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说，梁启超波澜起伏的亡命生涯，是以苦学日语、苦读日本之书开始的。
梁启超初抵东京，住牛达区马场下町，身边还有钱，这里的生活也十分方便，除了维新志士、文人诗友暂时不得相见外，所遇困难便是语言。于是他专门请日本人教日语，每天苦读，以他的聪慧，日有长进，渐渐地可以翻字典看日文书，一读之下不禁豁然，日本人翻译了这么多的好书，真是读之不尽了。
这一天，梁启超翻字典翻得很认真的时候，有人叩门，这叩门之声在日本已难得听见了，有时候叩的是隔壁人家的门，梁启超也会一跃而起，心里盼着有人叩门、有人来访，人是最怕孤独的一种动物，却又不时被孤独煎熬着。梁启超从榻榻米上站起来，打开门，眼前笑吟吟地站着的竟是康有为！
没有比劫后重逢更教人喜不自胜的了。
梁启超实在止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
康有为依然固执而坚定，他的魅力在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都会有一套一套的方略。虽然几个月来疲于逃命，又在英国人的协助下，从香港到日本，据康有为说国内已经有了联络的秘密通道，过些日子将要有大动作以救圣上，杀慈禧、荣禄。
康有为是从北京一路南逃至香港的，因而他还带来了梁启超家里的消息。梁启超亡命日本后，新会茶坑的家便被查抄了，使梁启超稍有安慰的是老父身体还好，太太李蕙仙居然面对兵丁临危不惧，直斥其暴行，并责问道：“夫君乃一介书生，上书言事无非为了报国，何以获罪？又何以株连及家人？”兵丁无言以对。
梁启超的父亲怕再生不测，便携带全家逃至澳门暂避。
人生关键的时刻，男子汉们可别忘了女人的坚定与忍耐。梁启超常这样对自己说。
梁启超想起夫人李蕙仙，心里不由生出感激与负疚之情。自从结婚成家，梁肩超总是奔走南北、浪迹江湖，家里的一切全由夫人操持。夫人是大户人家的闺秀，深得梁启超家人及邻里的喜爱。
梁启超在灯下给李蕙仙写信。
信云：“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唯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育，唯望南天叩托而巳。令四兄最为可怜，吾与南海师念及之，辄为流涕。此行性命不知何如，受余之累，恩将仇报，真不安也。”
梁启超信中所说的“令四兄”即李蕙仙的哥哥、刑部侍郎李端菜，因直接参与了维新变法，是百日维新期间唯一的“二品以上大员言新政者”。后人实在不能忘记李端桑，是他在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年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凡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建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并选派学子去外国留学。
百日维新失败，慈禧以李端菜“滥行保存康梁匪党”获罪，革职、发配新疆，中途得病留甘州(今酒泉)。然而李端菜维新之志始终不衰，远在边地悼念“六君子”，有诗云：“怕闻中秋月有声，要从菜市哭忠贞。”并有《感时》诗一首流传当世，担心在顽固派的把持下，中国会走上印度与波兰的亡国之路：“学派何分旧与新，纷纷聚颂究何因？绝无思想皆顽固，略得皮毛作解人。可怜尊荣安富国，甘为奴隶马牛身。若问后来真结果，波兰印度是前尘。”
梁启超对李端菜的思念，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情结。可又何止李端蕖？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无时不在梁启超的心中。他认真思索中国变革之要领，以及百日维新失败的教训，将之作为精神源头之一部分，正是那些或者已经牺牲或者发配受难的旧友让他不断地思考着这些。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无奈的寂寞缠绕着他，他每感沉沦时，便会一次次地问自己：我是在为自己活着吗？死者的期待无言而厚重。
半年之后，梁启超的日语已经过关，不仅会说而且能读，梁启超在多掌握一门语言之后，自觉流亡生涯也稍稍丰富一点了。
因为，梁启超可以如饥似渴地读书，读那些在中国读不到的书。
其实，日本人自己并没有多少经典传世。梁启超所说的日文书，是指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大量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有政治学、经济学、智学(哲学)、群学(社会学)等。
也许读这些书的第一个体会是书外的：中国为求维新变法富国强兵，前些年翻泽的西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即经济)等本源之学，几无一书焉”。
这也是两个民族的不同之处，而此种不同又交织着重重的矛盾。
一个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不是自许而是公认的文明古国，却常常数典忘祖、急功近利，在陈陈相因中丧失了一个民族赖以激活精神的鲜活的变革之气，从而成了千疮百孔、苟且没落的老大帝国。
弹丸小国的日本，是这样一种典型：它不拒绝一切新的思想、文化和技术，这些丰富的养料经过本土文化的精细陶冶与融合，成为已有。日本人巧妙地得到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财富，再凭借着技术的特长跻身强国。
日本在漫长的封建幕府时期，几乎一切都学中国，实在学不下去了，便有了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并立即掉转枪口侵略中国。结果当年的师傅不堪一击，甲午败绩已成国耻。
梁启超避居日本，不得不学日文，不得不把日本作为审视对象，仅仅从文化而言，梁启超惊讶了：“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
30年，以数千种介绍先进思想、经济的译著问世，这是一个奇迹。日本的译书业之发达，其时可称世界之首。看来一个没有名著，缺少悠久文化的民族并不可怕，他可以实行拿来主义；可怕的倒是那些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决不自新图强的另一种族类。
当梁启超孜孜不倦予各种书籍，为培根、笛卡尔等等新人新名词所诱惑而深探其幽，自以为得益甚丰时，他曾这样客观地估价自己：“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与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但，这时候的梁启超仍然是南海康有为的门下弟子。总想的道路实在崎岖而漫长，一个有着独立主见的梁启超的出现，还需要假以时日。
康有为并不反对梁启超读书，只是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设法推翻慈禧，救出光绪，以期推行新政。为达此目的，他认为应该不惜使用武力。失败之后的困境以及当政者的残暴，使那些书生们居然也想舞刀弄枪了。
梁启超面对康有为自然“诺诺”连声，何况他自己的思想仍然在康有为的束缚之下，救光绪皇帝出瀛台也时在念中。于是康梁二人便开始策划武装起义。
1899年3月，迫于清廷的压力，日本政府强使康有为离开日本。7月22日，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中国保皇会，又称中国维新会，随后康有为到新加坡坐镇，并在华侨中筹款，通过在日本东京的梁启超指挥国内的唐才常，组织“三合会”会党，购买枪支弹药，操练兵勇，相机起事。
这就是悲壮的自立军起义。
唐才常是谭嗣同的至友，他推动湖南的新政、变法，功不可没。百日维新失败，曾应谭嗣同之约赴京增援，行至汉口知大势已去，折返湖南。以后为寻求救国之路，曾赴上海，香港、新加坡、日本，并于1899年秋在日本见到了孙中LLJ。同年冬，唐才常在上海成立正气会，后又改名为自立会、三合会，立富有山堂，发富有票，康有为、梁启超为了表示与会党合作的真诚，加入了三合会。康有为任副龙头，梁启超为总堂负责人。
这是一个多事多乱之秋。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惶惑于改良的软弱无力，而在企图走向革命时却又力不从心，甚至摇摆不定。
唐才常的自立军到底是“勤王”还是“起义”，便颇费思索。
梁启超先已有了一种不祥之感。
在自立会内部，虽说各处会党和各路好汉暂时地统一在富有山堂门下了，但人员复杂，政见歧异，“有主张民主者，有主拥帝者，有主挟天子令诸侯者，有谓必杀南皮者，也有谓拥南皮以号召者，言人人殊”。另有会党中人，仇外心理极重，主张“灭洋”的。梁启超力主不可打出“灭洋”的旗号，“心理不可违”，“情理也不可悖”。
时间已经到了1900年。
新世纪的来临于中国的普通民众又有什么关系呢？一样苦难，一样黑暗，依然沉沦于贫穷和愚昧的深渊之中。
1900年春，山东、天津、北京出现了义和团，先是“反清灭洋”，后又提出“扶清灭洋”，饥民成了暴民，对于一无所有、不得一饱挣扎于死亡线上的人来说，生死本已无所谓了，揭竿而起以求一逞是大势所趋。
清廷举棋不定，剿抚两难。剿则怕身陷其中，也是力所不逮；抚则西方列强陈兵大沽口，一路杀将过来，取北京易如反掌。
对康有为、梁启超而言，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局势，计划中的自立军起义将使清廷首尾不顾，并能与义和团遥相呼应。即使列强参与镇压，也不能不分兵南北，用兵者便有了回旋躲闪的余地。再加上其时李鸿章新任两广总督，康梁凭以往和李鸿章的交情，晓以利害，说服他实行两广独立、置身事外，这真是一幅非常美妙的蓝图了。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
时局大变。原先的一系列暂时的平衡被打破了，英国人从自身在华利益着想，疏远了康梁和唐才常的自立军。李鸿章这个在戊戌变法中虽“未闻机要”，却实际上同情维新派的封疆大员会不会在这关键的时刻彻底背叛清廷呢？而或者拥兵以“广东自立”，或者与康梁结成同道？
事实很快使一切幻想破碎了。
当慈禧在万般无奈之下，命李鸿章赴北京收拾残局议和时，李鸿章虽曾犹豫，却还是遵命北上了。
康梁对李鸿章的期待，完全是子虚乌有吗？否。李鸿章不满清廷，并对康梁寄予厚望是不假的，百日维新期间的不少瓶政，是他想做而未曾做到，却由康梁联手通过光绪做到了。慈禧复辟，新政尽付东流，京城杀机四伏，李鸿章却不动声色，只因其时他不过是个“伴食宰相”、投闲置散者，住在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贤良寺中，以读书写字为乐。
光绪被关进瀛台后，慈禧对怎样处置李鸿章，竟一时无计可施，明知他同情光绪，并与维新派有来往，却又抓不住把柄，而且毕竟是曾经倚重的老臣。
慈禧又要出出这口气，至少李鸿章不如荣禄、奕勖等辈“劝进”，应是站错队的一贝。
慈禧于某日召见李鸿章。
慈禧手里拿着一份奏折，长长的指甲伸出去，仿佛要戳到李鸿章的脑门。
慈禧：“有人劾尔是康党。”
李鸿章：“臣可说是康党。”
慈禧：“所劾是真？康党之罪天地不容，尔知乎？”
李鸿章：“若主张变法者即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慈禧已经怒形于色：“尔接着说。”
李鸿章好像一吐为快了：“六部诚可废，旧法理应变，若旧法不变而能强国，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
慈禧默然不语，稍顷突然话题一转：“皇上在瀛台办事，你可听说了。”
李鸿章：“废立之事，臣不与闻。”
慈禧一挥手：“下去吧！”
李鸿章不愧是宦海沉浮的老手，他知道与康梁的交往早在慈禧掌握之中，但百日维新期间从未以个人的名义上书言事，而且又因是甲午败军之将，且又因为《马关条约》而为光绪当面指责过，新政的大旗不是由他扛起的，李鸿章还怕什么呢？至于皇帝的废立，这是清廷亲贵的家事，却又不表态，“臣不与闻”，四两拨千斤，滑过去了。
李鸿章到底是李鸿章。
李鸿章的北上议和，打乱了康梁及自立军起义的所有步骤，在政治的牌桌上，因着对形势判断的失误，一着错全盘乱的实例不胜枚举。这一次，又轮到梁启超“忧思如结”了。唐才常对于这一切的敏感度，似乎要稍稍迟钝一些，便一直等着计划中的康梁在海外筹集的30万巨款。正是在这一点上，康梁却在犹豫中拖延下来了。
唐才常在上海却已是火急火燎了。
十多万会党中人摩拳擦掌，各路分堂的堂主天天催着唐才常：“钱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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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为破釜沉舟之计，于上海联合社会名流80多人，成立中国国会。国会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同时向海内外发表政治宣言，以为起义造声势。
8月初，唐才常仍然等不到海外的筹款，但自立军要起事的消息已经风传开去，张之洞最先得到密报，加强了戒备，并立即实行跟踪查证。7日，大通的自立军仓促起事，很快失败。唐才常再也没有时间了，决定23日发难，却于22日被张之洞抓获，一起被捕的共20多人。唐才常壮烈牺牲，自立军起义也被血腥镇压了。
鲜血染红的暗夜，是催人猛醒的晨光吗？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一批热血青年从改良步入革命，纷纷投到孙中山麾下。康有为依然保皇，并且其态度越发坚定。梁启超选择的是启发民众的事业，致力于他最擅长的办学和办报，以开风气，以开民智。
梁启超的选择似乎是激流勇退了。
其实不然，梁启超只是找到了一条更适合于自己的道路，即教育和宣传。
梁启超不得不承认，在利用他的笔杆子、口才和实际操作革命运动之间，他的无人可比的长处是前者。
再说，哪一场运动的胜利不需要知识和文化？无论改良或者革命。
梁启超到日本不久，便决心重执教鞭了。
或者也可以说，除了时势的需要、梁启超个人对教育的重视外，也是因为原先梁氏门下弟子的呼唤！
这一天，梁启超真是喜出望外，他居然收到了蔡锷的信，信中说无论先生走到什么地方，弟子都想亦步亦趋，再听教诲云云。后来又有秦力山、范源濂、林圭等均辗转投书，无非是一来遥寄牵挂恩师之情，二来希望到日本随侍左右等等。
梁启超谈到在日本的办学初衷时说：
“戊戌政变，时务学校解散，我亡命到日本。当时那些同学虽然受社会上极大的压迫，志气一点也不消极。其后，我接到他们的来信，凑点盘费，让他们到日本来。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正是一个亡命的人，自己一个钱都没有，不过先将他们请来，再想方法。他们来了之后，我在日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问房子，我们十几个人打地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晨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那时的生活，物质方面虽然很差，但精神方面异常快乐，觉得比在长沙时还好。”
横滨的大同学校是华侨邝汝磐、冯镜如创办的，在日本便小有名气，几乎在全世界浪迹的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忘记母语，一切的迹象又说明，从一代人开始远离并且遗失自己祖籍的母语是很容易的，因为在新的环境里，小东西们说外国话太方便了，回到家里跟父母亲说中国话反倒艰难得多。
地球上不少民族的最后消失，就是从语言失传开始的。而且通常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的国家日益贫困衰败，它的人民，尤其是年轻人纷纷离乡到外邦谋生，流浪于全世界。失望成为一种基因流传着，而思乡的情绪却因为时间而淡薄……
每每念及此种惨况，梁启超心里便生出一阵颤抖，便在为横滨大同学校谋划之外，决心再建一所东京大同高等学校。
东京大同高等学校于1899年9月正式开学，招收学生30多人，梁启超为校长，日本人柏原文太郎任总干事，校址在东京牛达区东五轩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