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较早，对沈从文的认识也较准确，且对国内认识沈从文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的是美籍华人夏志清的研究。在他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沈从文有专章的论述。他的评论为沈从文研究既开辟了前景也设置了误区。夏志清的发现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他认为沈从文属于整个世界，他的作品遥遥呼应了叶芝、华兹华斯、福克纳等世界级的著名作家。第二点，他认为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想象力最丰富的作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第三点，他肯定了沈从文的“乡下人”立场的价值。第四，他总结了沈从文作品中最重要的两类人：“天真未凿，但快将要迈入成人社会的少女，陷于穷途绝境，但仍肯定生命价值的老头子。”第五，他肯定了沈从文文体上的特征，并认为他的文体和他的内容是一体的，不可划分的。最重要的一点，他挖掘了沈从文作品的思想内涵，就是人类社会对“神”、“自然”和“美”的永恒依赖。“在唯物主义文化的笼罩下，人类得跟神和自然保持着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保全做人的原始血性和骄傲，不流于贪婪与奸诈。”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和老人“代表人类纯真的感情和在这浇漓世界中一种不妥协的美的象征”。这是最重要的，沈从文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虽然他只能从一片小小的土地里开掘，但他挖得确实很深。但夏志清对沈从文的认识带有很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偏向。他突出强调了沈从文与左翼的疏离和不合作，他认为沈从文所表达的思想与左翼批判偏远乡村的落后与愚昧的启蒙声音和要求革命的激进态度完全不合拍。并认为这种分歧证实了沈从文“代表着艺术良心和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夏志清.《文学的前途·沈从文的短篇小说》［M］.北京：三联书店2002.86－111.)。与之相应的，他认为沈从文是一个十足的保守主义者。他显然夸大了沈从文及其作品与左翼文学之间的距离和隔膜。但夏志清的研究确实为沈从文研究打开了一扇大大的门，迎来了蜂拥而至的人们。
或许沈从文更容易得到女性评论者的认同。1972年，美国华裔女作家聂华苓用英文写的《沈从文评传》在美国波士顿出版。这是沈从文的第一部评传。她指出了沈从文观察世界所采取的“人类”视角。“作家的这种包罗万象的视野自然需要同样纵观全貌的人类观。”这与以往对沈从文的认识有非常大的分别。把他从“野蛮”和“异域”的表象中解脱出来，看到了他作品的那种非常宽广的关怀和悲悯。聂华苓重点分析了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形象。她认为他们类似于加缪的“陌生人”，他们是一些与时间和空间，与整个现代文明脱节的人(聂华苓.《沈从文评传》.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C］.641,644.)。这为理解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展开了一个与沈从文的作品相匹配的宽广视角，和与其作品相匹配的理解“人”的深度的视角。凌宇对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的分析渊源即在于此。由她的研究可以看出，越是站在我们的文化之外，越是容易看到沈从文身上那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的根。这部著作对开拓沈从文研究的视野起了不小的作用。
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美国的金介甫。他在1977年就以《沈从文笔下的共和国时代的中国》为博士论文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本论文在1994年才翻译到中国，名为《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和文化》。他1979年就与沈从文本人取得了联系。虽然他的著作在中国出版较晚，但他的研究对沈从文研究的推动作用还是很大的。因为他的研究在当时有表示中美友好的重大意义。沈从文在给金介甫的信中,也表达的是中美友好的愿望。金介甫对沈从文的研究是从“史”的角度进行的，在他的眼中，沈从文笔下的世界烛照着整个中国世界。他师从著名的历史学家费正清，费提出“沈从文的著作具有社会史料的研究价值”。金介甫进行的沈从文研究是以研究“中国历史诸问题”为基础的。他认为沈从文的作品可以当“历史附录”来读，可以把沈从文当做“一名社会历史的评论员来研究”。沈从文笔下的世界更真实，因为他“没有受社会分析模式的先入之见的约束”(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和文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1,5,3.)，他为我们描绘而不是解说这个世界。这与沈从文的时代所有的评论者对其所作的评价都大相径庭。使他那些看起来像是清澈的小溪一样的作品变成了一条大河。金介甫的著作的实证特点开拓了沈从文研究的新视角。但将沈从文书写的湘西来代表整个中国的历史图景，如他的书名所说的“中国社会和文化”，显然是带有西方式的猎奇的眼光的。但沈从文的作品无疑具有史的品格，可以从社会历史角度展开研究。
香港的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对沈从文作品的审美价值做了很大的肯定。这方面的研究少有禁忌，更容易被接受。从“审美”的角度来研究沈从文一直是看重他的研究者的共识。所以能起应有的推动作用。
三、沈从文被“发现”的当代语境
对沈从文的重新发现，就像戴望舒的《偶成》中所说的：“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迢遥的梦。这些好东西都决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开放。”就像戴望舒的《我思想》所启示的那样：“我思想，故我是蝴蝶……万年后小花的轻呼，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戴望舒.《偶成》、《我思想》，《戴望舒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23,99.)真正的理解可以穿越时空，穿越一切阻隔，让理解者和被理解者遥远地呼应，相通。沈从文的作品就是那美丽的蝴蝶，不管相隔多远，终会有“小花”们懂得它“斑斓的彩翼”。新时期的研究者对沈从文的认识必然建立在对之前所有评论的清理上。而这之前国内对沈从文的认识多有片面，或者是建立在对他的部分作品（往往并非代表性作品）的批评上，或者是对他进行片面的意识形态的定位。以此为基础，真正的研究是难以展开的。要真正认识沈从文，必须从他的作品出发，只有潜心地倾听他的作品所蕴储的那些非常沉痛的无声的呐喊，才能真正地接近他。沈从文的老友，与沈从文共同经历了时代的风雨和沧桑的朱光潜，在谈到沈从文的认识时，潜藏了对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追悼。他听到了沈从文作品中所流淌出来的悲声。他说：《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深忧隐痛”，说沈从文“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花城》J.1980年5月总第5期.)。认识沈从文是要以对生命和苦难的深层理解为基础的。当代的研究者们实践了这一点。
凌宇说沈从文在大陆的被“发现”也具有“拨乱反正的政治意味”(凌宇.《重建楚文学的神话文艺系统》［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279.)。沈从文的作品再研究被作为“拨乱反正”的一种文化配合，首先是从政治上对其进行平反。实际上，对沈从文作品的误解并不与政治上错误的文化政策相关，他是在一开始就被视为异类的。这种误解完全是由文化上的狭隘造成的。“反右”和“文革”的文化政策不过是加剧了这种误解，使那些潜在的误解明朗化并以评论的方式定性下来，给新时期的研究增加了新的难度。总的来说，沈从文作品的意义放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释放是有其本身的曲折性的，不是哪一个人的人为误解，而是整个文化上的偏差。这也是他的作品研究和理解首先由西方发起的缘故。“平反”的视角使得研究者们每每捉襟见肘，因为只要带着辩护的意图，就很难贴近本质。用任何的一种现成的理论或观念来界定沈从文都显得差强人意。沈从文的作品中很有一些与现代文学的国民性批判相似，与左翼文学靠拢的内容。这是新的研究展开的一个良好基础。新的研究打开了沈从文那座封闭已久的园子，大家发现到处是风景。
沈从文完全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给他带来了很多的麻烦。这个对政治极度疏离的作家却每每在政治与文学的交汇处出现，政治关注是他对人的生存关注的一个延伸，也是他为维护文学的独立性所做的努力。他与新月派的特殊关系，他所挑起的“京海派之争”，他反对“差不多”现象直接针对左翼，他“反对作家从政”，他与《战国策》派的牵连，他对于内战的极力反对，这些都把他推向了反面，左翼有很充分的理由排斥他，因为他确实和他们很不一样。沈从文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性。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政治，因为他认为政治干涉了人民的生活，让他们更苦，政治侵害了文学，让它成了某种附庸。这是他监守的两块阵地，他为之而战就有了理性。这种政治立场是太简单了，任何一个党外人士都可能持这种观点。他的错误在于他竟然以为一个政治之外的人能阻挡政治对文学，对人的生活的侵袭。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政治良知，不管对错，沈从文是履行了自己的良知的，顶着很大的风险，从这一点上来说，没有错。他是所有意识形态的异类。这从他作品在1949年后在大陆被冷落和遗忘，在台湾被封杀的坎坷命运上显示得最清楚了。如果不是时代使然，原本是不需要为之进行辩解的。但新的研究必然从辩护开始。
凌宇认为沈从文所有这些政治的牵扯是源于他特殊的政治观：“怀疑论成了他观察中国现代一切政治现象的核心。”(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1985.101.)论证的结果是“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而是一个既对历届军阀政府及国民党政府取批判态势，又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保持距离的民主主义者”(凌宇.《重建楚文学的神话文艺系统》［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289.)。对之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沈从文的作品“展开了中国下层人民生活的逼真图景”，“沈从文反映下层人民生存权利和人生尊严的要求，植根于他对下层人民作为人，具有同别人一样的人性认识”。与之相应的是沈从文对上层社会的“愤疾与厌恶”。凌宇的研究主要是从政治立场上为沈从文争得优势。沈从文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的，而且是穷苦的下层人民，他们“经济极端贫困，生命朝不保夕，人格惨遭践踏”(凌宇.《重建楚文学的神话文艺系统》［M］.148.)。凌宇贡献了他的《从边城走向世界》。这是国内沈从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它标志着沈从文研究的真正开始。从“生命”和“乡下人”的角度深入沈从文的作品，凌宇抓住了沈从文精神的根基。凌宇还抓住了“常与变”在沈从文思想意识中的重要地位，这是沈从文看待湘西历史流程的重要的文化视角也是其主要的政治视角。
如果说凌宇的研究意在统一沈从文思想的懵懂和含混，赵园的研究则揭示了沈从文思想意识中的种种矛盾。在《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中她对“湘西世界”的提炼和解释，认为沈从文是一个从审美的角度入手建立社会理想的矛盾体。她发现了沈从文以男性为中心的“妇女观”和他亲切的“等级意识”。这些也表现着他的个性。沈从文的个性化，准确地应该说是个人性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个性。他的个性源自他敏锐的艺术感觉和对自我感觉的绝对信任。个性的形成是一个由意义的空白逐渐走向意义的丰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只按照自己的感觉来判定他眼中的世界及其意义。从而使他的意义场最终也没有非常明朗的边界。包括那些吊脚楼风情和对女性的偏见都来源于他固执的自我感觉，读者完全可以感觉到他对自己的感觉是多么的信任。而他从感觉的角度对世界的认识和文学化确实给我们保留了很多真实的东西。他对女性的这种认识，其实展示了现代男性作家永远不肯说出口的一些感觉。中国女性地位的低下不会随着五四的一声呐喊一下子有根本的改变。我们从某些当代作品中还能很容易地看出男性作家把女性作为附庸和慰藉的那种比沈从文要阴暗得多的心理。沈从文太不善于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自己了。他是拒绝不触动他感觉的东西进入他的文学的。所以他的“真实”也是完全个人化的。缺乏公众语境的基础，一再被误解也是自然的。沈从文坚持了某种谬误的真实情感。赵园与凌宇的分歧在于，赵园认为沈从文关注的是“下等人”而不是“人民”，这里面有很大的不同，关乎作家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凌宇和赵园都强调沈从文与现代中国作家的深刻的精神联系。他们从文学、文化的角度看待沈从文，也从社会进步的立场上去对沈从文提出要求，表示遗憾。
对沈从文的重新发现一直围绕着当代的种种思潮，研究者们欣喜地发现，沈从文的作品居然与这些新的思潮和理论每有契合，他几乎成了当代语境下的一块发掘不尽的宝藏。首先是“人性”的高扬。沈从文的被发现伴随着80年代初期作家们对“人性”呼唤。在“寻根文学”的浪潮中，沈从文也是一种重要的解读和参照的对象。中国文坛和理论界掀起弗洛伊德的热浪时，沈从文也成了一个很适合的解读对象。叙事学的引进也使沈从文那些形式的探寻有了意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沈从文研究的禁忌被一一打破了。研究者们把触角伸到了沈从文能够涉及的任何方面。甚至又有人开始质疑沈从文的价值，如刘永泰的《人性的贫困和简陋——重读沈从文》，完全是从非文学的角度看待沈从文。一离开文学这块阵地，沈从文的价值就很难界定，而太容易招致非议了。但如论如何，从每年不断涌现的以沈从文研究为主题的各种著作，硕博论文，期刊论文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他已经从边缘走向了中心，这是沈从文一直很自信会迎来的一天。
如何平衡审美和社会批判的视角在沈从文研究中的意义，是本书的努力。沈从文不仅有大量题材和主题各异的文学作品，还有大量的杂感和评论。双重视角的介入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他。他的“社会——官能化审美”的创作观也是建立在这种平衡当中的。他有自己的社会关照和批判的方式。沈从文的杂感和批评都非常重视对时代总体倾向的关照，在这种语境下，他往往将自我置身在这种时代性的总体倾向之外，也就是说，他对这种总体倾向总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他一直坚持着这种边缘性。而他所总结和针对的这种总体倾向和左翼文学的发展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使得沈从文和左翼文学之间有了极为复杂的关联，甚至关系到沈从文本人的创作和命运。本书着重梳理沈从文与文坛的复杂关系，沈从文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沈从文与时代的复杂关系，论述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中他所选择和坚守的边缘性位置所具有的批判性的内涵及其可能的局限性。在变动的时代背景下，沈从文及其创作也经历了起伏极大的命运，但终于是：从边缘走向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