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某些人鼓噪两极分化的当口，从上面已经传出来农村集体化的口风，在这种很有来头的风传之下，很多地方的农民是想卖地，但地价低得一塌糊涂，而且有行无市。当时的新华社内参，就反映了这个情况。如果说有卖地潮的话，也是上面极力要想推行的集体化的政策催出来的。
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大规模的农民失去土地形成流民，固然有土地兼并的因素，但更多的往往是政府政策的严重失误，越来越过分的横征暴敛，或者是因为大规模持续很久的天灾；即便是土地兼并，出于农民之间的买卖（所谓土地主买地）也微乎其微，真正的兼并往往来自官失去土地的农民上访者。
这些学者的担忧（如果真的是担忧的话）并不新鲜。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农民刚刚分完土地，就有人出来这样讲了。说是土地分了之后，农村中出现两极分化，富的富，穷的穷，贫下中农又有人卖地。山西省还特意做了调查，根据这个调查，说是农民出卖土地的情况很严重。一时间，土地兼并、农民卖地的舆论甚嚣尘上。
我就奇怪了，其实那个时候（1953年底到1954年），农民刚刚分到土地，早一点的种了两三年，晚一点的一年都没种上，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出现两极分化了呢？农业生产的周期都是以年来计算的，就算发家致富超快，也没有可能在两三年内从一个大体平均的水平上，突飞猛进变成地主的。况且，古代社会土地兼并，往往不是官僚置产，就是豪强抢夺，这两个条件，在上世纪50年代初根本就不存在，兼并和两极分化从何说起呢？
其实，在某些人鼓噪两极分化的当口，从上面已经传出来农村集体化的口风，在这种很有来头的风传之下，很多地方的农民是想卖地，但地价低得一塌糊涂，而且有行无市。当时的新华社内参，就反映了这个情况。如果说有卖地潮的话，也是上面极力要想推行的集体化的政策催出来的。
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大规模的农民失去土地形成流民，固然有土地兼并的因素，但更多的往往是政府政策的严重失误，越来越过分的横征暴敛，或者是因为大规模持续很久的天灾；即便是土地兼并，出于农民之间的买卖（所谓土地主买地）也微乎其微，真正的兼并往往来自官僚集团。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是跟兼并相关度最大的一次，而兼并的主体，无一不是门阀和豪强，即变相世袭的中央官僚和地方官僚，他们凭借的恰恰是来自政府的权力，也可以说是东汉王朝对门阀和豪强的放任和姑息，才演变成这个局面的。
同时，失地不等于失业，只要社会上存在农业的替代产业，也就是说有发达的工商业存在，即使在古代社会，大规模的农民失地，也不一定会形成大规模的农民造反。北宋和南宋，在政府过于庞大、冗官冗吏成害的情况下，租税比前朝高七八倍，农民的负担很重，失地农民也很多，但由于工商业发达，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危机，即使有农民造反，也始终未能危及政权。中国农民的确眷恋土地，但绝非到了某些人强调的那样，根本不能离开。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工商业，以及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和工人，其实多半都有农民的血液。在土改过后尚未集体化的短暂时间里，也有为数不少的农民，卖地是为了改行从事工商业的。美国学者施坚雅的市场网络理论，证实了1949年之前的中国农村实际上存在着由城及乡的市场网络，在这个网络的底端，大量乡镇的坐商、牙子、手艺人，其实都有半个农民的身份，只要条件成熟，他们就可以卖掉自己的土地，进入城市。事实上，在大规模集体化之前，这种城乡人身份的转换是经常发生的。将农民强制固定在土地上，是与剥夺他们对土地的控制权相配套的国家策略。恰是这种策略及其后遗症，才是今天农民和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
当年土地改革，国家是立了一个《土地改革法》的，每户农民分到的土地包括房产，都有国家发给的土地证，上面明确写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依法分给”的字样。集体化一来，没见到国家再立一个相应的法，只说是农民自愿把土地交出来了，但依据何在？现在的研究已经证明，当初的集体化，农民即便是在高压之下，还是表现了相当强烈的抵抗，即使不公开表示，风靡全国的宰杀牲畜现象也说明了一切。原来是个体农民，一夜之间，不仅土地归大堆，而且牲口（包括猪）、大车大农具都归集体，农民会乐意？现在给农民地权，说到底，不过是把本来就是农民的，还给农民而已。
给农民留条交易的管道
近年来，媒体上有关进城农民跟城市执法者冲突的报道多了起来，在城管和公安打砸驱赶摆摊农民景象之外，添了一点这些执法者被聚众群殴的意外画面。
中国的民生问题，古往今来，核心就是城乡问题。虽然城里人和乡下人互相看不起，但从来都只能互相依存，谁离了谁，生计都会有麻烦。其中，城乡之间的交易，又是城乡问题的重中之重。从乡下人的角度来看，跟城里人交易，才是他们赚钱的主要渠道，而城里工商业的发达，也有赖于乡村的商业和交易网络，传统社会的城市没有上下水系统，甚至城市的粪便处理，也可以纳入这个交易网络，乡下人进城花非常少的钱买粪肥田，而城里得到了清洁。这个由城到乡的网络，已经存在于中国上千年了。美国学者施坚雅，恰是从市场网络的角度来理解和考察中国的，这个独特的视角，已经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同。
这样的网络和管道，在计划经济时代，虽然被破坏了，实际上并未被完全消灭，即使在管制最严的时候，也存在着或明或暗的“自由市场”和总也查不干净的“投机倒把”。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总是强调农村改革的成功，但市场改革的最大获利者却是城市，金钱以从未有过的强劲势头，向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集中，这样一来，农村人要想获利或者说生存，只能更加依赖跟城里人的交易。进城打工是一种交易的形式或者管道，进城摆摊（包括收废品、修车、修鞋等）也是一种交易的形式和管道。
显然目前管理者对第一条管道的认可程度，远远超过第二条。这是由于现在城市对乡村的依存，主要体现在农村为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无组织而且源源不断地进城打工的农民，恰是城市吸引外部资本的有利条件。当城市的发展主要依赖外部资金的时候，它就不再在乎跟农民直接交易所得到的那点利益，第二条管道则更加被忽视；而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讲，进城打工的农民对市容和秩序造成的损害，显然要小于进城摊贩，而市容和秩序，不仅是城市吸引外来资金的一种因素，而且对于那些格外看重脸面的管理者来说，往往是一件关系尊严的大事情（跟建城市广场和办公楼有密切关系）。
这样一来，那些进城摆摊的农民就倒霉了，无论何时何地，被驱赶甚至被打砸成了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即使那些比较仁慈或者贪恋农民交易利益的城市，也往往不尊重市场交易的“自生自发秩序”，非要强行加以干预，借助行政手段将农民强行赶进政府指定的场所，实际上是极大地恶化了进城摆摊农民的生存环境，或者将本来有固定场所交易的农民，逼成了“游击队”。
无疑，农民不可能放弃这种跟城里人直接交易的管道。尽管摊贩的交易在城市经济中未必占多少份额，但对于从事这个行当的农民来说，却是他们生存或者发展的最佳甚至是唯一途径，这就是为什么多少人三轮车被没收一次就再买一辆、再没收一次还买一辆的缘故。如果实在被逼急了，那他们只好“暴力抗法”了。即使这些暴力事件在个别地方可能有黑社会势力的参与，也是由于摊贩们为自救寻求政府外势力保护所致，但到了这一步，也是政府的失职。
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生存能力最强的人群，解决所谓的三农问题，与其给他们从外部输血，减免税收，倒不如疏通他们与城市交易的管道，如果不能疏通，至少多留条管道给他们，让他们有机会与城里人交易，在他们自发形成的市场上，多一点服务，少一点限制，也不要把为他们提供卫生、检疫、法律等诸方面的服务，变成管、卡、压的勒索。当我们还没有决心打破城乡二元壁垒、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时候，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念在中央号召搞新农村建设的份上，要仁慈一点，给农民一点机会，至少，在农民自己找到机会的时候，不要为了城市的脸面，急于扼杀之。
历史无数次证明，中国农民其实不需要恩赐，只要给他们机会（仅仅是一种跟城里人相当的机会），他们是可以改善自己的地位的，而且通过自己状况的改善，从根本上改善整个国家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