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得有规有矩了，就像进入了跑道的运动员，目标是明确的，规则也是明确的，一切的意外和随机都不在这规则承认的范围内。每天都是如此。清晨六点半康巴斯石英钟殷勤地奏响《献给爱丽丝》。他从床上爬起来。举五十下哑铃。冲进盥洗室冲一气冷水澡。刷牙洗脸。穿好衣服。一边啃着面包一边乘电梯下楼。乘车转车再转车。踏着点走进工厂的大门。上班。下班后，十三楼和欧洲杯足球赛实况转播磁铁般吸着他匆匆往回赶。即便没有球赛的时候，一贯制的路线也会将在无意识的他引导回家。电梯小姐很快记熟了这栋楼里的每个人，不用吩咐也知道走进电梯的人去第几层。这也是一种秩序。然后掏出钥匙开门。然后落了锁关门。然后风呀阳光呀小鸟呀乙肝病菌呀全被油漆锃亮的电子防盗门关在外面了。
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人串门。有时候门铃小心翼翼地响了，家里人如临大敌地相视一眼，再看看置放在门背后的安全斧，都做了准备，由母亲去开门。门外有时候是迷了路找不到千篇一律的门的顽童，有时候是拿着本子收赈灾捐款的居民委员，更多时候是谁家从乡下来的亲戚什么的，找不到门牌来问。母亲只是开了二门，戒备不减地支使电子防盗门外的亲戚什么的去请教电梯小姐，疾速地碰上二门，松了一口气，然后嘀咕道：“吃错了药。”
他看着母亲懒洋洋地走进厨房。他一直是靠在自己房间的门上的。他不知道母亲是对突如其来的门铃声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这事他自己也是说不清楚的。现代住宅单位之外的一切似乎都恍如隔日的梦。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母亲自从失去了那个四合院义务取奶员的工作后，就再不笑吟吟了。
最先发现问题的是他的组长。
他的组长先是把问题憋在心里一段时间不说出来。也许是不太相信一种奇迹的发生，要等着时间来检验；也许是怕年轻人的逆反心理作祟，要等待一个最佳的披露时间。总之组长那一段日子就像一个心境浮躁的孕妇，被自己的发现憋得难受之极。组长后来实在憋不住了，终于把他的那个发现说了出来。
组长说：“你变了呀！”
组长说这话时很兴奋，一脸健康的红晕，有一种生育的快乐。
他却糊涂，一时没有明白，站在那里发愣。
他想我变了么？他想我变了什么了呢？
组长看出他的糊涂，更加的快乐了，快乐之后，就把他的生育做得无遮无拦了。
——你变了。你是变了。你难道自己都没有发现吗？你看你的变化有多么大：你不再迟到了，你不再早退了，你的活儿做得有板有眼了，你时事学习的时候再也不溜号，你技能考核的时候再也不刁难技术科的考官了，你吃中餐的时候再也不乱窜了，你在义务劳动的时候再也不冲我叫嚷保护《劳动法》了，你在劳动组合的时候再也不伸头捣乱了，你对外方雇员懂得礼貌了，你在职代会上再也不搞串联了，你让领导再也不头疼了，你让同事心平气和了，你让我彻底地放了心了……你看看你自己，你是脱胎换骨了呀你，你变得多么的纯粹了呀你，你难道自己都没有发现吗？
组长这么说。组长自己都被自己的发现感动了。组长差一点流下了眼泪。组长真是一个好组长。
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来回忆、消化和总结自己的变化。这个过程结束之后，他在心里承认组长的发现是准确的，对他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一针见血洞悉秋毫的。真的一点不假，他是变了。
但是他对自己变化的理论性反刍并没有持续多久，他的思考的积极性就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打击来自组长。
组长的态度真是一日三变，就像生育过的产妇突然发现自己的婴儿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可爱，甚至是抱错了别人的孩子一样。组长那一刻表现得如梦初醒羞愧难当忍无可忍。
组长冲着他大声地喊道：“你是怎么一回事儿？你的那些怪念头呢？你的聪明才智呢？你的创造性呢？它们到哪里去了？你难道被人抽去了脑髓了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他又糊涂，再次地不明白，站在那里发愣。
他想我变了么？他想我的脑髓难道被人抽去了么？他想怎么可能会是这样的呢？
信仍不断。
也许只有这些信了。也许只有这些在水泥的崇山峻岭中艰难飞翔着的鸽子了。也许只有这些隔着现代文明的茫茫大海不肯放弃的呼救的情感电波了。
先前他每天写给她一封。她也有一封寄回来。后来日期长了一些，每星期仍有一两封。但他写过去的和她写回来的，都渐渐有了呆板，有了模式，有了四四方方和空旷。他知道现在有了统一的《情书大观》，有了统一的“爱情博士”软件。在现代文明的社会里，一切都有了规律，有了规则，可以按模式设计和成批地复制出来。但是激情呢？激情也是可以设计和成批地复制么？如果有，他到哪里去把它们重新寻找回来呢？他坐在他整洁刻板的书桌前，呆呆地看着她的那些信。他慢慢感到她的那些信都飞了起来，在城市的峡谷上空五心不定地飞翔着，飞得无所依附。
他开始在信中埋怨她没有过去那么清新鲜滋了。她回马一枪，说他怎么不在镜子里反省一下自己，他差不多就是一个工业标准件了呢。他不服气，说这是什么话？怎么是标准件呢？你过去不是老夸我与众不同吗？你不是说过众里寻我千百度吗？我可还是我呀？她来信说，是吗？是这样的吗？我怎么觉得不是这样的呢？我怎么觉得你和大街上走着的任何一个男人都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呢？我怎么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呢？我使劲地看呀看呀，可就是看不出来。他想了想，提笔写道：我判断，你这是出了毛病了。你是被这个城市不断变化的招式弄花了眼了。你知不知道，这个城市有百分之一的人使用同样牌子的寻呼机，有百分之二的人穿同样牌子的衬衫，有百分之十的人得同样牌子的乙肝病，有百分之五十的人买同样牌子的彩票，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做同样牌子的发财梦。这个城市已经高烧成这种样子了，你还能不染上头昏的毛病吗？她这次很冷静，在写回来的信中说，我很好。我一点也没有因为什么高烧染上什么头昏的毛病。我清醒得很。我倒是有点担心你。不信我考你一个问题你来回答——我长的什么样儿？这个问题真的考倒了他，让他十分为难。他当然知道她长么样儿。他的书桌上、床头、衣橱柜里到处都放着她的照片，如果不是怕她知道之后埋怨他弄脏了她，他甚至可以承认连他的钱夹子里都有一张她的照片。但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问题的症结是，他真的说不出来她长什么样儿。他把她给忘了——把新鲜无比的、活脱脱的、有声有色的她给忘了。他在信中充满苦恼地承认了这一点。然后他说，我不想这样，我真的不想这样。再然后他小心翼翼地问：你不至于也把我的样子给忘了吧？你会认为我和街上走着的那些男人没法区分或是街上那些走着的男人和我没法区分吗？她回信说，是的，我想是的。他大惊失色地叫喊道（当然是在信里）：天哪！那会发生一些什么可怕的事儿？如果那样，我宁愿与这个世界一同毁灭！她回信嘲讽他说，难道你不觉得你比过去小心眼了许多了吗？他马上在信纸上为自己辩解说，这怎么能怪我呢？这能怪我吗？你想一想，十三楼，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不是概念，完全是现实！）站在我的窗前往下望，所有活动和不活动的全都显得那么小，小得那么可怜，连双层巴士都不比孑孓大，人就像死在那里的灰尘，如此的视角和身心寄养，谁的心眼又不会变小呢？他的这封信写得很长，并且——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的这封信有了一种重新萌生的激情。而她的回信非常快，快得就像早已等在那里的声音。她的回信只有一行字：从你的十三楼滚下来吧！
那是一道闪电。或者说，那是一道疾速划过的利剑的弧光。他的眼睛倏然一亮。那道闪电或者说那道疾速划过的利剑的弧光把他从他的书桌前劈了起来。他想这就对了。他想问题原来出在这里。他想我早就应该明白这一点了。他想我再也不想这么纸上谈兵了。那一刻，他突然有了一种找回重力的实在感。他扔开她写给他的最后通牒，走出独自属于他的那个房间，在母亲惊异的目光中挺着胸走过客厅，拉开油漆锃亮的大门，再拉开油漆锃亮的防盗门，大步走出门去。
电梯小姐正在翻阅一本《时装周刊》，一边打着哈欠。电梯小姐看了他一眼，似乎是诧异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门。电梯小姐懒懒地合上了手中的杂志，关上了电梯的门，然后按了一下一楼的按键。
他站在那里，仿佛是考虑了一下（那只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然后他站了过去，用厚实的肩膀温和地挤开电梯小姐，伸手按下了八楼的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