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意识，同样是军阀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封建的农业社会，落后的小农经济，造成人们生活环境的相对固化。长期共处同一地域同一生活环境的人们，其大体相近的语言习俗及生活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和亲切感，容易达到一种较为初步但也是相当根本的情感沟通。军阀正是利用这种乡土认同感，以凝聚团体，融汇上下。比起血缘关系来，地缘是一种容域宽得多的圈子，能够较好地满足军阀人才的需求。
对军阀的构成作一点直观的审视就可以知道，奉系军阀，从官到兵多为东北人（据说张作霖一做奉天督军即将所有在奉天任职的南方人解递出境），晋系多为晋人，其余的北方军阀的面虽然要广一些，但也仅限于直、鲁、豫等北方数省，而南方军阀则省界森严，区域性极强，无论官兵，外省人绝少能够立足。至于干部的人选，有些军阀不仅囿于同乡（同省），甚至局限于小同乡（同县）。晋系是“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湘系军阀何键是“非醴勿视，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何为湖南醴陵人），奉军里则有“妈拉巴子是护照，后脑勺子是路条”的说法（张作霖是辽宁海城人，“妈拉巴子”和“后脑勺子”均为海城方言）。黔系军阀固西成在控制贵州期间，把他家乡桐梓县能识字的人几乎都拉出来作了官，以至乡间连个能写信的人也找不出来。不仅如此，每个军阀对他们的家乡格外地施惠，张作霖于海诚、陆荣廷于武鸣、张勋于奉新、阎锡山于五台都有诸多的建设和实利，除了“富贵不乡”炫耀心态而外，恐怕更多是让家乡人感恩戴德，从而使跟随他的同乡们更加死心塌地。
3、业缘意识
业缘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结成的关系，如同学、同事、师生、结拜兄弟等，我们讨论军阀问题所说的业缘，是一种中世纪的业缘，带有很浓重的封建相互依附色彩，在军阀那里，业缘意识是受到地缘乃至亲缘意识制约的。当然，业缘也有自己的特点，它不象血缘那样自然天定，也不象地缘那样随距自己家乡的远近而定亲疏，而是随着彼此情感层次的不同，分出薄厚轻重，其间差距往往很大，同样的师生、同学，那种简单的名份关系和感情融洽，志趣相投的知交，其亲疏自不可同日而语。
制造师生关系以控制军队是军阀的惯技，其始作俑者为段祺瑞，凡北洋军阀早期各系统的各种陆军学堂，段均为名义或实际上的总办，所以凡各学堂出身的人，在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他的皖系主要是由跟他关系较长的学生构成的松散联盟。如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陈文远、马良、郑士琦等均是他在小站时代随营武备学堂的学生。相形之下，地缘色彩要淡化得多，20个皖系主要成员中，只有8个是安徽人。这一点，袁世凯反倒要跟他学步，在眼看要控制不了局面的时候搞了个类似高级军官培训处的模范团，自任团长，并插手保定军校，可惜为时已晚。此后，这种关系成为一种定式。凡大一点的军阀无不办有军事学校。讲武堂和学兵部队。由首领兼任军事教育部门的主官，一方面满足其军事人才的需求（这一方面作用有限），更重要的是造就一支由门生为骨干的军队。
亲手培植和提拔的部下也是一种业缘关系，象曹锟与吴佩孚、吴佩孚与张福来、肖耀南等人、冯玉祥和手下的“十三太保”等等均属此类。这是一种准父子式的封建关系，如袁世凯所谓“以诚悃相孚，恩义相结，有功必赏，有劳必禄，遇过必教，有罪必惩，秉大公之心，行至信之法，如家人骨肉之相爱，如师长子弟之相规”。赏罚升迁均用一种家庭式的亲昵方式，张福来贵为督军，见了吴佩孚却象个小媳妇，韩复榘身为方面主帅，犯了错还要罚跪。张作霖对部下讲话，张口就是：“你们都是好小子，是好小子就要好好干”，走到哪儿都带着马桶的王情庆，对部下常无故打骂，视其能否贴然接受，有无怨言，借此考验其是否“忠诚”，然后决定升迁。甘肃军阀陆洪涛说：“我所擢用者，皆随吾多年老人，其性情我所深知，喜怒笑骂由我，将来不至有掣肘，发生尾大不掉之虞。”这种师义相结，父子相待的关系，就是要达到使部属“喜怒笑骂由我”的麻木愚忠的境地，建立起无条件服从的权威。
换金兰谱的结拜关系，也是军阀业缘关系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如奉系军阀旧派的张作相、张景惠、吴俊升之辈与张作霖的关系，鲁军张宗昌与部下主要军官的关系均属此等。所谓结义兄弟，是一种由家族关系仿型的社会关系，军阀利用结拜的形式，为的是人为地制造广泛一些的“自家人”从而强化彼此的联系，或者在诸军阀之间，制造某种结盟气氛，巩固自己的地位，此外，象曹瑛由于爱在妓院鬼混，因此他的二十六师军官半数以上由妓院的杂役充任，虽说人称“茶壶队”，但从对他个人效忠的角度，倒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业缘”。
事实上，军阀往往采用多重关系重合的方法加强部属与自身的联系，同乡加师生再结以恩义以及联姻和结拜，总之尽量用最多的现存社会关系的绳索，把部属束在自己的战车上。
对于军阀来说，大费周折编织关系网络的苦心在于解决忠诚和人才需求的矛盾，随着时代的前进他们却不能不日益陷在提高素质和当心反叛的自身悖论中无以自拔，从而永远无法迈出封建的门坎，实现自身的资产阶级化。
Ⅳ 施恩的手段与方式
“阿堵物”这个金钱戏谑的代称自被西晋的玄学大师王衍发明以来，每每被用在嘲讽那些嗜利如命却又虚情矫饰人物的场合。虽然，军阀不尽是生性贪婪的饕餮，其中某些个别人甚至私人生活相当简朴，但在行为表征上，却无一不在逐利聚敛，对于军阀手中的雇佣军，如果没有利益的赐予，任何亲密的关系都是靠不住的，即使是儿子老子也可能兵刀相向。所以不管军阀们在华丽的四六文中有多少清廉和爱民的表白，以东陵盗宝闻名的小军阀孙殿英却以他地痞式的率直，道出了军阀政治的某些真谛，他认为蒋介石一生所为无非就是两件事，一是怎样把钱搞进来，二是怎样把钱撒出去。这“搞进来”和“撒出去”，形象地道出了军阀维系意识的两个基础的成份：施恩能力意识与施恩手段意识。
1、施恩能力意识
军阀出于阶级本能，要满足自己蓄财过穷奢极欲生活的需要，还要适当地填一填手下各级军官性质相同的胃口，对于最下层的士兵，至少要给他们一口饭吃，就是他们要有收入，具备相当的施恩能力。军阀占地愈广，地面愈富庶，收刮的技巧愈多，施恩能力也就愈大，不仅可以维持部下不溃散，还可以引诱敌方的叛归，当然也有象张敬尧那样拥有二千万私财却不肯拿出厘毫维持部队的极端例子，但一般说来，军阀只要是还想存在下去，就必须保持这种施恩能力，所以尽管不少军阀成千上万地把钱存在外国银行，留好到外国租界当寓公的后路，但敛钱维持和扩大施恩能力一直是军阀意识中的主导成份。毕竟军队是军阀的最大的私产，没有了军队，军阀的个人生命也就随之失去了意义，纵然是下野的军阀，真正甘于寂寞的也没有几个。
保持施恩能力意味着对所属地盘的拼命搜刮，甚至对路过和暂驻的地方也要大捞一笔，好一点是自行收税、摊派，差一些的干脆有计划地纵兵劫掠。南北方的各种客军，可以截留路款乃到截夺盐税和关税。对县以下（包括县）的每级政府组织，多数军阀几乎不作更动，为的是保存这个系统以便于征粮征税。有些军阀即使做了某些改革，也无非是使县级以下的各级政府纯粹成了一架税收的机器，征收局成了县政府的中心部门，“局长往往由县长兼任，县长为地方行政长官，事繁责重，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皆惟催粮是务；降而至于团总、团正、甲长，亦莫不困于催科”。当然说官老爷们“困于催科”，确乎委屈了他们，应该改为“乐于催科”才是。机构改革规模最大的“模范省”山西“以筹谋军实之故，赋税屡增，全省财政，几濒于危……人民未先受其新政之实惠而负此租税之重担”。军阀几乎个个都是“阿堵物”的疯狂欲兽，只要眼前拿到了钱，哪管他身后洪水，地方靡烂。为害甚烈的包税制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一直肆虐不已，商旅切齿的厘金制，国民政府嚷了七、八年才姗姗逝去。就连号称“不扰民真爱民”的冯玉祥部，也照样“向民家要粮要草，催税加捐”，打起仗来也“向人民要车要马”。甚至各派军阀争夺对空头的北京政府的控制，也可视之为一种经济行为，因为把持了北京政府不但可以分润到若干帝国主义控制的关余和盐余，更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外国借款，和发行大规模公债。不管怎么说，有了经济实力就可以悬起施恩的诱饵吊着部下军官们的胃口，也可以维持士兵们的雇佣道德。
2、施恩手段意识
单单有了钱，如果撒出去的方式不对，那也同样达不到施恩与感恩的联动效应。军阀一般来说是在“赏”的背后添上一个“罚”字，作成一道正反合题，论起“罚”，或者是让受罚者受些经济损失（降职撤差），或者干脆让他们吃饭的家伙搬家。所谓利的诱惑力的威慑，两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没有利，不成其为恩，去掉罚，人则有恩不知感，袁世凯说得明白，“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所谓恩威并施一拉一打的两手。因个人的情况乃至秉性风格的不同，各有所偏重，袁世凯就对恩赏有偏好。北洋军中，军官虽干犯军纪，只要对他袁官保没有二心，袁世凯就‘阳撤其任，阴仍给以津贴，且得委为听差员，如遇出缺，仍得补还”。在袁身为满清大员的时候，其褒奖折片就特别多，几乎月月皆有，甚至一日几递，有一、二人的单折单片，更有数十人上百人的成批奏奖，随着袁世凯的官升，其褒奖名单也日见其长，1907年7月，他以办理日俄战争“中立”为由，一次奏褒二百八十四人。反正借花献佛，慷他人之慨何乐不为。窃国后，他一个又一个地让他的爱将出任方面重帅，满足他们刮地皮特别嗜好，对于士兵，除了给予优于他军队的饷银外，还在军营饭厅里挂着他的画像，营房里供着他的长生牌位，编出“安分守己把钱剩，养家活口多光荣，你若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一类的歌谣让士兵熟背，从而在士兵心目中树立起他这个“衣食父母”的形象。
段祺瑞比他的主公还要过分，在他的字典里，施恩手段只剩下了利诱一项内容，所谓“持金钱以驱策之，不患彼辈不为我用，且彼辈所希望者富贵耳、利禄耳，余将使之尽满其欲，又何为不余是从耶？”他一手编练的作为皖系主力的参战军，如果说还有一点精神教育的话，也充斥着升官发财的盅惑。他曾手指着靳云鹏（时为北洋政府总理，参战军督练）对士兵们说：“你们看靳督练就是我当年小站练兵时的一个炮兵，如今他都当到了国务总理”。他对士兵的训词也是“小站练兵数只八千，飞黄腾达何止万计”之类。以为这种功名利禄的诱惑再加上物质待遇的优厚，就可以使部下具有他某个部将所说的“军队好比是狗，主人让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那种狗式的忠诚。
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比较干脆，他给部下描绘的是一幅从排长升连长，从连长升营长、团长的赤裸裸的升官图，还说什么“只要知道努力，不贪生怕死，有功我必赏”，除了“我的太太不能送给你们之外”其他“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们什么”。然而对待郭松龄这样的叛将，也会在枪毙之后暴尸三日以示惩诫。
阎锡山则做得比较巧妙，他在太原为各镇守使，旅团长、道尹大修洋房，既享优礼之名，又有羁縻之实（家眷为质），总的说来，尽管军阀的施恩手段各有特点，但却存在着很明显的姑息倾向，优容者多，惩诫时少，这种倾向在历史上的任何军阀时代都曾存在过，它与骄兵奢将的风尚互为表里，成为军阀现象的一种特色。
3、施恩的界线
尽管有人把军阀的军队斥为“兽军”，然而这些军队毕竟是由人组成的，军阀首领面对着并非一群只认得鞭子和肉的马戏团狮子，而是一些具有精神和思想能力的“社会动物”，五代唐明宗父子两代罄库赏赐军士，却连遭背弃的悲惨故事，在历史车轮多转了千把年之后依然会重演。尽管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把肥缺都分给了他的高级部属，任他们大发其财，可多年霸踞债券发行局局长美差的旅长蓝文彬虽说钱多得烧手，但照旧要起兵反叛。直皖战争，皖系各军战前各发四个月的饷，而且段氏以为如此暑天，令人出入枪林弹雨之中，是非优厚劳军，不足以固其心，因于各营开拔之日，每军十八人，赏酒席一桌，每桌价洋十元，每日每人随站送发汽水一瓶，面包点心亦随时供给。可是这些吃饱喝足的皖军却连一场象样的仗也没有打就稀里哗啦地败了阵。
对于军官来说，以金钱权位固其心的办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施恩者所期待的作用，但这种赤裸裸交易所激起的贪欲心膨胀和道德水准的下降，却在一定时机会使施恩的努力走向反面，由微弱的恩义效果变为欲壑难填的怨望之情。对于士兵来说，单纯的物质利诱并不足以让他们甘心为与自身关系淡漠的军阀卖命拼死。对于这些出身农民的人来说有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待遇的优厚与否，而在于分配方式的均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夫子论道，再恰当不过地道出了这种根深蒂周的农民心态，而军阀军队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无论如何顺应不了这种农民的均平心愿。
最后，从根上讲，有钱才能养兵，有土地才能有钱，而割据又需有兵。战争的破坏消耗殆竭了财源，而维持下去的办法又只有靠战争以扩大领地，战争的升级使农村的破产加速，进一步破坏了军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奉系军阀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胜了对手，但一向富庶的东北却陷入了经济破产的困境，以至奉系的理财能手王永江不得不呼吁罢兵息战，在所请不遂的情况下辞职不干。这种灾难性的恶性循环是军阀所不能也无法摆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施恩意识无非是一种自杀意识。
正是鉴于施恩的这种界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阀愈来愈把注意力投放到集团的精神控制方面，竭力建立起一种维系道德体系。这种努力因军阀中各自所处的环境，地位及出身和个人秉赋的差异，导致各自的维系体系呈现出迥异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