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砍砍杀杀，其实背后没有那么多利益 之争，或者即使有利益之争，也不难理性地解决，但对话的障碍，由障 碍引发的争执，却使得仗打了一个又一个。一个个无辜的生命，都糟蹋 在了意气上。
其实人都有理性，都明白打打杀杀对谁都不好。不同人群之间 只要能够对话，就意味着双方都有这个需要，有问题要协商解决，但 是成见在，对话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增加敌意，结果适得其 反。有的时候，双方其实都有和解的意思，彼此也为此做了很多努 力，一碰到一起，话不投机，彼此都有委屈，鸡同鸭讲，越讲火气越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方双方的立场和敌意，都是我执，只有将它 们丢开，对话才能进行下去，彼此间才能真的互相明白。真的明白 了，仗也就打不起来了。
教授和校长是什么关系
一位在湖北民族学院代课的老师，因为在自家的博客上批评了学校 校庆的奢侈，遭到解聘。
去年我在博客上批评学院领导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我很幸运，因为 事闹得那么大，居然没有被解聘。其实，当时的我有这个思想准备，时 刻准备着学校的解聘。虽然学校没有解聘我，但我知道，学校和有关部 门，对我这种揭露学校阴暗面的行为，非常不满。
领导也是人，都喜欢听好听的，一且自家园子里有了点负面的事， 第一个动作就是防记者，生怕涉及自己的负面新闻曝光。如果赶上有内 鬼，主动爆料，真是恨不得杀了这人。但是，领导也不想想，毕竟目前 还是单位体制，单位内的人，惹自己的领导，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有这 样大的代价，内鬼还要公然爆料，原因是什么？无论哪个领导，都口 口声声说，有意见要按组织系统反映，但是按组织系统反映有用吗？以 我个人的经历而言，这样的反映，基本上是石沉大海，弄不好还有反效 果，这边刚反映，那边被反映对象已经知道了，大领导更相信的是中层 领导，非把人逼上梁山而后止。
比起我当年惹的祸，湖北民族学院这位代课老师，只是发了几句牢 骚，既没有掲弊，也没有掲黑，但已经让学校领导大为不满了。校庆是学 校大喜的日子，是领导炫耀成绩的日子，不奉承也就罢了，居然说不好听 的，那怎么能行？于是我们的这位老师，就只有遭解聘之一条路了。
学校里的博客文字狱，让我们不得不想一个问题，我们的大学是个 什么地方呢？也是一个衙门吗？大学里的教师跟管着他们的层层的领导 是什么关系呢？也是上级和下级吗？换言之，教授和院长和校长，是下 属和上级吗？
以我的私见，按照中国过去和世界各国的惯例，教授不是校长的下 属。但是，这种私见，在中国的大学，显然属于大逆不道的，各个校长 无不理所当然地认为，教授无论多大的来头，多大的学问，都是被领导 者。其实，我相信，绝大多数教授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也就是说，即使在大学里，教师与系主任，系主任与院长，院长跟 校长，就跟县政府里科员跟科长、科长跟县长书记一样，都是上下级， .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被领导还隔了这么多层，显然，教授在校长眼 里，没把你当奴才，已经很算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
在官本位的情形下，权力就意味着一切，说有杈而且还能管着你 的人的坏话，或者不中听的话，不等于找死吗？说实在的，现在的大学 里，这样找死的人如果能多几个，大学的堕落，至少还能慢点。
课堂上的戾气
在网上还在为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吃耳光而争论的时候，全武行已 经升级，中国政法大学一位年轻的教授，在课堂上众目睽睽之下，被学 生砍死。其实，这样的血腥，山西一所中学在今年早些时候已经上演过 了，一位老师也是在课堂上被学生用刀捅死的o
阎崇年挨打，据说是为了他的言论，而且打人和被打的，在话语 权上不平等，杀人的中学生，说是恨一切老师。那位行凶之后坦然打 电话自首的法大学生，又是因为什么？有说是因为恋爱纠纷，但消息 未经证实。
从来打人杀人，除了精神病之外，都有理由，但有理由就可以导致 真的动手吗？尤其是杀人，在任何法律体系下，都不可避免地会招致严 厉的惩罚。
中国的师生关系，是传统伦理关系中仅次于父子和母子关系的核心 成分，弑师等于弑父。虽然说现在传统已经瓦解，但学生杀老师，毕竟 比起杀别的什么人来，理应多一点理障碍。关系紧张到动刀子，还应 该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以我个人在大学的体验，感觉中国的师生关系，自“文革”以后， 已经变得相当畸形，“文革”中为了革命或者为了个人私怨假借革命打 老师，甚至把老师活活打死的事情，还没过去多久。“文革”后师生关 系刚刚有所缓解，旋即赶上了髙校“大跃进”的特快列车，近些年师生 关系之恶化，其实并不逊于“文革”。在相当多的老师，尤其是一些特？ 有权势的学官那里，师生已经基本上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关系或者金钱 关系。分数的多少，录取和毕业答辩的推荐，都变成了賜予和接受的奴 役过程。师生间没有正常的辩驳和讨论，只有压服，老师的权威，不是 建立在学识和以理服人上面，而是在官方授予的特权上一逞威风，学生 服从老师，仅仅是因为他是老师，不服从，就意味着拿不到学位。带研 究生的老师，很多人心安理得地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廉价劳动力，不仅让 学生为其做课题，而且还拿不到多少报酬。导师成了老板，因此职场上 员工对老板有多少怨恨，学生对老师就有多少。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至少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大学实在比衙门 更像衙门。在这个衙门强力的压制和规训下，一些学生变成了奴才和愤 青，老师则变成了奴才和恶棍。双方的关系，比之官场上的上下级和商 场里的老板和员工，兼有两者之恶，十分扭曲。
与此同时，无论师与生，心中的戾气都在弥漫。双方有不同见解， 只要学生这方面跟老师没有直接的权力关系，就可能恶语相加，素不相 识、只听了你一节课感到不合口味的人，就在网上破口大骂，把你贬得 一钱不值。如果赶上其他纠纷，涉及经济、男女，这种特别刺激的题 目，出人命倒也不奇怪。学生似乎从小就学会了以暴力的方式解决所有
问题，一言不合，眼睛里兴许就冒出凶光，对手似乎就是不共戴天的敌 人了。
这也难怪，我们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压制和规训、羞 辱和摧折，在养成听话和驯服的同时，也培育着暴戾，心理的扭曲一旦 不知碰到什么原因导致失控，悲剧就会发生。就像因医患和警民矛盾尖 锐化导致的相应暴力冲突一样，不见得受害的人，一定是那个做得最差 的人、那个直接导致事件的元凶，但这样的事件，早晚都会发生的。
课堂上应该有的是书卷气、书生气，可是我们却看到了戾气和杀 气，但愿法大的事件仅仅是个个案，一个偶发性的个案。
打死韩寒，作协也散不了
最近，韩寒跟作协之间，被媒体一把火枪打着了火。韩寒说，如果 他当选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作协。某省的作协副主席说，如果他当 韩寒的爹妈，下一秒打死韩寒。
其实，主席没有必要如此好勇斗狠，动辄要取人性命，别说一个韩 寒，就是一百个一千个韩寒，一起发声说要解散作协，作协也散不了。不 仅散不了，而且还会有若干跟韩寒一样年纪的新生代作家申请加入作协。
把作协说成圈养作家的地方，其实不那么确切。据我所知，加入作 协的人，大部分都有其他的职业，这个行列里有国企老总、银行家，也 有大学校长，他们肯定不用作协来养，加入作协，无非是在自家脑袋上 加一顶作家的桂冠而已。作协养的，大抵有两部分人，一是住会作家，二是作协的工作人员，都由作协发工资。至于像写出“做鬼也幸福”佳 句的山东省作协副主席，不知道属于住会作家呢，还是工作人员？不过 能写出这样技惊世界的佳句者，看在大众的欢愉和惊喜的面上，的确应 该养着。
住会作家相当于国家作家，列入国家干部序列，工作人员只要是正式的，不仅列入干部序列，而且是现任的公务员。按现行法律，作协属 于民间团体，一个民间团体为什么充斥了国家干部，工作人员还是现任 公务员？只能说中国特色，大家难得糊涂好了。作家不坐班，但有任务 指标，工作人员要坐班，但没有任务，不用挣工分。
我们这个体制很有意思，凡是两人以上的组织，都要纳入国家的范 围，别说作家，就算是和尚老道也免不了。有组织，就有级别，所以， 根据各个庙的大小规模不同，就有了科级和尚和处级和尚的分别。现在 的我不清楚，反正以前作协的作家，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处于]I尖部分 的一些人，享受髙干待遇。其实，不仅作家和和尚，连工人农民也无所 逃于天地之间，都得由国家组织起来。从前我在农场的时候，我们一跟 周围的农民打仗，总要自豪地宣称：我们是国家职工！ 一提这个，对方 就泄气。其实，这些公社社员也可以说，我们是国家农民。
当然，国家农民跟国家作家没法比。在那个时代，是吃商品粮和 拿固定工资与否的区别，就算作家乐意生活在农村，这个区别也是一道 不可逾越的鸿沟。农民毫无疑问地处于所有带国家头衔者的最低层，否 则，作家人等犯了错误，怎么会发配到农村做农民呢？
一直有人说，作协的存在，可以使得作家免于饥懷，安心搞创作。 是的，过去的时代中国作家住亭子间，挤胡同里的偏厦，交不上房租， 饥寒交迫。沈从文初到北京，考学考不上，投稿没人用，无奈给已经成 名的作家郁达夫写信求助。如果不是郁达夫把这位捲缩在凉炕上饿了三 天的家伙救出来，估计这个后来的大作家非冻饿而死不可。可是，奇怪 的是，饥寒交迫的作家，却写出来很多了不起的作品，就算我们体制内 推崇的鲁、郭、茅、巴，似乎也不是作协资助出的大名，都过过贫穷的 日子。今天作家有人养了，了不起的大作也没了。
其实，今与昔都一样，作家没成名之前，该受穷都受穷，没名没人 养，成名之后，给工资养着，人家却也不在乎了。作协真正起作用，就 在改革前那一段，作协就是作家的单位，跟工人有车间一样，不仅发工 资发布票，而且组织学习，开展批判也很方便。
现在，批判作家已经不大可能了，学习也找不到人，作协存在的 最大功能，就是由政府拨款养一大批工作人员以及少量写不出东西的作 家，再就是组织一些作家四处走走，搞点旅游式的创作活动，事实上， 已经跟工会什么的很相似了，变成某一部分人的游乐团体，远远抵不上 韩寒的赛车俱乐部。
即便如此，只要作协国家作家的这个桂冠还值钱，社会上还有人买 账，作协就依然会有吸引力，哪怕腐朽没用到了家，也散不了。
“秦火”之余的阅读
目前图书出版行业，60%以上的份额，依然被教材和教参教辅占领 着，余下不多的份额里，真正思想文化类的书籍，比例是越来越小。除 了个别讲究一点的知名书店之外，街上大小书店里，摆放的几乎都是技 能类、生活类、养生医疗类和励志类的图书。量比较大还有点知识含量 的书籍，只有两种，一种是法律书，一种是外语书，而这种书籍也等于 是一种技能类的书。
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年轻朋友跟我说，现在我们的书业，很有点像 秦始皇焚书之后的状况，书虽然还有，人们也读书，但多为占卜的、治 病的、种树的和法律文书。近年来出土了很多秦朝的简牍，法律文书最 多，其次是占卜的和治病的书。有的官吏死后，还把这些东西殉葬，可 见，对书还是蛮喜欢的，只是取向很实用。
秦始皇时代的阅读，是焚书坑儒暴政的结果，包括官吏在内的读书 人，不得不如此，万一读了诗书百家言，被人告发，就是死罪。而我们 现在，离“文革”焚书的时代已经相当久远，80后和90后甚至已经完全 记不得当年有过这么回事。为什么我们的阅读，还会如此趋于实用？
生活书和技能类的书多了，并不是坏事，大家都去学外语、学法 律、学会计也不是坏事。但是相应的，思想文化类书籍的销量，本应该 也水涨船髙才是，至少不应该像今天这样大幅度下降，一些很有分量的 历史文化类书籍，出版后能卖到上万，已经算是畅销了，学术性稍微强 一点，就只能印几千。回想改革之初，世界名著一开印就上百万、学术 书也可以印几万几十万的日子，恍惚若白头宫女说玄宗。
这种状况有两个原因。一个方面是读者的问题。学生从小学、中 学到大学，得不到人文精神的滋养，从家长到学生，弥漫着畸形的实用 主义空气。凡是对考试对今后谋生的技能暂时无关的书籍，都被视为无 用，弃之如敝履。即使那些考文科的学生，入校之后，只读教科书的， 也不在少数。对于历史文化类的书，相当多学生能接受的，只有非常通 俗甚至非常滥俗的心灵鸡汤和讲故事的书。当然，网络的流行，很多年 轻读者满足于网上阅读甚至网上查阅，也是思想文化类书籍销量下降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在出版者身上。虽然说，出版者也非常渴望出 版一些至少是貌似有文化品位同时非常畅销的书籍，但他们也知道，像 于丹、易中天这样的奇迹，只是异数，不大可能反复再现。稍微有点思 想性的书，出了就没准有风险，一不留神，出版社负责人的乌纱帽兴许 就丢了。因此，众多的出版者，为了保险起见，往往不敢更不热衷策划 出版真正具有思想和文化品位的书籍。既要出书挣钱，又要没风险，最 佳途径是出教材，但教材刚放开不久，又收了回去，还是教育出版社垄 断。出外语和法律书也保险，但也是专项出版，除了专门的出版社，别的社不好染指。剩下的空间，大概也就是生活类、技能类和养生类了， 害得书店里的书，像是遭过秦火一样。
以上诸因素中，只有网络的冲击是个客观因素，剩下的主要是因为 教育和出版氛围出了毛病。只要我们的教育界和出版界，真正有心振兴 文化，着意培养下一代的人文精神，年轻一代自然会意识到，仅仅依靠 网络，是不可能完善自己的心灵世界的，网络的存在，将会成为图书出 版业的催化剂，而非毒药。
如何破解东方家族政治的宿命？
刚刚卸任一年多一点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跳崖自尽。尽管很多韩 国人对卢武铉的死感到悲痛，执政党甚至担心卢武铉的葬礼会导致一场 反对现任总统李明博的骚乱，但是卢武铉的死，还是跟其亲属接受商人 不当钱财有关，无论卢武铉知情与否，有无政治追杀的情事，其家族的 弊案毕竟是存在的。
回推上去，自打民主化以来，韩国卸任总统，无论左右，个个都 逃不出家族弊案的牵连，前总统的悲剧，似乎成了韩国民主政治的某 种宿命。
再放眼望去，整个东亚和南亚，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菲律宾如 此，印尼如此，印度和巴基斯坦似乎好不到哪儿去，我国台湾地区的前 领导人陈水扁正在收押，其栽跟头，也是其妻子和儿子率先受贿。连号 称具有比较成熟民主制度的日本，其家族政治的名声也不怎么样，弊案 时有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