格要求，为他今后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年过后，陈晓锋因学业优异，获毕业留校资格。在浙大，他是属于年龄最小、资格最浅的教师之一，但他那时已表现出了异于同龄人的才干，25岁就被火速提拔担任浙江大学计算机系领导，随后出任浙江大学校团委负责人。
单位栽培、同事交心、学生敬重，所有人都认为陈晓锋会在浙大校园内继续绽放青春，书写美好的前程。而这位少小立志回报社会的青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看到了中国式觉醒所带来的社会面貌日新月异，这从心底激发了他走出象牙塔，去更广阔的天地挥洒青春的冲动。命运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作为优秀基层培养干部，他被选派到宁波北仑区任副区长，时年28岁。
一听这消息，父亲着急了，明确向儿子表明反对意见。父亲是个老会计，从小对陈晓锋严加管束，见他在大学里干得好好的，怎么说离开就离开呢？父亲想不通。但是，几年的浙大经历已改变了他，路甬祥、潘云鹤这些浙大名师的教诲，使他觉得天变大了，心变宽了，既然命运向你展开崭新的迷人画卷，就该用微笑和激情去面对、去抒情。不是命运左右了陈晓锋，而是陈晓锋真正成熟了起来。
上世纪90年代初的宁波，大环境不似温州的火热，一切都还在渐变的过程中，犹如盘踞着的一条龙，缓缓地抖动着身子。
这与陈晓锋的梦想、激情、干劲、青春热力有所差异。
刚进机关时，他也憧憬过仕途的美好，凭着当官为民的准则实实在在地办了好些得民心之事。但很快，陈晓锋和许多机关干部一样，慢节奏的工作方式使他感到不适甚至厌倦。年轻的心如果倦了，就有可能失去了方向，何谈振翅飞翔呢？陈晓锋的同事后来说：“其实在机关内，他人缘很好，尽管年轻，但干劲十足，也有领导魄力，大家都很佩服他。”机关三年，陈晓锋务实严谨的工作风格、踏实努力的工作态度、虚怀待人的为人准则得到了同僚的肯定、群众的称赞，但追求完美的他总希望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些，更完美些，而政府机关制度上的束缚，使得他再怎样努力也无法施展身手，大展宏图。最终，陈晓锋选择离开，在旁人诧异和不解的注视下，放下了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投向了企业的怀抱。
那个时期，到处都在讲国企改制，陈晓锋想，在这样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企业应当是展现才华抱负的最好机会。于是副总裁、总裁、董事长，一步一个脚印，公司换过几个，但陈晓锋都干得很出色，经他管理过的企业都能保持稳健持续发展。通过国有企业的五年磨砺，陈晓锋更加有责任感，无论从性格、成熟度、能力和魄力都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然而，国企改革的不彻底性以及非效益优先性让他感觉难再更上层楼，国企同样庞大的官僚化运营方式，更是让他“敬畏”三分。他忖道，在机关单位无法施展的才华和实现的抱负，难道在国企就能兑现？他先是怀疑自身的能力，继而打量起所处的环境，思来想去，疑惑总是不减，倒是朋友不经意的话激起了他的又一番“冲动”：以你的才干，为何一定要屈身于什么国企呢！是啊，何不自己创业，做自己想做的事业呢？！于是陈晓锋再次毅然决然地放弃已经获得的一切，从头再来。
如果说前两次身份置换是为了更好地投身实践、回报社会的话，那么陈晓锋的这次“单干”，是真正意义上的“下海”。他加入了浙商群体波澜壮阔的创业大军之中，实则是另一种高度的回报社会。
从公司初创起，他就把自己多年经验所得相授员工，譬如如何去持续地学习，去不断地调整自己，怎样在企业里担任自己适合的角色等等。陈晓锋最在意打造企业的灵魂，多年来一直坚持投入大量精力去创建企业文化，寻找能让企业与员工完美搭配的运营模式。他认为企业做大并不难，保持企业内部和谐及持续发展才是头等大事。他经常劝导员工，抛开打工者的身份，要意识到公司不仅仅是老板的，也是员工的，公司的发展所走的每一步都凝聚了大家的智慧和心血。从一家仅仅几个人的小公司，到如今的多元化企业，陈晓锋都坚持着自己的梦想，努力回报社会。他提出“让有知识的人发挥才干，让有才干的人获得财富，让有财富的人回报社会，让社会更加和谐美好”作为企业宗旨，鼓励大家共同进步，共同创造，把自己的智慧不但贡献给企业，也贡献给这个社会。目前，陈晓锋在杭州、宁波、舟山、江苏及澳大利亚拥有多家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PE投资及外贸等业务。尽管陈晓锋早已是成功者，但他须臾没有止步的想法，年轻时的激情与信念仍在燃烧着他、召唤着他，鞭策他永远向前。
2005年，陈晓锋担任了中国民营企业国际促进会副会长，他力求为民营企业的国际交流与发展作出贡献；他在宁波一所高校设立了奖学金，鼓励青年在人生起点就努力奋斗；他还担任浙江大学客座教授，希望让自己多年的管理心得成为有价值的借鉴。
陈晓锋戴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谈吐不凡，尽管离开浙大20多年了，但他仍梦萦着那段难忘的经历。他把感恩之心献给了母校：“同事和领导对我很好，没有把我视作小辈，而是把我当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前途无量的青年人，教我如何思考，如何决策，如何去梦想，如何把握更大的场面”。真乃学以致用，这些对于陈晓锋做人及经营企业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今的他成为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公民、一名重视企业和员工发展的领头羊、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家，这是一位学子对母校、对社会的最好报答。
曾经有记者问陈晓锋：“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使你有如此丰富的人生之路？”
他答道：“我要感谢时代，是时代造就了人，是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成就了人，我仅仅是其中的一员，见证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实践证明，只要追随时代潮流，只要不断与时俱进，命运就能很好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们不妨再为陈晓锋梳理一下他的经历：8年高校教师生涯，3年政府“官员”经历，5年的大型国企高管，10年的民营企业老板——如此丰富的履历，的确与一般概念上的浙商迥异。
陈晓锋所走的每一步其实都是自主安排的，他的几度“转身”，我们不说华丽，但也确实成功。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始，浙江这块地方陆陆续续有官员辞职下海，到了新世纪初叶，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等人的下海，更是掀起了一股风潮，被称为“浙江现象”之一。如果要作一番比较的话，陈晓锋的下海要早得多，其经历也比吴敏一们要丰富得多，单就这一点来说，陈晓锋是打破浙商群体身份单一化的主要代表之一。
周大虎拔剑“反倾销”
周大虎以“虎”闻名，不光是他的名字，也不光是他生产的打火机品牌称为“虎”，而是因为他的个性，他的行事风格——虎虎生气！
“另类英雄”周大虎曾几经磨难：
小时候曾有个不错的家庭环境，不料当“老革命”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下放乡下，家庭变故让年少的周大虎一下子变得举步维艰；
1969年，17岁的周大虎跟着温州同乡外出谋生，但不久包工队长被抓回来枪毙了，周大虎也被关了一个月，逼得他跑到江西等地去流浪；
1991年，周大虎妻子“下岗”，两口子好不容易办起了一家小打火机厂，谁知不久生意变故，工人跑了个精光，苦闷至极的周大虎在一个星期内，居然骑摩托车接连出了三次车祸……
屡遭困厄的周大虎从此真变成了一只“虎”，办事爱较真，有股不服输、不认栽的蛮劲头。
在生产几近停顿、自己接连出事的情形下，周大虎躲在房间整整思考了好几天。工人当初之所以离开，一来是因为有的跑出去自立门户；二来是被别的工厂挖去了，因为在别处对质量要求不高，工人可以做得更多，赚得更多。当时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随大流，这样肯定能赚钱，但是牌子就砸了；一是坚持质量。周大虎不顾身边人的反对，执意选择了后者。这样的结果是，其他的温州打火机厂狠狠地捞了四五个月的钱，大虎厂则花钱培训员工，花了四五个月的钱。
由于质量低劣、粗制滥造，很多温州打火机厂商名声扫地，难以接到订单，而大虎厂的境况迅速好转，外国进口商提着钱在厂子里排队都拿不到货。大虎厂出名了！
这时，有些厂家找到周大虎求他卖牌子，由他们生产打火机，贴上“虎”牌卖给老外。这样，每只打火机大虎厂可以赚1-2元钱，一个月就可以赚几百万元。在这样的诱惑面前，周大虎坚决不答应，说“这只老虎我不卖”，他不会为了赚钱而砸掉自己的牌子。
周大虎的“牛劲”最终还导致了一场诉讼，那就是尽人皆知的中国第一例反倾销官司——
2001年9月，欧盟对温州打火机启动技术壁垒的CR程序，规定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要设置防止儿童开启的安全装置。2002年5月，欧盟又开始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大虎的企业和温州同行们逐渐壮大的时候，风云突变，怎么办？大家不但不懂国外贸易法律规则，还缺乏应诉资金、精力和时间，众多温州打火机企业一时陷入惊慌，不知如何应对，都拿眼睛盯着周大虎，向他要主意。
绝不能坐以待毙，周大虎性子一上来，当机立断拍板。
于是在2002年7月，身为温州烟具协会会长的周大虎，亲自上火线，组织打火机行业15家龙头企业积极应诉。他们花巨资聘请比利时和法国有经验的律师事务所，进行“产业无损害抗辩”，在应诉期最后一天，将申诉材料递交到了欧盟。
2002年9月，欧盟官员多次来温州，对中方应诉企业的财务、销售、成本等所有账目进行详细调查，最终对应诉企业提出的意见和事实予以理解和认可。
2002年9月13日，温州市烟具协会接到代理律师转来的欧盟正式终止对中国打火机反倾销调查的官方公报。这意味着历时一年多的中国打火机行业应对欧盟反倾销一案已取得彻底胜利。
对于此次的胜利，周大虎表示，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民营企业打赢欧盟反倾销的第一案。这标志着国内中小民营企业正在经历着从怕打洋官司、不懂打洋官司到运用国际贸易规则来从容应对国际贸易壁垒、保护自身利益、打赢洋官司的过程。
“企业遭遇国外反倾销官司不要怕，关键是要按照国际规则办事。”周大虎深有感触地说。同时他建议，国内各行业最好建立行业预警机制，学会如何避免贸易摩擦，并能够在产生摩擦时集中行业力量多方位地进行应对。
打赢国际官司的周大虎也为自己赢得了荣誉，周大虎因此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最受关注的十大法治人物”和“首届浙江商人十大风云人物”。他作为中国企业界唯一代表，出席了国际经合组织“保护知识产权研讨会”，并作了“传统产业面对知识产权的挑战和机遇”的专题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