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馑刚刚过去就发动的“四清”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专门针对农村和农民，甚至像给过去的失败找替罪羊，给农民一个说法的一场“革命”。领导“四清”运动的国家主席，就像当年领导解放区土改一样，抛开原有农村基层组织，派工作队进入农村直接访贫问苦发动群众，一时间，解放以来共产党一手扶植起来的乡村精英几乎全部成了斗争对象。斗垮了干部，然后再重新划地主，将“漏网的阶级敌人”揪出来，实现农民的二次解放。但是农民对这二次解放，其热情比之第一次解放可谓天壤之别，连“勇敢分子”比之从前也有猫虎之别，我们前面提到的林村的那位背信弃义的林山，虽然无耻的程度不减当年，但冲劲与狠劲比吴家兄弟可差远了。接下来，国家主席和他热情的夫人发现他们原来错会了意，运动其实就是要革他们的命，找替罪羊的话，也要找个个大的。于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对于“文革”，乡下和城里感觉大不一样，城里锣鼓喧天的时候，乡下很可能鸡犬不惊，连农村的红卫兵都嫌乡下闹得不起劲，纷纷进城去做革命的马后卒。这回革命先锋轮到了学生，而学生再狠也狠不过当年做过流氓的前辈，后来经前辈的点拨，也狠了起来，但那是在城里。当然，某些偏僻山区也发生过将出身不好的人全杀掉的惨剧，但毕竟是零星的个案，就整体而言，“文革”中大的波澜都发生在城市，而且是大城市。农村里不是没有“阶级斗争”，只是任谁家里都没了油水，一次次斗那些死老虎，无论如何也提不起精神，没有土地不说，连浮财也没有半分。任凭上面怎么号召，斗人和被斗的农民似乎已经被整疲了，反正怎么革命，怎么跟革命，只要不跳出龙门，都混不饱肚子。
所以，后来人们回忆“文革”，乡下人和城里人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就像《林村的故事》里叶书记讲的那样，乡下对“文革”根本没那种惊心动魄的感受，只是由于流传的铺天盖地都是城里人有关“文革”的故事，后来和外面的人才以为当时全国都一样的疯狂，其实，乡下只抽了几下筋而已。
不仅如此，就那个时代而言，乡下似乎还因为“文革”的缘故感觉到了某种优势。作为具有反智主义倾向的运动，农村贫下中农的地位被提到了仅次于解放军的高度，其荣耀感总可以有一说；“文革”中农村的教育发展得虽然有点像大跃进，但毕竟使农民的孩子有了空前绝后的入学率。赤脚医生虽说水平不高，但毕竟让农民有了医药；更重要的是，经过一场场运动，农村的干部们大多噤若寒蝉，像《林村的故事》里讲的那样，连吃饭都不敢比别人多吃一口的虽然也不多，但作威作福的毕竟少多了。
前段时间，某位海归学人写高家村的故事，由于说了几句“文革”时期高家村还不错之类的话，曾经引来一片讨伐声，依我看，这主要是因为城乡感觉的差异造成的误会，闹不起来，破坏就少，那点实惠的事情就都露在外面了。当然，乡下的“文化大革命”感觉不那么惨，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乡下就不惨，恰恰相反，是因为那里惨透了，连二两油都榨不出来，所以才闹得不凶。当时农村几乎所有人（包括一些老实巴交的干部）都半饥半饱地捱日子，穷一点的地方，吃盐都要靠老太太的鸡屁股银行，就这样还要学大寨，脸朝黄土背朝天（就算磨洋工也得在日头底下晒着），自带干粮无偿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可能给后人造了些福，但在当时确是地道的苛政）。革命的热火劲过去了，革命的先锋没用了，城里安置不下那么多学生了，就将他们统统打发到乡下，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还不是跟农民争饭吃。
说到底，像“文革”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想要动起来必须具备起码的物质条件，当年义和团起来的时候还有人供应大饼呢，而“文革”时期的农村，连大饼都没有，所以红卫兵在农村也就闹不起来，只好进城。
其实革命对于农村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营造了一种特别的社会生活氛围，越是接近农村的权力结构，这种氛围就越是浓烈，这是一种如《林村的故事》所讲述的村人相互仇视和防嫌的氛围。并没有哪个领袖喜欢这种氛围，然而没有这种氛围，革命就无法顺利进行。在这种氛围里，亲情、乡谊和乡里道义被一次次碾碎，日常伦理被践踏。人分左中右，等于三六九等，那些被定为高成分的人，永久地被打入另册，只要有一点运动或者革命的压力，周围的人就会自觉地以攻击他们来证明自己的立场。人们相互的告讦从针对另册人物始，很快就传染开来，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运动的主导者，无一例外地会将这种告讦视为“革命性”，如果这算是革命性的话，农民的革命性是在不断地增强的。没有运动，大家还可以相安无事，然而一进入运动状态，人人就立马变了模样。在《林村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一个出身不好的人，会由于一首诗而被告发，一个农民怎样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而进了监狱。村里的权力斗争，可以你死我活，无所不用其极，有巫术暗算，也有致人死命的伤害，因此而丧命的人，只因为出身不好，就死了白死，没人过问。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的农村，没有丝毫的地域特殊性，在任何地方都能毫不费力地找出一堆。运动，就意味着人整人。问题是，在经过多次的运动以后，即使不再有运动了，氛围也会流传下来，继续毒害着人们的生活。
经过那个时候的人都知道，“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全国绝大多数农民怀着对大包干的热情，争先恐后地告别上个时代，在很短的时间内，曾经人手N套的《毛泽东选集》和小红书，以及每人一把都不止的毛泽东像章，迅速地从人们视线里消失了，后来居然进了古玩市场，成为人们收藏的“文物”。
然而，曾几何时，告别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开始怀旧了。像《林村的故事》里那个将海外来的黄教授当成毛泽东派来的救苦人的老妇人固然不多，但怀念毛泽东的农民却并不在少数，甚至希望再来一次“文革”的人也大有人在。尽管革命也许有鸦片一样的成瘾性，但我相信绝大多数渴望“革命”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要回到过去，只是对现实不满乃至愤怒罢了。
耕者有其田，就会天塌地陷吗？
网上盛传的新的土地改革，也许快要成为事实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可望获得有条件的流转权。这意味着农民对所耕作的土地，终于有了不仅仅限于生产上的支配权。这种权利，很有点类似于清朝江南地区获得永佃权的那种田面权，即田底权，土地所有权是地主的，但田面权，即土地的永久经营权，却属于经营者，可以出让或者典押。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农民终于在耕者有其田的道路上，在物权的意义上前进了一小步，可喜可贺。
自打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在革命时期响遏行云的“耕者有其田”，即分给农民土地的主张，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禁区。很多大牌学者都极力反对给农民土地，在他们看来，只要把土地给了农民，农民就会把它随意卖掉，随之就会造成土地兼并、农民失去土地变成流民的巨大社会问题，土地只能公有，由政府看着，才会避免悲剧的出现。好像农民都是傻子，对自家的东西很不在意，非得这些学者和政府来操心不可。
然而在现实中，法律上标明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往往都是通过地方政府之手，贱价卖给了开发商，或者自己强占，造成了一拨又一拨失去土地的农民上访者。
这些学者的担忧（如果真的是担忧的话）并不新鲜。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农民刚刚分完土地，就有人出来这样讲了。说是土地分了之后，农村中出现两极分化，富的富，穷的穷，贫下中农又有人卖地。山西省还特意做了调查，根据这个调查，说是农民出卖土地的情况很严重。一时间，土地兼并、农民卖地的舆论甚嚣尘上。
我就奇怪了，其实那个时候（1953年底到1954年），农民刚刚分到土地，早一点的种了两三年，晚一点的一年都没种上，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出现两极分化了呢？农业生产的周期都是以年来计算的，就算发家致富超快，也没有可能在两三年内从一个大体平均的水平上，突飞猛进变成地主的。况且，古代社会土地兼并，往往不是官僚置产，就是豪强抢夺，这两个条件，在上世纪50年代初根本就不存在，兼并和两极分化从何说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