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于中日甲午战争中，败给蕞尔岛夷的奇耻大辱，一大批中国人纷纷东渡日本去探究日本强盛的奥秘。对于其中一部分人来说，探究得出的结论是出人意料的。他们认为，日本的强盛并不在于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学习和效法，也不在于自身的近代化变革，而是得力于王阳明的哲学，由于这种学说的风靡。蒋介石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他认为：“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立国的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反给日本人窃去，拿来压迫中国，还要来灭亡中国，这是多么可耻可痛的事情！”传统文化之所以在近代显得那么不中用，中国文化之所以会那么逊色，只是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家传宝贝不重视，使这种文化的精华，儒道中的心学让别人偷了人，结果别人发达起来，而我们反倒一贫如洗。窃贼中赃证俱全的是日本，因为他们提倡武士道，喊忠君爱国，书店里摆着《传习录》，学界大谈阳明学。明明白白地可以定案，因为连一些日本人自己也“供认不讳”。至于欧美各国，虽然一时拿不出什么它们偷了我们祖传家宝的确证，但是，从他们国人的行为看，也象是得力于我们的儒道，因为“外国人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和一切的行动”，都跟我们的古人一般“统统合乎礼、义、廉、耻，不合廉耻的饭他们小吃，不合廉耻的衣他们不穿，不合礼义的事情他们不做”。①（在蒋的习惯用语中“外国人”一般指欧美人。）由蒋介石这两项奇妙的托词，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中国文化之所以最优秀，最有价值，就是因为中国有所谓固有的伦理道德，也就是由孔孟体现的儒家道统。其二，中国古代文化的发达是由于这个道统的作用。而今天的衰落恰是由于这个道统的失传。西方（至少日本）的发达是将这个道统偷去了的缘故。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神秘的文化本体，这可以从古代中国的昌盛和近代日本的暴发上得到中外两方面的例证。传统儒家经典，《礼记》，不仅是我们古代的精神指南，而且“亦就是现在各国国民生活教育的最新的教材。”
这两种托词，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式的破落世家子弟的心态：一面在感慨祖宗昔日的阔绰，或自我安慰，或假词色骄人；一面在嫉妒他人的发达是偷了我家的宝贝，从而反衬出自家昔日荣光和今日的“世家”作派。
凡中国人说到中国固有或由中国人发明的某种东西被外国人搞去并光大时候，总是有几分愤愤的，同时又有几分慰藉——毕竟外国人还要靠我们中国人嘛。
既然祖宗传上的道统被证明有无上的法力，蒋介石得出了西方科技+东方精神=现代国家的等式。蒋介石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固然优秀，但中国的传统道德则是黄发碧眼儿们所不能企及的，所以“我们要做现代的人，要树现代的国家，当然是要学科学的，当然是要研究物质以求征服自然的，但是我们如果仅仅有了很好的科学和物质，譬如有了顶好的枪炮，而没有运用科学支配物质的东西，不能顾到我国固有的能力和精神，这就会害了我们的圈家和民族，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研究科学支配物质，一方面尤其要发扬我们固有的优美的德性、智能和民族精神”。除了科学技术和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文明而外，所有的精神。智能、德性都是中国的“优美”而且“优美”得足以“运用科学支配物质”，但不知西方那些并不怎么优美的精神、智能和德性为什么居然会“运用”和“支配”出让中国人不得不学习的物质文明，而中国那些了不起和“优美”的东西倒反而一无所成呢？这种问题，蒋介石不能也根本没想过回答，因为他并不是在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进行总体设计。透过他那个等式，我们可以看出他感兴趣的只有两件东西：一是西方的枪炮和造枪炮的技术，二是传统的、固有的德性。前者可以助他攻城夺地，后者可以帮他维系人心。
事实上，我们从蒋介石一生的作为看，他对外部文明系统的“软件部分”也并非一概地拒斥，他不仅号召学习日本人用冷水洗脸的习俗，认为“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不必讲什么炮枪，就先讲洗冷水脸，如果这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胜过日本人，其他的还讲什么！”而且对普鲁士的****，德意***主义都显出极大的热忱。他所要排拒的，恰恰是西方之所以走向现代化的最主要的文化因素：尊重个性、民主、自由、法治等思想及相应的道德习俗，所要排斥的是方兴未艾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些文化因素是与他的集团性质，他的统治形式和他的文化根基格格不入，甚至完全相反和敌对的。一旦东方精神优秀这种神话破灭，他还会有外国的思想不合乎中国国情这样一种看起来似乎很正当的理由，来排拒他所要排拒的东西，认为“中国人不想中国的性质，不想中国情形，不知中国固有的思想在那里，只是好高鹜远，见异思迁，看见人家新学问拿来，不管能用不能用，便在高唱入云，这样，革命怎么能够成功？”外国的东西除了飞机大炮，其他的不论再新再好，到中国也不适用，而且作为中国人，不用中国的“国货”，不把什么“固有道德”、“固有思想”拱之若神，顶礼膜拜，那简直是忘本、大逆不道，要开除出国籍，不算是个中国人。按蒋介石的逻辑，“作了中国人，一定要以中国之魂作自己的灵魂，以中国之国家的生命作自己的生命，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才不愧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反之，如果我们作了中国人，思想不是中国人的思想，精神不是中国人的精神，情感不是中国人的情感，品性也不是中国人的品性，满脑子装的都是由外面搬进来的不三不四，非中非外的东西，如此名目上、皮相上虽然为中国人，而事实上不晓得他已作了那一国人精神的奴隶，这种国民于国家只有害处，没有益处”。一腔对“外面搬进来的东西”的深恶痛绝，比之于顶戴花翎、后拖辫子、迂腐的满清大臣并无二致。在他看来，中国人只有把脑子里的东西一概国货化（亦即儒学化），才能保住中国这个文化本体的纯正性，否则就是以“夷变夏”的本末倒置，所以凡是脑袋里装了外国思想的人，都是外国人的精神奴隶，简直有“汉奸”的嫌疑。蒋介石的这种逻辑比起“用外国货就是二毛子”这种义和团定式，并没有多大本质的区别，两者的根源，都是同一种文化本位的潜意识。
蒋介石的文化观与其他军阀相比，并没有什么突出的特色，也可以说由于理论的系统，言论的丰富，蒋介石可以视作军阀文化观的代表，其精髓无非是文化本体意识基础上的“中体西用”。然而，尽管既愚腐又酸臭，军阀并不等于腐儒和学究，他们对“西化”进程不遗余力的阻止，固执地坚持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其根本动机无非是因为“一般青年所以浪漫，不能就范围，就是由于看不起我们中国的文化，看不起我们中国自己罢了。”反过来，要想使青年乃至国民“就范围”，就非得使传统文化重现价值，重新树立传统文化的权威，并使外来思想根绝不可。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蒋介石坚持的文化本位主义，固然充盈了功利主义的动机，显现出传统主义者意识深处的胆怯和空虚，另一方面不能说不体现了某种传统性的执拗和坚韧。深入骨髓的理学家是迂腐的，但在民族冲突中往往固执不动，较少变节，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对传统文化的真情实感。道学式的民族主义，固然可以导致虚伪，导致腐败和无能，但也可以通向无法化解的执拗，通向叶名琛式的对外范式，在民族冲突之中尤其如此。这也许可以说明一点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的行为差异，基于道学家的传统人格，蒋介石更乐于采用的是“叶名琛范式”，而非“石敬塘标本”。
2、复归论
如果说在文化的空间场上，中同文化是世界中心，那么在文化的时间场上，只有二千年前的儒家之道才是真正的文化精髓。现代的人只有追溯以往，整理旧籍，才能找回失去的民族荣誉，复兴民族的文化。蒋介石的文化复归论向我们展示了他文化观的第二种内蕴——以复兴儒学为表征的文化复古主义。
这种复古主义的首先表现是“习古”。既然中华民族的光辉时代是在遥远的古代，而近代人的落后又恰恰是由于丢弃了传统的法宝，所以，要想再现昔日的荣光就必须向后寻觅。在蒋介石看来，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艰难不是因为历史的负担太重，而恰恰是国民的数典忘祖。他认为，“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国民，不能保存中国国家的历史，不能宝贵我们国家固有的道德，那么，我们这种人便不成其为一个国民，”每个中国人都有挖掘三坟五典，背诵《资治通鉴》，苦读四书五经，效行二十四孝的义务，不整理国故、保全国粹，国怎么还叫国，人怎么还算是人？而尤其可怕的是“现在一般人，对于中国的事情都不满意，关于国内讲孝弟忠信这些事，以为统是腐败的旧思想，尧舜禹汤文武孔子等，统是已经过去了的人，我们革命当不去讲他。”这种思想该是多么的糊涂！要知道：孙中山是什么人？孙中山就是封建道统的传人，一长串儒家圣贤之后的集大成的“圣哲”。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集古今的大成，将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最要紧的东西整理出来了，许多好的道德文化，都已由总理排定次序，整理之后的名字，便叫三民主义。”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的结晶。”所以，学习三民主义，就是了解儒家文化的精义，反过来。研习孔孟之道也就可以取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总之，按蒋介石复古主义逻辑，只要人人致力于整理“国故”，个个尽力于保存“国粹”，那么中国也就有救了，不，应该说他的集团有救了。
所以，蒋介石不惜再一次在全国掀起尊孔读经的狂潮，强行规定四书五经为军人的必读书，反复宣扬《大学》和《中庸》是世界上科学的科学，最要紧的学问，不惜以身作法，号令部下读经，说什么他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到四十岁才知道经书对国家和政治的重要，甚至危言耸听地强调：“我们要常常去研究四书、五经，尤其是非读《大学》《中庸》不可，如果我们放弃不去研究这种固有的东西，则个人固不能修身立世，就是国家和民族亦必定会灭亡的，”他不厌其烦地三番五次为军官们讲经，详尽剖解《大学》和《中庸》，他还号召部下向湘军的将领曾、左、胡诸位学习，学习他们所谓“保卫文化，扶持名教”的精神，学习他们“刚心一德，都以中国的纲常伦理，民族传统（道统）继承与护卫之战士自任”的意志，尤其要象曾、左、胡那样具有很高的封建道德素质的修养，渊博的儒家传统学问，在他看来，太平天国的将领如李秀成、石达开诸人“无论在军事方面，在政治力面，他们的本领和曾、左一般人比起来，都在伯仲之间，但就学问道德和保卫文化、扶持伦理的精神方丽比起来，洪扬那方面就远不如当时一般湘军的将领。”因此蒋介石认为“曾、左等能打平洪杨，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学问胜过敌人。”习古之魅力和效用，在此显现，所以国民党要想扑火共产主义，剿灭红军，就必须拥有象湘军诸将那样的学问，掌握儒学典籍。在蒋看来，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局面与当年太平天国差不多，所谓名教和道统都面临着危机。“中国所有的文化道德均有受其打破的形势”，要保卫“文化”，首先高级将就得将自身变成传统文化的载体，通过尊孔读经的过程，内化依附道德，谙熟传统的统治术。
复古主义的第二种表现是“袭古”。蒋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现实的中国人不能象古人那样的生活，具备古人的道德水准，以至于“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繁锁浮华，穷者则卑污混乱；其结果遂使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要改变这种状况，改善国民的自身素质，就非得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均以古人为标准，向古人看齐，在所谓“食衣住行”上体现“礼义廉耻”。子弟要象古人那样忠孝齐备；家长要象古人那样慈悌俱全；军人要象古人那样“智仁勇”；学生要象古人那样懂规矩；妇女也要象古人那样守妇德“致力于持家教子，知礼明义”，总之，人人都学了古人，我们的文化自可以光大，民族也可以复兴。在这种以袭古为表征的“新生活”运动期间，各种仿古的行为规范贴满大街小巷，各路“服务团”上街“指导”行人的举止，一时甚嚣尘上。据蒋介石说，“新生活的所谓‘新’，和现在一般人所谓的‘摩登’或‘时髦’是绝对不同的”，实际上是一种袭古拟古的行为复归运动。
“习古”意在经典，“袭古”着眼于仿行，两者的前提是一个，就是对中国古代人的理想化设想，对传统道德模式夸张性歌颂。这种过火的美古、颂古举动并不仅仅在于发思古之幽情，其真实意图无非是借美化古人勾勒出自己所需要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这种行为，既不可能继承整理传统文化，也不可能真的复兴儒学，过度的赞誉和过度的贬损一样，对传统文化本身都意味着一种悲哀。
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确确实实出现了一股文化复古的浪潮，其原因固然有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冲击，超过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导致某种逆反心理的因素。但更有所谓“官方倡导”的前提。当然，一个民族在走向近代化的进程，出现短暂的复古现象是不足为怪的，甚至可能涌现以复古为旗帜的真正的文化复兴，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然而，蒋介石倡导的这次文化复古运动，虽然卷入者不乏真挚的学者，在文化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也贡献了不少成果，然而，这股浪潮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言，却无疑是一种反动，它并不具备真正民族复兴的含义，得益者只是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政客。对亡灵的膜拜、古籍的推崇，不过意在开拓一种驯良政治的文化环境，造就忠孝节义的拟古良民。
蒋介石以复古型的文化观为底色，以伦理性、功利实用性的哲学理论为基础，建构了一个包括政治、伦理、教育、社会，宗教诸方面的庞大的维系意识体系。
与近代前一批的军阀所不同的是，蒋介石集团的发迹起始于一个半近代化的政党和一个显然具有进步意义的主义：而蒋介石多半的政治生涯又是以全国的统治者的面目出现。他的集团虽然在形式上包容了所有地方军阀，在意识上也留下了前代的沉渣，然而，作为一个成熟的中央性军阀，自身的规律不期而然地要驱使它向传统文治过渡，尽管这个过程由于时代的缘故并没能实现，但他的维系意识却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他的集团，变成一种不太正常的统治意识，其集团的政治行为也缺少那种在其他军阀身上普遍存在的非法感和临时感。
正因为上述的原由，蒋介石的维系意识在某些特征上很接近于传统的常态统治者。除了加强军事集团内部的各种联系外，开始在全国推行道德意识、道德行为与道德秩序的强化。
然而，蒋介石毕竟是一个军阀，一个来不及也不可能变成皇帝的最后的军阀。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有所意识。在大陆溃败前夕。他屡次责骂他的部下都变成了军阀：腐败、无能、自私。其实他自己也难逃此劫。军阀的本性终究使他把枪杆子、地盘和金钱放在第一位，不但阉割孙中山遗下的党，而且阉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仅没能认真进行每一代中国政权都厉行的经济建设，反而因军事行动而摧残了微弱的中国工商业。满心指望的道德秩序也只能建立在刺刀尖上。结论是自然的，即使没有共产主义的崛起，蒋介石集团也不可能使中国走上欧美之路，完成近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