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是，我的大妈嫁给彭慎清时，简家的老宅里已空无一人了，她是独自走出简家的老宅的，在此之前，她为我的爷爷奶奶送了终。据简家的亲戚们说，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寿终正寝，他们走得十分安宁，他们似乎是有约在先，差不多是相继去世的。如果抛弃别的不谈，只是说到死，他们真的该算是幸福的了。丧事办得很得体，简家能在四个儿子离去，而后又遭受过一次又一次的洗劫之后办理那么体面的丧事，这让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村里的人体恤简家儿媳妇的孤独无助，主动来帮忙，却被我的大妈拒绝了。我的大妈很固执，我的大妈一向性格温和如水，但这一次她却十分固执，她谢绝了村里人的好意，她一定要自己来操办两个老人的丧事。东冲村的人们一说到这件事就慨叹地说：“亏了桑儿这娃，若不是她，老简家连甩钵子的人都没有，一个做媳妇的，还能怎么样呢？”确实如此，确实不能怎么样，简家曾经是大红大火过的，简家有四个生龙活虎的儿子，他们能劈倒一座山，他们能填掉一条河，他们站在那里，不用说话，就能竖起一道老简家的自豪，可是他们却走了，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扛着枪杆去打天下去了，他们把自己的父母和家丢给一个弱女子。简家是一座曾经拥有过辉煌的宫殿，这个宫殿的四根顶梁柱突然拆除了，撑起这座宫殿的义务落在了一个只有名分的外姓女子身上，她能撑起什么来呢？可她确实撑住了，我的大妈，她把家中的一切都变卖了，她为两个老人做了最好的柏木棺材，她亲手缝制了最好的寿衣，她请来了最好的响器班子，她没有人能指望，她自己充儿扮女，披麻戴孝，在我的爷爷奶奶的灵柩前跪守了三天三夜后，一步一哭一步一喊地把棺木送进了简家的坟地。那两次丧葬永远不能使东冲村的人们忘记，人们至今说起这件事情仍然动情不已，简家的男人们走了，一个弱女子，她是怎么把自己揉碎在公婆的丧葬之中的呢？
我一直怀疑，我的爷爷奶奶的死是他们的一种决定，我不大相信寿终正寝这样的话，这种理由不能说服我。我还怀疑，在我的爷爷奶奶临走之前，他们对我的大妈说过什么，肯定说过什么，只是我无从知道，这令我苦恼迷惑。我的爷爷奶奶不是暴死的。他们不像我的三个伯父，他们有着充足的弥留之际。同时，他们对我的大妈，一定有着更为深刻的情愫要表达，肯定有过一句话，是他们撒手人世时断断续续说给我的大妈听的，他们要不说出这句话来会死不瞑目！可是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也没有任何人知道那是一句什么话。
我的注意力被另外一件事诱惑住了。我发现前面那两件事中有一种因果关系。首先，贴出东冲村十八户红属为良民百姓告示的时间，是在我的大妈救出我的爷爷奶奶那件事不久之后，我查过有关资料，资料表明，当时乘顺区绥匪指挥部的长官是十七师二团团长彭慎澄，也就是彭家楼镇的老彭家二少爷。其次，我的爷爷奶奶去世后不久，我的大妈就走出了简家的老宅，坐进了彭家迎亲的花轿。这看起来似乎是两件毫无关系的事件，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它们之间有着一种神秘的联系，我能断定这一点。如果我的断定是正确的，那就有了一种可能，这个可能是，在所有日后发生的事情中，事先就有过一个交换的约定，这个约定的前提是东冲村的十八户红属都已经疲顿不堪了，他们被无休无止的跑反折腾得死去活来，他们的生命和家都没有任何保障，而这其间首当其冲的是简家，简家有四个红军，该是格杀勿论的红属，简家的两个老人的腿脚已经不灵便了，他们再也逃不动了，他们想喘一口气，最后过几天贫困但却安宁的日子。这个约定当然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我的大妈，她必须拿自己去做交换。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假设是正确的。
范桑儿坐进八人抬的花轿走进彭家的宅子时，她的娘家人也开始收拾细软，准备离去。范家嫁女儿，范家成为彭家楼镇上首富的亲家，可范家却视之为耻，他们更依恋于贫穷没落但却曾领袖一方的简家，而对为富不仁的彭家耿耿于怀，对自家的女儿改嫁彭家，他们气得几乎吐血。但彭家是有势力的，彭家有钱还有枪，而范家只是无根无底的外乡人，他们无法阻止这一场婚姻，他们能够做的，只能是出走。范父专程从汉口赶回彭家楼镇，他去自己当年结拜的异姓兄长坟前敬了一炷香，大哭一场，然后回家，变卖了家当，接了寡母和妻子，全家迁往了汉口。他们不再认范家这个女儿，从此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和她联系过。
震天的喇叭声呜呜哇哇地吹着，迎亲的炮仗响出十里之外，那是一个萧瑟的秋天，彭家楼镇上一片飘零的碎红，我的大妈她一个人独自走向了彭家迎亲的花轿，没有一个人为她送行，她身后老简家的宅子，迅速地生出狗尾巴草、蛛网和黑色翅膀的蝙蝠。
正月廿八日那次清乡来得十分突然，事先没有任何兆示，往日的清乡，大多有军队调动开拔时的忙乱和张扬，军队驻地有亲戚在绥靖区的人家会立刻把消息送出，送给自己的亲戚，让他们该逃的逃，该躲的躲，这消息会像长了翅膀似的不翼而飞，一个村里有一家知道了，就等于全村人都知道了，大家都藏好牲口，埋好粮食，背上细软干粮跑反。
但是这次没有，军队开拔的时候，村里的人正忙着过年的事。即便是烽火连三月的战乱时期，年还是年，若没人打搅，该过仍是要过的。年是一个祝福的好时候，人们都筹备在这一个年里祈求老天爷给自己带来安宁，人们都忘了，年同时也是一个热闹的好时候，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在过年的时候来一番清乡这一类事情，比玩玩社火闹闹灯会更为刺激得多。
好在有了一个卖油郎，这个卖油郎在军队出发不久后知道了这件事，卖油郎有个妹妹嫁到了东冲村，而他妹妹的小叔子就是一个红军，卖油郎在出了一身冷汗之后丢弃了油挑子，绕过长蛇一般蜿蜒滑动的黄衣兵的队伍朝东冲村奔跑。他跑的是近路，一个人，像一匹受了惊的骡子，他一气跑出几十里地，跑到了东冲村，一进村口他就扯着嗓子大喊：“兵来啦！兵来啦！跑反呀！”他一连喊了三遍，喊得一村的竹叶儿瑟瑟地发抖，第三遍的声音刚落，一口鲜血从卖油郎的口中蹿出，他一头扎倒在地昏死过去。
东冲村这次亏了那个卖油郎，东冲村的这一次跑反是成功的，除了一家之外，其余十七家红属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熟练地背上了包袱，扶老携幼，消失在大山里。贫瘠的大山是宽容的，它什么话也不说地藏匿起了这些命中无助的人们，它已经藏匿起了那些被人追杀的小鸡小兽，再藏匿几个被追杀的人又有多大关系呢？
只有一家没能跑掉，这一家是简家。
简家一夜之间走掉了四个儿子，简家的两个老人靠着贤惠的儿媳妇的终日劳作好歹有一口吃的，不至于饿死。儿媳妇把所有能挣到手的粮食一律分成两样来做，细的留给老人，粗的留给自己，干的留给老人，稀的留给自己，有时尽着老人，没有时先饿自己。村里人都说，多好的娃呀！若没有仙女似孝敬的娃，简家老人早不知啥时就饿干了。
但是过年又是一回事。平日有一口吃的，不论粗细稀干，只要能对付着填饱肚子就行，过年就不同了，乡里人把过年看得很重要，即便是穷人，即便在战火纷乱的时候，他们也希望年能过得宽裕一些，过年可是对日后日子的祈福和希望呢。
我的奶奶对我的大妈说：“娃呀，别操什么心了，瞧你人都累脱一层皮了，再不想心思，平日怎么过，这年咱们还怎么过吧。”
我的大妈坐在那里，低着头，安静地看着黑暗深处，她像是想要从那里看出一点来似的。我的大妈轻轻地说：“妈，定豪他不许我这么呢。”
我的大妈踏上了去彭家楼镇的路，她匆匆地走出简家老宅，走上了寒风封锁的山间小路，她要去彭家楼镇她的娘家为她的公婆讨一份年货回来。
军队进村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还坐在屋里，他们说什么也不肯离开，他们已经习惯了依赖儿媳妇，没有她在，他们说什么也不肯走。他们甚至一点也不骇怕什么，担心什么，仿佛因为有了儿媳妇，这世上就没有什么可以伤害他们的了。他们坐在床上，面对着面，盘着腿，一点也不慌张，他们甚至还有过一番轻松的对话：
奶奶说：“屋外那些柴火要不要收喽？”
爷爷说：“不啦，等娃回吧？”
奶奶说：“娃该回了吧？”
爷爷说：“该回了吧。”
奶奶说：“举水河刚涨了，别淹着娃了吧？”
爷爷说：“娃那水性，淹不着。”
奶奶说：“也是，七月间发大水时，娃还进河里捞过死鸡子呢，你说水呛的鸡子肉香着。”
爷爷说：“你别说我，一碗鸡肉，你也没少吃，叫留一口给娃，你就给嚼了。”
奶奶说：“娃不是说她牙疼吗？她捂脸呢。”
爷爷说：“她捂脸，那是做给咱们看呢，她是哄咱们呢，她就牙疼，咱们牙都落光了，也没剩下骨渣子来。”
奶奶说：“你当会儿咋不说破？”
爷爷说：“我是糊涂了，我当会儿是馋糊涂了。”
奶奶说：“娃难得。”
爷爷说：“娃难得。”
奶奶说：“那咱就等着？”
爷爷说：“那就等着。”
他们就这么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直到军队进了村，点着了火，放起了枪。
我大妈是在回村的路上知道这个消息的。有一户逃出东冲村的红属去投奔他们的一个亲戚，他们在路上遇见了我大妈，他们把军队进村的事告诉了我大妈。我大妈汗流满面，脸上红扑扑的，她的背上背着一个竹篓，竹篓里装满了她从娘家讨来的年货。一小袋大米，一小袋做豆腐的黄豆，一小扎干皮子，一块猪肉，两条鱼，甚至还有半瓶给我爷爷打的酒。这是多么丰盛的年货呀，它们足可以让一个家富富足足地过上一个年了，因此我大妈喜气洋洋，她的娟秀的脸上满是欢喜，那是一种安详而羞涩的欢喜，那种欢喜被村里人说出来的事情惊得僵滞在那里，像是定格在了她的脸上。
我的大妈一把抓住村里人的胳膊，声音都变了，打着战地说：“婶子，俺爹俺妈呢？他们在哪里？”
村里人抹一把汗，掂掂肩头的包袱，说：“还在村里呢，叫他们不动，要等你呢。”
我的大妈脸色倏地苍白了，先前的红晕全化作了滴滴答答的冷汗。她二话没说，转身撒腿就往村里的方向跑。
村里人在身后大声喊：“娃呀，快别去了，一村都是兵，去是找死呢！该走自己走了吧！”
我的大妈像是什么也没听见，沿着山路，没命地朝村里奔去。她跑得很快，她就像一只朝着悬岩奔跑去的羚羊。她背上的竹篓不断颠簸着，米颠了出来，肉颠了出来，豆泼了，酒洒了，她不管，她不捡，她不再管那些年货了，她一口气跑出了十里山路，一头冲进了烈焰缭绕的村子，冲进了简家的老宅子。她转着圈子到处寻找，她带着哭音大声地喊，“爹，娘，你们在哪儿？你们在哪儿呀？”
1935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那一天，整个大别山都能听见我的大妈在烈焰缭绕的东冲村四处呼唤我的爷爷奶奶的哭喊声。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我的家族中大妈这个人，因为没有人告诉我，在我出生直到长大这段时间里，我的大妈似乎是个并不存在的人物，我们简家在乡下已经没有什么直系亲属了，没有人告诉我们大妈的消息，而我的父亲，他对我的大妈讳莫如深，他几十年来闭口不提她，他不提，我们就无从知道。
我当然知道我的大伯，他是我们家族的光荣和骄傲。他活着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死也死成一个壮烈凛然的英雄，他在以后一直是我们家族男人中长久不衰的话，我们都热衷于谈论他，我们谈论他我们就感到自己有了一种英雄之气。我的二伯和三伯也是英雄，我的二伯1936年战死在古浪。9月份，他和两万多西路军的将士在靖远靠着几条临时建造的小木船用了二十天时间渡过黄河，向古浪挺进，在那里他们遭到了骑兵的袭击，西路军的两万多红军将士以后大多没能活下来，我的二伯不过是最早的牺牲者中的一个。他死得很惨，他因为害了伤寒病全身乏力，在骑兵袭击他的时候他拉不开枪栓，被马撞倒了，踩出了肠子，他的枪也被踩断了，他试图把马背上的一个骑兵拉下来掐死，但他够不着那个骑兵，他就去抱马腿，他本来已经抱住了，但是那匹马倒下来的时候压在了他身上，还有那个骑兵，他是被肥壮的河西马和剽悍的马家军活活给压死的。我的三伯1934年底在川北作战时负了伤，和其他四百多名伤员一起被四方面军遗弃了，日后东躲西藏，辗转数年才回到了鄂东北家乡，在这里他再次负了伤，伤愈后他加入了当地的抗日武装，1939年在河南战死。我的家族是个男人的家族，我的家族中英雄辈出，这让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自豪感，我有太多的英雄可以注目，我根本就没有闲暇的心思去关注英雄之外的别的什么。
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我的大伯有一个妻子，或者说曾经有过一个妻子，她是当地有名的美人，她如今还活在世上。我知道我的家族中有大妈这么一个人纯属偶然，但这立刻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一个拥有过众多英雄的家族好比一棵枝叶茂盛的参天大树，这棵树上曾挂过一枚水灵灵的红果，它在绿荫浓郁的枝叶中随风轻摇，这肯定是一种极美丽的景观，我非常想知道有关这枚红果的一切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