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作为上两种结构变化的结果，农村的人口构成也产生了变化，带枪地主势力的膨胀，增加了农村的武装化因素，依赖这些武化豪绅为生的浮食人口明显增加，以团丁、保丁、打手、护院等名目存在，借防匪与自卫的名义，行横暴乡里之实。有人曾不无调侃地指出：四川有“四大势力”，破产者与失业者、仰仗军阀鼻息以求一官半职的“知识分子”，团防与军队、最后是瘾君子与算命先生，四川如此，全国农村也类似。农村中流亡半流之人口逐年增加，河南叶县54村的流亡人数，1922年为2301人，1928年为5431人，1929年为6651人，1928年南召、夏邑等县的流亡人数竟占该地区总人口的20%-24%。
农村的社会结构变化与军阀士兵的构成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总体上说，士兵群是由破产农民和过去依附于农村经济的各色非农业人等及游民组成的。象朱执信先生所说的那样：“从前读书的，经商的，做工的，做田工的，抢劫的，拐骗的，走私漏税的，都荟萃在兵的范围”。刚刚离开土地的破产农民、农村中新增加的浮食阶层，和由于农村破产而连带失去生计的手工业者、小商人、教书先生、游方郎中等占了士兵的绝大多数。二十年代末，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对晋军一个旅的946人作了调查，结果表明，在这些士兵中有87.3%是农民和无职业者，几乎相同比例的人是文盲，其余为小手艺人、商人、医生（农村）和教书先生。其中68%的人要寄钱回家以供养家人，来自农村的士兵，其家庭所有耕地平均在27.74亩以下。
从以上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士兵成份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当兵是破产农民被迫无奈的出路。殖民性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连年的战祸，造成了大量的破产失业的农村人口的存在，而中国萎缩的工商业又与农村的商品化过程极不协调，无力吸收如此众多的失业劳动力。第二，当兵也是一种可以被社会结构与心理结构所容纳的职业，农村生活商品化的结果，使得军饷可以作为家庭收入的一种，而且当兵作为破产农民最大的出路之一，其牵扯的社会面之广，使人们不得不改变一点清朝实行兵籍制度时那种“准贱业”的看法，第三，脱离土地的农民成为士兵之后，仍然与他们的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作为农民的某些特性并没有象他们变成产业工人的同类一般有所改变，甚至可以将士兵群视为农村社会结构的延展部分。
2、士兵群的目标系统
我们知道，由于中国农村特殊的经济结构，即使是佃农也有独立的生产意志，地主只收取固定的租额，而对生产经营并不加干涉，所以农民在未脱离土地之前，是具有相当独立的生活意志的。然而，过去散乱的农民个体一旦聚合成士兵群，过去那一点独立秉赋就丧失殆尽了，表现出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群性”。他们易于接受领导，也易于反叛上司，群体意向的所指带有很大盲目性和随机性，受物质（粮饷）精神（士气）、风习以至各种禁忌因素的影响。然而在士兵群散乱无序的行为意向中，其目标系统却显现出始终如一的趋向，这就是：活命、养家、发财与发迹，当然也有些是为了报仇或者避祸而投军，这些动机显然不是主流。
“吃粮当兵”是最基本的动机，失去土地又别无长技的农民，当兵是比较容易找到的饭碗，而作为士兵这种职业，只要没有战死或其他什么原因死掉，吃饭活命倒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军阀要靠士兵来打仗。
养家是士兵最为关切的核心目标，同样，据陶孟和的涮查，那近千名士兵中有49%双亲俱存，有21.3%是独生子，有27%是结婚有家室的人，就是说，这些士兵中近一半的人是家庭的主要赡养者，其余的人，作为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的一员，其家庭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根深蒂固。
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时期，士兵的待遇是优厚的，月饷号称“大品官俸一般同”。后来随着士兵市场的扩大，兵“劳动力”的价格愈见其廉，从每月十余元降至六、七元，四、五元不等，尽管如此，如果士兵能拿到他们的薪饷，对于平均年收入不到263元的农户（每户平均人口六人）来说，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了，然而，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数字，实际上，军阀部队的欠饷是经常的，层层克扣更是家常便饭，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晨报》记者曾采访过一个奉军士兵，据这位士兵说，他们开拔时曾发双饷十六元，但经七折八扣到士兵手里只剩六元，战时尚且如此，平时则更是苦不堪言，原藏致平部的一个排长说：“余自在闽追随：减致平后，无处不战，至今四年。每战辄弃所有，月饷虽有三十元，四年中抚家仅八十元耳，而濒于危者屡矣。”所以说，士兵养家的目标基本上是实现不了的，也正是因为这种最热切关注的目的行为受阻，士兵们才不惜用频繁的逃亡（换个军队吃饭）和兵变来对抗，据蒋百里统计，1914年逃兵人数为士兵总数的十分之一，1916年则达士兵总数的十分之三， 1908～1936年共发生三百余次兵变，绝大多数是因为欠饷过多。
发财与发迹是士兵群目标系统中最高层次的目标，对于绝大多数士兵而言，这是一无法实现的梦幻，然而，处于财神禄神诱惑氛围的社会成员，要想从根本上断绝发财显贵之念是困难的，而且军阀往往鼓励士兵的这种追求，也确有极少数人由当兵而致显贵或得了某种不义之财，从而为希冀发达的士兵树立了某种缥缈的标榜，作为拿枪的人来说，发财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升迁，第二条是抢劫，升迁之路太阻塞了，于是乎军阀部队中的抢劫行为就象瘟疫一般弥漫。在士兵的行伍生涯中，由于游民意识的引导和自身发财欲的萌动，一个本来淳朴的农民会干出许多从前他连想也不敢想的暴行，这种职业性的人性异化，虽然也会引起军阀的某种忧虑，担心纪律的松弛会导致约束力的减弱，但他们更多的是利用这种狂暴性为他们打仗卖命，许诺攻城之后“自由行动三天”，甚至象林虎部将黄业兴那样，以“你睇（瞧）!几多当铺，打入去任你们发财”，作为攻击命令。
作为下层文化的浅层意识，士兵群的目标系统是原始和粗浅的，但与军阀集团的总目标却是相异甚至是冲突的。从根本上说，士兵对身属的军事集团是隔膜的，对自己所从事的战争是冷漠和厌倦的。卢齐之战。“卢氏（卢永祥）军队预发军饷四个月，但士兵多不明此举用意，且不知目前即将发生战事”。其冷漠麻木可见一斑。
3、士兵群的价值体系
与其他的中国人一样，士兵群的价值体系主要是一种道德价值体系。这一体系由抽象层次和具体层次组成。抽象的道德价值取向是由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转形而来的，特点是忠孝观念的淡化和信义观念的加强。士兵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乡里、宗族，告别了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置身于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出门靠朋友”的信条顺乎自然的发生作用。对平时视他们作牛马的官长，士兵们自然谈不上忠，对双亲的孝也只好体现在省下的薪饷上，只有那近乎本能的互助互依通过信义得以实现。
当然，信义观念在军队中并不是通行无碍的，往往被割裂成亲缘、地缘、教缘、邦缘等小块，只有在这形形色色的小圈子里，信义标准才能贯彻无违。
虽然，士兵群的纵向道德意识忠孝准则被横向的道德联系信义观所冲淡，但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彻底消失，只要军阀稍假词色，好言抚慰，改善一下军需供应，抑制一点军饷的中间折扣，效忠报恩意识就会重现于士兵群，我们在冯玉祥、吴佩孚的嫡系部队里，都能发现这种已经失落了的道德踪迹。
具体的道德价值取向表现为实实在在的雇佣道德。士兵们把过去扛长打短时的雇佣道德搬来军中，象为人佣工一样，视待遇的好坏，定出力的大小，如果酬劳足，够多，玩命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军阀每逢攻城夺地的紧要时刻，总要开出赏格，激励士兵向前。
这种雇佣道德有一种被养感觉相支撑。正象没有觉悟的农民以为地主养活了他们一样，士兵们囿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不可能意识到军阀恰是造成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悲惨境地的罪恶渊薮，所以对给他们粮吃的军阀，多少有一点“被养”的感觉，这种感觉表现在行动上就是战时至少打几枪，平时跟着军阀走，类似郭松龄倒戈时郭部士兵流行的“吃老张家饭，不打老张家人”的论调（因为郭倒的是张作霖的戈）以及洪琛话剧《赵阎王》中的一个老兵教训另一个想跳槽的十兵的话：“上头化钱养着咱们，为的是有了事，呕气讲打，咱们拼着性命出个力，争这个面子，这才叫忠心，你现吃着他的粮，上别处去干，太不懂得恩典啦！”
士兵群这种由被养感支撑的雇佣道德，其情感色彩是非常淡薄的，也不象西方现代社会的雇佣意识包括那么多义务和责任感的成份，但是它毕竟是士兵亚群与整个军阀集团的主要道德联系，只要存在这种联系，军阀就能存在下去。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军阀间竞争的加剧，军阀们愈来愈意识到仅仅有这种松散的联系是非常不够了。
Ⅲ 维系网络：血缘、地缘、业缘
军阀的军队，是一种首领人格化而非制度化的军队，决定其军队的面目特征的不是制度而是其核心成员的属性以及这些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军阀首领无一不用现成的和自己培植的人际关系来强化集团的凝聚，而较少依赖制度甚至法则的作用。可以说，所有军阀的各级干部，几乎都与其各自的首领存在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父子、兄弟、甥侄、同宗、裙带、同乡、同学、师生等等。这些关系都存在着主从、长幼、尊卑的等级界线，所有关系都是为了在貌似“自家人”的气氛中，建造一座首领高踞塔顶的金字塔。吴佩孚的头号谋士白坚武曾这样评论直系的用人：“新陈代谢之旨，独非曹（指曹锟，引者注）了无所知，即吴在当时亦无有所悟，故所用不偏徇于乡籍，即沾儒于关系，间有论列，收效实难。”直系如此，其他军阀也如此。
1、血缘意识
效忠是军阀集团维系的要务。集团对首领的效忠程度是决定战时的胜负，平时的势力大小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也可以是军阀的生存因素之一，在一个封闭的宗法小农社会里，家庭、家族关系以及与家庭相关的亲缘关系是最为人们所看重的，在这种环境中的人，血缘（包括亲缘）圈子是他们活动的基本范围，这个圈子里的人存在着一种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关系，有某种信任和无戒备的气氛，社会愈是落后，地区愈是封闭，这种关系就愈为人们所看重，因而也就强固，尽管军阀掌握的是一支以近代热兵器装备起来的军队，但作为封建王朝的嫡传，其腐朽落后的本性使得他们只能采用宗法式的管理与控制方式，以确保群体的向心力，成员对首领个人的效忠。所谓“打架要靠亲兄弟，上阵需看父子兵”，在他们看来，自家人的保险系数最大。于是张作霖依张学良为干城，曹锟以曹锐、曹瑛为心腹，张敬尧有“舜、禹、汤”三弟，四川军阀杨森干脆把机枪大炮都由侄子杨培元与杨汉忠掌握起来。以上列位“兄弟子侄”还都属于稍有些才干和办事能力之辈，至于军中的闲差如参议、参谋、顾问和军需官之类，则充斥着“姥爷、舅爷、姑爷”三爷式的裙带儿，绝大多数都是典型的酒囊饭袋。以至成为一种风尚，一旦某人在军中混出一点气候，亲朋戚友便蜂涌而至，有时会达到让人受不了的程度，害得象田中玉这样的一省督军也不得不在报上大登启事，恳望“凡我戚友均请暂勿遄临，”血缘和亲缘纽带固化集团的作用是明显的，因为在那样一个社会，社会法则就决定了军阀有提携自己家族和戚友的义务和责任，而其家族成员和亲戚则以效忠和监视他人的反叛不轨行为作为回报。在这种情境下，任何一个与某军阀有着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人．一旦背离了该军阀，那么他不仅要承受巨大的社会谴责的压力，而且如果不是出于什么特殊的目的，他将不为其他军阀所收留，在军界将永无出头之日，因为人们往往是由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来确定这个人的面貌的，个人只是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结点，人不可避免地要因本来与自己并不相干的亲属的地位、面目乃至行为和品貌受到赞誉和谴责。这也许就是除去真正的亲缘情感之外，军阀看重血缘关系的奥秘所在。
2、地缘意识
在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化的社会里，任人唯亲固然能够较大限度地加大自身的保险系数，然而也使集团陷于腐败和低效率之中，军阀毕竟是一种战争集团，内战压力引入的竞争因素和随战争规模扩大而导致的装备进化，都产生出某种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对近代军事技术人才的需求，军阀间的战争并不象某些海外学者所讥诮的那样是一种“银洋加烟枪”的军事游戏，尽管非军事性的活动象“银弹”乃至“肉弹”的施用屡见不鲜，但战争却愈打愈大，愈打愈认真，从伤亡几十人（直皖战争）到几千人，上万人直至几十万人（蒋、冯、阎中原大战）。飞机、大炮、铁甲车等现代化装备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日益扩大的军事技术人才的需求，显然不是血缘圈所能满足的，这样就出现了人才需要和忠诚需要的矛盾，两者都出于军阀的生存的必需，不能战不能存，内部离散亦不能存。张作霖一向认为军校学生思想复杂，不可靠，只看重“高粱地毕业者”。第一次直奉战争，旧式绿林军队一败涂地，少数新派部队到显出实力，于是开始整军经武，延揽近代军事人才，结果仗虽然打胜了，但新人才附带的新思想又导致军心的离散，来了个郭松龄倒戈。奉系军阀第一次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大历史事件，形象地映现出军阀集团维系的危险的两极，军阀唯有在这两极之间踩钢丝，才可苟延残喘，所以说最适军阀口味的人才，是忠诚型的人才，或者说是奴才加人才的混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