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19日，奥威尔写信给其经纪人利奥纳德·摩尔，告知对方《动物农场》已经写完，再过几天即可将打印稿寄过去。奥威尔认为高兰兹不可能出版这本批评斯大林的小说，但不妨试着问问看，并建议摩尔联系另外两家出版社。这三家出版社先后拒绝了奥威尔的新作，第四家出版商——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起初口头答应出版这部小说，但在咨询过主管新闻审查的信息部之后又变卦了。利奥纳德·摩尔又询问了其他几家出版社，也都得到扫兴的答案。除了纽约的日晷出版社（Dial Press）——该社误以为《动物农场》是给儿童看的故事书，解释说“动物的故事在美国是卖不掉的”——以外，包括著名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在内的其他出版商和编辑的理由都是相同的：出版《动物农场》会冒犯英国的盟友苏联。
这些出版商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1944年正是苏联在欧洲战场上大展神威的时候。这一年的1月27日，被德军封锁872天的列宁格勒终于解围，苏联红军自此对**德国发起猛烈的反扑。在奥威尔寻求出版《动物农场》这段时间，苏联先是在5月解放了克里米亚，又在6月22日彻底击溃了德国的中央集团军。与此同时，由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波兰等国家的部队组成的盟军在法国诺曼底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登陆战，经过两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在8月25日解放了沦陷四年多的巴黎。眼看反***战争就要取得胜利，英国的知识界当然不愿意得罪苏联这个强大的盟友。
当然也不是所有出版商都具有这种可恶的自我审查意识，没有放弃努力的奥威尔在8月29日写信给利奥纳德·摩尔，说他刚见过弗里德里克·约翰·瓦尔伯格，后者是塞克尔和瓦尔伯格出版公司的合伙人，同意在1945年3月出版《动物农场》，并给奥威尔开出100英镑的预付金，其中50英镑会在圣诞节前后就给奥威尔。摩尔在10月与塞克尔和瓦尔伯格出版公司正式签署了合同，但由于该公司规模很小，备用的纸张不够，所以《动物农场》一直拖到1945年8月才出版。
这时二战已经结束，在**这个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再次陷入了相互的猜忌与提防，横穿欧洲大陆的冷战铁幕随即拉开。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里，出版前屡遭抵制的《动物农场》突然间变得备受欢迎，首印4500册很快卖光，出版方在11月加印了10000册。等到1950年奥威尔去世时，这本书在英国卖掉了大约25500册：考虑到战后英国纸张紧缺的因素，这个销量算得上是相当可观了。更大的成功来自美国，哈尔克特出版公司在1946年推出了《动物农场》，到1950年卖出了将近60万册。
《动物农场》给乔治·奥威尔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声望，但此前穷困拮据的他只又活了四年多，在写出第二部旷世巨著《1984》之后不久，便因肺动脉出血而溘然长逝。奥威尔去世后没几年，北约和华约相继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敌意越来越深；得益于这种意识形态对立，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和《1984》变成了西方国家攻击苏联政权的思想武器，数十年间畅销不绝。不过话又说回来，同样被当成思想武器的文学作品有很多，但像《动物农场》和《1984》这样拥有巨大影响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这当然是由于奥威尔这两部作品本身具有极高的文学水准。它们在冷战结束之后依然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追捧，便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按照奥威尔研究专家约翰·罗登（John Rodden）的说法，《动物农场》和《1984》总共被翻译成62种语言，销量超过5000万册，这使得奥威尔的公众声誉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作家。如果以作品对社会的影响作为标准，人们完全可以断言，乔治·奥威尔是20世纪以来最伟大的作家。但不幸的是，他很可能也是遭受最多误解的作家，尤其是他的政治观点。
冷战期间，《动物农场》和《1984》在铁幕的西边广受欢迎，但在铁幕的东边却遭到封杀，其实双方都误会了乔治·奥威尔：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反对极权主义的他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认为反对苏联和斯大林的他是资本主义的朋友。其实奥威尔是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者，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为了正确地理解他的政治观点，简单地了解他的生平是很有必要的。
1903年6月25日，乔治·奥威尔出生在印度的比哈尔邦。他的曾祖查尔斯·布莱尔是家境富裕的乡间贵族，在牙买加拥有奴隶种植园，并娶了某个伯爵的女儿为妻。但后来由于家道中落，他的父亲理查德·布莱尔只能在印度内务部的鸦片局充任普通的职员。翌年奥威尔被他的母亲依达·玛贝尔·布莱尔带回英国。
由于家境贫寒，奥威尔的小学是在一所普通的寄宿学校念的。1916年，他在某项全国性的历史知识竞赛中取得第二名的佳绩，从而获得了就读伊顿公学的奖学金。伊顿的学生通常会在毕业后到大学进修，但奥威尔学习成绩太差，不太可能申请到奖学金，而他的父母又负担不起大学的学费，所以他决定到印度去当警察，并如愿以偿地通过了资格考试。
1922年10月，奥威尔乘坐轮船经苏伊士运河和锡兰，来到当时隶属印度的缅甸。他选择到缅甸当警察，是因为他外婆和几个亲戚生活在缅甸孟邦首府毛淡棉。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第九章，奥威尔回忆了他在缅甸当警察的岁月：“据我所知，几乎所有在印度的英国官员都有感到良心不安的时候。例外的人也是有的，但他们从事的是一些有用的工作，不管英国人在不在印度都需要有人来做的事情，比如说森林管理员、医生或者工程师。但我是警察，也就是说，我就是专制统治的机器。此外，在警察局你能更加仔细地看到大英帝国肮脏的一面……缅甸人并不认可我们的执法，被我们关进监狱的小偷不会认为他是罪有应得，他会认为他自己受到了外国殖民者的迫害。”当了五年警察之后，他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不再成为专制统治的一部分”，于是在1927年辞掉职务离开缅甸。
随后几年他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先是在巴黎生活了两年，然后又回到英国。在此期间他当过家庭老师，也在学校教过书，他干过书店老板的助手，也为几家杂志撰写文章，总之是混迹于社会的底层。这段时期也是他的文学生涯的起点，从1930年到1935年，他发表了《缅甸岁月》、《牧师的女儿》和《让叶兰飘扬》等三部小说，以及许多散文、书评，还有记录社会边缘人群生活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奥威尔这些早期作品，诚如约翰·罗西（John Rossi）和约翰·罗登在《乔治·奥威尔剑桥指南》中指出的，充满了对穷苦人民的同情，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平现象感到很愤怒，但是并没有系统的政治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