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楼镇的彭慎清没能逃脱掉1950年复仇的浪潮，他也被列入被镇压的土豪劣绅的名单之中。事隔几十年后，我曾在麻城市修志办积满灰尘的档案室里翻到一份当年镇压地主反革命的名单，那上面就有彭慎清的名字，有关他的罪行一共列了十一条，是用极工整的颜体小楷写下的。在我看来，和死罪相关的罪行有两条，一条是彭慎清的兄弟彭慎澄当年率军驻扎乘顺一带时，杀害过大量的红军官兵、苏维埃干部和老百姓。1949年，这个罪恶滔天的刽子手随国民党残余军队逃往了台湾；第二条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彭家为国民党残余军队提供了大量的军粮和钱物，仅1934年8月间，国民党陈继承部经乘顺前往皖西时，彭家一次就奉贡了二百石精粮。有关彭慎清本人鱼肉乡民的罪行，资料中写得极其含糊，但这并不重要，彭家是彭家楼镇上最大的土豪，而彭慎清是彭家留在内地唯一的男主人，就凭这一点，彭慎清也足以够上被镇压的条件了。
公审大会是在举水河边召开的，彭家楼镇和附近数村的人们参加了这次公审大会，大会在群情激愤中很快完成了若干程序，人民政府的代表宣布判处恶霸地主彭慎清死刑，立即执行。
病病恹恹的乡间书生彭慎清一开始就被吓坏了，他面如死灰，双目紧阖，浑身发抖，站都站不稳，全凭两个民兵将他挟拎着才不致瘫下去。死刑的判决一宣布，两个民兵像拎一只瑟瑟的小鸡一样把五花大绑的彭慎清往河边的刑场上拖，四下里，被煽动起来的乡民抓起随便什么东西朝他头上、脸上和身上砸去，人们激动地高声喊叫：“杀死他！杀死他！”人们的喊叫声在举水河边此起彼伏，有如另一条汹涌的河流。
事情在关键的时候出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变故，谁都没有看到范桑儿是怎么从人群中冲出来的，她披头散发，衣衫不整，她疯了似的扑向挟持着彭慎清的那两个民兵，撕扯着他们，一边尖着嗓子叫喊道：“你们不能杀他！你们不能杀他！”
先是民兵愣住了，接着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他们没有搞懂，他们不知道这个女人是打哪儿钻出来的，他们被这种突如其来的场面弄得手足无措，刑场上一片阒然，但是很快，人们醒悟过来，人们看清楚了这个女人，有人冲上去，把范桑儿往一边拖，还有人喊：“揍这个地主的臭婆娘！”
人们群拥而上，雨点似的拳脚落下，范桑儿立刻被打倒了，但她很快又爬起来，不顾一切地再次扑上去，她死死地抱住了彭慎清。
彭慎清早已如一条死狗，他双目紧阖，任人推来搡去，他被捆成了一个粽子，但没人袭击他，所有的拳脚都落在了范桑儿身上。范桑儿那时就像一条毫无防范的沙袋，一个劲儿地噗噗作响，她埋着脸躲闪着雨点似的落下的拳头，她的双手牢牢地抱住彭慎清不松开，她声嘶力竭地喊叫着：“你们不能杀他！你们不能杀他！”她的声音被人们激怒的喊打声淹没了，她死死地抱住彭慎清，抱住她的男人，被人们在河滩上拖来拖去。
这是整个麻城县1950年最让人记忆犹新的一次公判大会，当事人的恶劣表现和人们的激怒使这次公判大会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人们根本就不曾想到过这一点，人们真的生气了，杀了那么多该杀的人，正义的枪声响过无数次，有哪一次像这次一样串了味儿呢？人们的仇恨被那个疯了的女人点燃了，她被打开了花的脸上流淌着的鲜血更加激怒了人们，人们绝对不会容忍这个弱小的女人阻止住他们复仇的行动的。
好几个年轻的后生冲上去，抓胳膊拽腿，试图把范桑儿从彭慎清的身上剥离下来，但是他们没有成功。
一群妇女冲了上去，伸出她们敏捷有力的指爪，狠狠地抓挠范桑儿的脸和胸脯，把那些地方抓挠出一道道小血河，但是范桑儿仍然不松手。
事情到最后还是被一个五大三粗的民兵做成了，这个民兵是石匠出身，有着旁人所不及的力量，他走过去，抓住范桑儿的一只手，将那个娇小的女人的手指握在自己手中，用力一掰。人们只听见一连串骨头折断的声音，然后人们看见范桑儿全身向上挣了一下，惨号一声，她的四个手指头齐关节处向上折弯过来，就像一只翻卷过来的鸡爪，这样的鸡爪当然再不可能抓住什么了，范桑儿松开了手，瘫在地上。
人们拖搡着昏死过去的彭慎清从范桑儿身上跨过去的时候，那个女人还把那只折弯了的手痉挛地伸向空中，呼号着：“你们不能杀他！你们不能杀他呀！”
有关我的大妈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在此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的大妈她都是一个人度过的，没有人陪伴她，简家的人不认她，彭家在内地上已没有人活着，她自己的娘家人，自从她改嫁彭家后就再也没有与她联系过，她这几十年就这么茕茕孑立一个人生活过来，直到她死去。她在她的生命尚未衰亡之前就已经消失了，她的生命依然延续着，可没有人去关注她。她当然还活着，那种活法，跟死了没有什么两样。偶尔的，有人还会提起她来，提起她的人就会说：“她呀？就是那个先嫁给红军简家又嫁给地主彭家的女人么？”人们就是这么说的。人们这么说，是说过去的事。这个当年彭家楼镇上最美丽的少女，这个当年东冲村最贤惠的媳妇，她的晚年没有故事。
我的大妈死了，她死在我家已经荒芜了几十年的老宅中。
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我说奇怪，是因为我家老宅，几十年来都没人住，除了狗尾巴草、蛛网和黑翅膀蝙蝠外什么也没有，那里不是一个老人寿终正寝的地方，再说，我大妈早已离开了简家，从名分上来说，她不该死在我们简家，她没有死在我们简家的理由。
这是一个谜。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我的大妈一生都是谜，她活着，她死去，总让谜纠缠着，我曾试图解开有关她的那些谜，但穷其精力后，我发现这没有什么意义。我的大妈她有过一个男人，当这个男人离她而去后她日日夜夜站在门前的老槐树下眺盼他的归来；在此之后她又有过一个男人，她试图把这个男人从刑场上救回来。但无论是哪一个男人，她都没能够守住，他们都死了，死于刀枪剑戟的非命。她没有了孩子，没有了家，没有了亲人，注定的，她成了一个孤家寡人。一个人的命运被捉弄到如此地步，揭开那些秘密对她来说究竟又有什么用处呢？
而且她已经死去了。
我的父亲和我是在我的大妈“七七”那天回到东冲村的。回到东冲村后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我的大妈迁坟。这是我没有料到的。在回家的一路上我的父亲都缄口不言，他一直没和我说话，他的脸色始终铁青着，让人感到一种压抑。我知道我的任务，这次回家，我只是父亲的一个跟班，我要做的就是保证父亲的安全，除此我没有发言的权利。依照我父亲的指示，村里人将草草掩埋在荒岗上的我的大妈的尸骨取了出来，埋进了老简家的祖坟地里。人们给我的大妈安排的地方是在我爷爷奶奶身边。我的大伯客死他乡，没有尸骨进入简家的坟地，他把他的位置留给了我的大妈。我的大妈已经死了，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感到了欣慰，简家人终于承认了我的大妈，他们让我的大妈在黄泉之下也侍候在我爷爷奶奶的近旁，我的大妈几十年无所依靠，毕竟是在死后有了一个家呀！
迁坟的仪式十分隆重。我没有想到革命了一辈子的我的父亲会在这件事上如此地兴师动众而且如此地固执，他坚持要我行孝子之礼，为一辈子没有儿女的我的大妈披麻戴孝、侍宾跪祭、匍匐执杖、扶柩号泣。我的父亲沙哑着嗓子对我说：“今天你就是你大妈的孝子，你去给你的大妈砸钵子去！”我知道这是父亲的认定，我不能违背，我去了。我扎着孝巾，跪在大妈的新坟前，一点一点为安寝的大妈烧纸帛。灰蝶如雁，一阵阵随风而去。我想人亦如灰，如随风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再也不是原来的了。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父亲为什么不来，为什么不到简家的祖坟地来，我做孝子，我毕竟不是历史中人，我毕竟没有那么多的隔阂、那么多的对抗，我的泪水有什么用？我的泪水真的可以做成结果吗？
事先已经有人通知了父亲回乡这件事，一切都做了安排。在父亲那支队伍渡过举水河的时候，一个女人走出了东冲村简家老宅，站在门楼外的大槐树下，朝村口眺望。这个女人是我的大妈。她站在那里，她的一条腿被打断过，并且患有严重的骨刺，这使她无法站直身子，行走起来颤巍巍地，一步一瘸。她的脸皲裂如谷，头发完全苍白了，样子像一个一百岁甚至更苍老的女人。她的白发在阳光下就像一朵柔和的蒲公英，随着微风轻轻地扬拂。有一段时间有一只茸脚的蜜蜂儿从槐树间飞落下来，停泊在她的头发上，阳光的透视效果使她的一头白发和那只金黄色的小蜜蜂呈现出一种使人心颤的慈祥色调和造型。她就那么站在那里，这个彭家楼镇当年最俊俏的少女，这个十七岁嫁到东冲村来，在以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让人做着慨叹不已话题的简家大媳妇，用一只苍筋凸现，被折断后日渐萎缩掉的手撑住门楼，微微扬起下颏，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在她皱纹密布的脸上，昔日所有让人迷乱的青春和美貌都已荡然无存，只有一朵从槐叶丛中跌落下来的阳光停留在那里，静静地，突然闪耀了一下。
父亲沿着红花草茂密的田埂走进村子，在此之前的一路上他都不说话。几十年的戎马生涯已经使父亲变成了一个惜言如金的男人，一个崇尚行动而克制感情的男人，战争使他的身体和感情同样伤痕累累弹洞遍体，他的血液早已不再轻率沸腾而浓如原油了，他不再会用语言表达什么。在看见简家那几间破败的老屋后父亲开始加快了步伐，父亲高大魁梧，他的职业军人的步伐让所有随行的人都无法跟上，实际上他已经将他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父亲是在绕过我家门前那口池塘之后看见站在门楼下我的大妈的，父亲似乎是犹豫了一下，站住了，但是他很快摆脱了这种犹豫，凭着感觉他知道站在门楼下的那个老女人是谁。父亲朝着大妈走去。
父亲说：“姐？是姐吗？”
父亲的声音有些颤抖。
停留在大妈脸上的那朵阳光突然迸裂了，星星碎碎地落进我的大妈空洞的眼窝里。我的大妈在最后的几年里眼睛瞎了，她是个瞎子，什么也看不见。我的瞎子大妈在那一刻似乎是想要看清什么，努力地睁大着空洞的眼窝。她将一只手伸出去，在空中划拉了一下，想要去触摸我的父亲，她的干枯的手臂伸进阳光之中就好像一枝风干的芦柴一样，在老槐树下弥漫着晒干了的浮萍一样的水腥味。
大妈说：“四毛？是四毛吗？”
大妈的声音也在颤抖。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日期已经有了严格的记载，但我仍然认定那是一个秋天，因为大别山只有在秋天才会有剧烈的风突如其来。父亲披在肩头的酱黄色英国呢大衣滑落到地上，大衣将散落在地上的麦草扬了起来，使一群在周遭觅食的鸡婆昂头直颈，肃然注目。父亲远远地朝大妈奔去，他抛弃了他的大衣，抛弃了他职业军人的矜持和稳重，快步朝大妈奔去。大妈看不见，但她分明听见了父亲朝她奔去的脚步声，她微微张开枝叶似的两片嘴唇，将两只瘦削的手臂向前伸去。父亲脚步冬冬，一路踢得石子儿四绽，急急地奔向大妈，他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突然站住了。
我知道这是我的幻想，没有蒲公英、小蜜蜂和阳光，没有守望着我的大妈和匆匆奔来的我的父亲，一切都是历史，一切都是消逝了的尘世的灰烟。我在简家的祖坟地中燃烧着那些毫无生命力的纸帛，我在形式上做着一个孝子的事，但我并不知道他们，我并不认识他们。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了，我的大妈，她已经死了，不管她被埋在荒岗上，还是葬入简家的坟地里，她都已经死了，不可能复活，她不可能站在老简家的门楼前，守望任何一个简家的男人了。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不是我的幻想，那是真真实实发生着的，正如所有的人都看到的那样，在纸帛即将燃尽的最后一刻，我的父亲出现在简家的坟地里，他是什么时候来到的我不得而知，但他就站在那里，站在大妈的新坟前。他的身子站得很直，我知道这一点对他来说极不容易，他肯定感觉到他左腿膝盖缝里传导出的尖锐的疼痛，1948年9月的辽沈战役中，一颗美式卡宾枪子弹钻进了那里，并在那里永远地生了根，但是他还是站住了，站得笔挺，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他们看到了身高一百八十二公分的父亲站在那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们听到了左父亲腿膝盖骨中那颗弹头发出一声刺耳的响声，然后——历经沧桑敦厚善良的大别山可以证实——然后父亲倾金山倒玉柱，双膝一折，扑通一声跪倒在我的大妈的坟前。
我的父亲大声地喊着：“姐！”
我在那一刻听到了老简家祖坟里传来一声轻轻的恍如隔世的叹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