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断然写道：“吾以为我政府承诺日本此次之要求，则当承诺之日，即为我国国际上地位动摇之时，此最不可不猛省也。”
梁启超不得不几度搁笔，深思良久，政府向何处去？袁世凯向何处去？辛亥以后的种种表现。其脉络已经明明白白，袁世凯复辟帝制或者说帝制自为，当在“二十一条”之后进行。主张此事最力的，朋友中首推杨度，谓其“君子立宪”之志始终不渝，中国民智未开，共和既难共也不和，唯得皇帝“定于一”而再推行宪政。
梁启超知道杨度此论，无非是自己曾力主的“开明专制”论，然而时光已经不再，历史已经前进，共和已经确立，怎么能再违时而动逆潮而流呢？就在这一瞬间，梁启超明确了自己的位置，内心里的震颤却是因为悲哀莫明：本当推进和平建设，使积弱之国渐渐复醒，却又横生出如此粗重的枝节，多难之国啊！
梁启超在《中国地位之动摇与外交当局之责任》一文的末尾问当局：“试问我中国有几个南满？有几个山东？有几个福建？有几个警察权？有几个顾问席？指顾之间，全躯糜碎耳。夫此岂亡我祖国亦且祸延世界。愿我外交当局慎思之，勿为祖国罪人且为全世界罪人也。”
“勿为祖国罪人”，梁启超抿一口茶，却是凉的，一个不眠之夜又过去了。
杨度的到访，在梁启超意料之中，为谁所命、为何事而来，是不言自明的。但，总是老友了，离多聚少，已是难得一见了。
杨度毕竟文人本色，说话很少绕弯子：“大总统让我转告，兄于中日交涉事言论尚需注意平和。”
梁启超：“然日本之‘二十一条’平和乎？”
杨度：“大总统也确有难处。”
梁启超：“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匹夫有责。弟尽匹夫之责为匹夫之言而已。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便解散国会驱逐议员，总统一人负责之总统制由他而定…总统之责为何？百万之兵不求一战；国土主权拱手相让，此为难乎？”
杨度：“战亦难。”
梁启超：“投降当然容易。”
杨度换了个话题，征询梁启超的意见：“关于国体问题。兄有考虑否？”梁启超：“共和国体，宪法所定，还要变更吗？”
杨度：“共和实不合国情，兄以前也曾持有此论。”
梁启超：“不错，弟长期持‘君主立宪’论，然辛亥一役，清帝退位，国体变，此大势也潮流也，复辟的事情做不得也做不成，皙子兄，你当三思而后行。”
杨度：“大总统之意似已确定，我当助之。”
梁启超：“我亦有言在先，倘若总统变皇帝，我必反对，兄弟阅于墙非我之故也。”
杨度：“何忍分道扬镳？”
梁启超：“更何忍山河破碎？”
杨度：“大总统对兄之才情、学识、人望，是时时想借重的。”
梁启超：“弟退让过、谋划过，凡财政、司法均有几万字的建言，所图者国家不再积弱，人民可以脱离水深火热，结果如何兄也知道。退让亦有限度，如退临大海、深崖，还能退到哪儿去？”
杨度：“袁大公子克定一直想和兄一聚。”
梁启超：“不忙。我倒想见见袁克文，此公放荡形骸，其实精神独具。”
梁启超送杨度出门时，两个人都是心事重重，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以后再说些什么谁也不知道，或许就这样分手了。
日本人对梁启超的攻击还在升温中，当梁启超堂而皇之地就日本出兵侵占山东半岛向参政院提出质问案后，日本的报章开始大骂梁启超忘恩负义，梁启超反驳说：
吾侪立于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当国家遇此大变，是否有发言质问当局
之权利及责任？若谓我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即当放弃其对于国家之责任
耶？试问日本保护鄙人之初心，岂非以鄙人为一爱国者，循国际法上保护国事犯之大义耶？使鄙人而非爱国者，则日本昔时保护不当也；使鄙人而为爱国者，则日本今日之责备不当也。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袁世凯必须承认“二十一条”。否则，“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与此同时，频频增兵、调防青岛、沈阳等地，日本兵扛着太阳旗已经磨刀霍霍了。
5月9日，陆征祥、曹汝霖代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
中国人民绝不会承认“二十一条”，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学生、中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尤以汉口、沈阳最为声势浩大。学生和市民群起捣毁日本商店，抵制卖国条约，袁世凯出兵镇压，不敢跟日本人打一仗的北洋兵在镇压学生运动的时候，却又不惜枪弹，年轻人的鲜血，是中国国耻日的第一朵红色蔷薇。
也有人为条约的签订而庆幸，说是“和平解决了”。如同中国实在没有力量而不得不委曲求全的论调一样，梁启超始终没有作出让步，他说：
今举国之兵且数百万矣，国家岁出用于军事费者什而七八矣，曷为而
等于无一兵，曷为而实际无一械？且以中国土宇之广物力之厚，而财政曷
为日以窘闻？此极浅显之事理，人民不问责于政府而谁问者？
一个专制总统、腐败政府之下，便是丧权的土地、缩头缩脑的官僚，中国人永远在问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中国向何处去？
那时候，梁启超的声音便如同烛光炬火了：“我国虽积弱已甚，而国民常自觉其必能岿然立于大地，历劫不磨，此殆成为一种信仰，深铭刻于人人心目中，而未由拔。”
梁启超并严正警告日本人：
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
梁启超的声音重新又成了中国舆论界的骄傲，因为在关键的时刻，他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成了大众的代言人。
而学生、民众的呼声，梁启超自然听见了，不甘亡国的大群的声音啊，那几天，每读报章，梁启超便兴奋，“学子，吾国之希望也。”他的心和那些奔走呼号的学生紧贴着。
袁世凯拄着他的那一根拐杖，在中南海里来回踱步，从丰泽园后走到景福门前。读者万勿真以为袁世凯足疾严重，其实这根拐杖是某种装饰，也可以看作象征性的权杖，可以给他威风，而且“笃笃”有声，杖尖上包着亮闪闪的铁皮，他喜欢弄权，在通常情况下，袁世凯以自己的一定之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不是一个软弱无能者。
辛亥以后，袁世凯走了几大步。
一是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联手，逼清帝退位，结束了大清朝从而也是中国封建帝国的历史。接着又以武力摧垮了在国会中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然后废国会、踢开“第一流人才内阁”作终身总统，并重写《约法》，揽大权于一己，踏上了专制权力的顶峰。
正在走的最后一步，是制造舆论，准备悍然称帝。
袁世凯废国务院设政事堂，政事堂就在总统府内，为听候差遣方便。政事堂设国务卿，由绝对可以放心的亲信徐世昌担任。各部总长除例行公事外，一切事务需经国务卿核阅，再转呈袁世凯定夺。
对于这样的设置，袁世凯自己便极为欣赏，对夏寿田得意地说：“凡事都需大胆改革，军机重要都由相国过一下手，我这里办起来就顺畅了，光是开会吵架顶什么用？”
所谓政事堂就是前清的军机处，相国徐世昌做起来自然熟门熟路了，他的做官格言倒也简单只是两句话，徐世昌一当国务卿便谆谆以告左右：“大事不要问我，小事不要问总统。”
政事堂设在丰泽园遐瞩楼、总统府勤政殿旁，“政事堂”匾额左右为徐世昌手书的一对楹联：
天视民视天听民听，人溺己溺人饥己饥。
这一楹联传到外界后，便有人代袁世凯拟了一则总统府的楹联：
我总我统我行我素，人脉人缘人散人消。
袁世凯听说后哈哈一笑：“相国会撤去吗？”
袁世凯设政事堂由徐世昌当“军机首辅”之后的另一举措是尽撤陆军部、海军部，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王士珍、段祺瑞等是大办事员，蔡锷则是小办事员兼经界局督办。
蔡锷，梁启超门生中最得意者，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遵梁启超嘱回到广西创练新军，为云贵总督李经羲赏识调至云南担任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武昌起义后，蔡锷即在云南举兵响应并被推为都督。
北京政局风云迭变，梁启超归国后联袁拥袁，蔡锷便开始在军界崭露头角。梁启超告以四字诀：“不动声色。”因而以后的府院之争、国会取消等等，蔡锷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对外界乃至个人升迁似乎一概淡漠。
蔡锷有了参与袁世凯核心军机的机会，并留意着北洋军的实力、布置、指挥及后勤系统，使其了然于胸。
天津梁宅，蔡锷的突然到访使梁启超又惊又喜。
蔡锷告诉梁启超：“袁世凯称帝，已无可挽回。”
梁启超：“不到最后时刻，你还是不动声色，且要多加提防。”
蔡锷：“谨遵师命。”
梁启超：“袁克定约我一见，看来也是称帝一事了。”
蔡锷：“应该是。袁克定见人，一般在北海团城，如更重要的客人则在京郊汤山别墅，由北洋军守卫，要不要一二随从照拂吾师？”
梁启超：“不用，谅他奈何我不得。”
蔡锷正要告辞，梁启超按一下；占手示意稍待片刻：“杨度近况如何？”
蔡锷：“死心塌地了，与袁克定过从甚密。”
梁启超：“静观其变，心有戒惧，你不妨带头劝进，以为障眼之法，一应大事之策划，随时告我，勿写信，坐夜：车为宜。”
蔡锷匆匆告辞。
京郊汤山之夜，晚空寂寥而广大，新月冷冰冰地照着。等候在门口的袁克定面有焦虑之色，袁克定一旁站着杨度。
梁启超如约赶到，寒暄毕，宾主落座。
袁克定：“今夜小饮，来一点日本清酒如何，卓如兄？”
梁启超：“不，绍兴花雕。”
杨度嘱咐侍者：“用热水烫温。”
袁克定倒是开门见山：“有一事家父想托我征询兄之意见。”
梁启超：“请只管说。”
袁克定：“共和病体，诚如兄之预见实不合中国国情。”
杨度：“更换国体事，外国人也多所建言，以为帝制最宜。眼下亟需卓如兄一言九鼎之助，以明国体之变非大总统私心，而是为国家民族久远计。”
梁启超：“助大总统变皇帝，我实不能助。盖选举大总统时，反对之声盈耳，我投了大总统一票，大总统就职宣誓‘谨遵宪法’，其人其声均在光天化日之下。”
杨度：“当初‘公车上书’、‘戊戌起事’，兄乃为光绪也，设若变法既成，兄与康南海辅助光绪帝与今有别乎？”
梁启超：“大有别，昨日之日不可留。否则大总统又何必在辛亥后使清帝退位？彼时取而代之可也。立国于今世，必有今世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而自封。终将淘汰。风云际会大势所趋也。”
袁克定不好再说帝制一事了，只说袁世凯如何借重梁启超等等。梁启超却不接这些话题竞说起了袁克文：“令弟颇有诗才，近来可好？”
袁克定惨然一笑：“整天不务正业，家父爱其才又惜其不成材。”
梁启超：“杭州的友人寄我一副楹联，令弟所作，读来荡气回肠，‘右通岳墓，左接苏坟，忠骨香魂都咫尽；后倚孤山，前临西子，潭光塔影共徘徊。…
杨度知道梁启超的脾气，汤山小宴到此为止了，客客气气不欢而散。
1915年的春天和夏天，因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言论，以及对帝制自为的态度，梁启超又成为中国舆论界的焦点人物，就连坊间市井都常常有传诵梁启超文章的。“梁启超这样说的”，一时成为标准；“梁启超说话了没有”却是含着期待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