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冷漠成为习惯
据新华社报道，2009年7月30日傍晚，一场暴雨突袭京城，即将举行 “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的某剧场外一片慌乱。剧场外的上百名小 演员纷纷跑向剧场避雨，但却被入口处的工作人员拦住，不准入内。多名 带队老师与之交涉，依然不能放行，其理由是“没到时间”，“里面的演 员已经很多了”。在演出进行中，剧场方面再次给出了一个解释：“之所 以没有让孩子们进来，是怕礼堂台阶上人多路滑容易摔倒。”
当然，这样的解释，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未必信。让几百个孩子在瓢泼大雨中淋着，真正的原因，只是剧场工作人员的冷漠 种跟公事公办、官僚主义习气相联系的习惯性冷漠。对他们来说，孩子们是不是 淋雨，会不会因此而得病，都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在乎的，只是 所谓的规矩或者领导的指示。别说外面在下雨，就是下冰雹，也一样无 动于衷。原本作为人的天性的对孩子的怜惜，早就在刻板的公事公办中 丧失殆尽。无论场景如何，也无论孩子的境况有多糟，更无论带孩子的 老师们如何说情，换来的，只能是一副毫无表情的面孔。
这样的面孔，这样的冷漠，我们似曾相识。在很多大衙门口，很多堂皇的场所，我们都能非常幸运地碰到这样的面孔和这样的拒绝。无论 是机关，还是学校，或者医院，都能发现类的“工作人员” ？但是，只要把孩子换成领导，那么，此前还冷若冰霜的工作人员，就会立马满 脸堆笑，灿烂得跟桃花似的。
是否爱孩子，是当今之世衡量国家和社会是否文明的一个重要标 志。尽管我们一直很努力争取让自己文明些，但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 行为还有很多的欠缺，尤其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我们好像有很多不如 人意之处。自古以来，虽然我们也有爱孩子的天性，但社会的现实，最 重视的人不是宫员就是长者0孩子，总是被忽视。
大人们利害相关的东西，似乎只有管他们的上司。上司没有发 话，即使像放孩子进来躲雨这样的小事，都不会“通融”的。因为，在这些工作人员眼里，任何的通融都是要有代价的，或者是熟人，或 者是贿赂，哪怕一支好烟，如果什么都没有，那么对不起，孩子只能 在外面淋雨。
当冷漠成为习惯，我们走到哪里，所见到的就只能是冷漠。今天剧； 场的工作人员把孩子挡在外面淋雨，明天这些工作人员的家人，也许会 碰到同样冷漠的对待。
纪念墙上刻名字的代价
唐山大地震30周年时，有消息说，唐山准备修建一座有关地震乡己念 的主题公园，公园建有纪念墙，供地震死难者的家属刻上死难亲人的名 字。无疑，公园的创意是不错的，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死难最惨的一次地 震灾难，人们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怀念和凭吊罹难者的地方，这在中国， 还是第一次。在此之前，人们只能通过再次阅读钱钢先生的《唐山大地 震》，寄托自己的哀思。
不过，当我们仔细阅读这消息的细节时，困惑出现了。原来，纪 念墙上刻名字是有代价的，而且价格不菲，一个名字1000元。这样一 来，主题公园变成了某种营利性的“开发”，实际上是商家主导的商 业行为。
当然，商业行为不见得就都不好，公共事业建设引入市场机制， 往往可以提高效率，节省纳税人的花费。但是因此将公园变成生金蛋的 鸡，而且是在纪念死难者这样一个严肃的主题上，不由不令人生疑甚至 愤慨。
首先，那些付不起钱的死难者家属怎么办？难道他们的亲人就没有资格被怀念？那些已经没有了在世亲人的死难者怎么办？是不是他们 就被理所当然地排除在被怀念的行列之外？其次，1000元一个名字，按 这个价格，是不是提供2000元或者更多，名字就可以镌刻得比别人大许 多？同样是灾难的死难者，凭什么他们的亡灵还要分出三六九等？
当然，作为商家的商业开发行为，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并不奇怪，甚 至无可厚非，在商言商，人家就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唐山大地 震是一场撼动了整个中国、震惊了世界的历史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像 这样毁灭一座城市，把几十万人在瞬间抹掉的地震是不多见的，只有古 罗马时代庞培的灾难差可比拟，加上当时的中国又处在那样一个特殊的 时刻，所以，这场灾难，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具有无与伦比的特殊意 义的，而唐山地震的死难者，当然也被特定的时代和场景，陚予了更为 沉重和复杂的价值，无论从哪个道理上讲，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没有 理由被忽视。作为事件的发生地，作为灾害的受害一方，中国早就该为 事件建一所纪念性的建筑或者公园，告慰那些死去的人，也告慰他们的 亲人以及所有牵挂这场灾难的人。
只是，这个事情无论如何应该是个公益事业，应该由政府出面来 做，如果政府没有能力，交由政府团体，用寡捐的方式筹集资金来做 也未尝不可，无论如何，不能把这样一个牵动千千万万人哀伤悲恸情怀 的事情，变成跟出卖墓地一样的商机。
虽然从外观上看，中国的城市已经相当光鲜明亮，政府大楼自不 必说，个个巍峨而现代，作为政府脸面的城市广场也整齐宽敞，但是， 真正属于市民的公共设施，却依旧相当缺乏。城市公共产品的提供，往往依赖于官授商办的髙速公路模式，结果是把本该由纳税人无偿享用的 公共物品，变成了没完没了的设卡收费的水泊梁山。由于地方政府和商 家（包括部分的国营企业〉合作愉快，达到了双贏，这种模式大有无限 复制之势，我们今天看到的唐山地震乡己念主题公园，就是这种复制的产 物，结果是本该非营利的公益事业，摇身一变，成了摆在城市脸皮（中 心地带）上面的墓地销售，而垒国乃至全世界对地震的关注，死难者亲 人的哀思，都成了招徕生意的由头。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的地方财政有困难，很多地方虽说政府 大楼光鲜，政府官员也光鲜，但却是吃饭财政，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做 点事情，只能靠违规半违规地弄点钱。大兴土木虽说大家都乐意，但如 果让政府拿钱政府操办，少慢差费不说，钱也未必有来处。所以，办事 必然要找商家，可是在某些事业上，商家和政府谈判的结果，它们之间 是双贏了，但公共利益却也因此而损失了。奇怪的是，在这些涉及公共 产品的事业上，包括像唐山地震主题公园这样严肃的事业，政府却不乐 意考虑非政府组织，显然，地方政府对于市场经营有着太高的热情，不 大肯让那样一块有价值的地皮，以不能生利的状态存在着。
公与私是我们中国人一对古老的范畴。不过，我们的“公”的概 念，在很多情况下，是跟44官方”的概念重合的，公就意味着官，而私 则等于商家。当“公”与“私”在某种商业利益上一拍即合的时候，公 众肯定是要缺席的，其实也不算是缺席，因为原本就没公众什么事儿。 正像一位学者哀叹的那样，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有相当规模，所谓 的中产阶级也初具规模，但在中国，却基本上没有公共领域，“公”还 是官的领地。像唐山大地震纪念主题公园这样的所在，本是培养人们公 共意识的最好场所，可惜，由于传统意义上的公私结合，这样的场所还 没建成就已经变质了。
在这个世界上，像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和美国越战纪念碑那样，保 存或者镌刻死难者名字的纪念地不知有多少，大概只有在中国，有人会 想到借此来生利。真的不能不佩服国人的精明，只是，这种精明，往往 用的不是地方。
贵族与农民
写这样一个题目，如让学来看，很容易想到中世纪的欧洲，只 有在那个时候，贵族和农民这两个概念才可能放到一块说事。然而，在 当下中国的口头语言中，贵族和农民，不仅两个出现几率相当高的词 汇，而且是困扰国人多年的梦魇。
追求贲族，是国人坚持多年的努力。书沾上“贵族”，无论气质还 是行为，就好卖；房打上“欧洲” “城堡”字样，价钱就高I前一阵全 民课子学钢琴，眼下北京人又赶着让小孩学高尔夫，说是打高尔夫有贵 族气质。
据说一代小贵族的培养，分为两个路数，一个是本土路线，琴棋 书画再加读经，一个是西化路线，钢琴、网球、髙尔夫再加点涉外礼 仪，比如怎么吃西餐、打领带之类。其中有些人听说了三代才能培养 一个贵族的传言，还多少有点耐心，可相当多的人恨不得一夜让自己 的孩子变成伯爵，采取了快速填鸭式的培养，孩子课余时间，学了外 语学钢琴，学了钢琴学舞蹈，学了舞蹈学礼仪，弄得大人孩子都疲于 奔命，苦不堪言。
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风靡一时，许多人迷的其实不是她的文 笔和思想，而是那里“贵族气质”的描写，最念念不忘的是康有为的女 儿占用两百多盘子的一顿西餐。
在举国若狂追求“贵族”的同时，“农民”这个词恰如其分地倒了 霉，成为贵族的反衬。在很多场合，“农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一 个形容词，无论人或事，只要被人说成是“农民”或者“真农民”，被 说的多少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很多人宁可让人说他是流氓，也不愿意 让人说他是农民。在城市流行的话语中，“农民”意味着落后、保守、 小家子气、没见过世面，以及种种让城市人看不起的毛病气质，总之， 若要贬低人，一句“农民”就足够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些追捧贵族、贬低农民的国人，恰恰 离贵族最远。要说欧洲人捧捧贵族，倒是情有可原，封建社会相去不 过三百余年，当年贵族的城堡犹在，某些国家还有国王和爵士，可是中 国，据钱穆说，宋代已经没有了大门槛，整个社会变动不居，“陋室空 床，当年笏满堂，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 堂，或者反过来，朝为座上客，暮为阶下囚，都是司空见惯寻常事。中 国的社会，没有贵族已经有上千年了，怎么到如今，反倒全社会寻找起 贵族来了？
其实，现在追捧贵族的国人，尽管身在城里，有的已经住了很 多代，但是如果叫真追上去，出不了三代，很可能就露出了自己的本 色——农民。
农民才是我们的本色，无论哪个家族，就算是姓爱新觉罗的满族皇 家的人（大多数人都姓金和赵了，近几年才开始“复辟”），查到他们的袓宗努尔哈赤，其实也是半个农夫。对于那些号称祖辈都在城里居住 的人来说，其实我们的城市，在百年前不过是集中居住的乡村，也没有 什么值得自豪的，况且，居住在城里，跟贵族与否并没有关系。
也许，正因为自己知道自己底儿潮，拿不出手，又赶上改革这么 多年，不少人有了点闲钱，可供折腾，于是就拚命地追求贵族，急切之 间，又找不到学习的榜样，只好凭着一点皮毛的印象，胡乱追起来。按 说，追求贵族，向往教养、品位，倒不是什么坏事，至少说明咱们某些 先富起来的人，有点追求，想给自己和子女上台阶。
只是弹钢琴、跳拉丁舞甚至打髙尔夫，并不等于贲族。教养，更多 来自家庭的氛围，来自教育，来自书籍的滋养。无论如何，一个只有琴 谱、时尚杂志的家庭，是培养不出气质高雅的人来的。传统的中国，没 有贵族，但是有书香门第，书香门第的标志，不是某种我们现在热衷的 零碎技巧，而是读书的传统0
已经有太长时间了，国人总是对自己不自信，而农民的底色，恰是 我们某种不自信甚至自惭形秽的根苗，追捧贵族和贬损农民，其实都不 过是这种不自信的一种掩饰和发泄。
鸡同鸭讲的庸俗哲学
当今之世，想做隐士大约有难度。满世界没有安静的地儿，全球賭 噪，陶渊明如果活在今天，不让家人赶着回到彭泽县，也得让旅游者给 轰出南山。人与人之间交往频度奇高，开不完的会，吃不完的饭，聊不 完的夭，没完没了的应酬，好像人们总有话要跟谁说。不听，人家就公 关。但实际上，人与人之间却又很隔膜，说了很多，大抵鸡同鸭讲，讲 了什么，一笔糊涂胀。
鸡同鸭讲局面的形成，过去都是说西方所谓的“巴别塔困境”—— 别有用心的上帝为了阻止别有用心的人类建造通天塔，让人们语言不 通，各说各话，无法协调。今天，英语具有霸权地位，而对全球化高度 认同的中国人，全民都在学英语，鸡学会了鸭的语言，鸭讲了什么，就 不再是笑话。其实，更多的时候，鸡同鸭讲，往往发生在操同种语言的 人们之间，两个或者更多的人，说一样的话，面对面，也一样会彼此柃 不清。
拎不清的原因，在初级阶段是心不在焉。一般来说，地位高的人 喜欢这种感觉，时髦所谓的“酷”，多少要点心不在焉在里面。大家都 知道，跟领导讲话很难，说多了不行，说少了也不行，无论你如何努力 把你要说的说出来，人家都可能什么也没听明白当然，罪过肯定在 你，表达不清，不简明扼要。跟领导说话，现在已经成了一门专门的学 问，管理学和公关课上都在研究，尽管如此，道髙一尺，魔高一丈，领 导的心不在焉或者漫不经心还是走在前面。
领导的心不在焉，其实是有原因的。地位越髙，想的事越多，凡事 多半有自己的主见，听人讲话，自己的主见不知不觉就会溜达出来当家 做主。如果对方讲的跟主见不一样，主人客人打起来，领导的听觉就会 犯糊涂。因此，过去现在，做官的诀窍之一，就是揣摩上意，只要把上 司肚子里的意思事先端摩出来，话一出口，上司肯定听得进，想不高兴 都难。但是，这门揣摩上意的学问，实在过于艰深，一般人学不来，结 果，领导就只好总是心不在焉下去，直到主见变了味。
主见过于固执，往往就变成了成见，即使在领导肚子里，也不例 外。在跟不同的人群对话时，如果彼此怀有成见，拎不清就往往变成鸡 同鸭讲。
成见首先来源于文化立场，或者说对文化的不同理解。虽说文化是 个筐，弄不明白的东西都可以往里装，但该装的，还得装0 ？兄且，我们 这回用的，是个比较小的管一文化立场。过去学宗教，感觉课堂上讲 的宗教学和宗教史，跟神学家们的说法，虽然有关宗教的名词概念并无 不同，但在解释体系上，却大相径庭。用某些僧侣的话来说就是，外面 的人，是从外面来看，和里面的人看，必定有不同。
其实，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僧侶，立场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在于，现代的人们，文化立场的不同，有时候往往意味着意识形态 上的敌对。因此，更深的成见，来源于敌对。
在革命时代，意识形态的对立，往往构成政治上的敌对，构成一个 最终消灭另一个的生存格局。革命时代结束，世界进入各种文化、各种 族群的共处时代，但革命时代形成的对立却不容易消除。文化立场的歧 义被敌对的旧痕扩大，这就导致了在共处时代对话的困难
有敌意就难以互相信任，相互不信任，文化上的歧义就愈发难以相 互理解，多歧而亡羊，就愈发说不到一起。双方的语言没有障碍，用语 都明白，但意思却非常隔膜，越讲，彼此越觉得对方像怪物，不可理喩 的怪物。
不仅无神论者和宗教信徒如此，就是一般的信仰，不同人之间也容 易如此。大家都相信只有自己的主见乃至成见才是真理，不是真理也有道 理，而别人说的，都是骇人听闻的谬见，谬见还要坚持，真正罪不可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