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苦短，知足常乐。那么，什么是“足”？酒足饭饱，也是一“足”。可是，有人贪得无厌，欲壑难填，永不知足。与此相反，有人酒足饭饱了，成千成万的贫苦人民却在饥饿之中，每想到此，他又如何“乐”得起来呢？他一事当前，先替别人着想；只有共同富裕，他才“知足”而“常乐”。可喜可贺的是，随着精神文明建设日益加强，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者越来越多。报载：新疆一个七十多岁的退休老翁，日前意外地花十元买奖券中了五百万，却表示要全部捐献给社会。他说，买彩只是乐在其中，“钱多了也没啥用，但用在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就能解决大问题”。王老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从河南支边来到新疆，主要从事农牧业工作，每个月工资一直只有六百元左右，并不富有，但是一直乐于助人，凡是有人有困难向他借钱，只要手头有，他都不会拒绝。王老先生妻子已过世，有一个女儿在外地工作，平时他都是一个人生活。中五百万后，他没有告诉女儿。他说：“女儿生活条件本来就很好，我也不给她留一分钱，这些钱应该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他至今还住在两间低矮的平房里，家里没有几样值钱的东西。对于有钱为社会捐助做好事，他说非常高兴。对于自己，他不会从奖金中留出养老金，因为目前政府发给他的每月几百元退休金已够用了。中奖后，他只想换一个好一点的收音机，其他都不需要。在这样一位淳朴、忠厚的老人面前，只要还有一点良心的人，能不肃然起敬么？而那些贪婪无比的小人，是不是应该感到羞耻呢？报载：“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都不会忘记这首儿歌。近日，记者来到南京龙江小区，采访了这首歌的作者潘振声。潘振声今年七十二岁了，五十年的时间里，他为儿童写了无数歌曲，仅公开发表的就有一千多首。1999年秋，上海市公安局办的全国首家公安博物馆，因为《一分钱》里写的是孩子与公安的故事，想把潘老的手稿收进博物馆，特意上门请潘老开个价。对方先开出五万元，潘老沉默；对方开出十万元，潘老还是沉默！……？当对方惊讶地说“二十万元不能再高了”时，潘老大笑道：“答案不是在歌里吗？捡到一分钱都要交给警察叔叔，我怎么还能收警察叔叔的钱呢？”读了这篇报道，又一次令人感慨系之。记得，我在一个话剧里，还专门写了一个小朋友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有人却讽刺挖苦我说：“你简直是个老古董呀！现在是什么时代？”
那么，请问，现在是什么时代？是市场经济物欲横流的时代？是金钱万能主宰一切的时代？是官商勾结、官匪一家横行的时代？是流氓意识、流氓作风、流氓手段大行其道的时代？是……是……是？……非也！非也！非也！你可以把我们社会的黑暗现象罗列几千条、几万条，但千条、万条不如一条：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这四个字，谁也否认不了，谁也推翻不了。谁想否认，谁想推翻，那他必然走向毁灭。只不过，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各种见怪不怪的恶劣现象都是初级阶段难以避免的产物。既然是难以避免，那就应该既承认又防止并坚决铲除之。历史证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担当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这是历史的必然。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按照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有人会问：“党犯了错误，我还能相信吗？”我的回答是：当然能！为什么？因为党的历史向世界表明，即使我们党犯了错误，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终还是改正了错误，拨正了航向，使社会主义之船沿着正确的航道破浪前进。
有人会问：“群众犯了错误，我还能相信吗？”我的回答是：当然能！为什么？因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即使有时要犯错误，但最终还是会擦亮眼睛，认清是非，得出正确的结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某些党员领导干部，口头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际上愚弄群众、脱离群众。他们完全忘记和违背了《党章》的规定：“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君不见，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们，把群众的生死、温饱置之度外，过着花天酒地、五毒俱全的生活么？君不见，上上下下的老少爷们，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贪婪成性，虚伪透顶么？君不见，男男女女的“社会公仆”们，只想着自己升官发财、拉帮结派、发号施令，哪管国家的利益、人民的死活，把学习当做镀金，连马克思、列宁何许人也都不知道么？对这种人，在痛恨之余，我仍然抱着希望，因此特向他们摘抄几段语录，供他们学习《党章》有关群众路线的参考——
毛主席1941年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列宁1917说：“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列宁1918说：“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我们认为我们的责任在于大力帮助群众立即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从书本上或从讲课中学习这一点。”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某些党员领导干部，从心眼里不愿意接受群众监督，听不进反面意见，“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跳、就叫，甚至要咬人、吃人，或者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前者太可怕，后者太危险，两相比较，我还是比较喜欢前者，因为他是公开的，你还可以防，“明枪易躲”呀！而后者，是隐蔽的，你躲都不好躲，“暗箭难防”呀！明枪也好，暗箭也罢，都是违反党纪国法的犯罪行为，不仅应该受到“道德法庭”——公正舆论的“审判”，而且必须受到应有的惩处。否则，谁还敢于批评、发表不同意见呢？谁还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当然，即使明枪暗箭难以避免，一个“心底无私”的人也会为坚持真理而“无畏”的，古今中外这样的英雄数不胜数，在我们党内就有许多光辉的典范。
写到这里，我深深地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同志。他在延安时被称为“人民的骆驼”，对工作兢兢业业，对干部爱护备至，是“中央五大书记”（毛、刘、周、朱、任）之一。撤出延安后，他被任命为“中央纵队”司令，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我写《巍巍昆仑》，不能不写他，可怎么写呢？开始我听说，在枣林则沟“他们吵了一夜”。他们是谁，谁跟谁吵，为什么吵，不得而知。显然，有一场争论，而且是很激烈的争论。在中央最高领导人之间发生争论，自然是非常严重也是非常令人好奇的事情。可惜，这是“绝密”，谁也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是不能泄露的。好在“四人帮”被粉碎了，许多秘密都解开了。1979年12月，我通过五七学校老同学徐瑞新（杨尚昆秘书）帮忙到了广州，住在小岛。1980年1月3日，冤案刚刚平反、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书记的杨尚昆接见了我。他第一次向我解开“吵了一夜”的历史之谜：毛主席坚决主张中央留在陕北，任弼时（还有陆定一）坚决主张中央“过黄河”，在延安撤退之前就有争论，一直争论到撤出延安，在枣林则沟继续“吵了一夜”。听到这个“新闻”，我忍不住要欢呼跳跃！可是，党中央领袖人物之间的争论能不能写？怎么样写？过去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电影，没有出现过，因为这是“禁区”，至少也是“雷区”。我思考再三，决心来一个“突破”，即使碰上“地雷”，我也要闯过去！好在“四人帮”被打倒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怕什么？我真的写了，人们一看，众说纷纭。有人说我“胆大包天”，有人说“这样写任弼时，不合适”。多数人认为“写得好”，“有戏”，“是个突破”。为此，我登门拜访了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向她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写。我说，谁敢和毛主席争论？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同志才有这个胆量和气魄！我丝毫没有贬低他，相反地，我是把他作为一个伟大的英雄来歌颂的。陈琮英笑了，她的儿子、女儿也笑了。实践证明，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欢迎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而这也正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
写到这里，我深深地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他是我的老领导。1958年，他决定派我担任《中国青年报》首任驻苏联记者。出国之前，正值苏联青少年报刊代表团来华访问，胡耀邦在武汉接见、宴请，我为他当翻译。他谈笑风生，语言生动，滔滔不绝。见我吃不上饭，他示意要我吃点东西。我刚刚夹了一块鸡肉，他又谈开了。我怕鸡骨头卡住喉咙，又赶快悄悄地把鸡肉放到盘子里。从1958年秋天第一次见到他，直到1986年11月12日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时隔二十八年，他从团中央第一书记到了党中央总书记的岗位。这天下午，时任总政副主任的周克玉领着我们到了中南海勤政殿。胡耀邦开门见山地说：“如果不是写历史，剧本（《巍巍昆仑》）我就不看了。”接着，他谈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最后说：“这个剧本，我肯定百分之八十，要修改百分之二十。我们做党的工作的，不要多参加意见，由作者自己安排。但历史片子的历史真实，思想高度很重要。至于你怎样体现，我不管嘛！”谈完话，人们都走了，我单独留下来，给他送上一份关于加强《桥》杂志领导的报告（他很快批给了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才和他握手告别。大门外，我们几个人正在商量，他突然走了出来，说了一句：“哦，你们还没有走呀？”说着，他迎着夕阳向通往瀛台的桥上缓缓走去。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一晃，十九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胡耀邦的支持和帮助，《巍巍昆仑》和《大决战》是出不来的。他的热情、他的正气、他的宽容，特别是他允许别人有不同意见的大度，使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敬佩不已。报载胡启立的回忆说——
有一件事情最能体现耀邦博大胸怀和自觉执行民主集中制。那是在1981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耀邦讲话以后，很多省市委书记都表态赞成，但当场有位省委书记明确表示持有异议，他在讲了一大堆理由后明显带有情绪地说：“我们那里情况特殊，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这位省委书记发言之后，会议气氛显得有点紧张。尽管耀邦当时非常急切地要推动农村改革，也满心希望在党内高层能达成共识，但当他听完那位省委书记的意见之后，平静地说，各位如果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许你再想一想。那位不同意的同志也可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嘛，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耀邦的一席话，让整个会议的气氛轻松下来。大家都感到心情格外舒畅。久违了的党内民主终于又回来了。会议过后没多长时间，那位省委书记通过学习和实践，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在本省农村积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他明确讲过，在一个领导班子里，没有一点不同的声音，是不正常的。鉴于历史上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违背民主原则，压制不同意见，甚至因发表不同意见而罹祸的经验教训，耀邦鲜明地提出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坚决执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不进档案）。从来没发生过，至少是我没听说过，因为某个干部向耀邦提了意见，他就发脾气或者打击报复将其调离岗位的事情。
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尤其要敢于并善于听取不同的声音，鼓励并欢迎来自群众的批评，即使很尖锐、很难听，也要耐心地听、认真地听，从中汲取营养。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位有争议的领袖人物斯大林。1928年4月，他说：“如果你们要求他们的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那你们就会取消任何自下而上的批评的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评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即使批评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也应该欢迎，应该仔细听取，并考虑到它的好的地方。再说一遍，否则你们就一定会把成千上万忠实于苏维埃事业的人们的嘴巴堵住；他们虽然还不大善于批评，但他们说的却是真理。”有人会问：斯大林说得这么好，他自己做得又如何呢？正好，我在报上看到郑连根写的杂文《社会要有容纳“尤金娜”们的气量》，其中有一段写道，斯大林偶尔在广播里听到了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第二十三钢琴协奏曲》，很喜欢，于是打电话到电台索要。但是电台并没有这首乐曲的唱片，他们不过是实况转播了一场音乐会而已。可是他们不敢向斯大林说出真实情况，于是只得连夜召集尤金娜和乐队为斯大林“特别录制”。当时，除尤金娜之外的人都被吓坏了，指挥根本无法工作，连换了三位指挥才把这张唱片录完。不久，尤金娜收到了一个装有两万卢布的袋子。有人告诉她，这是在斯大林的明确指示下送来的酬金，尤金娜不但不对斯大林的赏识表示感激，而且还写信把斯大林给臭骂了一顿。她在信中说：“我将日夜为你祈祷，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祖国面前犯下的大罪。”据说，等斯大林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有关部门把逮捕尤金娜的命令都拟好了，只要斯大林“稍微皱一下眉头”，他们就能叫尤金娜“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斯大林一言不发，默默地把信放在一边。……尤金娜什么事也没有。”更有趣的是，当后来斯大林被发现已经死在他的别墅里的时候，唱片机上放着的正是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
我郑重申明，我引用这段记载，无意为斯大林的错误辩护，他的功过自有世人评说。我只是想说明，在这件事情上斯大林的言行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