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梁启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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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再造辉煌(3)

梁启超自己也觉得较之于周旋官场要自在得多而且充实。3月,袁世凯接连抛出两次绣球,梁启超都避开了,12日,袁世凯颁总统令任命他为政治顾问,梁启超坚辞不就;31日,袁世凯委以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事宜,梁启超也未躬奉其事,得之则失之,失之则得之,只要一枝笔是自由的,所得稿酬还能养家糊口,夫复何求?

其间,梁启超还曾南下省亲,为老父亲祝寿,少小离家,归来之日已是著作等身名满天下,茶坑村依旧,西江水依旧,听涛声掠过风帆,看凌云塔扑来,亲切地说:“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漂泊东洋,浪迹天涯,看见烛光而不能回家的日子,是碎心割肉的日日夜夜。旧房子多么可爱,它永远包装着昨天,珍藏着理想放逐之前的童真与稚嫩,却为人生之开始之最不可多得。大路小路歪路正路是属于明天的,明天总是那么虚幻、杂乱、荆棘丛生……

6月到南京,正是江南草长莺飞的时节,秦淮河畔夜饮,鸡鸣寺中听雨,与时为江苏都督的冯国璋几番切磋后相约:联袂进京,力阻袁世凯称帝。

到京后面见袁世凯,袁世凯已经等候在居仁堂门口了,一手拉一人,状极亲切,这一天是6月22日,梁启超不会忘记。

袁世凯:“二位用茶。”

冯国璋旁敲侧击:

“帝制运动,南方传言颇盛。”

袁世凯坦诚说:“华甫,你我患难与共,当知道我的心事。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差别?贵为帝王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子克定六根不全骑马摔断了一条腿;二儿克文倒有才具却成天与清客票友鬼混,假名士也;三儿子从小不谙事理.是个混混。余皆年幼,岂可付天下之重?”

客厅里的气氛顿时变得随和而不那么沉重了。袁世凯如诉家常言辞恳切,梁启超、冯国璋不仅坠入五里雾中,而且连往下的话也没法再说了。

冯国璋想得更多,追随多年,鞍前马后,大总统今天这一番话可谓知己之言了。激动之下便也把心里话和盘托出了:“国体骤变,百废待兴,今日再匆匆而为帝制,诚不可取。大总统心迹,真是可昭日月。不过将来国家富强了,天与人归,大总统却是不能谦让了。”

袁世凯一听冯国璋所言,正色道:“华甫,此话不可讲。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即或今后再有人逼我做皇帝,我便浮槎于海,我走还不行?”

梁启超虽然心里明白,知道袁世凯不可信,却还是听得目瞪口呆,心想:倘说表演,这也是绝对一流了。不过既然和冯国璋商定一起进京的,总得有一句话撂下,也算不虚此行,便对袁世凯说:“三海之内,于老百姓是禁地,总统身边的人为帝制奔忙,却并非空穴来风。诚愿大总统言必行,行必果。”

一出新华门,冯国璋便对梁启超说要去看看徐世昌,从相国那儿得一佐证袁世凯到底想干什么。梁启超要赶回天津,两人便就此别过,约好互通声气,梁启超并谆谆以嘱:“袁世凯之言可听而不可全信。”

冯国璋先回下榻的六国饭店休息,晚上徐世昌招饮,问及帝制事,徐世昌只是问:

“金陵夫子庙前,还是盛况空前吗?”

冯国璋再问:“请相国告之帝制真相。”

徐世昌继续打哈哈:“南唐遗址小虹桥可在?”

冯国璋只是莫名其妙:“小虹桥?”

徐世昌:“李后主被俘北上挥泪对宫娥,便是从这小虹桥上走过的,‘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啊!”

冯国璋:“相国,今天你唱的什么戏?”

徐世昌:“空城计。”

冯国璋:“那我赶紧逃走。”

梁启超回到天津,本想稍事休息,北京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说明,袁世凯帝制自为已处于紧锣密鼓的关键阶段。

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子论》一文称,辛亥革命后,中国“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明确宣扬“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古德诺之后,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撰文《共和宪法持久策》,说中国只有走日本君宪一路,才不致分裂云云。

梁启超读罢这些文字拍案道:“此乃真无耻也!”

与此同时,袁世凯授意杨度拼凑的“筹安会”成立,何谓筹安?“筹一国之安也。”杨度如是说。再看“筹安会”中人,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6人,自称学术团体,挂出招牌于北京石驸马大街,“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为宗旨,但已经研究出“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

这是公开的伴随着锣鼓声的有板有眼的粉墨登场了。

1915年8月22日,梁启超给爱女令娴写信,愤然表示:“吾实不能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梁启超告诉令娴,因为“不能忍”,他已经写了几篇批驳谬论的文章。

这些文章中就有轰然震响传诵一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其时,杨度仍然在作争取梁启超的最后的努力,他知道凭杨度及“筹安会”中人的笔杆子可以对付任何反对者而绰绰有余,却绝对架不住梁启超一个人的口诛笔伐。杨度委托汤觉顿专程赴天津与梁启超协调商讨,汤觉顿从天津带回二f匕京的却是一封致杨度的断交信,梁启超说:“吾人政见不同,今后不妨各行其事,既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同时带回的便是墨迹刚干的梁启超的文章。

杨度顿时惊呼:“大事不好!”

杨度读完梁启超的信,先已后脊背发凉了,他实在不想失去这位曾经患难与共的朋友。再读梁启超的文章,浩然之气直逼杨度乃至袁世凯:

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世凯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国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

此次皇帝之产生,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亦蠕蠕而动;彼长官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

蠕蠕而动,皇帝出矣!

杨度等不及读完,兹事体大,赶紧奔往中南海报告袁世凯。

袁世凯默然良久,只说了一句话:“我待梁启超不薄。”

袁世凯希望梁启超此文不公开发表,便以给梁太公祝寿为名,派人专程送去20万元寿仪,梁启超婉言谢绝了:“家父寿辰已过,谢谢大总统关爱。”退回20万元同时又抄录一份《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寄给袁世凯,以示光明正大。

袁世凯紧接着又派梁士诒拜访梁启超,这是来者不善了,称兄道弟,落座看茶后,梁士诒眉头紧锁道:“我奉大总统之命来,有一句话不好说。”

梁启超:“但说无妨。”

梁士诒:“说出来不好听。”

梁启超:“是人派你来说,非我派人去听。”

梁士诒:“兄已亡命十余年,此种况味,既曾饱尝,今日何必更自苦?”

梁启超:“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宁可亡命,也不愿苟活于浊恶之空气中。”

梁士诒:“这不是我的话。”

梁启超:“你可以复命去了,启超无所惧亦无所求。”

1915年9月3日,北京英文《京报》汉文版刊登《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当人,《京报》被抢售一空,“而凡茶馆、旅馆因无可买得只可向人辗转抄读。又有多人接踵至该报馆请求再版”。后来报价涨到“每份三角”,而求购者仍以“不能普及为憾”。次日,《国民公报》转载,但限于篇幅,不能一次登完。因而4日、5日两天北京公共场所的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急切地询问:“君有3号之《京报》否?今天或昨天之《国民公报》亦可。”

《国民公报》销售量大增,“为向来北京报纸所未有”。直到9月6日,求购者仍络绎不绝,报社方面只好在7号将梁启超的大作印成单行本发行。

这真是:任公大笔一挥,京都三日纸贵。

梁启超的文章所以能如此强烈地震动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是冈为他袒露了自己的良心,毫不犹豫地公开举起了保卫共和体制、反对复辟封建的大旗。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时刻,在这几乎已经麻木很难有什么能激动人心的时候,一切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聚合到了梁启超的大旗下,语气中有了急迫感,眼睛里开始发出光来,有人传诵,有人落泪,有人呼号……梁启超说:“天不亡我中华也!”

梁启超文笔的特殊魅力更使他的文章传诵一时,令年青人觉得新鲜生动,使同辈人想起《时务报》和《新民丛报》。反复的排句若波涛涌来,逼人的设问丝丝入扣,行云流水一往无前--

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所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诒国家以无穷之戚也!

梁启超的这一番话,是对辛亥以来中国政局动荡、袁世凯弄权的鲜活写照,针对其时袁世凯一心想做皇帝而又表白无意恢复帝制的欺骗性,梁启超的笔锋直指袁世凯的心坎了,他说若改行帝制,谁做皇帝呢?“若欲求诸今大总统以外耶?则今大总统朝甫息肩,中国国家暮即属纩”,对得起袁大总统吗?“若即欲求堵今大总统耶?今大总统即位宣誓之语,上以告皇天后土,下则中外含生之俦实共闻之。年来浮议渐兴,而大总统偶有所闻,辄义形色,谓无论若何敦迫,终不肯以夺志。此凡百僚从容瞻觐者所常习闻,即鄙人固亦历历在耳,而冯华甫上将且为余述其所受诰语,谓已备数椽之室于英伦,若国民终不见舍,行将以彼土作汶上。由此以谈,则今大总统之决心可共见也。”

梁启超极尽揶揄和挖苦,紧接着写道:以上种种“公等岂其漫无所闻,乃无端而议此非常之举耶?”什么样的非常之举呢?即推戴袁世凯做皇帝,梁启超说:“设念及此,则侮辱大总统之罪,又岂擢发可数?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

梁启超当然不会放过古德诺,他直言道古德诺的文章其内容与十年前《新民丛报》上他的著作相类似,唯独其水准,古德诺不及梁启超百分之一。古德诺把墨西哥“五总统争立”以及“中南美葡萄牙之丧乱”视为共和之病,是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墨西哥之乱,根本原因恰恰是统治者“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其教训是专制的教训,不足引为中国不能实施共和的根据”。粱启超认为,奇怪的倒是“政客如林,学者如鲫”的中国,为什么对如此浅显的理论与事实“无所觉识”,非得“借一外国人之口为重”呢?偏偏这外国人又是歪曲事实的,但从袁世凯到“筹安会”中人却都说外国著名学者古德诺如何如何。

古德诺又怎么样?他举着西洋镜说他就是光明的指路者,可是很快就被梁启超戳穿了。古德诺不是不知道梁启超,经过这一回合的交手后,不知他是否明白中国还有脊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