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精神病医院看我的朋友。
在成为精神病医院的患者之前，我的朋友是一名行刑法警。关于行刑法警，简单地说，就是对已判决死刑罪犯执行死亡的那种警察，过去叫刀斧手，或者刽子手，现在不那么叫了，叫行刑法警。
我和我的这位朋友是中学同学。我这个人由于家庭外迁来武汉定居，在少年成长期难以接受这座陌生的城市，性格内敛，不合群，而我这位朋友性格随和，交际活跃，在中学时期一直很关照我。中学毕业后，他考进了政法大学，我考进了幼师，毕业后，他当了法警，我则去了一所小学当上了教师。他性格开朗，爱开玩笑。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们是一个生产流水线上的两道工序，我负责生产半成品罪犯，他负责把成型罪犯中的一部分消灭掉，以保持社会的等效稳定。自从他说过那样的话以后，我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老是觉得我的学生们，他们不是坐在教室里，而是整整齐齐排列在一架巨大机器的传送皮带上，正在被我按照工艺流程制造成快乐的罪犯，总有一天，他们会被我的朋友挑选出来，送进行刑室里，用皮带仔细捆绑好，再往静脉里注射进一支毒针。
我这位朋友不是一开始就做行刑法警的。在此之前，他做过法院的书记员，还做过刑事庭的预审员。他是一个自持能力很强的人，遇事不惊不诧，很有大将风度。如果他在街上走着，从路边高楼上的什么地方掉下来一个啤酒瓶子，砸在他脚后几步的马路上，他不会缩着脖子跑开，而会回过头去，弄清那个碎裂掉的酒瓶子是什么牌子。他这种从容的素质，被认为十分适合做一名行刑法警，这样，他就成了一名行刑法警。
他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原因不是因为强制性恐惧症或者抑制性分裂症，恰恰相反，是因为过度亢奋。他是一名笃诚的行刑法警，他热爱职业杀人者这门工作。在每一次行刑之前，他会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衣裳熨得一个皱折也没有，手套洁白无瑕，不沾酒，不吃肉类食品；而且，他会先睡上一个好觉，并且在工作之前，认认真真地在执行报告上用流利的签名体签上自己的名字。
他是在干上行刑法警六年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的。医生说他患了阻抑性抑郁症，一种突然中止或减慢惯性运动导致的精神遏制类疾病。通俗地说，也就是他无法得到足够的行刑对象。他的兴奋总是来得不如他希望中的那么多，而且兴奋过程短促，无一例外全是以突然中止的方式结束掉的。
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劳动法》中没有规定用工单位必须向雇员提供饱和的工作量，以满足雇员高涨的劳动欲望和权利。我朋友的工作单位对此也十分无奈。他们不可能把行刑的工作全都交给我朋友一个人来做，或者把其他的行刑法警解雇掉，让他们去禽类加工厂干拔鸭毛的活儿。工作总量是否饱和到供需平衡倒在其次，一个以极大满足全社会人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为宗旨，同时面临数以千万计失业率压力的国家，总不会在工作分配问题上抑此扬彼，做不公平的事情，这一点可以肯定。
在生活中，我的朋友是一个基本没有什么毛病的人。他不抽烟，不玩MP3，不看晚报，不进色情场所，不斜着眼看迎面走过来的女人，不在公共场所清理嗓子里的痰，不使用便携式电话，不冲孩子高声叫嚷，不吃臭豆腐，不参加任何内容的TV有奖活动，不看好莱坞大片；他业余时间学吹长笛，在社区有一份每周四小时的义工工作，在武汉大学旁听社会伦理学讲座，每年两次利用公休假去外地旅游，但时间决不选在黄金周，而且尽可能利用自行车一类的旅行工具。
谁也想不到，他这样的人，会成为精神病患者。
按照朋友家里给的地址，我找到了那家精神病医院。我给朋友带去了一网兜水萝卜。据说水萝卜里含有一种名叫食性纤维的成分，它能让人在痛哭流涕中安静下来。我觉得我欠朋友的。在中学时期，他总是带着一脸乐呵呵的微笑穿过吵吵闹闹的教室朝我走来，让我心存感激。有时候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个人，等待他朝我们走来。人的一生就是等待的一生，等待结束了，人的一生也就结束了。
老实说，再也找不到比精神病医院更具有全息功能的地方了。在这里，无论声音、气味、视觉还是别的其他感觉性质的东西，都提供着一种名叫“精神”的奇怪的现象，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怀疑自己是不是到了外星球，或者进入一家气氛深奥的哲学研究所。
那些病人，他们像一朵朵美丽的蘑菇，盛开在淡蓝色穹庐顶的病员活动大厅里。他们穿着白底蓝条纹的病员服，一个个收拾得干干净净，都是极有教养的绅士，不出声地坐在那里，研究福彩22选5的包彩率，或者安静地看欧锦赛意大利VS瑞典的现场直播。整个大厅一尘不染，地面光洁得可以照见人影，任何一张写过号码的纸屑都被病人们捡了起来，仔细夹进他们正在阅读的戴维？方坦纳的《象征世界的语言》或者盖瑞？史宾塞的《最佳辩护》中。倒是不时从大厅里走过的穿着淡蓝色短袖衫的医务人员，他们像一些危险的秃头流星，因为冲入地球大气层时的剧烈燃烧，爆出一道道闪光，并且发出低微的火花的摩擦声。
但是我没有看见我的朋友。他像雨后蘑菇林里的黄须蚂蚁一样消失了。
我客气地向医务人员打听我的朋友，我想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医务人员都很忙，而且有些不耐烦。他们要我去卫生间看一看，或者了解一下下水道的情况，也许我的朋友躲在那里，干着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我只能靠自己了。我在大厅里转悠了一圈，离开那里，来到病员区，礼貌地敲开每一间病房，寻找我的朋友。病房都很漂亮，它们更像艺术家的工作室，我在那里看见了很多连毕加索都会妒忌的惊世骇俗的伟大作品，比如像树一样被种植成森林的孩子，还有在云彩上飞翔的高山。有一张贴在墙壁上的纸，上面写了几句诗：圈养使我忘记鳍的功能/改天空行走为陆地飞翔/也许呼吸更容易/在月亮下回头/谁是媒人/把我嫁给一只200岁的长寿老鼠……
我在第111号病室里见到了他。
我说的他，不是我的朋友，而是一位病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当然不是来看他的。我仔细辨认和判断过，可以保证，我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们也不是同事或者熟人。也许他和我的朋友一样，穿着宽松的条纹病员服，在规定的时间里，被要求当着护理人员的面服下一些颜色鲜艳内容可疑的药丸，但我已经说了，我不认识他，情况就是这样。
他个子高而且瘦，长了一副严肃的样子，年龄也许30岁，也许60岁，这个很难说，这要看他是睡着还是坐在那里。他有一头撒旦似的愤怒的头发，虽然不曾梳理，有些乱糟糟的，但看得出来，他为它们感到骄傲；还有，他的目光很锐利，看人冷冷的，让人想到北非大沙漠中生活着的一种名叫金雕的鹰。
“我已经交代过，我不会在上午10点钟以前洗澡，这绝对办不到，除非你们提供合法的集体洗澡理由。”他站在那里，像思考中的但丁一样回过头来，严肃地看着站在门口的我，口气严峻得就像一位敬业的法官。
“洗什么澡？”我被弄糊涂了。我主要是被他严厉的目光弄得有些紧张。他的肩膀上站着一只蜜蜂，一只翅膀是蓝色的，另一只是黄色的。蜜蜂不断扇动着双翼，好像随时准备起飞。他让我想起那个被特洛伊人热爱的忧郁的赫克托尔王子。
“明白了。”他的目光变得柔和了一些，放下手中的一本《两栖动物图鉴》，再在书上小心地压上一只乒乓球，转过身来，走向我，口气和蔼地问，“你在找什么？没有声囊的缅甸蟾蜍，还是不断变换颜色的蓝毛蝾螈？也许我能帮助你。”
“不，我不找你说的那些东西，我找人。”我看了一眼在他肩上抖动着蓝色和黄色翅膀的蜜蜂。我在脑子里迅速回忆阿斯肯的记载，想要弄清楚，赫克托尔与阿喀琉斯在特洛伊古城下那片涌动着清泉的草地上决斗的时候，有没有一只长着蓝色和黄金翅膀的蜜蜂从他们的头上飞过。事实上，我们总是在生活中忽略一些重要的细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历史感到茫然和不肯信任的主要原因。
“那么，是什么？”他盯着我问。我看出来了，他一点儿也不相信我，好像我说我要找的朋友，肯定是肥螈或者爪鲵之类的东西，而我拿定了主意要欺骗他。
“他是一个人。我说了，是我的朋友。”我加重了语气，同时伸出一根指头用力戳了戳自己的肚子。“我的——朋友。”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大约是相信了我的话，立刻表现出一位有教养的条纹服绅士的热心快肠，自告奋勇要带我去找我的朋友。我表示不用麻烦他了，我自己能行，而且我并不相信卫生间和下水道之类的说法，有足够的信心找到我要找的人。他不干，根本不听我的，拽住我的胳膊，急匆匆地往外走，连自己房间的门都没有带上。可是，他并不问我我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好像我的朋友是不是肥螈或者爪鲵类的两栖动物，他才不管。
我们就这么离开了病员区，楼上楼下地走来走去，去找我的朋友。我们去过了主楼的管理区，又去过了康复中心。他好像胸有成竹，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或者说，他知道他自己要的是什么。他在二楼的拐角站下来，示意我也站下。他弯腰抱起一盆生长得很好的龟背竹，问是不是我要找的朋友。然后他放下那盆龟背竹，领着我来到阅览室里，从一位正在阅读的病人手中拿过一册《汉口租界志》，翻到152页，指着拍摄于1928年的英商和记蛋厂老照片，问我去没去过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跟在他身后，他就像一个热情而专业的导游，带我看了很多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旅游过。我们甚至还在析听室的一张城市交通图前站了一会儿，听他煞有介事地分析我的朋友有可能藏匿在城市的哪一座湖泊中。我发现那张城市交通图上有好几处硬伤，比如地图上一些标着蓝色湖泊的地方，据我所知，它们正在消失，并且生长出大片的钢筋水泥森林。我想找一支笔来标出制图者的失误，我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但他不那样看，他默默地盯着我，他的脸色越来越严肃，他开始表示出对我的极大不信任。他拽住我的胳膊，带我离开走廊，叫住两个路过的医务人员，告诉他们，我需要得到照顾。他要那两个医务人员把我带到医生那里去，做一些必要的分析和评估，看看我在时间性、视觉、声音、嗅觉、触觉、情态、运动和身体位置方面有没有什么异常，然后借助暗示、咨询和心理分析进行治疗，如果必要，甚至对我采取电休克疗法。后来他又反悔了。他告诉那两个医务人员，他不相信他们，他们总是把蓝色药丸放进装红色药丸的杯子里，就像把玉米粉掺入婴儿奶粉里一样令人生厌。他决定不麻烦医务人员，亲自对我进行上述检查和治疗。这样，他把我带离了值班室。
我们离开漂亮的综合大楼，来到院子里，在花园里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
我们坐在花园里，四周是大片人工种植的植物。我不敢肯定树丛中有没有鸟儿，但阳光绝对很好，它们和空气一起笼罩着我们，让我有一种热泪盈眶的归宿感。
我已经看出来了，他是一个病人。我的意思是，他是那种真正的病人。在他身上，潜伏着强烈的机能神经病因素，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疯狂的或扰乱性的行为因素。不过，它们暂时还很安静，没有被激发出来，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他只是那种有精神病而不伤及他人的精神病患者。
我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试图让他相信我和他不一样——我不是病人，我只是到这里来找我的一位朋友。我的这位朋友是一位失败的职业法警，因为抑制性亢奋症，被家人送到这里，接受强制性治疗。
“你是不是有问题？”他冷冷地问我。
“我没有问题，我什么问题也没有，我不过是说了失败和亢奋的话而已。”我回答道。我说不清楚是不是这句话让他感到不高兴了。
“根本不存在你说的失败。”他不满意地看着我。他有很强的胸音，声音低沉，嗡嗡地有磁音，似乎接受过专门的语言表达训练。“我们都很失败。”他说，“如果不失败，我们就不会出生了。”
“总会有成功者。”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哪怕他自作主张要对我进行检查和治疗，而且我们坐在让人放心的干净的空气和阳光中。“实际上，我们身边到处都是成功者。”我的意思是，我自己就是一位成功者——至少我没有把自己弄进精神病医院里来。
“那要看你说的成功是什么。”他根本就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不屑地挥了一下手说，“和天赋比，成功不过是狗屎。”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为他的粗鲁生气，虽然我听说过，几乎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坚信自己是天才，但孤芳自赏并不是一件得体的事情。“难道李嘉诚也是失败者吗？他赚了那么多的钱，他的领带总是打得那么漂亮，他差不多把自己赚成阿拉伯王子了。关于阿拉伯王子，也许我不用提醒你。”
“你没有注射激素吧？”他怀疑地看着我，对我的幼稚感到十分意外，“你说的那个人，他的确赚了不少钱。可他赚的钱，一部分花出去了，被别人用他自以为是的成功方式重新赚走了，另一部分，他用不上，也不能带进坟墓给祖上当被子。他费了那么大的劲都干了些什么？做了一只一辈子忙忙碌碌打着漂亮领带的蚂蚁？哈，一个比别人更累的亢奋的失败者。”
“哼。”我在鼻子里哼了一声。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和他争论什么。毕竟我们不是一样的人，我应该比他更宽容，也更有修养。
“你是不是在怀疑我的正常？”他严肃地看着我，眉毛撑开成两张饱满的弓，“你的意思是，我失常？ABERRATION，失常，是这个词吧？”他伸出一根手指，示意我不要打断他的话，“这个词来自拉丁语ABERRARE，AB是离开的意思，ERRARE代表徘徊和恍惚。它是说，迷失于什么，比如偏离了理性的思想或者行为。这太可笑了，我是这样的吗？”他指了指我们面前一列高大的树木，“那是榛树。我没有指鹿为马，说它们是橡树吧？”
我看那些树，它们亭亭玉立，在骄阳中茁壮成长着，是一些好的榛树、健康的榛树。我点头。我从来没有面对知识而点过头，但这一次我点了。我知道，关于古老而神秘的拉丁语，它们不是知识。
“我这个人，别的不敢说，要说有什么优点，那就是正常，而且太正常了。我必须时常提醒自己谦逊一点，不要惹出什么娄子来才好。怎么办呢，天性如此吧。”他挥了挥手，肩膀上的那只蜜蜂飞走了。
“见鬼！”我有些生气地说。一个能指挥蜜蜂的赫克托尔，对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构成了伤害。
“现在，我们知道了，你真的有问题。”他十分忧郁地说，“你病得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