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九年（清光绪九年，1883年），那时中国与世界交通已达百年，因一切不图进步，故事事相形见绌。在我的幼年时期，中国正处于政治窳腐，军事失利，经济落后，外交无能的极度黑暗时代中。清廷黯于时势，当维新而不维新，有志之士咸认清廷即亡国之前导，救国之障碍，无不义愤填膺，期以改造清廷挽救国家为己任。但因主张不同，遂有保皇党（又称立宪党，维新党）与革命党（初称兴中会，继改组为同盟会）之分立门户。前者以康有为先生为首，主张君主立宪。后者以孙中山先生为首，主张民主共和。
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立宪，受慈禧太后之阻挠而一蹶不振。慈禧之所以一意阻挠立宪，乃受中国四千年传统的家天下思想所驱使，为了维护子孙帝业，即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殆至我革命党之力量屡仆屡起，澎湃全国，清廷方图于癸丑（辛亥后二年）立宪，已不及措。后人每有谓“戊戌立宪，万世帝王；癸丑立宪，国破家亡”，这实在是对领导失时者之真实写照。
中国四千年来君位传子专制的家天下思想，不只铸成了政治的保守，抑且阻碍了物质的发达，中国的贫穷，实以此为根因。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我并且十分相信我这个看法。有人说中国文化不注重发达物质，反对奇技营巧，即妨碍了发达物质，我认为这是一个极不公平的批评。因为中国文化提倡“正德利用厚生”，“正德”是以德显能，“利用”是以物养人，“厚生”是美善人生，最注重发达物质。“孝悌力田”，即是重农。“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即是重工。至排斥奇技营巧，不是指发达物质说，是指在不适于人生处耗费精神说。中国由古以来教民生活，不贵异物贱用物，不作无益害有益，这话反面是打击奇技营巧，正面即是提倡发达物质。惟实现“正德利用厚生”，必须是“天下为公”的政治，不幸中国君位传贤只历两代，为时一百六十馀年，即变为传子，一私一切皆私。在此君位传子的专制政体下，很难父贤子贤孙孙皆贤，为保持不贤子孙的君位就要忌妒民间的贤能。此所以中国历代民间发明虽多，不只得不到政府鼓励推广，反遭到政府的打击。此等行为，尤其在二千一百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以后为最。继秦二千年来的政权，做法虽变，但均师其意。盖中国当时无敌国外患，所虑为其子孙君位之害者，就是中国人民，因而一味施行愚民弱民的政策，不只是物质学问不发达，即精神学问亦成了民间的产物，而不是政治的产物。
中国儒家的学问，“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发达物质的最高动力，亦是道德能力精神物质合一的圆满道理。中国由古以来，说人民的幸福，一为寿，二为富，三为康宁，四为修好德，五为考终命。富必须加大生产力，正为发达物质的动力，其馀寿、康宁、修好德、考终命，亦均须发达物质来完成。所以说中国物质科学不发达，不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是被君位传子专制政体的政治力量所枷锁。明末李自成造反，就是因政府忌妒他富而好施迫成的。
为笼络才智而开科取士，亦为维护君位的一个重要政策。这一政策发展到八股文时代，可谓极尽控制人思路，耗竭人脑力之能事了。我就读私塾时，尚习作八股文，深感其在人脑中是悬崖绝壁，有时苦思终日，写不出一个字来，不同于研究科学之有道路，有阶梯。所以我常说：假如把作八股文的精神用于研究物质科学，其成效不知有多少倍。
我十九岁时（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为时势所驱，认为欲有补时艰，有济国危，只有投笔从戎，乃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越三年，清政府选送日本学习陆军。山西那一次共去了二十个人，其中我和姚以价、张维清三人是北京清廷给以公费，其馀十七人是省给以公费。当出国之前，山西巡抚（俗称抚台）张曾等所谓五大宪（抚台、藩台、臬台、学台、道台）对留日学生谆谆告诫：到日本后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以免误入歧途。提到孙中山先生，尤极尽诋毁之能事。但我一登上日本的船只，就不禁有无限的感慨！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比至日本之初，虽对日本何以国小而强，中国何以国大而弱，不断在脑中萦回，然因临行时清官吏之言犹在耳，仍存心拒与革命党人往来。但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出刊之《中国魂》，益念知清廷之腐败无能，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遂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
斯时正值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倡导革命，我闻其说奋然兴起，即由结识而参加其所领导之革命运动。翌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我们参加革命运动之同志，均为同盟会会员。我开始参加革命运动，距我到日之初仅仅三月，而我个人对革命事业之背向，则自觉判若两人。我由此深深感到为政不可落后了时代，如落后了时代，则所培植之人才，皆为崩溃自己之力量。清政府选送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批之留学生二百六十馀人，超过前五批的总和，不能说不注重留学生了，但参加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运动的，也多是我们这第六批留学生，这完全是清政府领导失时所致。
我们在日本时，清廷曾要求日本驱逐中山先生并禁止革命书刊，日本政府未予接受。当时留学返国的革命同志，被清廷残杀者屡有所闻，我们即从日本致函北洋大臣袁世凯与南洋大臣端方，要求他们停止残杀，如不接受，即不惜以一万革命同志的生命来换他们两人的生命。我们返国之后，一则因清廷建立新军，须以留学生为主干，一则因我们对袁世凯、端方的神经战，使他们有了戒心，于是这一批留学生很快的都在清军中取得职位。
曾记得加入同盟会的誓言中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我对平均地权这一句话的意义不甚了解，有一天向中山先生请教。他告诉我说：“平均地权的‘权’字，不是量也不是质，这也就是说，不是说地亩多少，也不是说地质好坏，是说他的一种时效价值。”我听了说：“我还是不明白。”他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如纽约原来是个沙滩，可以说不值一个钱，现在因繁盛起来，一方尺地即值银子七百两。”当时我未问一方尺的尺是英尺，还是公尺，但我曾问：“美国也是花银子，说两数么？”他说：“不是，美国的货币，名叫套如。一套如约等于我们中国一两银子。我说一方尺值七百套如，你一定不晓得是什么价值，所以我和你说是值七百两银子。”我说：“那么，你说的平均地权，就是平均这一文不值涨到七百两的地价么？”他笑了笑说：“你说对了。”他继续说：“原来一文不值，今天值到七百两银子，不是人力为的，也不是造化予的，这纯乎是因国家经营所提高，不应当让地主享有，应该由国家享有。”我说：“我明白了。”他又说：“如纽约的这一种事实，世界上太多了。就我们中国说，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都是这样，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因此我认为应该实行平均地权。”我接着问：“商埠码头可以如此，普通都市也可以如此吗？”他说：“凡有此种事实者，均应如此。”我又问：“耕作地是否可以如此？”他说：“耕作地因国家经营提高价值的事很少。”我复问：“因人力改良而增涨的地价可否归国家享有？”他说：“不可，人力改良的应归出人力者享有。”这一席话历时三十分钟。在此短短三十分钟的谈话中，中山先生问我：“你明白了吗？”总在十次以上，那一种谆谆诲人的亲切态度，至今思之尤觉敬服不置。
我加入同盟会之后，中山先生指示我们学军事的同志不可参加外部活动，以保身份之机密，但应在内部建立一纯军事同志之组织，负起革命实施之责。此组织定名为“铁血丈夫团”，盖取《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义。参加此组织的二十八人中，山西即有温寿泉、张瑜、乔煦与我四人，其它如浙江黄郛，江西李烈钧，陕西张凤翙輧輲訛，云南罗佩金輧輳訛，湖北孔庚輧輴訛等，都是辛亥前后之革命中坚人物。
我在日本留学，于东京振武学校肄业二年半，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一年，东京士官学校肄业一年半。振武学校是从第六批中国留学生起，专门为中国学生设的。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亦不与日本学生同住，且上课亦不在一起，因为日本有若干秘密，是不愿让中国学生知道的。在此五年中，我的时间多用于联系革命同志，开展革命工作。暇时常与李烈钧、唐继尧、李根源、朱绶光等分析时事，研究政情，并曾编著革命军操典与革命军战法。革命军操典注重编制之改善，革命军战法则注重夜战，均为适应回国革命而作。实际用于功课的时间不及其半，故每逢考试，辄以意为之；尤其算术一课，多不按公式计算，虽得数能对，老师亦仅给以及格分数。
我留日期间，正值明治维新，不论政治上与社会上都是一片振兴气象。最使人历久不忘的两件事，一件是你无论向任何人问路，他们无不和和气气地告诉你，甚至领你到达你所询问的路口；一件是你无论在任何地方丢失东西，一定有人想尽办法给你送还。
还有日本人崇敬军人的精神，也使人十分感佩。我在士官学校时，有一次舍营，演习之后，汗透重衣，人民拿出他们的衣服，让我们穿上，然后替我们将衣服洗净熨干，并招待我们饮水吃饭。吃了晚饭之后，向我们说：“你们早点睡罢。明早集合的时间我们替你们打听，叫你们起来，为你们预备早餐，不用你们操心。”
又有一次行军路经一个乡村，见有些老年女人向军队拱手，若敬神然。我以后向日本人请问为什么如是恭敬军人？他们说早年日本政府有云：“敌人的军队来了，你敬神神不能替你打敌人，能替你打敌人的是军人，你与其敬神，莫如敬重军人。”因此老年的女人尚有这种印象。
日本维新，以发扬武士道，提高军人精神，为其主要目标。我到日本的头两年，正值日俄战争时期，我曾问过日本友人说：“俄国是一个大国，军队装备又好（那时管退炮日本尚不能制造，战场上掳获俄国制造者，始行仿造），你们日本有没有战胜的把握？”他说：“有。”我说：“你这话有何根据？”他说：“俄国人警告顽皮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说：‘你再不听话，就送你到军官学校。’他们存着这样的轻军心理，我们对他一定有胜利的把握。”但凡事过犹不及，这一段时期，在尚武上俄国是不及，日本是过，俄国在日俄战争时固然招致了失败，日本在二次大战时，由于军人骄横，自由行动，亦难免于失败。
日俄战争时为日本军人精神最盛时期，日俄战后即渐渐减退。因为战争一结束，社会党（社会上称之为过激党）的传单逢军人即散，传单上充满了讽刺的话，比如说，你们军人死了许多，为日本换来了什么？无非是军人的荣誉与资本家开发满洲的利益罢了。在此种煽动下，很快的就有小部分军队突营的情形。
日本当时的社会党和掌握下层社会的黑龙会，对中国革命运动，都很表同情与赞助。同盟会的盟友与他们过从颇密，对他们的活动亦多支持。有一次日本社会党人大衫岩，因被日政府下狱，他夫人及其同党人向我求助。我想到中国留学生患病住院，领事馆每日可给医疗费日币五元，我遂佯装患病，经过一位德国医学博士（亦社会党人）诊断，允准住院。我一直在医院住了六个月，把向领事馆领到的医疗费，除了医院费用，所馀九百日元，悉交大衫岩夫人。日本政府那时对社会党人甚为敌视，这位朋友是社会党的活跃人物，因而不幸于日本大地震时被日本政府假罪处死了。
民国纪元前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奉中山先生之命，偕盟友赵戴文各携炸弹一枚返国，布置华北革命。至上海港口时，因知海关检查甚严，乃将赵君所携之炸弹亦集于己身，并向赵君说：“如检出来，我一人当之，你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友。检查时，我站在前列，你站后列。”赵君说：“我站前列，你站后列如何？”我说：“站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易被注视，仍我站前列为宜。”果然检查人员检查后列较前列细密，我遂得渡此难关。其后我向赵君说：“愈危难处愈不可畏缩，畏缩则引人生疑。”行抵汉口，在一家旅馆中，很凑巧的看到墙壁上有墨笔写的两行字：“事到难为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我想那一定是革命党人所题，若非革命党人，脑筋中就不会动此感想。回晋后，在家中住了五天，即到五台山周围各县与雁门关内外旅行，向各处学生、教师、商人、僧侣运动革命，历时三月，复赴日本。
其后在弘前步兵三十一联队实习的阶段，看见上海报载，广东钦州被革命军占领，兴奋之馀，即向联队提出因病请求退学之条呈，因为那时我的革命军战法已经编成，急欲亲往钦州参加革命行动，对我的革命军战法实际作一试验。结果日本联队长未批准我的退学请求。当批驳之条呈发下，又见报载钦州已被清军克复。于今思之，方觉我当时的举措未免冲动。
民国前三年（清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返国，绕道朝鲜旅行，经京城（今韩国首都首尔—编者）时，适逢朝鲜大臣下朝，人人皆沿墙边小路而走，且每行数步，即掉头向我窥视，其状如鼠之畏猫然。因我穿的是西装，与日本人无大分别。一望朝鲜大臣之可怜模样，即知其在路上常受日人凌辱，以故未敢坦行，亦未敢直视。住旅馆后，朝鲜报社记者来访，最后含泪无言而别。至平壤，见有一座建筑崭新的楼房，经询问获知为妓女学校。我当时深感亡国之民，生命财产廉耻均无以自保，因而于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向山西人民普遍讲述亡国之可怕，大声疾呼的提出“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的口号。为进一步使省人以目睹事实自警警人，曾发动山西各界人士组织韩国参观团，由冯曦领导，前往韩国参观。他们于回国后曾将参观报告印散山西全省人民，以是山西人民对亡国惨痛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