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不正是经过八十四年“承认”和“改正”错误的崎岖之路“登上山顶”了么？当然，代价是沉重的，道路是曲折的，其影响、其后果，至今也不能忽视和低估。正因为如此，《党章》规定：“党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胡锦涛同志2005年1月指出，在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中，“领导干部要坚持讲党性、讲原则，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既要勇于进行真诚的自我批评，又要敢于批评错误的思想和行为，还要能够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欢迎来自各方面的监督”。
不言而喻，批评我们党的缺点、错误，总会让某些人“幸灾乐祸”，甚至乘机兴风作浪。正如列宁1916年指出的那样：“当我们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就来钻空子，这就是那些蠢货和坏蛋惯用的伎俩，他们没有能力同我们进行面对面的争辩，只好施诡计，搞阴谋，耍无赖。”
这些年，我就耳闻目睹那些“小人”，利用我们党的缺点错误，造谣中伤，挑拨离间，甚至有人公开叫嚷：“共产党还能维持多久？”十年了，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一想起来就满腔怒火，愤慨万分。多少个不眠之夜辗转反侧，苦思冥想，最后总是想到意大利作家但丁在《神曲》中的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最喜欢引用这句话）只是，在抬头看路、开创未来的时候，永远不要忘记毛主席1945年说的一段十分动情的话：“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可惜，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教导，不少党员领导干部，或者根本不知道，或者曾经知道而早已忘得干干净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种人，是“老爷”，是“少爷”，名为“公务员”，实为“私务员”，因为他们满脑子是“私”，而不是“公”；一切以“私”为目的，而不是以“公”来衡量。他们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不提高，不要说马列经典著作，就连毛泽东、邓小平和“三个代表”有关著作也不看、不学，就连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法规、指示都不看、不学。也许看了、学了，但就是弄不懂；也许弄懂了，但就是不执行。为什么？因为这一切文字都触犯了隐藏在他灵魂深处的“私”字。在这种人领导下，还有什么公道可言？还有什么正义可言？还有什么真理可言？思想再好，政策再好，硬是贯彻不了。11月，《中国青年报》载：“不久前卸任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有感慨地说：‘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像解决困难学生助学贷款的事情，下边根本就不听嘛，连这样的政策都不执行，还说别的吗？’‘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形象地说明了政令不通的现象。近年来，这类事件时有发生。比如，在国务院制定了关于加强煤矿安全工作的两个文件不久，山西省吕梁市又发生已责令停产整顿的煤矿违法生产导致的特大事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痛心地说：‘这说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状况，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民间的一句顺口溜对这类现象作了生动、形象的诠释——‘中央政策大晴天，下到地区起点云，传到县里变成雨，落到镇里淹死人。’为何中央的决定难以得到有效执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的法治建设落后。”
我是1958年8月在《中国青年报》社成为正式记者的，在此之前虽然也写了不少东西，特别在莫斯科大学五年因自动投稿而被聘为《中国青年报》特约通讯员，但并没有“记者”的头衔。因此，我对《中国青年报》始终怀有亲切如一家的感情。看了这篇评论，我非常赞赏，只是我想补充一句：“政令不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思想。人的行动是由思想支配的。近年来，矿难事故频频，令人痛心疾首。在追究法律责任的同时，对那些把矿工的生命当儿戏的人，我们首先要问：“你下过矿吗？你知道井下是个什么世界吗？”1955年，我到苏联煤都顿巴斯（现属乌克兰）州党报社实习，第一次下矿井，第一次体验到了煤矿工人的劳动和生活，也第一次真正感悟到工人阶级的伟大。1961年，我到沙石峪采访，为《人民日报》写了《看愚公怎样移山》。路过唐山时，我专门下到唐山矿的井下，又一次体验到煤矿工人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很想写一篇歌颂他们的通讯，连题目都想好了：《黑太阳》。我要把全身贴着地面爬过掌子面的情景、把长年累月在黑暗的井下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劳动的矿工的高尚情操，告诉给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们：你们知道太阳的温暖吗？你们知道光明的可爱吗？那就到井下去吧！只有亲身下到矿井，你才会知道工人阶级为什么是领导阶级，共产党为什么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你才会知道为什么要尊重劳动，为什么要热爱劳动人民？知道……知道……知道很多很多你在书本上无法体会、无法认识到的东西。很遗憾，我的那篇《黑太阳》始终没有写出来，但在我心里，煤矿工人头上那盏灯，一直是亮着的。当我在报上看到，黑龙江遇难矿工的妻子站在井口，等待丈夫归来，留下的眼泪结成了冰，我的心碎了！……为什么煤矿事故接二连三？为什么死难的矿工越来越多？这到底是为什么？说穿了，就是作家巴金十年前说的那句话：“现在呀，什么都是钱钱钱！良心良知都可以不要。”那些贪官污吏，那些专干坑蒙拐骗的痞子，那些唯利是图的小人，为了钱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这些社会渣滓越积越多，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几乎泛滥成灾，不加以揭露、不予以惩处、不给以教训，我们的社会就不得安宁，和谐社会就构建不起来。报载，官场雇凶杀人事件频频发生，官员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黑社会也成了官员的保护伞，“当这两张伞同时张开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还如何光明”？既然成了“社会垃圾”，那就必须全社会“人人喊打”，不断地加以清除，否则，势必有一天也危及到你的人身安全，骚扰、威胁、恐吓、背后捅刀子、甚至重操“文革”旧业搞“打砸抢”等等，都可能接踵而来。当然，天网恢恢，任何人，包括那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高官在内，要想以身试法，必然自取灭亡。
清除社会垃圾，最根本的是加强法治建设。但是，最最根本的还是加强思想教育。毫无疑问，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学习理论，这太重要了，太迫切了！报载：“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5日下午进行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胡锦涛主持。他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展现思想魅力和发挥指导作用创造了广阔舞台。他指出，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需要，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在推进这项工程中，要坚持把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把多出成果与多出人才结合起来，把发挥专家学者作用与动员全社会力量结合起来，把深入研究与宣传普及结合起来。”看到这篇报道，我欢欣鼓舞，甚至也想在理论研究方面“小试牛刀”。记得，胡乔木说过：“你们记者面很宽，但比较肤浅，问题在于不学理论。”邓小平说胡乔木是“我们党的第一支笔”。据我了解，他的“第一”主要不在于文采，而在于理论。说实话，“文革”前，我对理论是没有多大兴趣的。在江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除了劳动，就是看书，越看越有兴趣，越看收获越大。夏天，即使白天累得要死，晚上也在帐子里，打着手电读书。不光是我，很多人都如此。在江西六年多，我熟读《毛选》四卷，初读《马克思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使我对理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更加坚定了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热爱。与此同时，我第一次“发现”马克思的语言是多么深刻、生动、凝练，那简直是如诗如画；列宁的文笔是多么尖锐、丰富、形象，那简直是无与伦比；毛主席的文风是多么务实、通俗、浪漫，那简直是前无古人！如饥似渴的学习，使我茅塞顿开，好像发现了人生的新天地。从那以后，我几次跃跃欲试，想学着写新闻评论，连题目也列出来了，可就是没有动笔。忙不是理由，唯一的原因还是理论根底太差。新闻写不好、评论不会写，我还能算得上是一个完全的“新闻记者”么？当然不是！在这方面，比起刘祖禹，我自叹弗如。他的理论功底好，所以逻辑严密、思维清晰、语言简洁、文字犀利，具有强烈的穿透力和震撼力，是一个会写新闻、通讯、评论、杂文的完全的“新闻记者”。近日读了他写的《一根红线串到底》（为林枫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视角的系统阐释》序言），观点如此鲜明，分析如此透彻，文风如此纯正，又一次令我折服。由于我的理论功底差，加上文学功底也差，这就使我的文艺作品一半以上是不及格的。这不是故作谦虚，而是真话。
讲真话，本是普通常识，是从孩提时代起人人必须养成的美德。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跨入社会大门，和各种人打交道，特别是当今世界，讲真话成了一大问题。你讲真话么，或者无人问津，或者招来麻烦，或者惹上杀身之祸。于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不能讲真话，也不敢讲真话。这种情况情有可原，“兵不厌诈”嘛！然而，有人为了讨好、奉承，为了欺上瞒下、谋取私利、诈骗钱财，故意弄虚作假，卖弄风骚，出卖灵魂，这就不能容忍了。君不见，如今谎言遍地流、假话满天飞么？有人竟说：“除了骗子，一切都是假的。”这话当然不符合事实，是极而言之，是一种讽刺、挖苦和愤怒。但毕竟要承认：假的太多太多了！所以才要“打假”，才要不停地“打假”。要“打假”，首先要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做起。报载：青海西宁市一街道办事处党委副书记公然要造假，逼得居委会主任曲月玲无法“完成造假任务”而辞职。她说，我反对造假，因此得罪了办事处的某些干部，他们就故意布置了一些难以完成的任务，我清楚他们这是给我“小鞋”穿，所以第二天就写了辞职报告。记者同志，我这几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政府部门有些干部造假成风，坑害老百姓，我就是因为不愿意这样做，才被当成了“眼中钉”，我真希望中央能好好管一管。近闻某省领导机关干部，要下属单位把上报的月份从“10月”改为“11月”，到底是什么原因？不知道。但其中必有“奥妙”，只是不能说也不敢说而已。不管怎样，这总是一种不光彩的造假行为，而且不是发生在街道办事处，恰恰是在堂堂的省委领导机关，是在大力开展“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关键时刻。请问，有意造假的党员领导干部，你的“共产党员先进性”表现在哪里？人们有理由怀疑，在省委机关，这样明目张胆地造假，是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是不是一种偶然的行为？如果是，当然批评教育一下即可；如果不是，那就应该在“保持先进性教育”或“回头看”中彻底地查清楚，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报载，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为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不力，当着众多媒体的面，公开点名批评了八个省区。尽管这不是他个人的决定，但“枪打出头鸟”，由他出面点名批评，也是需要勇气的。他说：“从我的成长经历来说，我个人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什么台阶，完全是靠党一步一步培养起来的，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也因此有深深的忧患意识。”他说，“真话我是一直在说。……我这个人的性格、脾气和作风是容易引起争议的，但我问心无愧。我最怕办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我少有反复，缩头缩尾。……”看了这篇报道，我对素不相识的张宝庆同志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我敬佩他对党和国家的“深深的感激之情”和“深深的忧患意识”，敬佩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敢讲真话的大无畏精神。无私才能无畏。不敢讲真话的人，不管有什么客观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有私心。至于弄虚作假，那更是“私”迷心窍、不择手段的卑劣行为。
记得陶铸的一句诗：“心底无私天地宽。”一个人有了私心，他的天地必然越来越狭窄，遇到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也必然不敢讲真话，缩头缩尾，怕这怕那。当今社会还有一种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两眼只看着眼皮子下边的“一亩三分地”，根本不想全国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对邪恶之风充耳不闻，简直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伟大的马克思。他在青年时代，从事科学活动的同时，还进行文艺创作，写了悲剧、讽刺小说，出版了四本诗集，其中有一首短诗：
一个心宽体胖，酒足饭饱的小市民，
正坐在安乐椅上打盹。
任凭乌云翻滚，
任凭电闪雷鸣，
无论世上什么事情，
也不能让他失去平静。
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嘲讽的“小市民”，在今天的中国恐怕为数不少。他们属于哪个社会阶层？能不能叫“小市民”？我无法作出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酒足饭饱”、“在安乐椅上打盹”而对天下大事漠不关心的现象到处皆是。因此，我还要向人们推荐一首马克思的诗：
我不能安安静静地生活，
假如整个心灵都热气腾腾；
我不能昏昏沉沉地生活，
既没有风暴也没有斗争。
好吧，就让我们踏上
艰苦而漫长的路程，
不去过枯燥乏味的生活，
不要饱食终日一无所成。
我们不得过且过，虚度时光，
俯首听命于那可耻的懒散，
一个人有充分的权力
去表现他的果敢、渴望。
这是青年马克思的自画像，也是千千万万青年从彷徨到觉醒走向革命道路的写生。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们，像暴风雨中的海燕，向黑暗的旧世界冲击，用他们的生命为建设新世界杀出了一条血路。想想过去，看看今朝，怎能不令人心潮澎湃、百感交集啊！而第一感觉就是珍惜，珍惜，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第二感觉就是努力，努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想，你还怎么能“打盹”、“懒散”、“虚度时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