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8日，山西大学将迎来110年校庆。为了隆重纪念母校110年华诞，系统展现近年来山西大学创造的优秀学术成果，我们决定出版这套《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
山西大学诞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时代，在“西学东渐，革故鼎新”中应运而生，开创了近代山西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先河。百年沧桑，历史巨变，山西大学始终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学术实践，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办学业绩。百年校庆以来，学校顺应高等教育发展潮流，以科学的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创新，实现了新的跨越和腾飞，逐步成长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科研实力雄厚的具有地方示范作用的研究型大学，谱写了兴学育人的崭新篇章，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大学因学术而兴，因文化而繁荣。山西大学素有“中西会通”的文化传统，始终流淌着“求真至善”的学术血脉。不论是草创之初的中西两斋，还是新时期的多学科并行交融，无不展现着山大人特有的文化风格和学术气派。今天，我们出版这套丛书，正是传承山大百年文脉，弘扬不朽学术精神的身体力行之举。
《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的编撰由科技处、社科处组织，将我校近10年来的优秀科研成果辑以成书，予以出版。我们相信，《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对于继承与发扬山西大学学术精神，对于深化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对于促进山西高校的学术繁荣，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谨以此丛书献给历经岁月沧桑，培育桃李芬芳的山大母校，祝愿母校在新的征程中继往开来，永续鸿猷。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日绪论从边缘走向中心
绪论从边缘走向中心
沈从文的作品留给我们的是一片丰茂的原野，你可以从中采摘各种各样的花朵，还有丛生的杂草。他自己也说过自己：“正如一个荒凉的原野，一切在社会上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种子，或道德意义的观念种子，都不能生根发芽。”(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M］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23.)《沈从文全集》的出版让人们更清楚地感受到这种芜杂，但这片原野充满了生机。这就是他的园地一再被闯入的原因。每一个研究者都只是一个闯入者。
沈从文是个异类。他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异类，现代文化的异类，更重要的是他是所有流行的意识形态的异类。他拒绝别人从他的作品中寻找“观点”就是拒绝被界定，被纳入任何的观念体系，拒绝认同，其态度是非常坚决的。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他和他作品的存在从一个点上认证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独特价值。那本身就是一个过渡的时代，充满了此起彼伏的潮流和倾向。那个时代容纳并培育各种各样激烈的情绪，容纳和培育各种各样的“思想”。但这并不是因为它理想，而是因为它本身已经破损得自顾不暇。那些情绪和思想就像是废墟上的荒草一样，当人们还来不及践踏和删刈它们的时候，显得格外得茂盛和自由。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在《野草·题辞》中所说的，那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荒原，一切都是陈死的，有生命力的只有那些野草，它们“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M］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59.)。野草是生命，是坚毅无比的生命，是证明那个世界还是个有希望的世界的标志。在那个时代，每一个思想着，战斗着的人都是野草。沈从文的特别也由此养育。而他也“野”得特别得彻底。他的“野”表现在对一切主流文化的怀疑甚至排斥上。这就使得他的被接受显得相当艰难。
对沈从文的理解需要相当宽松的文化空间。沈从文完全是我们文化内部的产物，可他却比任何的外来者都更像个异类。这只能说明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丰富性还缺乏了解，我们对自己原本相当广阔的文化空间缺乏认识。沈从文的声音的特异性主要来自于主体对自我的心灵和情感的绝对的忠诚，从而拉开了与那些寻求和领导公众声音的人们的距离，而不是在本质上就有永远无法靠拢的距离。不必被蒙在他作品表面的那层异域色彩所迷惑。但正是因此，沈从文和他的作品被排斥和接纳的过程曲折起伏。“沈从文”一直像一朵野花那样默默地开着，等待着属于自己的命运。
我们首先梳理沈从文研究在各个时代的不同研究视角，并在对这些视角的梳理中，探索沈从文研究的新视角，从而引出本书的主题。
一、曾经对立的批评视角
对于沈从文的研究，采用审美的视角和社会评判的视角几乎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所以被误解的感觉一直困扰着沈从文。他甚至以限定读者来表示自己的不满。沈从文认为多数人对他作品的阅读是买椟还珠，只能读出清新和朴实，读不出隐在背后的人情和悲痛。他说他的书不是为这样的多数人写的。对于简单化他的作品内涵，沈从文是不胜伤感的。即使对于李健吾这个知音，沈从文也认为他没有得到自己作品的深意。沈从文觉得自己的作品像个四处碰壁的孩子，不能被那些各持观念的人们所理解。所以他写了很多的文章来帮助读者认识自己的作品。那种解说的热情里包含着他渴望被理解的心绪。
在1949年以前，对于沈从文的研究和评价几乎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其实，不同的评价源于各自研究视角的选择。而且由于沈从文在不同的创作时期作品本身的价值差异就比较大，所以不同的评价也源于不同的研究对象的选择。肯定沈从文作品的，认为他的创作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创作领域，徐志摩、苏雪林都有这方面的肯定。苏雪林认为沈从文的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苏雪林.《沈从文论》.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C］.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91.66.)。苏雪林提到了沈从文作品所具有的民族性思考的主题。更重要的是苏雪林的《沈从文论》中这样一段评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以下等阶级而论则像船夫，厨子，仆役，草头医生，小店主，边城旅店的老板娘，私娼，野鸡，荒村的隐者，老农夫，小贩子，运私者，木匠，石匠，建筑工人，猎人，渔夫，强盗，土匪，兵士，军队中的伙夫，勤务兵，刽子手……也曾在他作品中当过一度或数度的主角。不过作者对于写作题材虽然这么‘贪多’，而他的人生经验究竟不怎样丰富，他虽极力模拟他们的口吻，举止；解剖他们的气质，研究他们职务上的特别名称，无奈都不能深入。他所展露给我们观览的每个人物，仅有一副模糊的轮廓，好像雾中之花似的，血气精魂，声音笑貌，全谈不上。我们若把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丁玲的《法网》，《水》；鲁迅的《风波》，《祝福》，《阿Ｑ正传》等篇，和沈从文作品并读，便可以辨别出写作工力的差异来。这就是说茅盾等人的作品好像一股电气震撼读者心灵，沈从文的作品，则轻飘飘地抓不着我们痒处。”(苏雪林.《沈从文论》.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C］.45-46.)苏雪林提到了沈从文极为广阔的创作视野，并将他的作品与左翼作家如丁玲、茅盾、鲁迅等的作品相比较。不管她的观点如何，给后来者的启示是，沈从文的作品和左翼文学之间是有某种深切的联系的，这种联系非常值得研究者深入挖掘。吕慈在《论沈从文》中曾这样感叹过：“沈从文先生为什么不能走到如他的朋友胡也频君等的一步呢？”(吕慈.《论沈从文》.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C］.17.)这恐怕也是很多看过沈从文作品的人的一个疑问。他是描写乡土和底层很多很丰富的一个作家，他来自于社会的底层，他有很多左翼甚至是共产党的朋友。他为什么没有成为左翼作家呢？其实是以“审美的”视角来观察和描写底层世界拉开了沈从文与左翼文学之间的距离。另一类是从艺术和美学的视角来肯定沈从文的创作。代表是同为京派的李健吾。他认为沈从文是渐渐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他的批评对沈从文作品的美学品质进行了解析和肯定。
否定的声音主要来自左翼的批评家。在1930年代以贺玉波和韩侍桁为代表。贺玉波和韩侍桁都是左翼批评家。贺玉波1927年就已经是共产党员，1931年组织中国普罗文艺社。韩侍桁1930年加入左联。他们都从缺乏“思想”的角度批评沈从文。贺玉波的《沈从文的作品评判》也认为沈从文的作品有一部分是内容空虚的，他有的作品“思想极其模糊而容易被人误会的”，“总之，沈从文是个没有思想的作家”(贺玉波.《沈从文的作品评判》.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C］.89,129.)。韩侍桁认为沈从文是以“空虚的题材与轻飘的文体”，“最有力地诱引着读者们于低级的趣味的作者”(韩侍桁.《一个空虚的作家》.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C］.19.)。来自左翼方面的思想性的质疑显示了左翼文学批评视角的单一。1940年代以郭沫若和成仿吾为代表的批评则从政治的视角评价沈从文。郭沫若和成仿吾对沈从文的否定本身就有复杂的渊源。因为沈从文在自己的文学评论中，对郭沫若，对整个创造社都是同样不客气的。只不过沈从文批评创造社的时期，他处在一种文坛边缘的位置，他的批评不会对创造社和郭沫若的价值产生根本性的动摇。但郭沫若和成仿吾批评沈从文的时候，他们处在一种引领文学发展新方向的主流位置，而这种新方向又直接连接着整个新中国建立的方向，所以是一种非常强势的位置。沈从文对于时代的热情批评为他召来了左翼作家们的非议和攻击。郭沫若称他是反动派,冯乃超认为他是地主阶级的弄臣。这就纯粹是政治视角而非文学视角的批判了。他们的否定带来了对沈从文创作和命运的根本性颠覆。这里就潜藏了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沈从文的作品和左翼文学之间有这么深切的对立吗？这种对立主要是时代的原因，外在的原因，在对底层人民的关注和热爱的情感上二者之间其实是相通的。
1949年开始，沈从文的作品及其价值被拒斥到新中国的话语系统之外。但在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沈从文的作品出了一本选集。这是沈从文的作品和左翼文学之间有密切关联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对于重提自己的作品，沈从文心中充满了酸楚之感。他在给大哥的信里，表达了对这件事的心情。首先那种渴望被认识和接受的心境依旧，他怕他的作品如果不在这唯一的机会里集印，就“大致永远也不会和读者见面了”。但他又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作品被重印只是一种文化上的点缀而不是真正被发现了，它的目的只是“让国外各方面明白中国并不忽视‘五四作家’，还有机会把作品重印而已”。他认为他的人和作品都“过了时”，是不会有人再在意了。“过去写的东西，即家中龙虎都不爱看，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好处，怎么还能希望陌生读者发生兴趣？”一边是哀惋，一边是愤慨：“这也是一起始写作早就料想到的。三十年前在一切想象不到困难中还能始终坚持用笔，也就早估计到在国内社会变动中，写作必要从写作以外来竞争，决不是有机会和人把作品公平摊到读者面前，让读者公平选择。”对于自己的作品被遗忘，失去读者，他实际上并不认为是自己的原因，而是“文学以外”的原因在起作用。他还是在坚持自己的文学观念。对于别人的成功，沈从文觉得“我完全如一个在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听着戏院中的欢笑喝彩声音，觉得也满有意思。这一切都像和我已隔得远远的”(以上均见《致沈云麓（1957年1月9日）》.《沈从文全集》20卷.137-140.)。对于自己辛勤耕耘过的土地只能任其荒芜，这种感觉当然是很酸楚的。基于这种心情和对时代的这种认识，沈从文对于这次让别人认识自己的机会把握得非常谨慎。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他尽量按照新的语境来回顾自己的人生和创作生涯。他说自己早年在“土著部队”中过了几年“痛苦怕人生活”。他明确和单纯化了自己的创作目的，就是要用文学的“新工具”“动摇、推翻、扫荡”那个统治者骑在人民头上，对人民极端无情的社会。他强调了自己对故乡人民的熟悉和亲近。他承认了别人对他下的断语：狭窄、保守凝固、落后，并认为自己的作品确实应该被忘记。新的希望是留给党领导下的文学青年的。而新时代的内容应该是“讴歌人民在觉醒中，在胜利中，为建设祖国、建设家乡、保卫世界和平所贡献的劳力，和表现的坚固信心及充沛热情”(以上均见《〈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沈从文全集》16卷.372-377.)。他强调了自己的作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也指出了自己的作品对旧社会的批判色彩。这使得他的作品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联更为密切了。所以，以左翼文学为参照来研究沈从文的思想及其创作，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视角。
二、沈从文被“发现”的西方语境
就在沈从文的作品被人们遗忘，他自己也已经认同这一命运的时候。他的价值却在国外被逐渐认识，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沈从文的奇特表现在：对于他来说，研究者的视野越广阔，可发现的就越多，相反，狭隘的人在他那里往往一无所获。而且，研究者必须具有一双对美特别敏感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