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不是一个喜欢较真的人，比如说，我不喜欢打赌呀什么的。老实说，如果让我选择，我宁愿在腰间围上一块新鲜的麂子皮、高举着磨尖了一头的榉木树枝、嗥嗥叫着去森林里追逐野兔或者被野猪追逐，而不是对着锈迹斑斑的铜镜往脸上贴黄瓜片儿。我的意思是，追逐和往脸上贴黄瓜片儿，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游戏，前者是生存技能，后者是自尊，打赌这种事儿，更多的是一种可怜的自尊而非生存技能。
面对这个世界，人们是多么的脆弱和绝望。在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人们的不妥协精神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一定要用打赌这种办法来证明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进一步的是他人的主人、再进一步的是宇宙的主人。幸亏人类永远看不见上帝那张怜悯得有些发肿的脸，否则人类真的会因为羞愧而死。
不知道是亨利？米勒还是谁说过，把人当做象征比把人当做事实容易。你说米勒这厮的脑袋是怎么长的？他怎么就这么了解人类面对的困境，而且敢于把它说出来？这个世界的确热闹得让人眼花缭乱，但是谁又把这个热闹和让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拆积木似的拆开过呢？把一个政府拆开，把一支军队拆开，把庞大的好莱坞或者CCTV拆开，把微软帝国兰博帝国拆开，你会看到什么？一堆拼凑起来不堪入目的现代文明垃圾。在这堆垃圾中，甚至找不到一个让我们可以信赖的碎片。
我们生活在一堆碎片当中，不了解事实中的世界，不了解事实中的人，连事实中的自己都不能肯定，我们和谁去赌呢？赌什么呢？
我和吴常打赌当然不是想看到微软令人敬佩的CEO洁白的工作服下没有拾掇干净的肚脐，或者为了证实兰博令人五体投地的政治咨询专家们也长了长长的鼻毛。我和吴常的手中既没有磨尖了一头的榉木树枝，也没有切得薄薄的黄瓜片儿，远离着自尊和技能。我们只不过是想要证实一下上面提到过的那个观点——把人当做象征或者把人当做事实，哪一个更接近真实。我们——我和我在戏剧研究所里的搭档吴常，我们想证明自己也长了一双不亚于米勒那厮的眼睛，能够看清楚人是个什么东西，并且把它说出来。不同的是，吴常坚持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了解事实中的人，而我坚持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我的意思是，上帝造人这件事一开始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游戏，我们是上帝为这场游戏制造的玩具。上帝高高在上，他太孤独了，闲得无聊，要找出一些事情来干，以此度过和宇宙一样漫长的时间。上帝在游戏的时候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我们这些玩具来配合，他自己玩自己的，耐心了就捏上两个玩具玩玩，没耐心了就用草绳有一搭没一搭地甩泥浆子，我们这些糟糕的玩具们，根本就没有诸如发现这样的游戏外功能。我们不能发现，又如何了解？
一家脸熟的投资商出资800万，让我所负责的地方剧种艺术研究所为他们策划和制作一部肥皂剧，要求是：“让人们在以休闲为名义的傻乎乎的肥皂剧中看看他们自己有多么的糟糕，并且为了这个愚蠢的消费行为支付高额服务费。”也就是说，这家投资商先掏出一笔钱出来，把人们糟糕的经历复制出来让人们看，逗人们开心，人们再为这个向他支付完全不要脸那么多的服务费。
客观地说，要仅就赚钱而言，这实在是一个不赖的主意。在超资本主义经济时代，文化作为赚钱的产业，利润已经大大超过了传统的实物产业。比如，美国的好莱坞创造的价值已经超过了航空航天业，《泰坦尼克号》一部电影在全球创造的收入相当于日本的汽车工业和机械制造业一年的总收入。如今，创造财富的主要手段是将文化资源转化为需要付钱的个人经历和娱乐，谁在这方面下工夫，买下文化，谁他妈的就可以控制整个世界。这个道理越来越为大众所明白。所以，连我那个过去一直在做着制鞋生意的熟人投资商都熬不住了，要往眼球经济中挤，拿出他从人们脚丫子上赚取的积累进行新的投资，参与到控制世界的全球竞争当中来。
我认为这做不到。不是糟糕做不到。人们本来就很糟糕，太糟糕了。也不是不要脸做不到。不要脸很容易，太容易了。是人们不可能看见自己的糟糕，以及多么的不要脸。这太可笑了。人们根本就不了解自己，不知道并且拒绝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又怎么去看清自己有多糟糕、多么的不要脸？就算人们的眼睛都很漂亮，他们连睡觉的时候都不肯闭上他们的人造双眼皮，他们能看见什么呢？
而我的搭档吴常却认为这不用费什么劲儿，这就跟进五星级宾馆撒一泡尿一样容易。沿着TOILET的裙子或烟斗图案的指示牌或者除臭剂的味道往前走，找到洗手间，推门——也许连这个也不必要，有专门的保洁员替你推门——走进去，对着小便池拉开裤子的拉链，仰着头，听芬香冲洗器和自己的小便一同快乐地合唱，如此而已。吴常厌恶地看着我说：“你有毛病吧？你什么时候睁开过眼睛？你不睁开眼睛你看谁去？”他自己倒是把眼睛瞪得比铃铛还要大，监视着我，看我敢不敢把投资商的委托意向书丢进垃圾篓里。他卑鄙无耻地提醒我，说我下个月的供房款快到期了、欠家具店的分期付款积累了一个不小的数字、某一次撒尿的时候滴漏不断明显有早期前列腺炎症状，这一切都说明我已经日薄西山、日暮途穷、日积月累，属于典型的中年问题案例，该替自己考虑考虑后路了。他还威胁我说，如果我放弃这块上帝赐予的蛋糕，他会让我看看事实中的他是谁，而且明明白白地看见。
我们打赌要证明这件事情的时候喝了一点儿酒。酒这种东西是专为打赌而发明的，好比剃须刀是专门为胡子发明的，城市是专门为寄生虫发明的，伪装高潮是专门为性冷淡发明的，干部是专门为奴役和被奴役发明的。你本来好好的，老老实实地做着人，一点儿也不想犯什么事儿，符合公民伦理的全部要求，酒一喝，你一个属耗子的就敢拎着酒瓶子满世界去找猫打架了。
虽然这么说，赌还是要打，要不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儿干？我们总不能和上帝一样去玩摔泥浆子的游戏吧？在喝下第12瓶“金龙泉”之后，我和吴常开始在酒吧暧昧的灯光下详细讨论方案。我们这样决定：以随机选择的方式，在街头找一个普通人，对他的职业和生活进行基本了解之后，给出我们的判断，看看我们的判断离这个人的事实生活究竟有多远，然后再决定是否接下那部“让人们看看自己有多么糟糕”的肥皂剧。
二
一开始我就处于不利的局面。事情做起来比想象容易得多，我们很快在街头找到了我们需要的对象。吴常为他的出师告捷而兴奋。这个宁愿和人大吵一架也不肯给人一张纸巾的吝啬鬼居然很大方地递了一支烟给我，并且殷勤地替我点燃香烟，然后附在我耳边小声对我说：真不是我想糟蹋你，你那狗操的想象的确有点儿靠不住。
我们找到的对象姓王，他的同行叫他王哥。王哥符合我们对打赌对象设计的所有要求。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像他这样普通到没有任何特点的打赌对象。他实在没有任何可以拿出来形容一下的地方——相貌平平，身材中庸，年龄可以忽略，穿着大众，谈吐平常，笑起来既不洪亮又不尖锐，眼睛看人时也没有穿透性的寒光一闪，连姓氏都是大陆货，直来直去的三横一竖，连个撇捺点勾都没有。总之，浑身上下没有任何让人兴奋的东西。
王哥是一名人力三轮车夫，和一群同伴一起，守在沿江大道的第17码头上，等待从武昌乘过江轮渡到汉口来的客人。轮渡每15分钟一个航班，三轮车夫们在拥出轮渡的客人中大声吆喝着揽客，然后讲好价，再站在脚踏板上，拧了屁股，车龙头拐来拐去，灵活地穿行于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之间，拉了他们的客人到客人要去的地方。并不是所有的客人都愿意乘坐三轮车这种落后的交通工具，也就是说，不是每个三轮车夫都会找到合适的生意。这需要运气，需要一些拉客的技艺，还需要一股对生活百折不挠的执著热情。而王哥在这方面显然是一个没有太多追求的人。轮渡靠岸时，他也推着他的三轮车迎上前去，跟在他的同行们身后，眼巴巴地朝客人堆中张望，却不吆喝，更不拼抢，基本上是守株待兔，等着客人主动上他的车。他甚至不如他的那些女同行。她们吆喝出来的声音是典型的武汉女人腔，热辣辣悦耳动听，让人听了像吸了大麻似的，害怕却惦记着往上挤。好几次，眼看着有客人朝王哥的车走去，女同行们眼尖，飞快地推了车过来，车龙头一拧，车座不偏不歪正好横在客人面前，好像她们是客人的私人座驾，一直等在那儿，只等着客人欠了屁股上去，私人座驾就打铃驶走。王哥的生意眼睁睁成了别人的生意，他却不急，拉了自己的车退回到人群外，再等下一班轮渡。我们在一旁观察了一小时零一刻钟，也就是5个航班，他一个客人也没拉上。
我们上去搭腔，很快就和王哥熟悉了。他先有点儿拘束，努力眨巴着眼睛，站在那里听了好一会儿，末了也没弄明白我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找到他。后来他放弃了这个令他费解的问题，不再问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就当我们有事情需要他帮忙，我们是他的两位客人。当然，是不用付费的客人——因为牵涉考察内容的真实性，我们事先商量过，不能让当事人产生任何我们正在收买和贿赂他的歧义——他有些不好意思，申明他不吸烟，所以身上没有准备烟。大概因为这个，他有些过意不去，从三轮车的后架上取出一只大肚子饮料瓶，把瓶子往我们手里塞把，瓶子里的水让给我们喝。我们当然不会喝。不是渴不渴的问题，谁知道他的瓶子里装的是什么？报纸上说了，三分之一的直饮水公司提供的水不合乎饮用标准。何况他使用的还是二次污染的饮料瓶，因为反复使用，瓶壳已经磨损得模糊了。我们找他不过是打一个赌，要是染上了病毒性痢疾什么的，那就不合算了。但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职业能力平平，对任何人的关心都表示出紧张，还有那么点儿迎合人，符合我们对打赌对象的选择，这一点，我们看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很快了解清楚了王哥的情况。以下是王哥的简历：
1.王哥今年40岁，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城市居民家庭。据他说，他祖爷爷那一辈住在汉口铜人像一带，对武汉这种问三个人就能问出两个孝感汉川家史的移民城市，四代老汉口，而且是汉口老城区的铜人像，的确算得上是有资历的原住民了。
2.王哥读过高中。因为成绩一般——这个我们想到了——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这个我们更想到了——在一家街道童衣厂里当上了一名工人。
3.王哥在街道童衣厂的收入始终不高。参加工作的时候，工资拿30多块，三年后出徒，工资涨了，拿70多块，以后一年一涨，等拿到200多块的时候，工资就不涨了，一直停板在那里。
4.王哥是晚婚。主要是家境不好，他个人的情况也不理想，这是主观因素。武汉的女孩子个个属向日葵，脸永远向上仰着，挑剔得很，看不上王哥，这是客观因素。直到33岁那一年，王哥才与一位被车撞死了丈夫的年轻寡妇成了家。妻子不是一个人上门的，还带来了一个1岁不到的女儿。
“不费力气就白捡了一个女儿，活蹦乱跳的。”王哥这样对我们说，说过以后没骨气地咧了嘴笑。
“后来呢？”吴常问。
5.后来，王哥所在的街道童衣厂倒闭了，他失去了工作，除了踩绞边机，又没有别的什么手艺，这样，他就干上了蹬三轮这一行，一直干到我们把他当成打赌对象为止。
王哥有口臭，看来胃不大好；脖子上有搔痕，而且不断用手抠着脖子；脸上的皮肤干燥，明显是营养不良。总之，我们和他待在一块儿的时间越长，就越能发现他身上的缺点。
“你不觉得我们可以替他写一份自传了？”吴常借着点烟的机会小声对我说：“三页纸，但肯定包罗详尽，绝对不会遗漏掉什么。”
“什么意思？”
“事情结束了呀。”
“你急什么，吃饭还早。”
“吃什么饭？事情明摆着，你已经输了。”吴常不要脸地说，“我回去写策划案，明天就让你那鞋匠朋友把支票划过来。”
我不想这么快就承认自己赌输了。我并不反对让人们看看自己有多么糟糕，更不反对在自己的账户中增加一笔数目不菲的佣金，我只是不相信一个人会比一只鸟儿简单。我有一张鸟儿的照片，那是一只红腰画眉。我把它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没事儿的时候就看看它。我看这幅照片有整整十年时间了。有一次我为所里起草一个申请地方剧种课题研究经费的报告，我在报告上稀里糊涂地写道：“研究经费的增加与否直接影响到红腰画眉在文化生态考察指标中传统剧目的研究深度……”我花了十年时间都没能看出一只鸟儿来，我越看越糊涂，我就不相信人比鸟儿单纯。
我正和吴常小声斗嘴的时候，新的一班轮渡靠岸了。这一回情况有点儿不同。有一个乘客，是个中年妇女，从码头出来，不管别的三轮车夫怎么招揽她，她都不理，一屁股坐上了王哥的三轮车。王哥问中年妇女去哪儿。中年妇女说去既济水厂。王哥为难地扭过脸来看我们，意思是问我们怎么办。而且他目光中的意思，不光是问问就罢了。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同意，他就拉了客人走；如果我们不同意，他就只好忍痛对客人说对不起，他就原地稍息，陪我们，看我们往下继续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我们的调查是白调查，一分钱不付，人家要做生意，总不能连生意也拦着不让人家做吧？我就说，王哥你做你的生意，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王哥感激不尽地上了车，回头对我们说：“我快去快回，回来还调查你们。”说罢用力一蹬车踏，车走了。
“他把事情弄错了。”我笑，咧着嘴说，“不是他调查我们，是我们调查他。”
“屁。”吴常不屑地皱着眉头说，“我敢保证，从头到尾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要说粗话好不好？”我不满地批评吴常，“好歹你是副高级别的知识分子。人民评上你不简单。”
“粗话管什么用？副高不是粗话是什么？”吴常瞪着我说，“你以为城市是什么？城市就是一大堆虮子藏身的地方，合适了你就长成跳蚤，你长成大象也不是没有可能；不合适了你就还当你的虮子，你连灰尘都当不上也不是没有可能。事情就是这么回事儿。”
我最讨厌吴常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打击他我浑身不舒服。
“‘天普洛欣’是什么？”我问吴常，“‘乌石塔丁’呢？”
“考我？”吴常不屑地说，“考我你算找到对象了——药呗，这还不简单？”
“尿做的，等于是尿。”我得意地说，“你把它看成污水或者肥料也不是不可以。”
吴常冷笑。我也冷笑。
“你笑什么？”吴常问我。
“你不如红腰画眉。”我说。
“那好。”吴常不服气地说，“我们玩一种游戏。我们看看谁不如狗操的鸟儿。”
我们就玩一种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