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依《金沙》一书报道，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小型玉璋”有100多件，长度在5.2厘米左右。其中金沙祭祀区14号礼仪性堆积中，出土了69件“小型玉璋”，300多颗绿松石珠，9件玉镯以及50余件金片等。据朱章义等研究指出，“在三星堆遗址中也曾出土过4件小型玉璋，不过器型略为宽肥些。这种小型玉璋在国内的其他区域都没有发现过，因此很可能为四川盆地青铜文化所特有”。
笔者在下文中，将详细讨论三星堆遗址鸭子河南岸出土四件小型牙璋，器身上侧沿都有竖向刻纹。至于金沙出土100多件“小型玉璋”中，是否也有些如鸭子河岸出土小牙璋上纹饰相同之处？据现今《金沙》一书中所发表三件金沙小型玉璋单面照片看来，器身都是素面。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待日后资料的公布。
自1929年以来，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牙璋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可说是四川地区商周之间最具代表性的玉器。199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举办第二届“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会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德安先生发表他的大作《试论三星堆玉璋的种类、渊源及其宗教意义》，引起了学术界很大关注。按陈氏介绍，三星堆牙璋先后于1929、1984、1986、1988和1988年五次出土，曾分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广汉市文管所和三星堆博物馆内。笔者自2002年以来几次访问三星堆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和四川省博物馆期间，亲手接触到三星堆出土的一些牙璋实物。
现今《四川广汉三星堆遗迹》(1994)、《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1998)《三星堆祭祀坑 》、《三星堆祭祀坑 》(1999)和《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2000)先后发行，对三星堆玉牙璋面貌有了更全面的理解。按迄今陈德安等所公布三星堆一号和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玉牙璋，从文字描述、线图及照片中，牙璋上均未见具有竖向刻纹。至少，就目前证据，可认为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玉牙璋，并不具备有竖向刻纹的特征。同样，笔者在四川大学博物馆，亲自观摩三星堆早年出土玉牙璋。据高大伦和邢进原所描述，川大与四川省博物馆所藏玉牙璋，侧沿均不见竖向刻纹的特征。笔者在四川大学博物馆亲自观察三星堆早年出土玉牙璋，亦得到同样的结论。
目前，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牙璋上有竖向刻纹玉璋，仅见于三星堆遗址西城墙外鸭子河边，一共出土“小型玉璋”四件。1994年陈德安在中文大学发表文章中曾提及鸭子河边出土小牙璋，收藏于广汉市文管所，但没有对这四件“小型玉璋”作更多的讨论。同年陈德安主笔《四川广汉三星堆遗迹》中，发表鸭子河出土四件“小型玉璋”彩照及文字简介。这几件“小型玉璋”长度为3.7－4.1厘米。“三星堆遗址鸭子河南岸出土，为商代前期遗物。器分别为棕红色、黄褐色和灰白色。软玉质，透明度较差。四件形制相同，器身薄，双面平整。体宽柄窄，射部前端宽大呈弧形叉口刃，柄身之间有三组阴刻并行线纹，两侧和并行线对应处有齿状扉棱”。以上文字内容，提供我们对了解鸭子河“小型玉璋”的基本认识。然而，这段文字描述并没有涉及“小型玉璋”两侧沿是否有竖向刻纹的问题。据同书第83页刊载了四件玉璋彩照。其后1998年在日本广岛县立美术馆三星堆文物展览中，也展出了鸭子河出土四件小型玉璋，发表了清晰彩照。据之可见“小型玉璋”牙饰体部侧沿，均有清楚竖向刻纹，又与牙饰间横向刻纹相互交错。这种“小型玉璋”从形制上与大型牙璋相当一致，虽称之为小型牙璋，当与大型牙璋结合考虑。
②河南新郑牙璋
自1974以来，河南新郑县新村公社的望京楼先后出土一些商代玉器和铜器。1992年第一期《中原文物》中，赵炳焕、白秉乾发表《河南省新郑县新发现的商代铜器和玉器》一文，其中公布一件玉牙璋长37.5－4.1厘米、宽9.5厘米、厚0.4－0.5厘米。据报道该牙璋是“凹腰斜尖刃，刃部锋利，璋两边无刃。束腰，边缘有阴线槽沟，饰有13条阴线弦纹，并镌刻对称图案，柄部有一圆孔，又有对称兽首状飞牙，柄稍残”。其中“边缘有阴线槽”与本文竖向刻纹所指是一致的。这件玉牙璋最近在《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的河南分册中刊登了彩照。据同书李玲撰文的描述，该牙璋只有中间饰弦纹数道，并未提及侧沿有竖向刻纹。然而，依是书所发表望京楼牙璋彩照，侧沿两边均有较浅竖向刻纹。因为笔者未观察过望京楼的牙璋实物，究竟玉璋双面是否都有竖向刻纹，有待确认。
总结以上，从空间上，自黄河流域中游至长江上游、越北红河三角洲顶部，均可见竖向刻纹类型牙璋的分布。很明显，带有竖向刻纹牙璋分布是在东亚大陆以西一线范围内出土；中国东部沿海自山东南下福建、粤东及珠江三角洲，都从未见过竖向刻纹的牙璋。
四、余论
按目前考古发现出土牙璋分布，横跨北纬40°至20°、东经123°至102°之间。对东亚牙璋玉器分布的历史含义，值得从不同角度揣摩推敲。饶宗颐教授一再指出，牙璋分布与《淮南子·泰族训》所说商人疆土的“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之说吻合。但从考古角度来说，首要界定“商人疆土”的定义问题。日本学人西江清高教授尝试把“中国”的原型出现和牙璋分布圈形成两者同时考虑西江，未尝不是很有见地的观点。然而，同样“中国”的原型概念尚有待榷论。近十余年来，东亚牙璋仍有较多新发现，颇引人瞩目。其中牙璋分布有三点很值得今后重视。
第一点：牙璋分布北限的问题。目前牙璋尚未能超过北纬40°的界限。北方宁夏、内蒙和辽宁几省仍然是牙璋分布的空白区。据最近的报道，原来早于1965年在甘肃清水县金集乡连珠村，就曾出土一件玉牙璋。研究者认为从玉材、制作技法和形制上观察，金集乡连珠村牙璋接近于河套地区的龙山文化风格，也是夏商中原文化扩散的结果。把甘肃清水、陕西神木和山东海阳连成一线，是现今所知东亚出土牙璋最北的界限，牙璋向北发现的突破，有待今后考古工作。
第二点：牙璋西传问题。据过往牙璋出土分布的范围考察，黄河中游河南开封至许昌、长江上游四川广汉至成都，分别是牙璋东西两处集中出土的核心地域。过去这两地之间，牙璋只有极零星的发现。近年，陕西商州市出土相当于二里头一至四期的玉石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杨亚长先生在商州市东南丹江北岸东龙山遗址，从二期文化八座墓内发现了随葬的玉器。其中第83号墓葬中更出土一件牙璋，系用碧玉制，通体光素，长28厘米、宽5－7厘米、厚0.5厘米。商州东龙山牙璋的发现，为黄河中游牙璋西传路线的考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第三点：牙璋南传入越北问题。近年越南考古牙璋不断出土。1994年何文瑨教授发表《越南出土牙璋》，就仅有四件牙璋。2002年以来，笔者、阮金蓉博士和越南河内大学Han Van khan教授，在Xom Ren遗址先后共发现三件牙璋。2007年1月3日，幸蒙阮金蓉博士指教， Xom Ren遗址一处墓葬又再出土两件大型牙璋，长约60厘米，甚具气派。迄今所知，Xom Ren一处遗址共发现七件玉牙璋，是四川成都金沙以南已知发现牙璋最多的一处地点。估计越南冯原文化中牙璋等的玉礼器，今后会有更多发现。这对于商文化在越北扩散具体内涵的理解，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从黄河、长江和红河流域间牙璋本体侧沿纹饰特征来看，竖向刻纹应该是同一文化传统扩散的结果。目前虽然未有更具体的证据证明，但三地间这种牙璋由北而南大体上传播方向的可能性，是无法否定的对中国牙璋传播方向，亦有不同的意见。美国学者罗泰认为：“我们或许可以解释出一条由黄河及长江盆地传向三星堆文化地区的文化刺激，在当地演化后再向其他邻近地区传递的轨迹。”虽然罗泰自谦，认为以上意见是有“过于简化的危险”。然而，我们据牙璋纹饰细致分析后，仍倾向支持罗泰的论述。
本文从牙璋上单独抽出竖向刻纹，作为“指纹特征”性质，来考虑东亚牙璋体系问题。从上文讨论可知，东亚具有此种竖向刻纹的牙璋，目前仅在黄河中游望京楼、长江上游三星堆鸭子河、金沙和越南红河三角洲顶部冯原、Xom Ren遗址发现过。并且越南牙璋中，具有此特征刻纹的牙璋所占比例不少。冯原遗址出土三件牙璋中，全具有竖向刻纹。反观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大型牙璋中，却基本上不见竖向刻纹。按现今数据考察，牙璋是从蜀地输入南越的说法，尚有待更多证据去剖析。
有关竖向刻纹体系牙璋来源问题的解决，河南望京楼出土牙璋的角色至为关键。这件牙璋上既有明确无误的竖向刻纹，牙饰为张咀兽头式，整体形态上逼近二里头牙璋，且时空上与二里头的传统直接接轨。然而，二里头牙璋又从未见有竖向刻纹。据望京楼玉器和同出青铜器特征推测，赵炳焕等认为多是商二里岗期遗物，亦即竖向刻纹牙璋的传统，很可能是发轫于二里岗期黄河中游一带。
从牙璋来说，现今所知最具代表蜀地风格的因素，在红河流域一带却未见明显的踪迹。具体上如陈德安把三星堆牙璋分为A、B、C三大类型，其中A型牙璋，十分接近二里头、二里岗的同类器物。陈氏从而指出蜀地Ａ型牙璋，是二里头文化影响的结果。而三星堆中代表地方风格的B、C型牙璋的数量较多，璋的端刃部分变成叉口刃似鱼咀或禾芽状，所属时代较晚；而B、C型的牙璋在越南从来未发现过。
据此，可能显示在比三星堆较早期的阶段，蜀地的玉文化对红河三角洲已具有了广泛的影响。牙璋等玉文化从四川辗转入越北的时间，可能是在商代较早的阶段，亦商文化向外扩张最炽热时期。从空间上，黄河与红河两地之间交通，不可能绕过四川盆地而空降越北。现今考古发现黄河与红河均有竖向刻纹牙璋，则居中间位置的四川同样牙璋较多之发现，指日可望。
另外很值得注意是近年小型牙璋冒头的现象。迄今除四川省外，中国其他地区都没有出土过小型玉牙璋。广西感驮岩洞穴遗址出土一件小型骨质牙璋，长5.8厘米、宽1.4厘米，也比现今所见小型玉璋稍大。三星堆、金沙遗址群都发现过大型与小型的牙璋；越南Xom Ren遗址也有类似的发现，说明两地牙璋共性是颇堪玩味的。或许小型玉牙璋是四川盆地最初演化的新器物，可能是代表一种新的礼仪，其后再南传到越北的红河流域。由于蜀地与越北之间，相关该时期考古的发现空白太多，对两地间任何文化关系要下一稳当的结论，都有言之过早之嫌。目前我国对牙璋公布资料不足，笔者又未能逐一到各地观察实物，以上考察只能说是目前阶段性研究的结论。
从越南考古发现显示，相对于西南中国的三星堆及金沙遗址等发达青铜器与玉器鼎盛的现象，凸显出冯原文化中在礼器方面青铜器阙如而玉器文化相当发达的特殊现象。玉器与青铜器两者制作技术，为何异步扩散等问题，更迫近早期国家形成阶段中，有必要考虑到政治、军事等关键因素直接介入的影响，很值得深入玩味。总之。四川与越北在青铜文化早期交流的实况，现今仍然是像陷身于五里雾中。
从越南牙璋来源探索来说，最早是何文瑨、饶宗颐等指出越南与四川两地牙璋有着较密切关系。饶教授一再指出冯原文化牙璋中，不乏典型早商风格的器物。1997年笔者从张咀兽头牙饰特征不见于中国东部沿口范围，指出四川与越北牙璋间有较大的共性。本文中更具体从牙璋本体上的竖向刻纹，判断黄河、长江以及红河三地牙璋纹饰上具有共同“指纹特征”的传统。
近年东亚牙璋相继的新发现，为牙璋扩散路线理解，提供了探索基础。随着日后更多牙璋的发现，除各地牙璋空间上平面分布的理解外，通过时序先后仔细排比的认识，再迈向从牙璋出现时空差异与扩散历程等方向的突破，可以指望对东亚不同形式牙璋立体分布有更具体的认识。今后据各地牙璋的制作工艺、纹饰等细致深入的研究，按时空架构对东亚各地牙璋系统的爬梳，未尝不可为东亚牙璋体系的建立，开拓出一新的局面。越北红河流域是牙璋分布的南限。冯原文化中的牙璋，有明显的竖向刻纹特征，提供了点破中越牙璋关系一重要的线索。
后记：1992年12月有幸得附骥尾，随饶宗颐教授赴河内出席法越共同主办的“越民族文化国际学术会议”，复得提撕启迪，得闻夫子明教，所言“殷人势力已远及东南亚”及“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问题”，言犹在耳，信为巨眼，不胜感拜。尔来十余年间，八次越南考察尘踪所及南北，先后与考古学院共同发掘长睛及Xom Ren遗址，自奋于越北早期青铜器时代冯原文化之探索，心余力绌，寡学堪耻。欣逢选堂先生九十寿辰之庆，敢奉瓦石，敬求折中于夫子，是否有当，幸勿姑息。拙文所引用越方牙璋资料，幸蒙何文瑨教授、阮金蓉博士Han Vankhan教授指示迷津；雄王博物馆、富寿省博物馆领导提供牙璋实物考察，感不去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