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归一大早起来就往工棚里跑。忘归脚上趿了一双大码子的破旅游鞋，外套又宽又长，衣袖挽了两折，没有洗脸，眼屎挂在眼眦上，头发乱糟糟的，有一绺竖在脑勺后面，迎风招展。
武汉的晨风中充满了生活的内容，到处都是炸面窝的味道、拌热干面的味道、下牛肉粉的味道、搅蛋米酒的味道，还有空调机输送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人的味道。最后一趟城郊农场送菜的货车歪歪斜斜开来，一路滴洒着猪屎鸡屎，匆匆离开五干道。环卫局的保洁工扯了喉咙站在路边骂，他们不得不重新把该死的马路再打扫一遍了。街上的车越来越多，警察在街口窜来窜去地叫嚷。有一辆自行车倒在黄线内，哐啷一声，然后是一大片自行车。阳光从地平线下跳出来，城市开始美丽了。
忘归出门的时候小婶在背后扯了嗓子骂：“你怎么不烂掉，你怎么不早点儿烂掉，要我来喂你？”然后是小叔压低了嗓门的声音：“这样我就活不下去了。”小叔是对收租子的武汉人说话，不是对小婶说。小叔永远低声下气地对武汉人说话。“你看，一套包装要五角，杀人不见血，别说我，温州人也活不下去。”他诚恳地托付他们，“要不，你家帮我打听打听，看看谁要买儿子，我便宜卖给他。”武汉人温情脉脉，非常讲规矩，他们即使威胁人，也温情脉脉，非常讲规矩。“你以为这里是温州吗？你还想不想在武汉待下去？”他们这样对小叔说。小叔痞里痞气地笑，说：“我是你们的一根毛细血管，无所谓。”
忘归的家住在五干道的边上，从这里往东，是脏兮兮的田田广场，向西，是乱糟糟的汉口火车站。五干道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发展大道。武汉的马路全都有好听的名字，这真是了不起的事情。忘归总是在想，他要是武汉，那就好了。
忘归的家其实不是他的家，是小叔和小婶的家。忘归的父母死了，小叔在忘归的父母死后回了一趟南漳老家，把忘归和忘归的姐姐烛奴接到武汉。小叔像很多痛恨土地的农民一样，热衷于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里发展，并且对发展大道这样的地方情有独钟。小叔从荒货佬手中搜集旧瓶子，用强碱把它们泡洗干净，灌进工业颜料和味素合成的酱油，贴上著名的“大桥”牌商标，批发给武汉的零售商人。小叔很卖力，他在武汉发展了五年，已经从后湖乡的菜农手中租下一楼一底两层出租房，成为武汉的常住民了。小叔把楼下的制造坊隔了一小间出来，装忘归和烛奴，以及从汉川人那里买来的包装盒。“怎么说，他们也是何家的骨肉，我不能不管。”小叔任重道远地叹息一声说。
小婶要忘归帮助小叔洗瓶子。小婶说，骨肉也好，总不能吃闲饭吧。小叔不让。小叔说忘归有病，不能传染给别人。小叔是讲职业道德的，他不忍心让十岁的病侄儿在热气腾腾的强碱蒸汽的刺激中拼命地咳嗽，更不能砸自己的牌子。“再说，忘归又没有吃闲饭。卖老家房子的钱你不是收着吗，够忘归吃几年了。”小叔说。
忘归吃卖老家房子的钱，成了谁也不需要的孩子，就像一只野猫，到处游荡。
忘归的眼角上挂着眼屎，不过他很神气，在走近工棚的时候，他放慢了脚步，学着武汉人的样子，漫不经心，把手揣在裤兜里。忘归的头发很长，衣服也不合身，这很容易把他和别的孩子区分开来。忘归因此很自豪。“我要死了，要不了几天，我就会烂死。”忘归一踏进工棚就很严肃地对那些民工说，“你们想也想不到，我会很痛苦。”
那是一些新来的民工，他们是忘归的老乡，不久前才从河南南漳来。他们一个个像五年前的小叔，梦想着在武汉发展，有朝一日成为发展大道上的常住民。忘归知道很多民工的故事，他们有的富了，有的死了。忘归喜欢这样的民工，他们生机勃勃，很有野心，对淳朴的下流故事充满了好奇，一谈到钱就两眼发亮，好像吃足了没有洗干净的猪大肠，心满意足似的。忘归很有经验地告诫民工，不要走在马路中间，不要随地吐痰，不要看武汉的女人，特别是中年嫂子，武汉的嫂子不喜欢民工看她们，就是这样。忘归到武汉两年时间了，他是一个老武汉，他喜欢用一个老武汉的口气向新来的民工炫耀他的见识。
民工们在煮早饭。工棚里有一种混合的臭味儿，那种把很多有机物搅拌在一起，然后沤上两天的味道。民工们互相开着玩笑，你踢我一脚，我打你一巴掌，亲热得像兄弟。他们把昨天晚上的剩饭，乱糟糟地煮了一大锅烫饭，粗俗的米粒夹杂着分辨不出样子的菜叶，加一勺地沟油，再拌点儿辣椒酱。民工们嘶嘶地吸着冷气，吃得很有劲，这让忘归不以为然。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不会这样了，他们会相互算计，成为包工头的告密者和跟班，为加工钱的事打得头破血流。忘归伤感地想。
“建民市场有人家不要的调料包，是配快餐面的下脚料。”忘归不洗旧瓶子，他的指甲黑黑的，很脏，骨节粗大，是病造成的，即使这样，他认为自己也应该教民工们一手，“饭里面加点儿调料，味道就不一样了。”他十分老到地指点民工们说。
“你会不会痛得叫出声来？”一个叫春旺的年轻民工很同情地问忘归。他擤了一把鼻涕，往鞋帮子上一揩，喝了一口烫饭，他的样子就像一头永远也饮不饱水的牛。
一个叫大财的民工说：“忘归给我们讲个故事。”
忘归心情很好，早晨时间的忘归总是心情很好。他匆匆忙忙地说：“昨天，一个女人喝肥皂水，喝死了。”
春旺不明白地问：“为什么要喝肥皂水？”
忘归宽容地看着春旺，吸了一下鼻子，说：“这都不懂，减肥呗。”
春旺哧哧地笑，把碗抱在怀里，肚皮贴着碗里的菜叶子。他那样笑，差点儿没笑死过去。
忘归有些沮丧。但他了解这些新来的民工。他控制住速度，慢腾腾说第二个故事：“有人在荷花苑小区的路上捡到一只手指头，不知道是谁的。警察说，需要调查一下。”武汉就是这样，人们太忙了，又有些粗心大意，有时候免不了会遗落掉一些东西。
大财生气地评价说：“他们一点儿也不珍惜。”
忘归很有主见地说：“你不懂，在武汉谋生简直太容易了，你根本就不用任何脑子。就算一只狗，也能吃得肥头大耳，这就是大城市的好处。”
武汉其实不是狗，武汉是一头牛，武汉人就像长在牛身上的虱子。武汉这头牛很壮实，虱子再多也能喂得饱。而且，虱子越多，牛越来劲。
忘归很有把握地对民工们说：“民工不同，民工是属鸡的，鸡是用来宰了吃肉的。”
“那么？”
“在武汉这种地方，要做就做狼。”忘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郑重其事地总结说，然后他又吸了一下鼻子。
“快走，去晚了，老板扣你们工钱。”一个叫荒田的中年民工进来，对大财和春旺说。民工们把碗丢在床板上，抓起外套出了工棚。他们的脸上还有太阳色，衣裳也带着米汤的味道。但是忘归知道，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变，变成轻轨铁路，还有江滩改造工程，一点原来的样子也留不下来。他们太急了，这让忘归忧心忡忡。忘归不喜欢这样的民工，他们什么都不懂，却要做出一副闯大码头的样子，踌躇满志。他们肯定能挣一把一把的钱，或者什么也挣不了，这让忘归扫兴。
忘归不能挣钱。忘归很惆怅地坐在长江二桥上，看汉口和武昌。快过年了，武汉的冬天有雾，水浅的地方结着冰凌。到处都是吊车的轰鸣声。武汉没有安静。武汉每天都在上升，它离长江越来越远了。忘归觑着眼睛往远处看去，这座城市很美丽，它有两条江，一百多座湖，现在它们都被污染了，江湖里的水杀机四伏，再也不能喝了。
忘归曾经想过，他要做一个卖水人。他提着一只陶罐，陶罐里装满凉爽的清水，沿街叫卖。“谁要水——清水——”有人从一百年的建筑里走出来，有人从两百年的树上跳下来。“孩子，我们要水。”他们对忘归说。忘归站下来，举起陶罐，把清水倒进那些武汉人的水杯里，然后快乐地走开，继续去另外的地方叫卖。“谁要水——清水——”
忘归其实不是卖水人，是送水人。忘归把陶罐里的清水倒进武汉人的水杯里，看着他们欢欣鼓舞地端着清水回家，回到一百年的建筑中，或者两百年的树上去，他们就有了自己的江和湖，变成快乐的清水人了。不过反正都一样，武汉人温情脉脉，很讲规矩，干什么都得付钱。钱是武汉的标准，他们总是要向忘归支付水钱的。钱和女人，是武汉的标准。
忘归拥有一群刚进城的民工。忘归对他们吹牛，向他们炫耀。忘归老是说，我要死了，要不了几天，我就烂死了，我会很痛苦。
忘归得的是艾滋病。他的父母卖血，每个月卖四次，卖了五年，盖上了四间大瓦房，等房子盖好了，父母就得上了艾滋病，现在他们都死了，只剩下忘归和烛奴。小叔深谋远虑地教训小婶说：“都是瓜，都是五年，我把自己发展成武汉人，我哥把自己发展成死鬼。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没有人同情郑重其事的忘归。武汉越来越坚强，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越来越多的新鲜病在产生，艾滋病已经算不上老大了。重要的是，忘归是一只到处游荡的野猫，几乎没有任何渠道传播他的病，吹牛不行，夜里站在屋外举着小鸟撒尿也不行。这样的忘归，大家不太在意他。
一辆运鱼的货车在发展大道上翻了车。这种时候它开到发展大道上来简直是找死。鱼泼了一马路，它们全都是梁子湖肥腴的胖头鱼。人们冲到马路中间去抢鱼。武汉人喜欢用它们煮鱼头火锅和胖鱼脸，现在它们拼命在柏油马路上赛跑，翕动着鲜红色的腮，因为没有腿，奔跑起来很艰难。忘归冲进人群中，眼疾手快，抢了两条鱼。鱼朝他吐唾沫。忘归顾不得，转出人群跑回家。
小婶给了忘归一耳光，骂道：“药闹的鱼也往家里捡，想把你弟弟闹死呀？”
忘归摸着火辣辣的脸说：“不是药闹的鱼，我在马路上捡的。车翻了，我捡的。”
“要翻翻一车，怎么只捡两条，”小婶不高兴地说忘归，“那一车鱼呢，鱼在哪里？你的手呢，让人砍了？”
小叔正在过早，一边就着臭干子喝小茅香，一边看韩剧。电视机是花三十块钱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只能收湖北卫视和山东卫视。小叔很喜欢看韩剧，他一直弄不明白，韩国人为什么从来不为钱发愁，他们只为爱情发愁。小叔是高中毕业生，有文化，他认定韩国是一个生长爱情的国家，就像武汉是一座盛产臭干子的城市一样。小叔对湖北卫视和山东卫视充满了感激之情。
小叔把筷子伸向最后一块臭干子。他落空了。臭干子到了小婶碗里。小婶把臭干子夹断，一小块一小块喂怀里那个肮脏的孩子。
“你不需要营养了，孩子还要读书。”小婶振振有词地对小叔说。
小叔不满意地看了小婶一眼，拿筷子头沾了一点卤水，用舌头舔了一下，喝一口小茅香。“他还早。”又说忘归，“你个没用的东西，只知道吃臭干子，一个字都不会念。”
忘归没有吃臭干子。忘归去锅里盛了一碗饭，用卤汤拌了饭，呼呼地往嘴里扒。
小婶很警觉，抬头看了一眼小叔，又看了一眼忘归，说：“我说，节约两个钱吧。”
“你说什么？”小叔看着小婶问。
忘归停下来，把嘴角的一粒饭抠下来，举到眼前看了看，塞进嘴里，神气地说：“你以为我想和他们坐在一起读书吗？我根本不想。”
小叔就笑，夸奖忘归说：“狗日的，有骨气。”
烛奴也不读书。烛奴在楼上不耐烦地喊：“你们还让不让人睡觉？”烛奴晚上上班，早上回家来睡觉，她最恨起早床的人。
烛奴在发廊里给人洗头，一边洗一边和人打情骂俏，然后和客人上楼，在肮脏的按摩床上替客人按摩，或者倒过来，让客人按摩她。烛奴每接一个客人可以拿到二十块到五十块钱，其中六成归老板娘，四成归烛奴自己。烛奴是老板娘的员工，老板娘有好几个像烛奴这样的员工。老板娘不白收那六成，要给烛奴们交暂住费，要替烛奴们向道上交保护费，没有客人的时候，烛奴们用发廊的焗发油焗头发，还有摩丝，还有电，这些也是开支。老板娘老是埋怨经济萎缩，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太慢，客人少了，烛奴们工作不饱和，浪费摩丝，让人血压高，生闷气。
除了冬天，烛奴每个月能挣一千多块钱。烛奴把大部分钱都交给小婶，作为她和弟弟忘归的生活费。武汉的冬天冷得不像话，发廊这种地方工作条件不好，武汉的客人比较挑剔，嫌衣服穿得厚了，脱起来麻烦，来得少。民工大多数回乡看老婆孩子了，乡下有麻将牌打。业务人员忙着收款子，急得上火，没有心思到发廊里来洗头。员工们闲得很，有大量时间守着电视机嗑瓜子。好在烛奴年轻，有一双狐狸眼，攒了一些熟客。烛奴是属蜡梅的，在冬天也闲不下来。
烛奴不但不白吃饭，还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所以烛奴不怕小婶的眼色。烛奴很神气地把脏兮兮的钱往桌子上一甩，倦慵地说：“我已经吃过了，现在去睡觉，不要闹我。”
小婶不敢骂烛奴，只好骂小叔，叫小叔不许碰她。“我不能从那个鬼地方逃出来，到了武汉还得那种病。”小叔回骂小婶，说没有你，我早就做富翁了，都是让你这个黄脸婆耽误的。小婶不依不饶，闹着要去医院检查染上病没有。小叔牙疼似的抽着冷气说：“你个黄脸婆，你以为人人都有资格么？”
武汉的孩子都很忙，他们像自己的父母一样，一副重任在肩的样子，走路从来不会停下来，看看天空或者什么的。他们不会像忘归一样，花两个小时跟在洒水车后面，看洒水车一路浇湿花坛里的花，从来不突然扯着喉咙大声唱一句：“恨不得大风刮过来——”然后突然大笑着跑开。忘归没有朋友。从河南来的忘归，只有一个孤独的影子陪伴他。
那些从河南或者陕西来的常住民，他们在五干道边上住了下来，收荒货或者做卤菜。“政府管得紧，窨井盖不能收，你要是嫌重，两毛钱一斤，我找人帮你销了。”“不用硫黄熏，卤菜的样子不好看。现在什么没有毒？我这样做，总比行贿有良心。”他们敢作敢为，赚了一些钱，就把老婆孩子从家乡接出来，从后湖乡的菜农那里租房子。他们认为自己是武汉人，也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和忘归玩。“周至，说过多少遍，不要和艾滋病孩子玩。”“王欢，离那个艾滋病孩子远点儿，别让那个小崽子挨你。”忘归没有朋友。从河南来的忘归，只有一个孤独的影子陪伴他。
忘归找不到人说话的时候，就到烛奴的发廊里去玩。忘归知道很多武汉女人的故事，但是他常常把事情弄错了。烛奴的那些姐妹，她们并不是武汉女人，她们和他一样，也是农村来的。秭归、长阳或者黄石，那是一些非常美丽的地方。她们不嫌弃忘归。她们让忘归在她们手心里抢瓜子儿。她们对忘归说：“我们便宜。”忘归骂她们：“你们逃税。”她们风骚地吐着瓜子壳，邪邪地对忘归笑，说：“小弟弟，你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弟弟。”
老板娘说过好几次，要烛奴把忘归赶走，不许忘归到发廊来。老板娘不愿意客人知道忘归是个不可救药的病孩子，那样她就没有生意了。老板娘是一个有洁癖的女人。
“那我也不来了。”烛奴很爽快地说，“你解雇我好了。”
老板娘尽量装出开玩笑的样子说：“未必我这里是人性关怀公司，要替市政府排忧解难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