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诞生）
10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日）， 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乳名憨头，6岁时取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一生用过许多化名、笔名，主要有龟年、李钊、孤松、明明、冥冥、常、钊、大钊、S.C生、猎夫等。
父亲李任荣（1867~1889）早年患肺病，在1888年冀东大地震中病情加重，于***出生前7个月病逝。母亲周氏（1865~1891）在生下***后不久亦去世。靠祖父李如珍（1827~1907，李任荣的过继父亲）抚养。家中有田90多亩，房屋20多间。
1895～1904年（6～15岁
入本村私塾，先后从单子鳌及“增广生”赵辉斗、国子监“优贡”黄玉堂读书。10岁时与本村赵纫兰结婚。赵纫兰（1884~1933）粗通文字，能看《红楼梦》一类小说；勤劳温顺；为***生育了9个子女。
1905年（16岁)
应科举考试，其间清政府下令停办科举，遂转入永平府（今河北省卢龙县）中学。这里除旧学经史内容外，已经开设新式自然科学、英文等课程。
1907年（18岁)
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政诸科及英、日文。在此6年期间，接触了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的著作。
1908年（19岁)
在自己的书斋“筑声剑影楼”写下《登楼杂感》二首，抒发忧国之情。
1910年（21岁)
参加天津学界要求清政府开设国会的罢课活动。
1912年（23岁)
秋，参与组织北洋法政学会。
冬，在北京加入中国社会党，次年2月任该党天津支部干事。
1913年（24岁)
3月，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编辑《言治》月刊。该刊于同年4月正式出版，共出6期。
在该刊发表《大哀篇》、《隐忧篇》、《裁都督横议》、《论民权之旁落》等文章、诗作30余篇。对民初党争、国家呈分裂之象、兵匪遍地、人民涂炭表现出极大忧虑。提出加强党德，废督，进行国民教育，实现统一民主等主张。同时接触到明末爱国之士朱舜水的事迹和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的思想，增强了民族主义和以改造人心为改造社会前提的意识。
6月，自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到北京办《法言报》，得孙洪伊、汤化龙的资助，于同年冬赴日本留学。
12月，与同学一起翻译日本人中岛端的著作并加驳议的《〈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一书出版。
1914年（25岁)
1月，抵东京，住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
春夏，结识章士钊，在章办的《甲寅》月刊先后发表《风俗》、《国情》等文。前者提出“昌学”救国，在政治中心以外别建“群枢”的主张；后者驳斥了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所谓中国国情不宜急于仿效西方国家民主制，而应先建设强有力的政府，以维持秩序的观点。
同期在《中华》杂志发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根据章士钊的“有容”政治观点，呼吁袁世凯政府、曾依附于袁世凯的进步党、“二次”革命后继续反袁的国民党暨中华革命党人和所谓“各方人士”，在宪法范围内形成互相容纳，互相抗衡的政治局面。并且，第一次提出民众思想是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的思想。
9月，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共学习3个学期。听过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法、经济学原理、近代政治史、民法要论、刑法要论、政治经济学原著研究、古典经济学原著研究等十几门课程。在从第一学年到第二学年进级考试中，参加了10门考试，以平均66.90分的成绩列106人中的第40位，评为丙等。其间受到早稻田大学安部矶雄教授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并接触到法国学者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美国学者爱默生的带有把握今日内容和乐观主义色彩的哲学。
1915年（26岁)
2月，参加中国留学生为反对“二十一条”而举行的抗议活动。加入留日学生总会，受该会之托，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6月，编印《国耻纪念录》，并撰写《国民之薪胆》一文。
8月，在《甲寅》月刊第1卷第8号发表《厌世心与自觉心》，针对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提出的爱国是“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自觉是“自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等看法，提出“自觉之意，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的观点。
12月，因国内兴起讨袁护国运动，一度被迫解散的留日学生总会再度成立。被推选为该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主编总会机关刊物《民彝》。
1916年（27岁)
1月，为协调讨袁事宜返上海，住两个星期。2月2日被早稻田大学以“长期欠席”理由除名。
春，参与发起组织的神州学会在东京成立。撰写《青春》一文，提出宇宙是整体生命无限和部分生命有限的统一；有限的生命由生到死，由死到生的无限轮回构成宇宙无限的生命、无尽的青春；人的知、情、意结合而成的再造精神、再造能力可以使个人、人类、地球永葆青春，可以再造衰落、毁灭的民族、国家，使其再生。这一思想和后来提出的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奔流不息、刻刻流转、时时运动的“大实在的瀑流”等思想构成了***特有的唯物的辩证的宇宙观、进化的历史观和创造的进步的人生观。撰写《民彝与政治》一文，将“彝”释为“器”、“常”、“法”，说明“民彝”即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的习性、本能、智慧、品德及其持守的心理、愿望、意志、价值观念在国家政治中有着重要地位，是政治的源泉，应当在政治上得到充分体现；指出理想的政治应是“唯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即“国法与民彝间之连络愈益疏通之政治”；挖掘了造成中国数千年专制恶政，阻碍民彝体现于政治的四个原因：“历史积重之难返，依赖根性之难除，众论武断之难抗，法制拘执之难移”。号召人们认识到“民彝”可以创造历史，不要让古之圣经贤传牵着鼻子走；英雄伟人是受群众驱策的，不必迷信他们；要坚持言论自由；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来自“民彝”之“理”应当不断使法有新的内容。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民彝政治观。
5月，回抵上海。21日，出席进步党中以孙洪伊为首的部分反袁分子组织的研究宪法的会议。该会部分成员不久后与部分原国民党籍议员组成宪法商榷会。
7月，应汤化龙、孙洪伊邀请，离上海赴北京主编《晨钟报》。该报于8月15日正式创刊。在创刊号上发表《“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等文，根据其“青春”、“再生”的哲学思想，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不久后，因汤、孙间矛盾和政治主张与汤化龙不合，辞去该报职务。
9月，与高一涵等筹办《宪法公言》。该刊于10月10日出版发行。在该刊上先后发表《省制与宪法》、《宪法与思想自由》、《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等文章。
1917年（28岁)
1月，应孙洪伊之托，和高一涵一起起草地方自治法规。28日，《甲寅》日刊在北京创刊。应章士钊邀，任该刊编辑，并先后在其上发表《调和之美》、《孔子与宪法》、《新中华民族主义》、《俄国大革命之影响》、《大战中之民主主义》等文章60余篇。
4月，与天津北洋法政学会同人筹办的《言治》季刊出版。在该刊发表了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战争与人口》（上）等文。
7月初，因张勋拥立废帝溥仪复辟，避走上海。
8月，在《太平洋》杂志发表《辟伪调和》、《暴力与政治》，批驳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的“伪调和”观点和支持、纵容暴力的行为。
1918年（29岁)
1月，入北京大学。加入校长蔡元培发起的进德会，为甲种会员，履行“不嫖、不赌、不娶妾”三条戒约。后当选该会纠察员并担任《北京大学进德会杂志》编辑。加入《新青年》编辑部。
2月，由章士钊推荐，接替章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8日，参与发起北京大学公余法文夜校。
7月，1日，在《言治》季刊发表《强力与自由政治》，根据卢梭、约翰·穆勒等人的思想阐发带有强调平等意味的自由政治主张。《调和之法则》（写于1917年春）提出了特有的调和观：调和真义是在保存自己独立地位的同时容忍他人；调和的双方即新旧思想无质的差别，并非绝对两立，水火不容；调和应讲究“有容之性，节制之德”；调和是两种思想彼此之间进行的，不是第三者在两者之间进行的调停。《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用地理环境决定论分析东西文明的差别，将调和观运用于文化分析，提出东西文明调和，产生第三种文明的思想，并以俄国文明为其媒介。《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分析了俄国十月革命与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异同，首次向国内人们指出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9日，应蔡元培校长等邀请，参加欢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的茶话会并商讨创办世界图书馆事。15日，在《太平洋》杂志发表《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批驳强权主义，宣传民主主义。参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
10月，北大图书馆搬进刚刚建成的第一院新址——沙滩大街路北“红楼”一楼。经杨昌济介绍，安排毛泽东担任图书管理员。20日，《国民杂志》社成立，应邀担任该社指导。
11月，受聘担任新潮社顾问。29日，参加北京大学“为庆祝协约国战胜”在中央公园举行的演说大会，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讲。讲演稿发表于《新青年》5卷5号，同期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此两文宣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不是哪一国的资本家政府，而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是全世界的庶民，是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世界劳工阶级；首次提出奉马克思为“宗主”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12月，出席北京图书馆协会成立会，被推举为该会中文书记。和陈独秀共同创办的《每周评论》创刊。其后在该刊共发表文章、短言50余篇。
1919年（30岁)
1月，参与发起北京大学学余俱乐部。
2月，在《新潮》、《国民》、《晨报》、《每周评论》、《新青年》等杂志上发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大亚细亚主义和新亚细亚主义》等，又发表《战后之世界潮流》、《战后之妇人问题》、《劳动教育问题》、《青年与农村》等文，提出新的民主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它与妇女解放、劳动问题、农村改造都有密切关系。协助《晨报》副刊开设《自由论坛》栏目。
3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新旧思潮之激战》两篇文章。16日，出席学余俱乐部成立大会，当选为庶务干事。
5月，1日，在《晨报》副刊“劳动节纪念专号”上发表《五一节May Day杂感》，首次提出“直接行动”是工人的“唯一武器”。5日，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10日，被教职员推为8名代表之一，前往教育部要求挽留因发生学生运动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蔡元培。18日，在《每周评论》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指出把欧战结果看成是人道、和平的胜利不过是一场梦，“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的世界”，中国历来受屈辱的原因都是没有自立性，提出“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三大口号。在此期间，以日本学者河上肇个人创办杂志《社会问题研究》1—3号上连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为蓝本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准备将自己负责编辑的《新青年》6卷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6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等文。
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召开成立大会，参与提议将该会宗旨修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被推为编译部编译员和月刊编辑主任，以后多次参加该会的活动。20日，因陈独秀被捕受牵连，离京返乡。其间给胡适写信，表示对他发表于《每周评论》第31号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不同看法。经胡适加《再论问题与主义》标题，刊载于《每周评论》第35号。
8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李辛白主编的《新生活》通俗周刊创刊。在该刊上共发表短文60余篇。
9月，上旬，返回北京。15日，在《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上发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提出“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理想，继续坚持在《青年与农村》中提出的独特的观点：到农村去，与农民为伴侣，改造农村，实现“新村落的大联合”。21日，应天津学生联合会邀请，赴天津讲演，并与刚刚成立的觉悟社成员会面座谈。28日，在《新生活》第6期上发表欢迎陈独秀出狱的白话诗。《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版，在这一号和第6卷第6号上连载《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向国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章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社会组织进化论”、“资本主义的经济论”和“社会主义运动论”三个部分，指出阶级斗争的观点“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并着重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此外还介绍了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并就这些评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1月，参与发起并参加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李超追悼大会，发表演讲。
12月，1日，回应思想界有关文化调和问题的争论，在《新潮》第2卷第2号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并在一个月后《新青年》7卷2号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之间的关系和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原因。9日，被校长指任为图书委员和学生自治委员。12日，北京小学以上教职员联合会为要求教育部发放积欠的工资和工资改发现洋事决定本月15日全体罢教，为此，组织固定办事机关。被推担任该机关新闻方面的工作。
1920年（31岁)
1月，在《星期评论》“新年号”上发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同期与蔡元培、陈独秀等联合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并向该团捐款10元。20日，参与发起国立北京大学教职员会。
2月，护送陈独秀出京回上海。在天津分手后，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等到原帝俄租界会见苏俄友人。2日，出席北京大学第三次总务会。其后多次出席该会。7日，出席北京大学教职员临时委员会，被推选担任交际工作。10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和他人一同起草的《北京大学教职员会组织大纲》，征求意见。
3月，担任邓中夏、高君宇等秘密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指导。此会到1921年11月才正式发表启事，公布宗旨、研究方法和规约。7日，出席北京大学教职员会，被推举为筹备选举委员。13日，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常会，被推负责月刊稿件发稿事宜。22日，在本校第七次总务会上提出关于补刻刘师培4种遗著的建议，获通过。21日，当选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委员。
4月，经北京大学俄文系教授鲍立维介绍，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一行，并介绍其往上海会见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