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堪称哲学上的怪物，有时候，他比王阳明走得还远，不仅把客观事物当成人的主观映象，甚至视为意志的弥散，呈现出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面目；有时，他也承认客观事物的实在性，认为：一个人生在宇宙中间，终日因缘接触，都离不了事物。在心与物微妙的关系中间，承认一切的一切都要从事实上、客观上来决定。蒋介石曾作过一联谶语式的对于：“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并说这就是他的“革命哲学”。其中“事物”与“心意”并论，点出了他哲学观上二元论的表征；而“研几”与“穷理”齐说（“几”与“理”同为规律之意）则道出了他熔朱熹王阳明为一炉的主客观唯心论混杂的认识论实质。
蒋介石所谓的“力行哲学”就是这样一种认识论。
“力行哲学”来源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和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用蒋介石的话说就是：“用‘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道理，来阐明我们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
何谓“行”？在蒋介石的意中，“行”绝不仅仅意味着认识过程的“实践”，出于对文字学的嗜好，他首先告诉我们：行不是动。他认为，如果考察“行”的本义，我们就会发现“行”和“动”是有区别的，因为中国的文字是单音字，所以一切名词多半是两个字连起来，所以日常说的“行动”，“实际这只是‘行’字”，“‘动’”并不就是‘行’，而‘行’则可包括某种的‘动’在内。行是经常的，动是临时的：行是必然的，动是偶然的；行是自发的，动则多半是他发的；行是应乎天理顺乎人情的，动是激于外力偶然突发的”。这里，我们不要嫌这种“昏热”的对仗多了一些，因为它毕竟告诉我们所谓“行”的某些哲学属性。“行”合乎道德规范，顺乎自然法则，源于“善”的意志，具有永恒性和必然性。
“行”是人生的日常活动，蒋介石认为：“我们经常生活的寝息食作，都可以包括于行的范围以内。”这里，蒋介石与孙中山一样，把人出于动物本能的生存活动视为“行”，似孙中山的“行”具有实践的意义，认为这类吃饭穿衣的“行”是“不知而行”的盲行，而蒋介石则主要把日常行为视为体验良知的入门，所谓“中国哲学入门应从洒扫、应对、进退教起，从饮食起居入手。”
“‘行’是人生本然的天性”，与生俱来，“人生在孩提时，一出世就能啼笑饮食，稍为长大了，就知道视听言行，等到长成以后无分智愚，总是求生存，求进步，求发展，换一句话说就是合乎人生的需要。这种种都是‘行’的表现，亦就是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这里，蒋介石把人的动物本能与人的所谓“向上欲”都视为人的天性，视为“行”，“行”也就是良知良能的流露。
“行”是人生有目的性的现实活动，蒋介石虽然有时把人的吃饭睡觉，儿童的啼哭笑闹都视为“行”，但是他反复强调的却是“真正的行”要“有目的、有轨道、有步调、有系统，而且有‘反之于心而安’的自觉，它必然是正轨的、经常的，是周而复始继续不辍的”。他的意思，“行”就是为了一定的目的，在正轨上规规矩矩地“实干、硬干、苦干、快干”，即所谓力行。这种“行”并不具有认识世界、了悟真理的功能，仅仅属于经验论的感性经验的范畴，因为人只要在“先知先觉”预定的正轨上老老实实一丝不差地“行”就是了。
“‘行’就是人生”，因为人生自少至老，在宇宙中间，没有一天可脱离“行”的范围，可以说人是在“行”的中间成长，由“行”的中间而充实丁人格、而提高了人格，一切圣贤英杰，革命志士，因为能有目的有决心的去行，所以能达到他们的志愿完成最高尚的人格，由行而充实、提高、完成人格，也就是所谓的致良知，“行”就是致良知，而致良知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所以行就是人生。
“行”包含着“知”，蒋介石认为，“通常往往将‘行动’二字和‘思维’相对立，或是和‘言论’相对于，其实广义的讲，所谓‘思维’和‘言论’，只是‘行’的过程，原是包括在‘行’的范围以内，而并不是列于‘行’以外的。”把思维活动也列为“行”的一种形式，无非是抄王阳明“知行合一”，用“意识化”了的“行”取代了王阳明那无所不包的“知”而已。
“行”包含着道德，蒋介石认为，行是无所不善的，“不仅要把力行二字，当做成功的因素，而且要把这两个字，做为道德标准，凡能够力行的人，才配做革命党员，才有革命的人格。“行”在这里是做为一种功利道德存在的，这种道德要求人们，除了听话守规矩外，还必须为集团卖命实干，这就是力行哲学背后的现实动机。
“行”包含着道德意志，蒋介石多次强调“笃行”，“力行”就是诚，反过来说，力行也可以说就是道德意志“诚”的弥散过程。所以“行”也可以说是宇宙法则，“所谓行，又是天地间自然之理”，“因为宇宙间最显著的现象，亦即是宇宙万象所由构成的就无过于天体运行。”“宇宙与人生，无时而不在行进之中。”
综合起来，结论是：蒋介石所谓的“行”既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具体的行为，更没有特定的界说，是一种由人所产生，同时独立于人之外的肆行无忌的怪物。它是道德体验的过程，又是道德意志的弥散；它是超出人之外的宇宙法则，又是人的经验感知和具体活动：它意味着实践，也意味着感觉和思维，它明明把宇宙万物所有“活动”的现象全包括在内，却义明确地声明：行不是动，道德家的梦呓与阴阳家的谶记相互穿插；唯灵论的物具表象和经验论的感知经验并行不悖。在世界上，也许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如此随心所欲，逻辑混乱的哲学了。
然而，蒋介行并没有发昏热，也根本不是一个妄想型的哲学家，在他看来，只有这样一种无所不包的“行论”，才能把内向的依附道德的体验与外向的为集团发展的具体行为结合起来，才能用王阳明的知行观偷换与王阳明性质完全相反的孙中山的知行观。从而在哲学领域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虽然带有知行二元论的偏颇，然而他以“行先知后”和“行以致知”为核心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却强调了主体见之于客体的实践的重要性，同时也从实践的目的出发，说明了理性认识的决定性意义和认识过程的艰辛（知难），充满了唯物主义实践—一认识的精神，虽然存在否定后知后觉认识的必要性，和割裂认识与实践的不当，但是通观他的哲学观，却是知行并重，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实践的目的住于获取“真知”。也就是说他的知与行，是指的认识与实践。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学说恰恰与孙中山的知行观相反，知行合一，其实是以知取代行，“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王阳明所谓的知不含有认识的意义，所谓的行也不包含有实践的意义。蒋介石一方面用王阳明阉割了孙中山的哲学原意，把孙中山意为实践的“行”偷换成王阳明的“知”，把“行”变成“致良知”的过程，变成一种主观道德的参验，自我道德根性的解悟。另一方面，把“行”当成了专为后知后觉们准备的“苦工”。如果说，孙中山由于知行二元论所导致的“知难”前提，作出了为了节省功夫和气力，后知后觉可以不必自己去“知”，只要跟着先知先觉们去“行”就可以了的结论，那么，到了蒋介石那里，所谓“一般同志”“知”的权利即认识事物的权利就完全被抹掉了。纵有所谓的“知”，也只是道德的内省和实用技术的熟习。如蒋的一位理论家所说，力行哲学的所谓“知”，“乃人生伦理之知，经世实学之知可见可闻之知，可行可为之知，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知，理非穷索冥想之知；故其知有止，止于善，止于行。非善弗知；非行费知，知其所当知，行其所当行”，无非是孔夫子“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循规蹈矩地去干，“知其当知，行其当行”否则就是“冥行”，“妄行”以至于“暴行”，“只是发于人欲的冲动或邪说的煽动”。所以，所谓“力行哲学”就是一种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只要服从不得怀疑，只准卖命不得思索的奴隶哲学。
认识相实践又是不可相互替代的，用一个取代另一个意味着这个中介的全体消失。蒋介石恰是用—个取代另一个，在替代过程中抽掉这个中介的内涵，形成一种功利性极强的重在道德解悟和盲目苦行的实用哲学，这种哲学名符其实可以称为维系哲学，尽锋有孙中山的门面和王阳明的内核，它毕竟是一种既非孙也非王的东西。从哲学的根本意义上讲，它不过是一种反哲学的“哲学”。
Ⅵ 蒋介石的维系文化观
蒋介石的一生是在文化冲突的旋涡中度过的一生。他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最大冲击，也体验到了传统文化衰落的最大悲哀。长期的军人生涯和曾国藩的影响，造就了他道学家冷峻的面孔、不羁的个性与对陆王心学的喜好，酿成了他自负的狂人气质。传统文化赋予他最多的是儒学气味，最少的是老庄风骨。在他身上，自大与自卑，崇实与尚虚，理想主义和现实功利主义，两两对立而又和谐共存。历史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传统文化已经折腾了几个正反题的轮回：否定、肯定、再否定，民族文化的反思也在几十年的蹒跚之中深化到了一个相当的层次：思想意识。
然而，当历史的反思进入到这一层次时候，原来的思考却又会重新困扰着人们：振兴实业与改良精神的因果之争，先后之争，变成了那个古老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理难题。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唯智论的幽灵一直游荡在近代中国的思想界，许多人对思想意识决定的预设深感兴趣，相信人的精神可以化为最终赶上，超过西方列强的物质力量，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国民精神的改造上，或寄情古代道德的复归，或着眼于西方精神的引入，在鸡先蛋先的争论中，不明而然地作出了习惯中性的结论。
蒋介石也是一个执拗的唯智论者，他坚信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依恋于传统道德的魅力，自负于民族的悠久历史。虽然，他清醒地感觉到东西方民族物质文明的优劣，国民素质的高下，但却牵强地把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归咎于文化上无自信和道德的败坏，习俗的不良，他的文化观基本格调是复古和向后的，基本情感是自负与自卑的混杂，其内在动机则是为他架构集团道德提供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因此，从更深更广的视野来看，这样一种文化观决定了他整个维系意识的大体走向。
1、本体论
多少年来，中国人，尤其是汉族士大夫们，固执着天圆地方的宇宙图式，一直坚信中国是世界中心，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之源泉，为人类文化之正宗，这种自我本位意识经过多少代的积淀，已经成为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形成固结不解的文化情结。
近代，这种文化上的自尊遭到了有力的挑战和嘲弄，悠久的文化传统既挡不住接二连三的精神屈辱，更挽不回源源被掠走的财富，甚至眼睁睁地看着国土的割裂与沦亡。五千年根基的中国文化，无论物化形态还是精神内核都在新一代的“外夷”面前显得那么乏力和萎靡。
然而，这样一种尴尬而又严酷的现实，并没能冲融某些中国人文化心理中的自我本体情结，他们找出了种种托词和各式各样的解释，以消除这种尴尬所造成的心理失衡。最令人不解的是，他们有时竟会被自己的臆造所感动，似乎真诚地相信了自己编出的“精神胜利式”的借口。在这些人中，最为突出的是那些看起来文化水准并不很高，文化素养并不甚深的军阀，他们无一不是传统文化缠绵的恋人。当然，无可否认，在近代场景反复出现的复古和文化自负现象，不免纠葛着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出于文化本位的冲动的爱国热忱，在思想上虽然落伍，但在民族情感上却无可厚非。事实上。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即便是某些军阀也会面临贯穿于近代始终的一大难题：在“学习西方”和“民族主义”的两难之境把握平衡。
蒋介石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者、也是一个不那么太好的道学型的民族主义者，关键是：他是一个封建军阀，一个力图结束军阀历史的最后的军阀，一个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国政府的代表。角色的规定，决定他有恢复民族自信义务的压力，蒋介石对付这种压力的措施主要是某种精神上的自我解脱，即为传统文化的难堪寻找开脱的托词。同时，为了他的统治需要，也是为了使他的集团道德有所附丽。他需要祭起传统的旗帜。这种托词和旗帜无疑适合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文化中心主义的心态，反映了某种普遍的文化意向。
托词之一：文化中衰说。
蒋介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有价值也是资格最老的文化，可以作为今后世界大同的文化基础。然而，这样一种优秀的文化却在秦汉以后逐渐衰落了。因为作为中国文化精华和灵魂的“孔子之道，至汉儒而支离，至宋儒而空虚”，既支离又空虚，结果便名存实亡，“中绝”了。到了明代王阳明那里虽然小小的复兴了一下子，却又为中国人自己所忽视和歪曲，反而让日本人偷了去。文化的精华既然中绝了，别的自然也就跟着完蛋，所以“中国固有文化的力量渐渐丧失，渐渐消灭”，以至于象戴季陶说的那样，国家和民族“乱于群胡，亡于蒙古，再亡于满清，在满清统治下二百多年，更一转而受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①（戴季陶《孙文主义哲学基础》，此话为蒋介石多次引证。）所以，中国文化近代的尴尬，并非是传统文化的无能和乏力，而是因为祖传的宝贝失传的缘故，而三民主义恰是继承了已经“中绝”了的道统，也就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所以今后只要信仰“三民主义”，中国固有文化力量自然又会恢复起来。
托词之二：文化精华他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