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那段日子里变化极大。他开始荒芜菜地，在更多的时间里待在家中。他开始关心报纸上的事情，报纸一送来，他就抢在手中，从一版开始一个字不拉地看到四版，然后锁紧眉头自言自语道：“台湾风平浪静哪？一个字也没提，会不会是计？要不真是北边？真是和老毛子干？”他变得爱说话了，大声地像个饶舌的孩子，即便在饭桌上也喋喋不休，和送报纸的小干事也聊个没完没了。阳光在那个秋天出奇地温暖和漫长，蛋黄色的太阳在整个下午都耐心地悬在空中，风从安谧的院子通过，抚动开始泛黄的葡萄叶，沙沙作响的声音让人联想起密集的红高粱和挺拔的白桦林前仆后拥的情景。父亲送走了送报纸的小干事，回到他自己房里，不一会儿，房里便传出父亲响亮的歌声：
走上前去，
曙光在前途。
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刀和枪开自己的路，
勇敢向前冲！
……
同志们赶快起来，
赶快起来同我们一起建立劳动共和国！
战斗的工人农友，少年先锋队，
是世界上的主人翁，
人类才能大同。
……
母亲坐在院子里，母亲为父亲缝着衬衣上的扣子。母亲偷偷地抿着嘴笑。父亲在窗户里看见了。父亲越发大声地唱起一支小调：
青年你想去，
妇女来拥护。
参加红军要吃苦，
然后享幸福。
青年你走了，
吃苦又耐劳。
行起军来日夜跑，
红军士气高。
红军莫想家，
马上到黄麻。
占领地盘再请假，
请假看爹妈。
群众应关心，
要代家属耕。
他在前方把命拼，
为的是穷人。
父亲大声地唱着，他的嗓门直直的，丝毫未加修饰，但这并不妨碍他唱下去。父亲的心境就像没有一丝云彩的蔚蓝色天空，他像孩子一样只有纯净的盼望和期待，在那片蔚蓝色的期待下，父亲似乎又有了一次生命的注入。
晋京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老干部们一个个容光焕发，身穿崭新的军装，脚蹬锃亮的皮鞋，手拎一式黑色皮箱，依次蹬上披红挂彩的军用交通车。年轻的士兵们在车下拼命地擂动锣鼓，锣鼓声振聋发聩。而老干部们则全都像新兵入伍一样的兴奋，已经不再年轻的脸上带着一丝羞赧的微笑。人们在他们每个人胸前都戴上了一朵大红花，就像当年他们打了胜仗参加庆功会一样，红花映红了他们的脸庞，使他们显得格外地英姿勃发。
也许还有另外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就是，如果父亲真的去了北京，如果父亲参加了那次统帅对军队干部的接见，如果统帅和蔼可亲地告诉他的兵，天下大治，形势大好，没有什么仗需要你们打了，你们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如果这样，父亲会怎么样？父亲会感到强烈的失望吗？
我之所以这样设想，纯属是一种好奇，是我对没有发生的事件的一种了解欲望的使然，它仅仅是一个设想，因为父亲并没有得到上述那个答案，因为最高统帅根本就没有对他的老兵们说这些话。实际上，父亲他没有去成北京，事情在最后关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事件的肇事者是休息干部老王。
老王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有过爬雪山过草地的经历。延安时期，老王在中央警卫团干过三年，在站岗放哨的时候经常能看见繁忙工作之余出来溜腿的中央首长。据老王说，毛主席当年还和他拉过家常。老王在解放以后戍守祖国的西大门，中印反击战的时候，老王上前线指挥战斗，被印军的一发炮弹从吉普车里炸了出来，丢了一只胳膊，从那以后他就离职养伤了。老王休息后并没有歇着，仍然时不常地被机关工矿学校请去作报告，报告的题目是他自己起的，叫做《我为伟大领袖站岗放哨》，说的是他在延安当兵的那三年经历，为此他被好几所学校聘为校外辅导员。毛主席要接见军队干部的消息传出后，老王激动万分，逢人就说：“毛主席还记得我呢！毛主席要接见我了！”人们要是说，中国革命任重道远，世界革命方兴未艾，毛主席那么忙，怎么会记得你？他就急，一本正经说：“你以为毛主席是什么？他老人家心中装着全世界，怎么会不记得我！”院里的领导看老王那份喜悦的样子，不忍心告诉他，毛主席这回要见的是军以上干部，作为师职休息的老王不在名单上。老王被蒙在鼓里，一点不知道，整天喜气洋洋，巴心巴肝地盼着去北京见毛主席的那一天。直到出发上京的前一天晚上，院里的领导才去老王家里通知了他。院里的领导懂得委婉，说主席很忙，那么多人一下子见不过来，这拨见了还有下拨，首长你就耐心一点，等。老王立时就懵了，话都说不出来，等到能说话了，反反复复只有一句：我要去见毛主席。我要去见毛主席。院里的领导怎么解释也没用，后来急了，说，首长你怎么这样？我又不是毛主席，我就答应你又管什么用？管用吗？老王听了这话，明白是绝望了，以后再不说什么。等院里领导离去，老王就站到客厅的毛主席绣像前，六十岁的人，竟呜呜地哭出声来。
载着晋京人们的军用大交通车驶过院里的大白楼，交通车在人们的一声惊呼中猛地刹住，车上的人都探出头去看，十几层高的白楼顶上，摇摇晃晃地站着一个人，那人是老王。
人们猛抽一口冷气，都屏住了呼吸。
老王迎风站在顶楼平台边上。他穿着50年代部队发的蓝色观礼服，戴着大檐帽，胸前佩满了大大小小的战功章。强劲的风将他礼服的下摆掀起来，胸前的战功章不停地发出悦耳的撞击声。老王像一个梦游者，目光望着遥远的北方，凄楚的呼喊声随风而至：
“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的老兵想见你……”
父亲原来是坐在座位上的，崭新的皮鞋和皮箱都发出悦目的光泽。父亲脸上的红晕突然消失了，他转过头来冲送行的院领导喊：“快去把老王弄下来！没看出他要干什么吗？让他和我们一起进京！”院领导脸都吓白了。但是脸都吓白了的院领导仍然知道什么是原则。院领导说：“这是不可能的。老王他没有资格进京。这是规定，我说也不管用。”父亲的声音都变了形。父亲喊道：“什么他妈的不可能！打仗的时候也没订这么多破杠杠！”院领导说：“首长，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这没有用！”父亲像一头狮子似的从座位上扑出去，一把揪住院领导，声嘶力竭地喊道：“你眼瞎了？！他说跳就跳了！”话音刚落，站在十几层楼高处的老王伸出没有断掉的那只独臂，像是要扑进谁的怀抱里似的扑向空中，在人们的一声惊呼里，如同一片枯尽了的叶子晃晃悠悠地飘落下来，片刻之后水泥地上传来一记浊闷的响声。
车上的人全都惊呆了。在他们即将进京去朝见他们崇敬的统帅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却死了，是自杀而死的，因为他没有资格见他想见的统帅，这似乎是一场白日梦。这些经历过太多死亡的老兵，此刻都默不做声。
父亲在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不远处变成肉泥静静躺在那里的老王让他感受到了什么？在长久的寂静之后父亲推开院领导，他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走到车门边，一脚踹开车门，跳下了车。父亲他一把拽下胸前的红花，仰头朝天吼道：“我见谁？我他妈谁也不见了！”
父亲回到他一度荒芜了的菜地里。父亲换下了新军装，依然穿上旧军装，即便如此，他的风纪扣仍然扣得严严密密。父亲挑着满当当的粪水穿过菜畦，放下粪桶，操起粪勺，将粪水泼出一片片均匀的水扇。菜地好些日子无人料理，已经生长出一些杂草了。父亲冲手心里吐一口唾沫，然后捏紧锄柄用力地锄地。秋天最后的时刻，大自然总是消瘦得厉害，青天红地，给人一种被大肆掠夺过的感觉。父亲在秋天最后的阳光里一声不响地埋头劳作，旧军装很快就被汗水浸透了。
父亲把他的菜地收拾得十分出色，有路过的人看了，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来，和那个种菜的老兵闲呱几句，说上一些夸奖的话，然后走开。
父亲的菜地确实经营得不错。
但是父亲的脸上就是没有笑容。
父亲十六岁时个头就长得很高了，而且父亲的胆子大，富有冒险精神，精力充沛得老是待不下来，很多人都愿意在农忙的季节雇他去做短工。村里人有时候和我爷爷闲聊，就说，这娃要是不当兵，那就亏了。我的爷爷不喜欢听这种话，他对怂恿别人的儿子去当兵这种事情很反感。我的爷爷已经有两个儿子在红军里当了兵了，他才不情愿再多一个儿子去舞枪弄棒呢。但是父亲并没有听爷爷的，他还是当了兵。我的爷爷为此一定伤透了心，所以他决定不等到父亲这个逆子衣锦还乡就先奔黄泉路而去。
很多年之后，父亲休息了，他带着一身的伤痕住进了干休所，做了一名穿军装的寓公。又过了很多年，父亲和干休所的所有老兵们一起脱掉军装，成为地地道道的老百姓。父亲整日在菜地里劳作，他从农民来，又还原成农民，事情就这么简单。还剩下一些什么让父亲固守着呢？父亲在那片菜地里究竟能种出些什么来呢？据我所知，在父亲那口从不开启的老式樟木箱里，还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一套领章帽徽俱齐的新军装，军装是加大号的，不曾下过水，散发出染剂和樟脑的芬芳，这套从没下过水的军装，它和父亲种出的萝卜白菜，有着什么样的必然联系吗？
父亲已经不是兵了，对我们家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他仍然是丈夫、父亲、爷爷和姥爷，任何时候都没有人能够取消他的这个资格。父亲有一次对家人说：我要死在家乡。我哪里也不死，要死就死在家乡。父亲说了这话之后就带着我们全家迁居回了湖北。搬家那天，院子里有很多人来送行，前来送行的大多是和父亲一样的休息老头，还有父亲的亲家以及吃过父亲种出的那些蔬菜的人们，他们都和母亲握手，说：“恭喜乔迁。”有的粗鲁老头还说：“妈的，你们倒是回去了。回去等死呀？”父亲没有加入那个依依难舍的告别，他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出来。我私下里猜测，不知父亲是不是在躲避什么。我还想，这大概是我们在父亲意志下最后的一次搬迁了。
父亲习惯性地走出新居，到四周荒野去寻找和开垦他的菜地。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父亲把地里的石头瓦片拣出来，把茂盛的野花野草深深地埋入地下，然后种上白菜萝卜。新鲜的泥土气息弥漫在空气里，蚯蚓在阳光的反射下闪着银光，这一切都使父亲有一种归来的真实感。只是父亲再也挑不动粪桶了，骨头老化和静脉曲张使他再不能健步如飞地从菜畦中穿过，更多的时候，父亲只能拄着长锄，站在菜地旁，忧心忡忡地看着菜叶渐渐黄去，心里充满了悲怆。有时候有几只黄嘴麻雀从远方飞来，它们在泛黄的菜叶旁边休息、吵架或者奇怪地打量一番身旁那个呆呆站立着的老人，当它们发现这块正在荒芜下去的土地上并没有什么值得它们留恋之处时，它们便一起飞走了。总之它们一点也用不着害怕那个像稻草人一样的老人。
不管父亲过去曾经怎样过，他如今已经无法阻止地衰老了。
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带着儿子过江南去父亲家度周末。黄昏时分，我和大哥陪母亲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一边乘凉，一边说一些关于工资物价方面的事。我的四岁的儿子先是爬在一丛蕙兰边津津有味地观看一队红蚂蚁搬家，另一队黄蚂蚁列队从旁边走过的时候，他就试图挑动两队蚂蚁打仗。蚂蚁被他用小竹棍拨赶到一起，互相用触须嗅了嗅，又迅速分开，安宁地各行其道。儿子对两队蚂蚁表现出的怯懦大为不满，跑进屋里取出他的电动冲锋枪，对着阵脚大乱的蚂蚁群猛烈扫射，其状英勇无比。母亲对我儿子的行为十分欣赏。母亲抛开我们去问儿子。母亲说：“笑笑长大以后干什么？”儿子收了枪，毫不犹豫地说：“当兵呗！”我们都笑了。我们都觉得这个回答很妙。我们都觉得老邓家下一代再出一个当兵的也不是什么坏事。这个时候，我们突然都停止了笑声。我们突然都停止了说话。母亲、大哥、我、我的儿子，我们听到屋里传来父亲苍老但情有独钟的歌声：
走上前去，
曙光在前途。
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刀和枪开自己的路，
勇敢向前冲！
……
同志们赶快起来，
赶快起来同我们一起建立劳动共和国！
战斗的工人农友，少年先锋队，
是世界上的主人翁，
人类才能大同。
……
父亲在唱。他的嗓子直直的，丝毫没有修饰。父亲真的在唱，他唱的是那支六十年前许多人都在唱着的歌。在炎烈夏季的黄昏，父亲的歌声一直持续着传出很远。
我们愣在那里。我们就愣在那里。过了很久很久，当过兵的大哥才轻轻地说：“今天是八一建军节。”
我没有转过头去。是什么东西使我无法转过头去。但是我知道，那个兵就站在他的卧室里。他是站在那里，挺着胸，目光如炬，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他就那么情有独钟地唱着那支歌。
父亲原名邓声连，1912年农历五月廿七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麻县东冲村。十六岁那年他在河南省光山县参加工农红军，入伍后作战多次，负伤数次，二等甲级残废。曾受红军随营学校、抗日军政大学、党校整风等训练。1945年12月因反抗上级闹独立性，受行政撤职处分一次。1992年在湖北脱去军装，时年八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