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军进退两难之际，梁启超一直还要操心学校的教育，总算维持下来了。使梁启超稍有安慰的是，这30多名弟子中有11名是湖南时务学堂的，总算到了日本，乍见面竟师生礼仪也顾不得了，与梁启超相拥在一起，又笑又哭，不知如何是好。
蔡锷的到来，尤使梁启超高兴，他对这位高足的期待是很大的。那一夜，东京已经没有了白日的喧嚣，弟子们都已熟睡，梁启超还在与蔡锷一边喝茶，一边聊天。
蔡锷：“以弟子所见，推翻清廷尚不是这两三年间可以做到的。”
梁启超：“愿闻其详。”
蔡锷：“不是清廷不该亡，也不是朝政还腐败得不够，而是与清廷对立的力量太分散，文治武功均还不到火候。清廷可以苟延，而吾辈却欲速则不达。”
梁启超点点头：“以尔之见呢？”
蔡锷：“吾师以学堂、报馆聚合天下人才之举，乃为上策。其一从吾师者必有相当基础，传道授业可以举一反三；其二为久远之谋，可以读书、研究、得大方略。如此则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不愁将来大事不成。”
梁启超：“自立军起义已是箭在弦上了。”
蔡锷：“弟子愚见，必败无疑。南海先生救圣上之心太急，无论如何，圣上在西太后的控制之下，圣上与清廷的根本利害并无冲突。今后的革命无论由谁领导，当以结束清王朝为第一要义，保皇之路岌岌乎可危哉！”
梁启超听罢蔡锷之言，忽然生出了一种感觉，这是自师从康南海以来从未有过的感觉，他说不出具体是什么感觉，或感觉到了什么，却是由蔡锷的嘴说了出来。
梁启超对蔡锷慰勉有加：“读书，做学问总要有自己的想法，好的好的！”
不觉天将破晓，二人竟然睡意全无。
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办得有条有理、有声有色，很快便得到了侨界的认同与支持。
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登课堂便神采飞扬，一写文章便笔下生花。
仅看梁启超所开设的课程．，便略知一二了。
世界文明史：把世界文明的发展展示给学子们，知天下之大、世界之纷繁、文明之不可阻挡；西方哲学：西方文明两处源头的探讨，即希腊文化与宗教的希伯莱文化。其它如人群发达史、中外时事、日本语言文字学、泰西学案、政治学、伦理学、资生学(即经济学)等等，真是耳目一新。
卢梭、培根、笛卡尔、亚当·斯密、达尔文、康德、孟德斯鸠、赫胥黎、泰戈尔，乃至亚里斯多德、柏拉图等文化、经济、思想名人，都是研究的热门。
这是一种何等的气象！
上世纪末叶、本世纪初年，梁启超为中国的文化、教育所作的努力，是不朽的功勋。
梁启超自己对大同高等学校，归纳了四种特点：
其一，不出门可知天下大事。
其二，摒除落后及愚昧无知。
其三，用费少，收益丰。
其四．精选西洋及日人的文化精华，结合华夏文化比照、钻研。
教育的种子是必定有收获的。
梁启超依旧如湖南时务学堂一样，批卷阅卷。不同的是，时在戊戌政变以后，且是避居他国。所学的基本上都是西方文明的专著。梁启超未到30岁，弟子们则更是青春年少。梁启超视之为希望，也常常勉励他们：“这里只是一个驿站，你们都会离我而去，回到中国。今日苦读多学一点，他日即能受用一点。”
“种瓜总是会得瓜的。”梁启超常常这样想。
“未来是不可想象的，”梁启超对蔡锷说，“但我总想着以后的日子，你们是中国的栋梁。”
梁启超到日本后办的第一份报纸是《清议报》，其宗旨是维持中国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国人之学识；同时并负有沟通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使命。每10天出一期，每期40页，发行量在3000册以上，行销日本、南洋、朝鲜、欧美。清朝政府虽屡禁而不绝，《清议报》的销售量在中国本土一直高居首位。
《清议报》共出版发行100期，梁启超自己的文章在100篇之上。这就很清楚地说明：如同上海《时务报》一样，梁启超不仅亲领笔政，而且统筹全局。
这100期《清议报》，也是梁启超亡命日本三年的心路历程，梁启超的思想、情感，以及广读西书所受到的震撼，都历历在目了。
梁启超以他的不可阻挡的笔底气势抨击清廷，对统治集团的腐朽、昏庸，卖国独裁的行径层层揭露、批驳。梁启超攻击最力的自然是慈禧、荣禄及袁世凯。
梁启超对光绪，仍然是歌颂圣德的。
同时，梁启超还在《清议报》上解释西方的“天赋人权”，亦即民权说，这些对当时的中国读者而言，是新鲜而有吸引力的。国内的不少青年读者，正是在梁启超的这些文字的影响下，开始从进化论、天赋人权论思考中国的现状，并走上了反对清朝的革命道路。有论者谓：“梁启超实在是一位制造舆论的大手笔！”
梁启超的《清议报》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揭露清廷的文章，但梁启超本人却把提倡民权作为办报的第一要义，认为唯有民权思想的普及人心，才有可能维新图强，“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勿措也”。
其次，梁启超追求的是“衍哲理”，他认为：“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虽不敢自谓有所得，而得寸则贡寸焉，得尺则贡尺焉。《华严经》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以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
得寸贡寸，得尺贡尺，这就是觉世的梁启超。
“十年以后当思我”，这是梁启超《自励》诗中的一句，写于1901年。此种感慨，当是因为《清议报》成功的感慨之言。诗云：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梁启超是坦诚而自信的，岂止“十年以后当思我”的掷地有声？“世界无穷愿毛尽”一句，也形象地道出了精力过人、才智超群、多欲多望的梁启超的性情。
梁启超又渐渐地不满足于《清议报》了。
这是一个不容易满足的人，他以超常的速度领会新的思想，感悟着人生和世昂，然后便又付诸笔端见于行动，因而即使同道中人也常常目瞪口呆：
“任公怎幺了？”
《清议报》出满100期后停刊。
1902年元旦，《新民丛报》问世。
梁启超的思维活跃，从表面上看是因他的多变、善变；从实质而言，则是因他卞停地追求，他总是企图创造些什么，也总在努力摆脱些什么。从《新民丛报》的侵名到他的“新民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而立之年的梁启超的思想和学术臻成熟的结果。
梁启超站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上，这个境界可以一个字概而括之：“新！”
新知识、新思想、新工艺、新法律、新世界、新社会……为旧世界、旧体制禁稠了几千年的中国人，谁不曾想过图新？
梁启超登高一呼，把这“新”字痛快淋漓地呐喊出来了！
于是便应者云集，八方呼应。
不妨说这既是《新民丛报》的缘起，也是其成功的全部秘密，以至逃亡在海外均梁启超，竟被公认为“执中国舆论界之牛耳者”。
《新民丛报》展示了一个真实的、迷人的梁启超。
对于那些曾经迷醉于《时务报》、《清议报》的梁启超的读者来说，《新民丛筏》一出现便扫去了心头的困惑一一梁启超是以一种新的呼声奉献给读者了--而比种呼声对于刚刚进入20世纪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种福音，因为新民、新的民灸之说是中国所需要的“第一急务”。由梁启超的《新民说》开始，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义论》，中国的历史出现了多难的、急剧的变化，不妨说这二位便是开创这一段历史的弄潮者。
梁启超开宗明义地指出，《新民丛报》的“新民”取自《大学》新民主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梁启超的这一命名及所引申的内涵，实质上充满了对百日维新的反思：那是一次从上到下，由光绪皇帝亲自推行的巨大的变革，可黾它失败得如此之快，有识之士都为此思索过：倘若只是慈禧及清室亲贵的一部分人反对，会是此种结局吗？倘若士大夫阶层、全国民众群起支持，慈禧能够如此轻易得逞吗？
原来芸芸众生是最不可小视的。
民风、民气、民心看似无形，其汇集而成的力量却能摧枯拉朽，真正势不可挡。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梁启超又重新提出教育为本、教育立国的方针，以期在《新民丛报》上推动，并明确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民智不开”之故。
梁启超还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表示“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梁启超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的反抗者、叛逆者，正是因为被封建专制压迫太久的缘故，好为极端之论。戊戌政变的血的教训，广读西方以后的开阔的眼界，将使梁启超渐渐走向冷静与平实。
于是，人们看见在更广大而且深入的社会的层面上，梁启超走上了自己的勃舞台。
《新民丛报》是什么？是梁启超的智慧、才情与灵魂，是一个变革时代的缩影。
一个梦，一个使人忧伤的梦，一个催人奋发的梦，有时又是万般无奈的梦，缠绕在梁启超的心头。
那是少年中国之梦。
我们要暂且回到《清议报》上，正是那一篇《少年中国说》，已经透露着梁启超《新民说》的光芒了，他又把这光芒聚合到“少年”这个焦点上，不禁使人联想耶稣的话：“把天堂的门打开，让孩子们进来。”
《少年中国说》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日老大帝国，再则日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任公日：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梁启超认为：“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以后是一连串的比喻，让读的人目不暇接、心惊肉跳，如：“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白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日：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老大帝国是可悲可伤的，“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为何？皆因“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人是怎么老朽的？“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进一官，进一职。”
概而言之是做几十年奴才，拍几十年马屁，混个一官半职，谈何进取。至于那些大官，“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
此等人治国，能不亡国吗？
“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
梁启超又决然地说，老大帝国不是中国的全部，造就一个少年中国，才是仁人志士的光荣与梦想。
老朽之为老朽，说明他是不可能不朽了：“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少年中国的希望，是寄托于中国少年的啊！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观望的呢？“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是国运，少年是激情，少年是梦幻。看一个国家看少年就可以了，少年是衣衫褴褛的，少年是目不识丁的，少年是沿街叫卖的，少年是捡拾破烂的，少年是未老先衰的，这个国度、这个民族除了沉沦决无别的命运。
善哉，梁启超所言：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甭肴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少年中国说》文末作者附识中，梁启超写道：“‘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即口授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日‘少年中国之少年’。”
自亡命日本，去国离家，形单影只，梁启超常以“哀时客”为名，但从今而后却又是往昔心雄气豪的翩翩一少年了。
少年中国的希望之火把，曾经照亮了几代人；几代人读梁启超激情奔涌的这篇文字，总是为之激动，感慨到荡气回肠。
梁启超却没有停下脚步。
他的更有力度的《新民说》又问世了。
《新民说》的叙论载于1902年2月8日《新民丛报》第1号，不能不读。
也就只相隔不到一年，较之于《清议报》上的文章，梁启超的文字显得从容多了，大概是从日人的诸多翻译中汲取了不少新的知识，由人类而环球，由环球而中国，由兴衰而民族，由民族而英雄，总之写的是属于世界的人类文明史的兴衰之别“新民之道”。
梁启超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