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吴佩孚在物欲横流，寡廉鲜耻的军阀世界里，着意把自己装扮成清廉公正的样子。为了表明他不用私人，甚至亲下手谕“吴姓天、孚、道、运、隆五世永不叙用”。为了标榜自己爱国清正，不惜喊出“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敛钱”的五大自律，尽管实质上是一种表面文章，但确实迷惑了不少人，很多人认为他不象其他军阀“非恃西洋黄发碧眼儿似不能维持其政治生命”，所以“秉赋不同所见亦异，率能贯彻主张，为东方民族稍留骨气，其人格有足多者也”，然而象陶菊隐先生评论的那样：吴佩孚“不要地盘，要的是两省地盘；不做督军，做的是两省巡阅使”，而且，在北伐军进逼武汉之际，吴佩孚也曾多次通过各种途径向英美要求援助，其卑躬屈膝与其他军阀并无二致。的确，吴佩孚失败后也没进过租界，甚至在外国人竭力邀请下也没改变初衷，但这并非他真的“高风亮节”，而是因为一来他还想着卷土重来，所以一时不便公然撕破自己的脸皮，二来也有许多军阀为他提供了庇护所，他还没到那个非去不可的境地，吴佩孚也确实不为自己敛钱，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军队就是他的最大财产，他的赌注全都压在枪杆子上，有了钱全用于养兵、护军练兵，因为他知道，军阀一旦没了军队，生命也随即失去意义，这一点，说明他在军阀之林中确有高人一筹的见识。并不意味着他与其他军阀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应该说，吴佩孚制造的这种“形象”或“气质”上的吸引，其效果是明显的，甚至连倒戈背叛他之后的胡景翼都认为：“吴不怕死，不要钱，其人格我等当推崇。” 其三，纪律约束。
吴佩孚多年的行伍经历告诉他，控制部队不仅要靠内在的道德力量，还要有外在的纪律约束。对军队无纪律行为的鼓励与纵容，虽然“一时一地能起到刺激士气的作用，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却容易导致部队的涣散，以至完全失去掌握。如张勋二次革命时攻入南京。打了胜仗点起名来士兵却少了很多，原来士兵们抢劫够了就开小差回家去了。吴佩孚当第三师师长时，接掌的是一支有着北京兵变烧杀劫掠臭名的部队，因此他特别注意挽回声誉，格外加强纪律，据说吴的第三师在湘南时，有一士兵人娼家抢一水烟筒而被枪决，其部队驻地尚有人办喜事。当时的外交家顾维钧也说，吴佩孚“不仅是一个干练的军人，还是一个严肃的纪律执行者。”可见其军队纪律在军阀中尚算是好的。
吴佩孚严肃军纪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防止士兵受“污染”，他不让士兵和军官到城市去，怕他们做赌博和他种坏事而忘掉自己的职责。他认为军人应该戒酒、戒色、戒烟、戒财、戒赌，否则就会损害战斗力。而诸戒的最有效和最便利的措施就是干脆把部队与花花世界隔开。相比之下，吴佩孚也许更担心的是军队受民主自由空气的熏染，以至于对城市学生入伍都加以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吴佩孚军纪的作用是一层不透风不透雨的隔绝布，有这块大苫布的遮盖，不仅挡住了城里的奢靡风，更挡住了欧风美雨的侵袭，从而使军队保持农民式的淳朴和愚昧，以便于控制和欺骗，这正是从曾国藩到袁世凯所一直追求的。
其四，机谋权变。
吴佩孚对行诈术以收买人心是颇为醉心的，有一个故事很形象的说明了这点。有一次吴佩孚在布置任务，忽然觉得有点饿了，左右随从劝他吃饭，不料他却陡然变脸厉声喝道“诸弟兄都没吃饭，我吴某怎么能一个人独食呢？！左右马屁拍到了腿上，讨了个没趣不作声了。可不一会儿一个士兵拿来饼干和茶水，吴佩孚却坦然地一个人“独食”起来，这种刘备摔孩子的把戏虽然干得挺拙劣，却也可以从中窥出他性格中的好行诈术之一斑。
吴佩孚从来不让他的部下敛财，因为他深谙“饥则附，饱则飏”的道理，如果部下个个腰缠万贯，他们就不会再为他卖命拼死，至于士兵更是如此，因为“兵不可富，富则思家；兵不可穷，穷则生怨”，务必使他们保持某种半饱半饥的状态，才能驱使如臂。
吴佩孚与部下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即使是他最亲信的谋士白坚武也常常摸不准他的脉搏，他时常在部下汇报军务的时候阔谈佛理或讲说《周易》，甚至算卦问卜，在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当中，突然作出决策，一方面令部下不知底细，另一方面增加他的神秘感。1926年末，当他的大将靳云鹗两次意欲违背他的意图反奉联冯时，都被他先用假象迷惑之，当靳放松警惕，吴就突如其来地解除其兵权，使靳没有机会举兵反叛。吴佩孚还惯用让部下互相牵制，相互制约的手法，如让王维城去牵制王承斌，防止其坐大，在曹锟身边让津、保两派互斗，以便他从中渔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让王承斌以督战为名监视冯玉祥，又让胡景翼蹑其后以防备之。
套用一句吴佩孚的名言，我们可凝缩出吴佩孚传统型维系意识的全貌，这就是：以封建道德为体，封建权术为用。
Ⅱ 绿林——张作霖
某些出身于土匪，并以绿林生涯时的亲信伙伴作为其军事集团的骨干的军阀，虽说拥有各色正大光明的官衔，甚至学着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但他们的集团维系意识仍然带有他们往昔生活的烙印，具有浓重的游民色彩，江湖义气在他们成为近代军阀之后，仍然是他们集团内部维持平衡的最重要原则之一，也是他们维系部众的主要道德依据。“东北王”张作霖，可以算作他们中的典型。虽然由于张作霖出身的东北黑社会不象关内邦会及秘密宗教那样具有理论和文字色彩，但关东文化的粗犷豪放的特质和张作霖本人鲜明而特殊的秉赋，使得张作霖在这一类型中成为最具特色的一个，这也许是我之所以要选中他作主要描述对象的原因。
但是，由于游民文化本身也属于传统文化的亚文化层，它的许多要素与传统的正统文化有着血缘的关系，所以一旦原属于游民阶层的人离开了原来的地位，跻身上流社会，就很容易丧失自己的面目特征与上层文化合流，可以说，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执掌奉系集团的历史，就是奉系集团逐渐丧失自己游民面目的过程。当然，作为张作霖本人及其绿林旧友来说，作为一群多年在匪堆中混过的人，穷其一生，尽管他们数度进行自身的“儒化”，甚至作出很大努力使他们的军队近代化，终难去掉那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游民习气，他们的奉系集团，不言而喻地带有“绿林”的印迹。
1、奉系军阀的结盟意识
长期绿林生涯形成的“结义”关系和附着其上的江湖义气，是奉系集团赖以维持的精神支柱。张作霖旧日的绿林兄弟，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以及后来的汲金纯、孙烈臣，吴俊升等人，一直是“老帅班底”的台柱，这些人多数与张作霖在被压迫状态下的非法团体内长期共命运，形成了一种高度依赖的融合性关系，用张作霖的话来说就是“穿一条裤子”的交情，这种超血缘关系的牢固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亲缘关系的纽带，这总体上说是被迫离开土地挺而走险的小农自然形成的依赖性很强的群体意识，它一旦形成，就会带着自身的惯性蹒跚而前，无论其载体的身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尽管匪之为匪，情形各异，象张作霖等在接受招安之前事实上已带有若干地方豪绅支持的私办民团的性质，但游民大群体的“绿林特质”是他们不可能摆脱的。
属于关东文化圈的东北游民结盟意识，正由于它的发展历史较短，缺乏理论和文字因素，所以也不具备关内结社和帮会的那么多等级和辈份色彩。关东土匪当家的瓢把儿与同伙之间，至少在名义上是平等的兄弟关系，如果年龄差别过大，也至多就分成两辈，也并不存在等级差序意味，首领的地位是与行动时的凶狠狡诈，处理内部及其他山头关系时的“公平”与“仗义”相联系的，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自然信崇的气氛，在东北土匪圈里，即使再精细狡诈的人也要同时具备相当的粗犷与豪放气质，一个谨小慎微斤斤计较的人纵然有天大的智谋，也断难爬上掌柜的宝座，有些传记作家对奉系成员的描写颇有几分意思：“如张景惠、张作相和汤玉麟之辈，大都是出言不逊，呼卢喝雉的人物，这些人所憧憬的，不外是一些仗义行侠的江湖好汉，精神上所尊崇的，也只是指天誓日的良心和义气，而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造型，大致统一于一个类型，即：在挥金如土之余，可也不惜杀人如麻。”
张作霖在脱离绿林生涯并开始形成奉系军阀集团之后，仍然非常珍视和着意培植这种以“仗义”为主要内容的结盟意识，并成功地在整个集团上下制造了这种江湖“义气”的心理氛围，成为奉系集团凝聚的主要精神。所谓“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只要人人爱国，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也就能打仗。”爱国是虚，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义气却实实在在地在被弘扬着，连后到奉系的日本士官生何柱国都有这样的想法，可见这种结盟意识之深入与风靡。
这种以尚义为表征的结盟意识，在张作霖自身历史过程中，也发生过若干嬗变，他能够随身份与角色的变化，对之进行适当的调整，抛弃了一些纯意气式的义气讲究，张作霖任奉天督军之初，抱定“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想法，起用文治派，而文治派整顿社会秩序的结果，却使张作霖匪气十足的绿林伙伴感到某种约束和精神抑制，因此他们认为当家的起用外路人让自家弟兄不痛快是不仗义，而张作霖则坚持认为任用文治派使整个集团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这才是最大的仗义。冲突的结果，尽管汤玉麟率部反叛，但仍然是大仗义压服了小仗义。汤玉麟兵败之后，还是为张作霖所重新起用，最后达到两种仗义的合一。对于一个起兵反叛的部属非但不开刀问斩，反而重新授以官职，在其他军阀那里是无法想象的。相形之下，对同样是反叛的郭松龄，张作霖却凶残的令人发指，暴尸三日不说，还要把郭氏夫妇陈尸的照片发遍全军以儆效尤。看来，绿林兄弟的情份，还是跟其他关系不同。
也许有人会用张作霖诱杀辽西巨匪杜立三的事来说明张作霖并不在乎江湖道义。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江湖义气主要是张作霖用来维系内部的一种精神，焦点在内而不在外。杜立三虽然与张作霖有结拜关系，但毕竟身属两个山头，结拜只是长期对峙不下的某种暂时和解。其次杜张二人曾有仇隙，杜曾袭杀过张作霖。张诱杀之，马马虎虎可以算作报仇之举，最关键的是，这件干得不甚正大光明的事能给张作霖的帮伙带来难言的好处，所以此举在他的帮伙内部并未引起多大恶感，并不影响张作霖在集团内讲“义气”的形象。
2、奉系军阀的“良心”道德
奉系集团的“义气”背后，是一种讲究“良心”的道德价值体系。“义气”是“良心”道德的最高范畴，而“良心”则是“义气”所能产生的道德基础，这种道德价值体系，比起正统的封建道德价值体系来，粗糙得多也朴实得多，属于游民意识向传统意识过渡的次生态。
张作霖曾别出心裁地要给三民主义增加一项“民德主义”。在他看来，什么民族民权民生，离开了“民德”都不中用，“民德”才是顶顶要紧的，“民德”就是要发扬民族固有道德，使老百姓具有某种易于统治的德行。至于什么是张作霖意中的“民族固有道德”，他没有说。虽然我们可以从他亲手书写的半通不通的条幅：“道德为心”上窥出一点端倪，究竟还是有点含糊，幸亏奉系的一位于将，身为东北讲武堂的教育长的周谦露了“天机”，不然我们有可能还会继续糊涂下去。他以“良心”二字作为东北讲武堂的校训，言下之意，这座奉军中下级军官养成所的主体道德就是“良心”，他认为讲“良心”就是要“不为势屈，不为利诱，毅然决然认真去做”。对于军官而言，就是受张家的“栽培”，不忘恩，不在外界的压力和利诱面前背叛主子，死心塌地为张家卖命；对士兵而言，就是“吃老张家饭，不打老张家人，”而且要为老张家打别人，这就是“认真去做”的内容。
张作霖自己也竭力扮成一个“讲良心”的样子，厉行所谓的良心道德。凡在他寒微时有恩惠于他的人，张作霖从不惜甘言厚币以报之，还特别地把一个开豆腐店的憨老头钟三放在身边供起来，作为他有“良心”的活广告。因为据说钟三在他当年赌得输掉了棉袄差点冻死的时候，送了他一领皮袄还搭上了一头毛驴。他对部下这种“良心”的有无也是很计较的。郭松龄反奉后，张作霖一次当着众部下破口骂道：“郭鬼子这个鳖羔子，到沈阳来，扛个行李卷，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没把的，小六子说他是人才，能吃苦耐劳，我一次就给他两千块大洋，给他安家……。”言下之意就是郭松龄不够意思，对不起他，话虽粗鄙，却反映出张作霖内心的愤懑和委屈。他根本没从政治见解上的歧异来看这次叛变，而是斤斤于所谓人人之间的“交情”和“良心”。郭松龄死后，《盛京时报》上曾载过一副署名“家民”的对子，上联道：“论权，论势，论名，论利，老张家那点负你；”下联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尔夫妻占得完全。”道出了张作霖这种“良心”道德的真谛，在奉系集团看来，所谓忠孝仁义的全部内容就是“不相负”，一种有恩报恩的情愫，近似于江湖上“正派人”的“不负恩”原则，有负恩行为，在江湖上就坏了名头，不论做了多少好事也难立足，恩怨明朗，纵使杀人如麻，劣迹满身也照可以拍着胸脯讲话。这一点毅然扯旗反奉的郭松龄未必就不清楚，他采取行动时给张学良的信中说得很明白，“公（指张学良，引者注）待龄以恩遇，龄报公以忠诚”。只不过在郭看来，政治上的道义，信仰上的分歧恐怕要高于个人的恩怨，而且，就郭松龄临刑前还要求见“少帅”的举动来看，也许他认为“拥少反老”革除奉军的封建积习才是真正的对张学良报以忠诚。
奉系集团的这种“良心”道德，与传统的封建纲常思想是不一样的，封建的君臣关系，重心在于名份，君臣名份一旦确立，纵然君对于臣无恩可施无惠可及，臣也要无条件地对君效忠，这就是所谓的君巨大义，追求的是义务效应，从韩愈的“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到朱熹“先有君臣之理后有君臣”，都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而“良心道德”强调的是报答，施恩与效忠是一种共时性的关系，追求的是一种对等效应。所以，张作霖之于他的集团成员，更缺少一种“君臣气氛，”其中原因恐怕不仅仅是张作霖自身那种沐猴而冠的个性，奉系集团的流行道德风尚恐怕也要担几分责任。
3、奉系军阀的“分肥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