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与生同是全生命的一部，生死相间（即相交替），才成无死无终的大生命，大生命就是大自然，死同生一样是大自然中的自然的现象。
对于自然的现象的“生”，既不感什么可以恐怖；那么，对于自然的现象的“死”，也不应该感什么可以恐怖。我们直可以断定死是没有什么可以恐怖的。
死既与生同是自然的现象，那么，死如果是可悲哀的，生也是可悲哀的；死如果是有痛苦的，生也是有痛苦的。生死相较，没有多大的区别。
他认为：人的乐生怕死，是由于有一种“依恋”的“惰性”：由旧居迁到新居，总不免留恋故居，其实新居未必比旧居有什么不好；“冬天早起，临行冷水浴，望见冷水总觉得有些战栗。跳入其中，沐浴顷刻，也还有一种的佳境。出浴后，更觉得严寒的空气与春风一样和暖。人对着死依恋生，也是一样的心理。”
对于生死这样的豁达，对于死甚且有“跳入其中，也还有一种的佳境”的想象，使他勇敢地面对人生，更勇敢地面对死亡。
不过，诚如人们所熟知的，他并不赞成无谓的死，而是主张发展生命，美化人生。他只是提倡为了真理，为了美好人生的创造才去牺牲。那种牺牲才是一种“佳境”：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这不仅是他的散文、他的诗歌，更是他的观念、信仰、追求
面对审判的他也许想到了生还的可能，他要为自己，尤其为自己的同志争取生还的机会，因为生存才能继续为他追求的革命事业而斗争。
他也想到了死，他对死亡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因为死亡会使他和同死的同志们的行为更为壮烈，会使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亦即那革命的、进步的大我生命放射出更加耀眼夺目的光华。
他一生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自信自己的事业言行有益于国家、社会、民族、人民，有益于全世界、全人类。无须掩盖，无须隐藏，无须曲饰。因此，他在《狱中自述》中回顾自己为挽救民族，振奋国群而求学、留洋、探索真理、献身革命的一生的同时，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在国民党中从事的组织活动。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与此同时，他在两份“供词”（其中一份长达5000余字）中，几乎回答了审讯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其中包括“（国民党）特别市党部有几处及其组织内容”、“北方区共设市党部若干处”、“（国民）党中派别及分合情形”、“你所抱之目的及近年经过情形”、“革命步骤”、“（国民党）与苏俄如何接洽”、北京国民党组织的情况、活动经费来源和收支情况、“南北军政各情如何传达”及传达方式、被查抄文件所载会议记录所涉人员、“北京左联会是何情形”、与冯玉祥、阎锡山交涉情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内幕如何”、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组织情况、“CP是何符号”、“大学或民校”字样含义、第三国际共产党与“黄色”工团问题等等。
***的供词是坦率的，同时也是巧妙的，充满智慧的。他固然如实讲出了国民党市党部在全国和北方设立的情况，但当时奉、直军阀控制的地区仅局于北方，即使张作霖知道了国民党在广州、上海、汉口设立党部及其大体组织情况，亦对之无可奈何。对于北方国民党地方组织“区党部”、“区分部”情形，***则以“说不清”对之。这就使奉、直军阀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也无法确知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活动实情。他固然讲到了国民党一度在北京地区工作的要员的姓名，但同时说到这些人现在均已离京南下，有下落者在革命政府中任职，无下落者便无从追踪查找。他在回答“革命步骤”的问题时，大谈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而回避具体活动。他坦然承认反对现政府，但对于请求俄人“设法助军火在东北起事”一事和有“联俄反奉”、集中哥老会等内容的中共北方区通告却予以否认或回避。他既回答了共青团的情况，却否认与团组织接头，否认了解团组织的情况……这些大概就是当时报刊上说“李无确供”的原因。
正如在《狱中自述》中没有谈到共产党，在“供词”中，他亦尽可能不谈或少谈这方面的问题。当审判官问到“你是左派首领，左派与共产混合，当然你就是北方共产首领”时，***回答说：“我是左派首领。惟我所主张共产主义与一般人所主张不同。例如英国矿山事业极为发达，应用合法手续转移为国家管理，以免为一二人所垄断。并不是如外间所说，他人之产业即强为我之产业，我之产业他人强作自己产业。盖共产意义，原为共同生产……我是拥护农工利益，要完成中国国民革命。”
他当然并不否认自己亦是共产派的首领——从当时外间的报道来看，这一点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但他谈的大多是国民党的情况，涉及共产党组织时，也尽可能地和国民党的情况一块来谈。这固然是因为国共合作后两党的工作多是在一起做的，同时的确表现出他有意无意地回避共产党情况的倾向。
这大抵是因为，国民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公开活动的组织，国民党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思想在当时有着更多的同情者。甚至当孙中山在世时，尚有一度与奉、皖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反对直系的历史。
***采取这样的态度，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共产党保守秘密（国民党的活动相对来说，无秘密或少有秘密可言），又可能争取到有利于自己和其他被捕同志的形势。这是***在敌人面前大智大勇的表现。
据当时的报纸报道，***被捕后，北京大学等九所国立大学和若干私立学校的校长两次讨论营救***的办法，并派代表谒见张学良，请将***交法庭依法审讯。
同时，经已在孙中山从事第二次护法期间转向支持革命的杨度活动，北洋政府政治讨论委员会推举梁士诒、杨度两人为代表，约同司法总长罗文干一同往见张作霖，陈述该会讨论后的意见：请将***一案移交法庭审判，“依法处理，以彰公允”，因为该事件“较为重大，各国观瞻所系，若非正式交付法庭，而仅由军法审判，其结果将贻法权委员会以领事裁判权不宜交还之重大口实，实于国家前途贻害甚大”。
此外，公民李公侠等、***的同乡白眉初等均上书请求宽赦、释放***；陕西国民军通电警告北京政府不得杀害***；京津不少报纸为***呼吁。
与此同时，军阀们却大多主张杀害***。
据《顺天时报》报道，张作霖曾为如何处置***一事电询张宗昌、韩麟春、孙传芳、吴俊升、张作相、阎锡山、吴佩孚7人。复电结果是“五电严办、一电法办、阎无复电”。其中张宗昌在复电中甚至说道：“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
对于张作霖来说，北京教育界及市民的要求不算什么，梁士诒的政治讨论会所述理由虽然重要，但搜查苏联使馆既已经得到荷兰公使所谓“俄国不在辛丑条约签字国之列，故外交团亦无法制止中国军警搜查其在东交巷区域内所设立之机关”的“谅解”，那么，处置几个“共产”分子，当然也不会遭到外国人的干涉。
此外，据《晨报》报道“南方某要人”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汉口《民国日报》记者证实此“要人”就是蒋介石。不管这个消息确实与否，蒋介石已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清党事变，向共产党员举起屠刀，他当然也不会反对张作霖杀掉共产党人***。至于来自国民军方面的警告和京津舆论界的呼吁，在张作霖看来，正好给他一个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展示自己铁腕的机会。
4月28日上午11时，由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所、京师警察厅组成的特别法庭进行“军法会审”，判处***等20人绞刑。下午2时，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年龄尚未满38岁的***“首登绞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伟人逝去，巨星陨落。
然而，他的遗文仍在，他的精神永存
他在“红楼”中为“振奋国群”发出的声声呐喊，有如晨钟之声回荡在祖国的天空；
他点播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种子已经在祖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