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鸿宾带我去深南大道看房子。房子美轮美奂，价格昂贵，我买不起。我们离开那里，去滨海大道看另一处房子。那处房子也不错，像一片珊瑚虫的坟茔，倚山傍海，气宇轩昂，让人有敬畏感，价钱也不菲。
“房子不错。有没有更便宜的？”我问。
“城中村怎么样？”他反问，尽量克制着，“这是深圳，你要改变观念。”
我知道城中村，那是一堆城市的淋巴细胞，气息叵测，盛产奇形怪状的故事。我对故事过敏，我对淋巴也过敏。而且，我还不至于那么不道德，把自己的坏毛病告诉樊鸿宾。他是我来深圳之后认识的唯一朋友，相当于我在这座城市里的过渡房。
“那怎么办？我的确买不起。”我说。
“你就不应该打买房子的主意。”樊鸿宾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总结说，“你就不应该来深圳。你当深圳是联合国？联合国维和也得花钱。”
“也许还有别的办法。有吗？”我问他。我真的没有主意了。我想到从卢克索沿东部沙漠返回开罗的那一次，穆罕默德？白佑明提到的那些生活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他们不住政府为他们盖的美丽的白色房子，在沙堆下用破木板搭一间岌岌可危的破棚子，心安理得地当甲壳虫，让人既羡慕又敬佩。贝都因人是好样的，可我不是贝都因人。
“要这样，你只能去红树林了。”樊鸿宾斩钉截铁地说。
樊鸿宾是一名画家，在罗湖有一栋气派的画院，虽然画院旁边的人工湖是一潭颜色可疑的死水，看上去让人起鸡皮疙瘩，但他在南山有一套漂亮的公寓，那是他的全额私产，他有说这种话的权利。
这样，我就去了红树林。
那个男人坐在那里或是蹲在那里，就在红树林边。天黑着，看不清生长在滩涂上泥质沼泽中那些奇异的胎生灌木。夜栖在灌木中的水鸟轻声啁啾着，听起来有点儿揪心。深圳湾对面的香港灯火璀璨，像一条磷火闪烁的巨蟒尸体。
我第一眼就看见了他。磷火映在他的脸上，他长得没有什么特点，和所有走在大街上的深圳人一样，只是他的头发在不安地燃烧，这一点不一样。
他很安静，蹲在那里不出声，但我猜想他和我一样，也不是贝都因人。贝都因人不那么蹲着，他们喜欢赤着脚在滚烫的沙砾中快速行走。现在我知道他是蹲着的，而不是坐着的。红树林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它们是唯一与海洋和睦相处的陆生物种。
我在他对面小心翼翼地站了一会儿，隔着浓密的灌木丛。我有点儿被他静静蹲着的样子吓住了，坐下来，坐了一会儿改成蹲。
“你好。”我说，“红树林没有房子，特别是在夜里。老樊不应该把我支到这里来对不对？”
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说话。也许他是一个哑巴，也许他在打瞌睡，也许他不想理我，或者他不认识樊鸿宾。虽然樊鸿宾是一个画家，而且在南山的闹市区有一套完全产权的公寓。
巨蟒的磷火在快速演变，黑夜没有办法按照黑夜的愿望嚣张。河口有潮湿的气息弥漫过来，红树林散发着淡泊的树脂气味，在海洋的咸涩气息中显得隐约而尖锐。但这又有什么关系？
“深圳太贵了。”我说，意识到这话不准确，“房子太贵了。”
红树林中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来自他那个方向。是海浪推动桐花树和苦郎树，或者是夜里出来觅食的海狸或海鼠。然后他说话了。
“我没想到钥匙会生锈。”他说，声音有点儿生涩。这很正常，“电子表不走了，身份证过期了，他们拿走了我钱夹里的照片。”
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有一次我的钥匙也锈了，那一次我去了漠河。我迷恋上了阳光下闪烁着金属幽光的冰挂，差点儿娶了一个瞎了一只眼睛的姑娘，为这个我伤心了好几年。那真是一次心力交瘁的经历。还有一次，我的钥匙掉进厨房的下水道里了，但很奇怪，它没有生锈。
“怎么可能？”我说。我其实想说“不可能”。我想最好还是礼貌一点。
“他们说，记着办二代身份证。可这太难了。”他有些迟疑不决，“谁也没有两个身份，对不对？”
他说得对。但在黑暗中我不能肯定他的神情，我的脚趾被什么东西硌疼了。我猜想是一枚小石子，或者突出地面的红树根茎。我能感觉到暗红色的汁液慢慢攀爬上我的裤腿。
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红树林靠什么生长。它生长在海里，是海岸边的房子，楼上居住着小青脚鹬、黑嘴鸥和白琴鹭，楼下住着砗螺、粒核果螺、栉孔扇贝、糙鸟蛤和寄居蟹，它们是常住居民。还有一些哲水蚤、波水蚤、刺水蚤、根管藻、三角藻和圆筛藻，它们在林岸边荡来漾去，是一些暂住居民。照理说，红树林属于海里的建筑，它怎么可以依靠笨拙的陆地黄蜂和红须蚂蚁来传粉和受精呢？
“他们还告诉我，小心外面的阳光。这一点他们说对了。”他又开口说话了，“大街上阳光明媚，而我太苍白了。我就像一棵过了季的除虫菊，全身上下都涂满了金色蜜蜡。”
“是吗？”我吃惊。他说话的口气像一个诗人，这让我原谅了深圳。一座城市是容易被原谅的，尤其是我们的内心有柔软处，而这个柔软处恰好被打开了的时候。想想鲜活的冰岛牡蛎被寒冷的牡蛎刀撬开时的感受吧。
“我不知道。”他有点拿不定主意，“我离开得太久了。十六年，是不是太久了？”
原来这样。“那还用说。十六年前迪拜还在卖珍珠，现在人家有花不完的‘石油美元’。迪拜真是了不起。”我说，“你想抽支烟吗？你是深圳人吧？”
我从兜里掏出香烟。海风很大，火被吹灭了好几次。戒烟令无处不在，我不得不放弃。如果可能，我会放弃做一个人。我是说，不是吸烟的人，也不是深圳人，是人——如果我能做一枚砗螺，或者一丛三角藻的话。
“我不在乎房子有多贵。我有一套房子，是我母亲留给我的。”他语气肯定地说，情绪有了那么一点活跃，“她是一个好母亲，对不对？”
我不想说什么。母亲都是好母亲，但母亲最好和房子没有关系，那样真的太难为母亲们了。
海杧果，黄槿，海棠果，无毛水黄皮，老鼠簕，它们都是红树林的母亲，它们的果实成熟之后会快速长出胚根，离开母株落入海水里，几个小时内就能成活。谁能说得清母亲的事情呢？
“可惜我没见到她。”他说，“我是说，我没见到我母亲。”
“你是遗腹子？”我想不会，听上去他不像十六岁的少年，“她去世了？”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我来红树林不是为了安慰谁的，虽然深圳正在变成巨蟒，每天有几十万人离开，几十万人拥入，还有一些人绝望地跳楼和钻泥头车，但我不是政府，在深圳尚无产业身份，也没有加入义工组织。我不想买不成房，还得陪人蹲在黑漆漆的深圳河口抹一晚上眼泪。
“深圳每天有一万一千头猪、三十万只鸡和五十万斤鱼虾去世，那里面没有我的母亲。”他开了一个玩笑。
我松了一口气。他是一个幽默的人，即便是在黑夜里，在红树林这种地方，这让我感到高兴。
“但是？”我说。
“她走了，出国了，跟一个男人。”他说。
“哦。”我说。
“我不认识那个男人。”他说。他的语气影响了红树林，隔在我们之间的那片原生灌林不安地摇晃了一下。
这个我明白。这种事情常见，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
“她有很多男人。”他继续说，“我说不清楚他们有多少。”
“好吧。”我不能肯定应该怎么接他的话，“这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谁知道呢？”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我不认识。”他说，“可这有什么关系？她给我留下了一套房子。”
“房子！”我说，心里呻吟了一下。我当然不是小青脚鹬，但我愿意做一枚浮游动物，或者一丛浮游生物，比如砗螺和三角藻。“祝贺你。”我有点儿违心。我觉得我有点儿卑鄙。
“我不想住进去。我是说，不想住进那套房子。”他说，“生锈的钥匙不是那套房子的。律师在我出来之后找到了我，他给了我钥匙。”他解释，“房子的确不错，什么都不缺，物业和水电煤气交到十年以后。但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