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初，奥威尔的出版商维克多·高兰兹请他去英国北方调查穷人和失业者的生活状况。奥威尔前往曼切斯特的维根码头，在那里生活了几个月，在12月写出了《通往维根码头之路》。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极其出色地描绘了当地工人的劳苦生活，控诉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但第二部分却让持左派立场的高兰兹非常尴尬。奥威尔在第二部分坦诚地回忆了他的成长和政治觉悟过程，并对当时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要让民众相信社会主义是解决英国问题的对策，你首先必须弄清楚这种运动吸引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原因。奥威尔认为问题出在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身上，这些人和工人阶级是隔绝的，甚至还瞧不起他们。他坚信如果社会主义者不克服他们和工人阶级的距离感，他们的运动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自从写完《通往维根码头之路》，奥威尔便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他的政治观点和他的性格一样，都是不合群的。在他看来，当年英国其他社会主义者想要的是权力，而不是真正的社会平等，他担心这些人掌权之后不会为工人阶级谋取福利。实际上，奥威尔毕生最推崇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种核心价值：自由和平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把乔治·奥威尔视为资本主义的朋友，还是把他当作社会主义的敌人，都是对这位伟大作家和社会思想家莫大的误解。
奥威尔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地体现在他生平最后两部作品里，其中《1984》凸现的是他的自由思想，而《动物农场》展示的则是他对平等的看法。从《动物农场》中，我们可以看出奥威尔的平等有两层含义，首先是经济上的公平。在这部小说的开篇，让老少校痛心疾首的正是这种经济上的不公平：
人是唯一光消费不生产的生物。他不产奶，他不下蛋，他力气太小拉不动铁犁，他跑得太慢抓不到兔子。然而他却是所有动物的主人。他强迫他们工作，只把最少的劳动成果还给他们充饥，剩下的则统统归他自己所有。我们卖力耕种土地，我们用粪便为它施肥，可是除了身上这张皮，我们却一无所有。（第006页）
第二层含义是身份上的均等，也就是说，所有人，或者说《动物农场》里面的所有动物，在政治权力上、在人（动物）格上，应该都是均等的。老少校这样描述他对推翻人类的专制统治后的政治构想：
动物不能对同类实行专制统治。无论是孱弱还是强壮、是聪明还是愚蠢，我们都是兄弟。动物不能杀害任何其他动物。全体动物都是平等的。（第009页）
奥威尔清楚地认识到，平等的这两层意义和专制可能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关系。首先，经济上的不公平的根源是专制，老少校对里甲农场的动物说：
难道事情还不够清楚吗，各位同志？我们这种生活里的苦难，无不源于人类的专制。只要摆脱人类，我们的劳动成果就将归我们所有。几乎一夜之间，我们就能变得富裕而自由。（第008页）
而专制的根源又是身份上的不均等。正如奥威尔本人曾经指出的，《动物农场》的转折点是猪将牛奶和苹果据为己有：
牛奶神秘消失的事情很快真相大白。原来牛奶每天都被搅进猪食了。早熟的苹果这时已经红透，果园的草地上掉得满地都是。动物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些苹果应该大家平分，可是有一天上头来了命令，要求把掉下来的苹果都捡起来，送到马具间专供那几头猪食用。别的动物对此不无微词，但是没有用。所有猪完全同意这种做法，甚至连雪球和拿破仑也不争执了。（第028页）
正是从顺利地霸占牛奶和苹果开始，猪才逐渐变得专横而残暴。在此之前，动物农场的生活是很幸福的：
这些动物从来没想到他们的心情会如此畅快。每一口食物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快乐，因为那是真正属于他们的食物，是他们为自己生产的，而不是由刻薄的主人施舍给他们的。（第024页）
但由此以后，由于猪自认为比其他动物高级，而其他动物也不加质疑地认可这种观点，动物农场的动物们就再也没有轻松愉快的日子了——当然，猪和狗除外。古今中外有无数造反或曰革命到头来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而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权力变革，根源就在于这种身份上的不均等。乔治·奥威尔用《动物农场》最著名的一句话对这种等级观念做出了最辛辣的讽刺：
全体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第100页）
在我看来，奥威尔在《动物农场》中体现出来的这种平等思想是最可贵的。经济上的公平并不是平均主义，它意味着有多少付出就应该得到多少回报，或者说想得到多少回报就应该有多少付出。这层平等意义几乎是所有人都接受的。但身份均等的观念，即那种认为不管男女老少、富贵贫贱、肤色种族、籍贯出身、职位高低、聪明愚笨、美丽丑陋，所有人在权利和人格上都应该是均等的观点，却几乎是所有人都不接受的。不要说当年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瞧不起工人阶级，就算是在今天的英国，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太多以铁肩担道义自诩的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底层人士时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甚至有不少谬托为奥威尔的隔代知音的人，也顽固地认为脑力劳动者就是比体力劳动者高级。这充分说明出版已经将近八十年的《动物农场》在当前显然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不仅仅是在中国。
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动物农场》对现实社会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政治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文学上的艺术成就是平庸的。恰恰相反，它的文学成就是很高的。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奥威尔说在创作《动物农场》的时候，他第一次有意地尝试将“政治目标和艺术目标融为一体”。哪怕依照最严苛的文学评论标准，他的尝试也是非常成功的。这部小说的语言平实、生动而准确，完全没有任何陈腔滥调，堪称文学写作的典范。而在叙事技巧上，《动物农场》的成就也是惊人的：它仅用三万个单词就翔实地再现了苏联从1917年到1943年的主要历史进程和政治斗争。简单地说，这部小说具备所有不朽寓言故事的特质：语言凝练生动，叙事扼要清晰，而意蕴又极其丰富和深远。
也许有人会问，《动物农场》已经有许多汉译本，我为什么要另行翻译呢？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因为我很喜欢乔治·奥威尔。自从上个世纪末《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走红以来，有许多人喜欢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赞美他们崇拜的知识分子，我认为奥威尔是真正担得起这十个字的评价的。他曾是高高在上的殖民者，却憎恶帝国主义；他有着高尚的文学志向，却不排斥在世俗看来十分卑贱的粗活；他是以写作为生的作家，却对工人阶级怀有深刻的同情和尊重；他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却拒绝加入任何党派组织，从不迷信任何权威。当全世界都把斯大林当作英明领袖、认为其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他清楚地看到了其独裁者的真面目，并且勇敢地宣称：
从差不多十年前到现在，我一直认为当今的俄罗斯政权是十分邪恶的，我认为我有权利这么说，尽管苏联现在是我们的盟国，尽管我也希望英国和苏联能打胜仗。（英国的出版自由，第119页）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并不谋求成为权威。他所追求的是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主见和表达这些主见的自由：
在我看来，等到我这本书出版之后，我对苏维埃政权的看法很可能会被广为接受。但这有什么用呢？用一种正统思想取代另一种正统思想并不是进步。我想要反对的是那种留声机的心态，那种正在播什么唱片就只听什么唱片的做法。（英国的出版自由，第118页）
总之对我个人来说，始终同情劳苦大众、向往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的乔治·奥威尔是知识分子的典范。
第二个原因是，在我看来，现行各种汉译本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特别是常见的对《动物农场》的解读——大多数人只看到它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讽刺和鞭挞，却看不到乔治·奥威尔用心良苦的建议。实际上，这部寓言式小说与其说是声讨极权的檄文，不如说是推崇平等的颂歌。只有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只有消灭各种因权力、财富、知识、长相、智力等因素而产生的优越感和自卑感，只有社会上所有人的权利和人格都得到同等的尊重，真正理想与光明的社会才会到来，真的。
李继宏
2012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