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开始，白淑芬对高过的信任和大度感到欣慰，不管这是一种奖励或者施舍，它都证明了高过对白淑芬是器重的，把一条生命的生杀大权交给她，这里面甚至有一种讨好的意味。但接下来，白淑芬心里就涌出一股复杂的快意。她们是老同学、老战友，她白淑芬和乌云，从一开始就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她在落难之前，一直做着乌云的领导和大姐。她曾经真心地喜欢过乌云，爱护过乌云，帮助过乌云。可乌云很快就超过了她，不是某一个方面，差不多是在每一个地方都超过了她。乌云的学习是最好的，乌云的工作是最好的，乌云的人品相貌是最好的，乌云的性格和人际关系是最好的，甚至乌云的男人和孩子都是最好的，而这恰恰是白淑芬所欠缺的。和乌云在一起工作和生活，白淑芬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心，成为众人的注目所在，永远都站在一尊美丽圣洁的女神的阴影之下，对争强好胜的白淑芬来说，这无疑是刻骨铭心之痛。都是同学，都是战友，都是女人，凭什么乌云就该比白淑芬优秀呢？凭什么她就该比她生活得好呢？老天爷就算不公平，也不该不公平到如此程度！如果她们不是同学、不是战友，白淑芬也许就不会有那么深刻的妒意了，但她们是；如果她们昔日没有那么真诚的友谊，白淑芬也许就不会妒忌得刻骨铭心了，但是她们有，这就使白淑芬欲忍而不能了。“三反”、“五反”运动时，白淑芬出卖过乌云，使乌云的心灵蒙受了无可弥补的痛苦，白淑芬有过一时的痛快，但事过之后，也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忏悔，特别当她事后知道了那个难产生下的孩子是个痴呆儿时，她的女性的天性让她感到了深深的内疚。这以后，白淑芬自己的生活也出现了厄运，因为丈夫的事，她受到了不公平的牵连，连工作都找不到，是乌云帮助了她，使她在危难之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白淑芬为此而感激乌云，由衷地感激乌云。同时，她对乌云的负疚感也再一次加重了砝码。她欠乌云的，欠得太多，太重。她已经不可能再超越乌云了。她们这一生如果始终在一起——假使命运是这样安排的话——那么她就注定得一辈子背着这沉重的负疚感，一辈子承受一个被拯救的弱者的名分，一辈子得抬起头来仰视乌云的美丽、圣洁和善良、大度。这是一个怎样的心灵重负呵！这是一个怎样的漫长耻辱啊！她白淑芬难道真的只能永远承受这样的心灵重负吗？真的必须永远接受这样的漫长耻辱吗？不！她不！
现在，白淑芬有了一个机会了。这是上天给她的机会，也许是她唯一能够抓住的机会。白淑芬几乎是本能地把这个机会紧紧地捏住了。她不会再放弃它，她要有所作为！
白淑芬拿眼睛看高过。白淑芬的眼睛深如古井，冷冰冰地放着寒光。高过被白淑芬看得有些发毛，就说，你看我干什么？人我已经交给你了，你要放，找个黑天，弄辆车，别让人看见，神不知鬼不觉地送走了，这个未必还要我教你？白淑芬说，不，不要你教。这个我会，我有主意。高过问，什么主意？白淑芬说，也不放，也不关。高过再问，那你要怎么样？白淑芬轻轻吐出两个字来，这两个字把高过吓了一跳。高过事后想，这个女人，真是绝到了极点，一番苦心，实在是男人都算计不到的，分明是干大事业的材料。像这样的女人，全世界又到哪里去找第二个出来？也活该她生在这乱世之中做一个“枭雌”了。高过这么一想就有些敬佩，又有些后悔，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个女人，日后倒是要防她一手呢。
白淑芬吐的那两个字是：毙了。
那个夏天，重庆的天气出现了一种反复无常的奇怪现象，一会儿出太阳，一会儿下雨，中间还有过一场七月雪，豌豆大的雪下了半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满世界是天泪似的冰珠子。老重庆人都说，几十年没见天有这么燥过。
李部听人说七月的雪子是自然界罕见的现象，很兴奋，看着一地乱滚的雪珠子渐渐地化了，就跑回屋里去翻关山林的书架，想知道这些冰珠子是怎么结成的。李部找了半天，没找着他要找的书。李部找到了别的一些书，书上全是关山林做的眉批，粗粗的红蓝铅笔，龙飞凤舞气宇轩昂，把书涂得面目全非，但那些书中以及眉批中没有自然。李部又到乌云的房间去找。乌云的书比关山林的还多，一本本的都很漂亮，只是那里面同样没有李部需要的。李部后来找到一册厚厚的《人体解剖学》，里面有许多彩色的画片儿。李部很快就被那些画片吸引了，忘了有关冰珠子的事儿。李部在那里看得面红耳赤，看过之后就发呆，然后忍不住又往前翻回去。李部有一个问题始终搞不懂。李部搞不懂的问题是，看着一张皮裹着的人，平常也就那么简单，怎么切梨似的一切开，就变得那么精细，那么复杂了？
这个问题使年轻的李部困扰不休。他想，如果阿姨在家，问题就好办了，可是阿姨不在家。李部想，要不去问问首长。李部拿着那本《人体解剖学》往会客厅走，走到会客厅门口时他站住了。他听见会客厅里有人在谈话。李部想，首长有客人，首长在谈话。等首长的客人走了，首长的话谈完了，我再向首长讨教。李部这么想，就转身到了厨房，泡了一杯茶，端着走到客厅门口，轻轻敲了敲门，然后走进去，把茶杯放到客人面前。客人是个女的，李部曾经见过，是乌阿姨那个医院的护士，到家里来过，姓刘，或者牛，要么是柳，李部忘了。李部为自己的忘性感到脸红。李部就在脸红的时候，听到客人嘴里说出的那两个字：枪毙。
关山林始终是很冷静的，当那个叫柳兰芳的护士说出乌云和其他几个人要被猛虎造反兵团枪毙这件事的时候，他既没表现出震惊，也没表现得急躁，只是用一双豹眼盯着惊惶失措的柳兰芳，似乎是在分辨她的话有多少真实之处。
柳兰芳是猛虎造反兵团的成员，当她得知猛虎造反兵团要枪毙从对立派手中夺到手的七个走资派，其中一个是乌云时，她心里不安了。柳兰芳对走资派没有好感，即使她不喜欢杀人这种方式，她也不会对走资派表示出同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乌云。柳兰芳是党员，柳兰芳入党乌云是介绍人。问题就在这里。柳兰芳可以蔑视走资派，但柳兰芳却不能对枪毙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无动于衷。就算乌云犯了错误，但她不是坏人，她要是坏人，怎么能够介绍自己入党呢？这就是柳兰芳的看法。所以柳兰芳决定来给关山林送信，她的意思十分明显，她希望关山林能把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解救出来。
关山林的表现令柳兰芳很有些失望，他一点儿也不焦急，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他坐在那里，目光尖锐地看着她。如果不是这样，她甚至会怀疑他是否在听她说话。在他们整个谈话的过程中，他只问了她一句话。他问她，他们什么时候干？然后他就站起身来送客了。柳兰芳在走出院子的时候有些迷惑。她弄不明白，也许这个上了年纪的退役军人是给吓坏了，要么他根本就不在乎枪毙人这种事，可不管怎么说，那个要被枪毙的人是他的老婆呀！
柳兰芳走后，关山林立即操起电话。他在电话里说，给我派辆车，要个不怕死的司机。放下电话后关山林就坐在那里等。几分钟后，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开到门口停住，开车的是个笑嘻嘻满不在乎的战士。在途中他们几乎没说什么话，但是在车子驶入161厂的厂区后，那个战士在架着机枪的戒严工事前丝毫不减速，并且冲着朝他们拉枪栓的造反派轻松地吹了一声口哨，这个细节令关山林十分满意。
关山林从车上下来，没有向任何人打听地点，大步闯进一栋楼房，径直走进了一间堆满了沙包和武器的地下室。你说这是军人的嗅觉也好，素质也好，反正他什么弯也没有绕，直截了当地踏进了猛虎造反兵团指挥部的门。
猛虎造反兵团的司令高过正在干涩地啃着一块面包。高过啃得很艰难。高过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面容疲惫。高过试过，但他在这个房间里竟然没有找到一口干净的水让自己把干干的面包送下肚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