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能不能和平解放北平
1948年的岁末，是中国人民革命解放战争在几大战场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的大喜时节。东北取得了大胜利，中原取得了大胜利，华北也正在取得大胜利。就在1948年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以极为自信的口气说：
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在毛泽东的这篇重要文章中，表明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当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毫无疑义地把一切反动派彻底消灭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各种力量有可能发生变化，国民党长期控制的人群中可能出现分裂，一部分国民党人也有可能脱离国民党阵营转向革命阵营。毛泽东的这种分析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久即被中国革命的历史所证实。他的这种分析也受到全党高级干部的支持和拥护，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
上述的分析被历史所证实，最主要的实践就发生在这时的华北战场上。
平津战役正式打响是在1948年11月29日，可是，还在此之前10天，毛泽东以聂荣臻的名义给爱国民主人士彭泽湘（按：彭泽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后自行脱党，这时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曾动员傅作义反蒋，并于11月18日和毛泽东在湖南上学时的老师符定一一道，到石家庄与我党华北局商谈过关于傅作义起义并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的一封电报中，就已经说过这样的话：“弟个人认为某先生既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敬希转答某先生。”这里所说的不便指名的“某先生”不是别人，正是指的时任华北“剿总”
总司令的傅作义。由此可知，当毛泽东从各方面情况分析之后，发现傅作义尚有一线“有志于和平事业”之希望时，就打算要抓住这种机会，尽力争取傅作义能走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道路。如果再看得更早一些的话，当毛泽东、周恩来等到了西柏坡之后，中央的“五大书记”就已经议论过这样一件大事：新中国成立之后，其首都设在哪里？一致的意见是：北平。可以说，从这时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就开始了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关注，就有了将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和城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希望。
作为华北军区的司令员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的负责人，对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上述考虑，聂荣臻都是知道的。所以，当平津决战打响之后，他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大问题：能不能和平解放北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聂荣臻不仅和林彪、罗荣桓认真交换了意见，介绍了北平的有关情况，而且从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考虑完全是有根据的，聂荣臻和华北局在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聂荣臻，对于上述问题所考虑的焦点，都在傅作义，因为他是华北地区国民党军事最高指挥官，也是行政上的最高负责人。只要傅作义有可能走和平之路，北平就有可能以和平方式得到解放。而从傅作义各个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傅作义本身是山西军队系统的职业军人，从来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立场和民族意识，也曾经和中国共产党有过几次交往与合作，对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从各方面看，他都与蒋介石集团的其他高级将领有所不同。就他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这一重要问题来说，他都与当时的其他几名国民党的“剿总”总司令如刘峙、杜聿明等人不同。他之出任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总司令，并非出于他的本意，更不是他自己去争来的，完全是在蒋介石实在找不到合适人选的情况下，被蒋介石硬拉上战车的。就在他不得不当上这个总司令之后，他仍与蒋介石矛盾重重，而且在尽力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尽力按自己的方针办事。例如：他公然拒绝了由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提名、由蒋介石下令，由国民党党棍张彝鼎担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处长的任命，以后又再次拒绝了国防部政工局关于任命三青团骨干赵仲容为政工处处长的任命；他找来他的老同学和山西军队的老同事楚溪春任河北省主席；特别是他用了最大努力（包括连发三封电报坚决请求辞职）让蒋介石撤换了原来安插在他身边的几个国民党的大特务，如原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市警备司令部总司令的军统特务头目陈继承，原任北平市政府民政局局长的军统特务头目马汉三，原任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局长的中统特务头目温崇信等，表现出了傅作义强烈与蒋介石的离心倾向。他在努力去掉陈继承这一军统特务头子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想靠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来捆缚我的手脚，要我充当地主豪门的鹰犬去咬沿街头乞讨的老百姓，我是不干的！”
傅作义当了华北“剿总”的总司令之后，他出于多年来的正统观念，出于当时对时局的矛盾认识，他当然要指挥部队与解放军作战，但是一败再败，他自己的晋绥军主力一个军一个军地连续被歼。再加之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上的连续大败，国民党政府在全国的倒行逆施、金融崩溃、百业萧条、民不聊生，各界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对傅作义这位一贯比较正直清廉的人物产生强烈的影响，使他对今后的出路有新的考虑。
正是从上述的分析出发，毛泽东和华北的聂荣臻，以及我党北平地下党组织，都在战场上进行着炮声隆隆拼杀的同时，在另一条战线上积极而细致地开展着一场争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争取傅作义走和平道路的艰苦努力。这一条战线与军事战线一样，同样是一场艰苦的斗争，这场斗争并不简单，并不轻松，仍然充满着曲折和艰辛。
二、傅作义在想什么
作为一个有着民族正义感的非蒋介石嫡系出身的军人，作为一个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和中国共产党都有着较深了解的一方大员，傅作义对内战的疑虑和对自己的出路产生过新的思考，早在1946年秋天，即解放战争刚开始时，就已经有了萌芽。
据与傅作义关系最亲的老部下和老朋友董其武的回忆，1946年11月间，傅作义决定让他接任绥远省的省主席。他在张家口向傅作义辞行时，傅作义突然要同他讨论“咱们究竟是为谁打仗”的问题。董其武说：“你说为谁呢？咱们的口号不是替人民服务，为国家负责，要求政治民主、经济上平等吗？”可是，傅作义却说：“是的，咱们的口号是这样的。可是，咱们究竟是在为哪种人服务呢？为什么样的国家负责呢？政治上是不是民主，经济上是不是平等呢？我有多少好朋友，有学识、有地位，都往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呢？有多少青年学生也向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呢？”董其武后来回忆说：“傅同我的那次谈话，说明了他内心产生了矛盾，开始向往人民政权。”
当然，对于傅作义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要从多年来的原有立场和位置上发生大的转变，必然得有多次的曲折和反复，得有思想上痛苦的内省和斗争。
傅作义从当上了华北“剿总”总司令的那一天起，心中就充满了矛盾斗争，而且是愈来愈强烈。东北战场上的结果是国民党军全军覆灭，下一步，共产党就要解决华北。他将何去何从？在这个阶段，傅作义在三件大事上表现出了他与蒋介石的裂痕，也显示出了他立场转向人民的端倪。
第一件大事，是在1948年的9月。蒋介石为了和李宗仁进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尽可能控制选票而不让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密令各地重新登记国民党党员。为此，国民党中央密令傅作义把部队中的国民党党员全部重新登记，限期上报，由国民党中央审查之后重新发给国民党党证，凡不重新登记者，则一律取消党籍。由于多年来在国民党军队中任命军官必须是国民党党员，所以傅作义军队中的军官也都算是国民党的党员，但在部队中却从来没有设立过国民党的党组织。这一次，傅作义就授意他的心腹、副秘书长兼政工处处长王克俊（当时名义上的秘书长是蒋介石所提名的郑道儒，郑道儒本人是当时国民党四大银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的“四行驻平办事处”的负责人，傅作义同意任命郑道儒为秘书长是为了经济金融上的方便，但是郑道儒从来不到傅作义的总司令部上班，所以王克俊是实际上的秘书长）故意借口军务繁忙，拖延时间，始终未曾办理此事。于是，傅作义部队内的国民党党员全部都成了“自动脱党”，不再是国民党党员了。
第二件大事是1948年10月的援锦。由于我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蒋介石亲自到北平要傅作义调动华北的主力部队并亲自指挥，出关去援助锦州。为了逼迫傅作义就范，蒋介石甚至要求傅作义把部下的家属全部移送到江南的福州，确定福建省为傅作义部队的后方基地。傅作义很清楚，援锦如果得胜，就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遂了蒋介石的心愿；如果失利，他必将被蒋介石所抛弃，成为替死鬼。所以，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拒绝了亲自指挥援锦，并使蒋介石从陆路援锦的计划未能实现，最后只能由蒋介石亲自指挥，调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海路援锦，傅作义自己的晋绥系统部队则一个也未参加（这一点，当时毛泽东是清楚的）。
第三件大事是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蒋介石的这一计划，傅作义也认为是一个高招，他不能不执行。但是，他在执行时留了一手，他派出的部队主力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九十四军，而且在所有参战部队中都派了他的政工处人员担任专员，实为监军，以便随时掌握，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当发觉已经失密时，他就下令停止行动，将部队撤回。
傅作义思想上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也就在上述的援锦和偷袭事件的时期。他见到东北战场的战事即将结束，华北大战即将开始。作为统兵主帅，他这时不能不打。但是，他自己也知道如果打下去对华北地区的军民，对于他傅作义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他不能不为自己走另一条路做好准备。
1948年10月25日，是蒋介石和傅作义派部队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的日子。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傅作义和他的心腹王克俊有一次长谈。为什么傅作义在这一天要找王克俊谈话？因为这一天蒋介石突然置东北和华北的战事（包括偷袭西柏坡这样的重大秘密军事行动）于不顾，从北平飞上海了。去干什么？原来是由于蒋经国在上海整顿金融秩序时，与囤积物资、扰乱金融的宋美龄、孔令侃发生了冲突。蒋介石急忙赶到上海调解去了。所以，傅作义对王克俊说：“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我们不能再盲目地信赖他了。”他们二人从抗日战争与内战的异同、当前的人心向背和战争形势、蒋介石当年对张学良和如今对卫立煌的态度（傅和张、卫的私交都不错）等问题的讨论中，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拥护毛泽东，拥护共产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毛泽东才是国家民族勃兴希望所在，目下必须当机立断，脱离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走人民的道路。”在具体的行动上，傅作义和王克俊二人作了三项决定：（一）由王克俊去天津征求傅作义的老师与重要谋士刘厚同的意见；（二）命令偷袭石家庄与西柏坡的军队撤回；（三）关于走人民道路的时机，需要等到解放军围城之后，在内外力量的配合下方能实现（按：这一点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华北国民党部队主要力量都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这些部队是不会听从傅作义的）。
根据王克俊的回忆，当天夜里，傅作义曾经十分慷慨激昂地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首先，几年来，我不断地对部属讲“戡乱、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死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
自此之后，傅作义一方面以华北“剿总”总司令的身份指挥作战，一方面开始了他走向人民阵营的艰苦之路。
三、刘厚同和傅冬菊
上面提到的刘厚同（又写作刘后同），是促成傅作义走向人民阵营之路的重要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