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中国黄金制品的南北系统
段渝
不论在古代文献还是考古学上，迄今还没有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黄金制品被发现。考古学上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出现在青铜时代，目前所见资料中最早的一例，要数1976年在甘肃玉门市火烧沟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黄金制品，有黄金制作的“鼻饮”和齐头合缝的金耳环，与彩陶、石器、青铜器和银器共存，其年代大致与夏代同时，相当于齐家文化的后期。除此而外，在中国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夏代的黄金制品。
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较多地出现于商代。从地域上划分，商代的黄金制品，在中原和北方地区主要发现于北京、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和山西，在南方则集中发现于四川。这些出土的黄金制品，不论从它们的形制、数量或制作方法上，还是从它们的功能体系上看，都存在南北之间的系统区别，反映了商代南方系统和北方系统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本文试对这几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抛砖引玉，就教于海内外达识方家、博学通人。
一、商代黄金制品的北方诸系统
本文所说的南方和北方，是指地理学上以秦岭和淮河划线所区分的南方和北方。
中国北方地区现已发现的商代黄金制品主要如下：
1．河南郑州商城
郑州商城发掘中，在商城东北角内侧的祭祀坑内，出土一团极薄的金箔片，展开之后是一件夔龙纹金叶饰片。
2．河南安阳殷墟
1931年至1932年殷墟第四、五、六次发掘，出土黄金块2块及小片金叶，黄金块出土于E16坑内，黄金叶出土位置不详。在安阳后冈的商墓中还发现少量黄金制品，如后冈大墓内发现黄金叶，后冈M47二层台上也发现黄金。在安阳侯家庄甲种I式大型墓HPKM1001的盗坑填土中发现有黄金残片。新中国成立以前共在小屯发掘出金叶24片，最薄仅0.5毫米《小屯》丙编。
1953年在安阳大司空村171号墓出土金箔1件，厚仅0.01毫米。
此外，在安阳殷墟曾发现一块重一两的金块，尚未进行制作，大概是天然金初经熔化而自然凝结者。
3．河南辉县琉璃阁
在河南辉县琉璃阁141号商墓内出土金叶片，共重50克。
4．河北藁城台西
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中期墓葬M14内发现金箔片，金箔片上压印有云雷纹，厚度不到1毫米。
5．山东益都苏埠屯
在山东益都苏埠屯商墓内，出土金箔14片，均极薄而均匀。
6．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
1977年在北京平谷县刘家河发现了一座商代中期墓葬，墓内出土一批黄金制品，计有：
金臂钏2件，形制相同，系用直径0.3厘米的金条制成。两端作扇面形，相对成环，环直径12.5厘米。一件重93.7克，另一件重79.8克。
金耳环1件，一端作喇叭形，宽2.2厘米，另一端作尖锥形，弯曲成直径1.5厘米的环形钩状，重6.8克。
金笄一件，长27.7、头宽2.9、尾宽0.9厘米，截断面呈钝三角形，重108.7克。
此外，还出土金箔残片，残存2×1厘米，无纹饰。
7．北京市昌平县雪山村
1961年在北京昌平雪山村的一座墓葬中，发现一副黄金耳环，一端作喇叭状，另一端作O形。
8．河北卢龙县东阏各庄
1972年在河北卢龙东阏各庄商代晚期墓葬中出土与饕餮纹鼎、乳丁纹簋共存的金臂钏，两端接头处作扇面形。
9．辽宁喀左县和尚沟
1979年在辽宁喀左和尚沟墓地M1内出土2件金臂钏，两端作扇面形，年代约为商末。
10．山西石楼县后兰家沟、永和县下辛角村、吕梁县石楼镇桃花庄
在山西石楼后兰家沟、永和下辛角村分别发现了与殷墟式青铜器共存的黄金耳饰5件，耳饰柄端作横S形，垂端作卷云形，柄的中部穿绿色珠。
另在吕梁县石楼镇桃花庄墓内人骨腿骨处和头骨处发现金片，还出土上有绿松石的金片8片(可能是耳环)。
11．山西保德县林遮峪
在山西保德县林遮峪发现了与殷墟式青铜器共存的黄金“弓形饰”2件，素面，两尖端各一穿孔，一件高11.1厘米、宽26厘米、厚0.5厘米，一件高13厘米、宽29.1厘米、厚0.5厘米，另有金丝6根。
从以上中国北方地区出土商代黄金制品的情况，可以看出它们具有两个明显的共性：第一，它们都出土于墓葬(殷墟金块除外)；第二，它们都是作为装饰品(人体装饰物或器具饰件)来使用的(金块除外)。从墓葬的角度上看，尽管对于山西保德、石楼、永和等处出土点的墓地情况，目前还了解得很少，但包括青铜器和黄金饰物均属墓葬的随葬品，则是可以肯定的，而其他地点出土的黄金制品都确凿无疑地出于墓葬。从装饰品的角度上看，安阳后冈M47出土的黄金叶，是与绿松石、蚌片等一道组成的圆形饰物，显然是装饰在木器或其他易朽器物上的遗痕。至于藁城台西M14出土的金箔片，原来也是漆盒上的饰件，这从出土的漆盒尚见痕迹便一望可知。金叶和金箔片虽然在用途上并不与其他地点所出的作为人体装饰物的金臂钏、金耳环、金笄、金“弓形饰”(疑为弓形头饰)等相同，但从作为装饰品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则是共同的、一致的。
然而，由于地域、民族和文化区系的不同，商代北方地区的黄金制品又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别。下面对此加以扼要分析讨论。
金箔见于藁城台西、平谷刘家河和山东苏埠屯商墓，郑州商城、殷墟、辉县琉璃阁等地出土的金叶其实也属金箔一类，不过切割成叶形而已。殷墟出土的金块，大概是供进一步加工捶制成金箔的材料。除此而外，北方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商代金箔。藁城台西就其文化面貌看，与商文化很少差别，应属商文化的亚区。平谷刘家河就其青铜器看，更接近于安阳殷墟早期墓葬中所出的同类器形，应为附属于商王朝的方国遗存。平谷刘家河位于燕山南麓，在商周二代均属所谓“北土”。《左传》昭公九年记载詹桓伯说：“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大概刘家河出土的青铜器和黄金制品就是商代燕(北燕)的文化遗存。由此看来，北方的金箔均出于商文化区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方国，其他文化区域则未见，这似乎意味着殷人和殷商文化有制作金箔的习俗，而北方其他文化则没有这种传统。
出土金臂钏的北京平谷刘家河与辽宁喀左和尚沟在文化面貌上差别很大。喀左和尚沟墓地属于燕山以北、长城以外介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的魏营子类型，年代为商末周初，晚于刘家河墓葬。而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除和尚沟墓地出土两端作扇面形的金臂钏外，其他地点迄未发现，也没有发现同类别的青铜或其他质料的臂钏。这种情况表明，燕山以北大小凌河流域魏营子类型的金臂钏，是由燕山南麓平谷刘家河传播而至的。关于这一点，如果联系到1961年在宁城南山根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石棺墓M101内发现的金臂钏来看，将会更加清楚。
南山根M101内出土的金臂钏，两端也作扇面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其形制与刘家河和和尚沟所出大体相同，所不同的仅在南山根M101金钏的两端是相对接的，而刘家河和和尚沟金钏则不合缝对接。不过由此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金臂钏显然是从魏营子类型演变而来。可见，不论在地域传递关系、形制演变关系还是时代早晚关系上，都可以说明两端扇面形金臂钏从燕山南麓向燕山以北、长城以外发展的事实，而不是相反。至于燕山以南河北卢龙东阏各庄出土的金臂钏，从其形制与刘家河所出相同以及年代晚于刘家河等情况分析，可以认为是刘家河金臂钏向其东南方向邻近方国发展的结果。
金耳饰根据其形制可在地域和文化上分为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燕山以南、长城以内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喇叭形金耳饰，另一个系统是太行山以西黄河东岸的商代方国文化的穿珠式金耳饰，两个系统的金耳饰在形制上完全不同。
黄河东岸山西石楼、永和等地出土的穿珠式金耳饰，均与殷墟式青铜器同出，表明它们是太行山以西黄河东岸的商王朝方国的文化遗存，可能与商代的“鬼方”有关。古文献多见“鬼方”和“伐鬼方”的记载，《易·既济九三》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未济九四》、《后汉书·西羌传》引《竹书纪年》等记载略同。高宗是殷王武丁庙号，武丁时殷王朝西伐至太行山以西地区，使商文化扩张到黄河东岸，“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这一史实与该区多次发现殷墟式青铜器的现象恰相一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不过，山西黄河东岸出土的穿珠式金耳饰，却绝不见于商文化和商代其他文化，表明是该区方国文化有特色的地方产物。有学者认为山西黄河东岸各地与金耳饰同出的一些青铜器具有斯基泰文化(Scythian Culture)的特征。可是斯基泰文化的形成年代，一般认为仅能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远远晚于殷墟文化的年代，可见此说完全不能成立，而穿珠式金耳饰也与斯基泰文化完全没有关系。
至于燕山南麓、长城以内的北京平谷刘家河和昌平雪山村出土的喇叭形金耳饰，两者形制相同，应属同一系统。考虑到喇叭形青铜耳饰是燕山以南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典型饰物，在河北大厂大坨头、天津蓟县张家园、围坊、北京昌平雪山、房山琉璃河刘李店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房山县文教局、河北唐山大城山、小官庄等地均有发现，因而燕山南麓所出与此相类的喇叭形金耳饰就完全有可能脱胎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喇叭形青铜耳饰。虽然这两种耳饰在形制上也存在一点差异，金耳饰的柄部作O形，青铜耳饰的柄部作倒U形，但这种差异所体现的是同一文化中同类制品的早晚变化关系，而不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正如张忠培等先生所分析的那样，较早的喇叭形耳饰的柄呈倒U形，较晚的出现了O形柄，而形制与青铜耳饰相同的金质耳饰，出现在较晚的阶段。所以，喇叭形金耳饰应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产物，平谷刘家河出土的这种金耳饰，应来源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这种情况表明，喇叭形金耳饰这种文化因素的流动方向，恰与上文所论两端扇面形金臂钏的流动方向相反，不是从刘家河墓葬流向夏家店下层文化，而是从夏家店下层文化流向刘家河墓葬，诚可谓相反相成。
至于出土于太行山以西黄河东岸山西保德的黄金“弓形饰”，则在商代的黄金制品中独树一帜，除此之外的其他地区均未发现这类制品，迄今尚无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材料。大概如同分布于与之相距不远的穿珠式金耳饰一样，黄金“弓形饰”同样也是该区方国文化有特色的地方产物。
从以上的分析讨论中可以初步总结出商代黄金制品北方诸系统的几个特点：
第一，中原商文化区的金箔系统，其分布空间大体上在燕山以南的华北平原范围内，并向东伸展到山东半岛西部边缘。
第二，燕山南麓、长城以内平谷刘家河的两端扇面形金臂钏系统，这个系统有着向燕山以北、长城以外作历时性辐射的发展趋势。
第三，燕山南麓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喇叭形金耳饰系统，这个系统与同一文化的青铜喇叭形耳饰具有发展演变的密切关系。
第四，太行山以西黄河东岸的穿珠式金耳饰和黄金“弓形饰”系统，这个系统既没有东跨太行，也没有西越黄河，而是自成一系，与其他系统之间不存在交流传播关系。
总的说来，商代北方地区的黄金制品主要分布在黄河以东的华北平原及其北侧和西侧，而以西侧尤其北侧的燕山南麓为发达，制作较精，水平甚高。不过，诸系都存在数量不丰，种类不多，形体较小等特点。与同一时期的青铜器相比，北方诸系统的黄金制品明显地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地位也远在青铜器之下。
二、三星堆文化：商代黄金制品的南方系统
迄今为止的考古资料表明，商代南方的黄金制品集中分布在西南地区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成都市金沙遗址。
广汉位于横断山纵谷东侧的成都平原中部，水网密布，生态良好。1986年夏在广汉三星堆遗址相继发现两个祭祀坑，出土大批青铜、黄金、玉石制品以及大量象牙和海贝。其中的各种黄金制品多达数十件，一号坑计出4件，二号坑计出61件，另有金箔残片残屑等191.29克，还有4件粘贴于青铜人头像上的金面罩，可谓全国现已发现的商代遗址中出土黄金制品最为丰富的，其数量超过北方诸系统出土量的总和。三星堆黄金制品的年代，可以根据祭祀坑青铜器的年代予以确定。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一号坑的下埋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其中青铜器的年代在二里冈上层一、二期与殷墟一期偏早阶段之间，二号坑的下埋年代约在殷墟三、四期之间，其中青铜器的年代均在殷墟二期的年代以内。因此，与两个祭祀坑内青铜器密不可分的黄金制品的年代，可以分别确定为商代中期和商代晚期。
成都市金沙村遗址位于成都市区西部，从2001年2月发掘至2002年中，共出土金器40余件，器类主要有人面像、射鱼纹带、四鸟绕日饰、鸟首鱼纹带、喇叭形器、盒形器、球拍形器、鱼形器以及大量器物残片等，其年代约为晚商到西周。金沙遗址所出金器，有些与三星堆所出极似，可归于三星堆文化系统，另有一些则不见于三星堆文化，由于对其具体年代尚不能完全确定，本文暂不予以列举。
三星堆出土的各种黄金制品，根据发掘报告，主要有如下种类：
1．金杖(K1∶1)
1件，用纯金皮包卷木芯而成，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杖的上端有一段46厘米长的平雕图案，分为三组，用双勾法雕刻出鱼、鸟、人头、羽箭等图案。
2．金面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