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其本身面积有限，经济规模有限，借助这里搞对外开放解决一些局部区域的发展问题是可以的，但指望靠香港解决更大范围的问题，就如同用小马拉大车。第二，香港除了早先有过一些加工业，基本上没什么像样的工业。不客气地说，港商脑子里压根就没有搞大工业的概念，因此也就没什么“先进经验”可供参照。
中国大陆东南部的其他几个省份也没有很好的工业基础，比如说电力、铁路、公路等。不仅如此，从先天因素说，东南部地区人口密集且缺乏矿产资源——缺地、缺油、缺矿石，要搞重化工业必须把资源从西部不远万里调运过来，费效比首先就不高。这样一来，即便是有先进的技术设备经香港引进到中国大陆，但因为缺乏配套的工业基础也很难有什么实际作为。即使是到了现在也是如此，我国的重化工业仍旧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一直到现在，东南沿海地区依然是以较为低端的加工业为主。这就是说，借助香港这个对外经济通道可以解决GDP的问题，但无法解决工业化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边的那一条经济通道。日本自不待言，有着非常雄厚的工业基础。虽然“二战”时期日本部分城市遭受了重创（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种一穷二白），但工业基础基本完整，更重要的是技术工人、工程师都还在进行技术传承。经过朝鲜战争的“激活”，日本的再次工业化很快就进入了快车道。
再来看中国的情况。前文曾经提过，在建国初期东北地区集中了当时中国超过七成的重工业，剩下的那三成，大部分都分布在石家庄、太原等地，长江以南工业基础比较好的只有上海。相对来说，当时中国北方的工业基础要好于南方。
以上说的主要是中日合作中中国所能获得的益处，而日本在其中所能获得的益处其实更多。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并非是田中角荣首相过来“串个门”就解决问题了，当时为了串成这个“门”，很多像日本丰田这样的重头日资企业都从南朝鲜和台湾地区撤资了。[17]能让精于打小算盘的日本人下这么大本钱，那至少说明这笔“买卖”是非常合算的。日本所获得的并非只是两国贸易上的利润，而是更为长远的利益。
如前文所说，岛国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大陆作为依托。现实一点说，中日形成合作关系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必需条件。众所周知，如今的美日关系是不正常的——基本就是主仆关系，这导致日本这个国家也不正常——一遇到点什么问题总会第一个被美国人当成提款机[18]。
从政治上来说，日本如果能够在中美之间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等距离外交”，就可以相应地抵消掉一部分美国对日本的政治影响；从经济方面说，日本面临两个大问题，一是资源不足，二是需求不足，这两个问题使得日本始终有求于美国，而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起码可以部分平衡掉日本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
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层面，中国对日本的良性影响都是可以量化的，中日关系往前每走哪怕是一小步，日美关系就能相应地平等一小步。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每当中日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日本在对美问题上就能主动一点，反之则会完全陷于被动。
假如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能够走得再顺利一点，而不是由于种种人为制造出的问题而严重滞后的话，如今两国所面对的也许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如果由日本输入的技术、设备以及资金，并不是转化为像做鞋子、衬衣这样的低端产业，而是可以直接注入到机械制造、汽车、冶金等比较高端的工业上的话，那么中国整体的工业水平将会有一个很高的提升。对日本而言，由于本国人口和国土有限，随着工业化的基本完成，大规模搞产业和资本输出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拥有广袤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虽然说整体技术水平不算高，但工业体系非常完整，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日本所不具备的完全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假如中日最终能形成一个稳固的经济联盟的话，那么日本也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经济层面的战略大后方，其可靠性远要比后来日本人搞的“雁形阵列”要高。
对中日两个国家而言，双方方保持一种稳定的合作关系对自身都是有利的，但后面的历史发展却并不是这个样子。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事情日本自己是说了不算的，真正说了算的是美国。
美国当然不希望中日建立过于紧密的经济往来。因为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中日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内循环体系，把美国从东亚的经济体系当中挤出去。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中日之间的经济往来果真没有发展到很高的水平，90年代之后，由于日本的“平成战败[19]”，日本本身的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直延续到1998年东南亚金融海啸，使得整个日本及以日本为首一直延伸到东南亚的产业链彻底破碎，这对日本打击是非常大的。假如在90年代初期，中日之间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那么日本在面对美国的压力之下就不会显得那么被动，而中国的中高端制造业也能得到不小的实惠，这对优化中国的产业结构同样是有好处的。
关于中日合作，我们前面讲的一直是一个假设，不过这个“假设”到了今天还是有价值的，因为中日之间的基本面依然存在。中国和日本在产业的重合程度上事实上比中韩之间要小很多，这就意味着纯粹“在商言商”的话其实中国同日本之间的合作空间可能比同韩国还大不少。而从地缘来看，对中国而言来自日本方向的潜在军事威胁最主要的还是驻日美军而不是日本本身，以制造一个稳定的中日关系来平衡一个不稳定的日美关系，对中日而言其实都是一件好事。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是既缺技术，又缺资金，那时我们对日本的需求一般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日本的高端产业技术，比如我们曾经向新日本制铁公司[20]引进过与钢铁相关的技术；第二部分是来自于日本的资本。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曾经有大量的日资涌入中国。但是，如果日资比例过高的话，就相当于日本变相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为了降低日资的比例，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跟日本在经济上或者起码在技术水平上比较接近的国家或者是经济体，由它们来平衡日资对华的影响。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大量的韩国投资被引入中国。
近几年，中国的产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资本问题已经退居其次，但在技术方面，必须承认中国在很多方面依然存在空白或是不足，通过技术引进加快技术提升的进度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然，假以时日其实自己也早晚可以解决。同样，中国人口众多，会成为一个更大的市场，也可以降低日本对欧美市场的依赖程度。同时，我们在海外，比如说非洲、东南亚，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日本可以借此来拓宽自己的海外能源贸易的通道。并且，未来中国的军事力量对于维护整个东亚地区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而这对日本来说同样是有利的。
简单概括中日关系就是：合则两利，但是“合”的前提必须是两头一起使劲，不可能搞剃头挑子一头热；如果“合”不了，只能“斗”的话，却谈不上“斗则俱损”，因为两国的体量、战略纵深这些都是不成比例的，真“斗”起来最后吃亏的肯定不是中国。
这个问题，中日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但是由于美国因素的影响，中日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起起伏伏的状态——除了美国政府的直接施压之外，日本国内也早已形成了和美国利益绑在一起的亲美利益集团，而这批人恰恰又是日本政坛的主流。例如，在小泉纯一郎任首相期间，中日关系一度跌到了谷底，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出在到底亚洲经济合作是由谁来主导，这在当时是一个未知数。日本自然是想争夺东亚经济的主导权，所以就形成了当时中日对抗的局面。
在小泉纯一郎卸任之后，中日关系开始慢慢回暖。经过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国的GDP目前全世界排名为第二，日本是第三。虽然说中日之间在经济上一时还拉不开很大距离，但从发展势头上来讲，尤其是在日本“3·11”地震之后，未来的东亚经济肯定是由中国主导的，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
既然东亚经济主导权已经没有任何悬念，那么日本再主动挑衅中国，这个意义就已经不大了。因此，有一段时期，钓鱼岛和东海都很平静。因为本身双方争的并不是一个海洋资源或者说海洋主权，而是借这个主权问题达到一个政治上的利益诉求。往往是当其中一方需要跟对方拉开一些距离的时候，钓鱼岛和东海就会被提起；当双方关系开始紧密又没有外部势力从中作梗的时，这些问题又会被压下去。
第二节 钓鱼岛——美国的阳谋
中日之间是存在合作的可能性的，而这种合作对双方而言，也都是有利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中日之间的合作，也就意味着将美国从东亚经济当中彻底排除出去，所以最不愿意中日关系升温的并不是两国内部，而首先是美国。
美国如果想左右日本的外交政策，有这么几个抓手是可以使用的。一个就是日本国内的亲美势力。我们回忆一下，在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之前，日本国内就已经制造出很多针对中国的声音，都是不友好的，而这些声音的背后很多都是有美国背景的。
1972年访华以后，田中角荣在日本国内不断遭受打击，一直到以贪污罪被送上了法庭，整个事件背后一直是日本特搜部[21]在推动，而日本特搜课的背后是谁呢？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日本的政治气候而言，没有所谓的“政治献金”的支持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参与到政治当中来，这就意味着一点不腐败的政治家几乎是不存在的。经特搜部扳倒的政治家除了腐败以外，绝大多数都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让美国政府感觉非常不爽，譬如田中角荣、竹下登、小泽一郎等皆是如此。
除了利用日本国内的亲美势力之外，另外一个抓手非常有英国特色[22]。美国精英阶层可以说是很好地继承了英国人的手段，在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前夕，美国政府也玩了一次类似的把戏，在中日之间钉入了一个叫作“钓鱼岛问题”的“钉子”，而这个“钉子”至今仍然在发挥着美国人最初为其设定的作用。
1945年“二战”结束之初，美国承认钓鱼岛是属于中国的，这个没有任何异议，而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则以“托管”的名义掌握在美国政府手中。当时，钓鱼岛曾一度作为驻日美军的靶场来使用。
一直以来，日本人对岛屿就有一种近乎“偏执狂”一般的占有欲。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便开始觊觎钓鱼列岛。1968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在勘探后宣布：钓鱼列岛附近可能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此后，日方立即单方面采取行动，先是由多家石油公司前往勘探，接着又将巡防船开过去，擅自将岛上原有的标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标记全部毁掉，换上了标明这些岛屿属于日本冲绳县的界碑，并给钓鱼列岛的8个岛屿即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南小岛、北小岛、大南小岛、大北小岛和飞濑岛规定了日本名字。但因为钓鱼岛依然掌握在美国人手里，日本虽然小动作不断但终归不敢有实质性的举动。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人员仍曾几次登上过钓鱼列岛进行科学考察。
钓鱼岛真正成为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1971年时，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趋势开始日渐明显，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不久，美国突然宣布“根据《日美安保条约》”，把钓鱼岛海域的巡逻任务交给了日本人，接着又发表发表声明，说“这不代表美国政府在主权问题上有任何态度，希望各方和平解决……”。就这样，原本归属非常明确的钓鱼岛主权被美国人“模糊”化，既勾起了日本政客的野心，也激怒了中国人。钓鱼岛问题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前夕被美国人“成功”地制造了出来。
不仅仅是钓鱼岛，其实琉球群岛[23]也是美国在1972年将治权非法交给日本的——依照《开罗宣言》[24]及《波茨坦公告》[25]，在“二战”结束之后琉球理应同朝鲜、中国台湾一样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而美国政府仅仅是对琉球进行托管，并无权单独决定其主权归属。所以可以说，至今日本对琉球的控制其实一直是缺乏合法依据的。
按理说，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在这个问题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国民党当局甚至没有向美国发出抗议——在台湾当局看来，日本其实是作为台湾的战略大后方存在的，那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得糟糕一些对他们同样是有利的，所以台湾当局也乐于见到美国在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钉进去这样一个“钉子”。如此，如今台湾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也就清楚了，他们真正在乎的并非是钓鱼岛本身最终会归谁所有，而是在乎是否可以通过这个小岛使得中日两国保持一种战不能战、和不能和的尴尬境地。[26]
就这样钓鱼岛被放在了中日之间，成了一个双方领导层谁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谁都不可能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置钓鱼岛问题于不顾，而去单纯谈经济往来，这是任何政府都做不到的。钓鱼岛这颗棋子在1972年被制造出来之后，其实一直都在起着作用，每一次中日关系出现进一步走高态势的时候，钓鱼岛总会被人家重新拿出来说事。
自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中日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形成一个经济内循环体系，一度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当时日本高层也在往这一方面努力，双方的最后成果，就是之后达成但现在已经名存实亡的中日货币互换协议。这个协议意味着双方都将以对方国家货币来进行计价，中日之间的经贸联系不再依赖美元，就把美国从中日之间的贸易中剔除了。
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日本国内的某些政客把钓鱼岛问题再一次提了出来，它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美国企图利用双方谁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再一次去破坏这种有利于中日关系缓和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