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推移，内战的升级，内部离心倾向的加剧，军阀在集团的内部控制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他们采用各种形式，汲取各种思想来建构自己的维系意识框架，力图重建和修补已经崩塌的封建道德价值体系，和重现“中体西用”的幽灵，以收拾仅用物质利诱和传统社会关系所无法维系的军心和民心，对抗各种先进思潮尤其是共产主义洪流的冲击。各色军阀在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这十多年的发育中渐次展现面目，各种光怪陆离的集团维系意识体系随时代而来，又随时代而去，有的不过存在一两年，却各自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点点斑斑的痕迹。
下面让我们把各自的视线定格在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这一历史阶段，将这一阶段的军阀按其意识特征分为五种类型，每种类型各选出一两个有代表性的军阀加以论述。
Ⅰ “儒将”——吴佩孚
从袁世凯到皖系、直系（包括前期的冯国璋和后期的曹锟）军阀，其集团维系意识可以说都是传统型的。袁有“忠国、爱民、亲上、死长”的精要大义，段祺瑞的第一心腹则倡导，“练百万雄兵不如尊圣兴学信仰斯文义节，物质器械，取人成法即足给用，礼乐政刑，非求之已国不足统摄民情”。然而他们谁也没能完成清亡之后破碎的封建道德体系的修补任务。这一工作直到直系军阀后期实际上的领袖吴佩孚手里，才算有了一点眉目。这个虽经修补但仍旧残缺不全的道德体系，在一定时期和某种程度上起到暂时稳定军心的作用。
吴佩孚出身农家，但却是个饱读经书的秀才，也曾为人占卜测字，在他身上，农民的简朴，书生的迂腐，游民的狡黠都有所反映，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在北洋军阀中，他大概要算是旧学功底最深的人物之一，从登上政治舞台到盖棺下葬，盖以“儒将”自许，其意识特征呈现出某种“地地道道”传统品格。
1、吴佩孚伦理型的维系思想
吴佩孚刻意修复在风云变幻之际趋于崩塌的伦理道德体系，固执地坚持以礼教为治国与治军之本，认为“民国成立，首废礼教，专讲政法及物质科学，礼云：以礼为无用而废之者必有乱，因而历位总统均不得久于位，今世道愈非，人心益薄，首宜由礼教人手。”他以所谓“精神讲话”作为军队教育的重要形式，每日下午饭后，必有一番灌输封建道德的训诫，用他的话来概括就是：“即此礼教两字，质言之，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由于他的口才好，又能对儒家思想作通俗化的解说，因此一时颇能吸引人。吴佩孚的维系思想，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四个部分：
其一，“新”君臣论。
封建伦理的三纲五常理论中，君臣观是支柱。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帝王不复存在，君臣观失去了着落，不惟后拖辫子的遗老遗少们惶惶不可终日，就是拿着毛瑟枪的北洋军人也有点觉得不对劲，在“人心不古”的叹息中，吴佩孚拿出了自己绝妙的“新”君臣论，因为要想扶正摇摇欲坠的三纲五常，非得先正“君臣大义”不可。
吴佩孚认为，民国时代虽然没有了君主，但君臣之纲并没有中绝，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也并不因此缺了一伦，因为君臣概念不过是用以区分上下等级关系的一种表示，“君臣即上下之意，所以示差别也”，上下就等于君臣。“在学校里，先生对于学生为君臣，在军队里，长官对于部下亦为君臣”。换言之，在直系内部，曹锟以下，他吴佩孚就是君，所有的下属，都与他有封建义理中最重要的君臣名份，而他自己也口口声声对曹锟自比为“铮臣”、“铮子”，如是，“君纲一正，在下无不随之而正，就如立竿见影一样。”这样一种“新”的君臣观，如果细究起来也许会弄出成排成连、层层有差的“君”来，足令最底层的大兵们无所适从，不知该听谁的好，但是，对于吴大帅，我们还是马虎一点的好。尽管牵强附会，吴佩孚到底补齐了他理论中缺陷的五伦，从而他主张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全部有了依托。
其二，泛忠孝论。
集团维系就是要使集团成员忠于首领，忠孝自古不可分，是传统礼教的核心成份。自然，对于吴佩孚来说，忠孝观念也是他维系思想的重心所在，他在治军活动中着意向部下灌输忠孝意识，认为军人若能忠孝两全，便是实践了“五常八德”的全部要旨，军人要以“忠孝为体”。
由于对于军人来说，长官就是他们的君主，所以所谓的军人之忠就是忠于“为国为民之长官”，能忠于长官，即是忠于国家。这种“忠”的关键是“不叛”，死心塌地跟着长官，比如象关圣帝不降东吴，岳武穆不附秦桧。均系“精忠报国，馨香万代”。然而不幸遇到的长官即不为民也不为国甚至危国害民怎么办呢？那也只好“曲进谏言，以挽救其失，万不可动辄谋叛，以陷于大不忠之地步。”如此说来，忠国忠民，不过是挂出来给人看的招牌而已，所谓的军人之忠，就是让他麾下的官兵无条件地服从他个人。
然而，要人们相信长官、上司就是君，从而无条件服从和效忠，毕竟有几分勉强，所以吴佩孚又拾起陆王心学的余唾，玩起拆字的游戏，硬说“忠”就是“中心”，“凡我中心之奉为主宰者，皆应以中心之诚恪对待之。中心之认为天理人情所当奉仰者，亦应以中心之诚实赴之。”按照这种玄而又玄的说法，“忠”就近乎于禅宗所谓的“佛性”一般，是存在于“吾人心中最初之一点天良，”只要以心为君，守心为正，让这种天良流溢出来，就会无处不忠无时不忠无事不忠，因为，“立身处世，舍忠莫能行；待人接物，离忠莫能行，以至于农工兵学商，个人干好个人的事都可以叫做“忠”，把忠于人、忠于心和忠于事混为一谈，无非是要人们相信封建道德“忠”的重要性，“忠”意的泛化过程，原来本不属于封建道德系列的职业道德也被吴佩孚扯入了纲常礼教之中。
吴佩孚的“孝”论，也照“泛”不误，把忠于职守，忠于事说成是封建道德的德目之一，毕竟还有个相同的“忠”字，马马虎虎还说得过去，可吴佩孚认为各行各业，各种社会等级的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职就是孝，就有点令人莫名其妙。但吴大帅的逻辑是不会因人费解而中止推断的，他看来，所谓军人之孝，就是“经过地方，秋毫不犯，舆情欢洽，父母闻之，中心愉悦”这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要打起仗来敢于卖命向前，“战阵不勇非孝也”，战场上“同仇敌忾为孝，畏缩不前为不孝”。至于“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倘若死于战场使家族断了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统统顾不得了，总而言之，吴佩孚的孝不是孝养双亲，而是让人听他的话，为他卖命，至于士兵父母的死活，只好听天由命了。
可以看出，吴佩孚的忠孝观，含有重整社会秩序的内涵，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不惜把忠孝泛化，甚至于和职业道德混为一谈，可无意之中却把原来较为“崇高”的封建道德规范，降了若干品级，变得不值钱起来，在“世风日下”封建道德贬值的时代，吴佩孚无可奈何地露出了捉襟见肘的窘态。
其三，“武神崇拜”。
军阀是一种以杀人为业的军事集团。作为军人，仅仅有社会一般人的道德价值观还不行，有时也不尽适用，维系军心，振扬士气，还需有些军人特有的价值观，为此，吴佩孚乞灵于“神物”，抬出所谓的“武神”，一方面借宗教的虔信济封建道德之穷，另一方面以武神的名头烘托他“武圣”的自夸。
“武神”的说法，在中国民间传说的诸神中并不存在，吴佩孚请它出来，彻头彻尾是一场拉郎配，按他的说法，武神就是关羽和岳飞，“关岳同称武神，所以统制军心而成为民众崇拜之对象”。关、岳为神的资格颇老，那是好几代皇帝老儿御封的，为的是推崇他们了不得的忠义节气，吴佩孚拉他们兼职“武神”，恰好也是看上了二位的“气节”，所谓“若关圣帝，千里寻兄，岳武穆，志在攘夷，真所谓大义参天，增光日月矣”。所谓“志在攘夷”从吴一生的行为看不过是空扯旗号，文官不爱财也是虚晃一枪，对人不对已，因为他和他的手下毕竟不是文官，说来说去无非是让人不变节，不背叛，“千里寻兄”式地跟着他共患难，打起仗来敢玩命，这才是吴佩孚以“武神神格”充塞他的军人人格的本意所在。所以愈是处境困难，人心离散，他崇拜关岳之心就愈笃，妄图借关岳的神灵挽回颓势。1926年在他东山再起的回光返照之际，曾隆重地在出征之前率麾下将领大摆香案，对他的武神关岳虔诚地行三跪九叩之礼。
其四，自以为是的“顺逆论”。
吴佩孚觉得，由于时代的变化，所谓“世道浇漓人心不古”的缘故，仅仅提倡忠孝节义，追崇关岳，似乎还不足以维系人心，挽回世风，为加大保险系数，他同时炮制了一种“顺逆论”，把他自己稳稳当当摆在“顺”的一边，要自己的部下坚持从“顺”抗“逆”，不生贰心，要别人的部下去“逆”从“顺”，尽早觉悟。他苦口婆心地说道：“是顺逆不可不明也，范增亦算是智者，对项羽固甚忠心，但不明逆顺，终遗臭名。三国时天水方面，姜维本是魏将，后弃魏投汉，不知者以为叛魏，其实是弃逆效顺。”那么当今之时谁顺谁逆呢？吴佩孚很自信；“民国以来，政府之宜伪，军人之顺逆姑勿具论，一细心比较，当得良心上之判决也”。言下之意“顺”者非他莫属，如果有谁竟然把“顺”判给了别人，那他一定是“没良心”，没良心者的判定自然是无效的。
吴佩孚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也是一个颇有心计的人，从他登上政治舞台那天起，什么口号时髦他喊什么，什么主张得人心他就主张什么。“五四”运动时期，“报端几无日不有吴氏之通电，且语语爱国，字字为民，吴氏之大名，遂无人不知”。在一群帮闲的襄助下，吴佩孚今日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通仿《讨武曌檄》，害得有人忍不住调侃道“国人目吴电为‘新古文观止’”都说读此妙文，可作国文范本而不愁文思之不畅，文笔之不雄健了。一个武人之所以大肆张扬，其中三昧，无非是收拾人心，抓住国民救亡图存的心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君者，顺也，臣者，群也，就是以我一人顺群众之心理’”。长时间的这种“正义一爱国”的鼓噪，久而久之，造成一种自我幻象，使他也自以为就是“顺”的象征，长久地沉浸在自我陶醉的迷恋之中，从而认为部下理所应当地对他“绝对服从，奉命惟谨”，亦不在乎这种“顺逆论”对他所主张的无条件效忠论的冲击。军阀的自我映象，与别人对他的映象永远没有办法叠合，对于吴佩孚这种自以为是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据说到了山穷水尽，困居北京小胡同时，吴佩孚还在天天高嚷“吴有办法”。一旦顺逆论这种两刃利器伤了他自己的时候，他也就只好咬牙切齿地怪人家非要失节和去顺效逆了。
不管有多少理论上的荒谬和逻辑上的不通，从“忠孝”到“顺逆”，吴佩孚毕竟搭起了自己集团维系思想的框架。“军人以忠孝为体，明顺逆为用”，体用分明，主辅合一，完事大吉。
2、吴佩孚权术型的维系手段
道德教化和权术施用是封建传统的统治方式的两面，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嫡子，吴佩孚的集团维系意识也存在着这两方面的内容。前者是冠冕堂皇的说教，后者为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诡道。正像所有成点气候的封建政治家都深谙权术一样，吴佩孚对这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玩艺，也是相当纯熟与自如的，概括起来，也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实力威慑。
尽管从袁世凯到吴佩孚都在鼓吹服从敬上的封建道德，但军阀现象伴生的唯力是从的心理氛围，却使军阀的派系组织呈现出一种四分五裂的趋向，派系愈庞大，其离散趋向就愈严重，在任何一个派系内部，每一个掌握一定兵力的高级部属都可以算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军阀，对这些高级部属的控制，成了军阀的一大难题，通常的办法是，或者把高层军队建制如师旅一级事实上架空，首脑直接与中下级军官建立联系，此即所谓“众建诸候少其力”的老套新版；或者首脑亲自掌握一个亲信精锐的骨干部队，作为操纵和左右整个派系的中心势力，以实力作为对可能的反叛的威慑，吴佩孚采用的是后者。
吴佩孚是个注重理论的人，对自己的作为，总要找出点“理论”依据而后才能心安理得。直皖战后。他从第三师师长跃居直系的“代理家长”之位，就同幕僚们一道，开始研究成吉思汗的“怯薜”（蒙语音译，亲卫之意）军制，他认为，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东征西讨，无坚不摧，关键是因为他拥有一支称为“怯薜”的一万八千骑的亲卫部队，该部队既是全军的精锐，也是全军的中枢，既可以冲陷敌阵，又可以威慑内叛。吴佩孚认为如果他也有这样一支亲卫军，控制直系就不会成问题，所以，他以此为借口，倾其所有装备与供给，大规模武装他的嫡系部队第三师，一方面严加训练，一方面大力补充，使该师成为拥有步、骑、炮、辎重、电讯、铁道（铁甲车）、航空等诸兵种合成的总数为一万八千人的立体巨人，在装备与兵力上，成为直系各师之冠。明明是借武力在“群臣”头上高悬不信任的达摩克勒斯之剑，却偏要以对成吉思汗的拙劣模仿出之，吴佩孚也可算是机关算尽。
其二，“形象”吸引。
军阀都力图在自己的军队中制造对他个人的迷信和崇拜，但这种崇拜气氛却不多见，但直系军阀内部，的的确确一度存在过对吴佩孚的迷信和崇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多年有意培养的形象吸引所致。在军阀之林中，吴佩孚也许是最注意自己个人形象的一个，既喜欢与报界接触，又善于为自己制造神话，加上他确实具有的相当才干和接二连三的好机遇，使他获得了“常胜将军”的美名。他鲜明的个性和别出心裁的为人，使得凡属他的部下都对他有某种莫名的敬畏。
首先，他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忠贞不贰”的形象，尽管对曹锟有诸多不满，他也有能力和实力取而代之，但他还是“终身事曹不贰”，这种所谓经过“时代考验的愚忠，与其说是对曹个人的感恩戴德，到不如说是为给部下树立一个致死效忠的表率。按他的说法“纲者，表率也”，君为臣纲，就是要为臣作出表率，他之所以甘为昏愦的曹氏之下，忍受以曹锐为首的津派无赖的诸多闲气，也许就是要留下一个作表率的机会，扮演这样一个唱红脸的角色（京剧脸谱：红色意味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