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厚同（1882—1961年），山西运城人，辛亥革命元老，1903年在湖北武备学堂参加兴中会，1912年1月领导了甘肃秦州（今天水）的反清武装起义，先后担任过甘肃军政部长兼总招讨使，山西学生军总教练和军士学校校长。他早年还曾经在保定军校任教，傅作义本人及身边的几位最亲密的同僚如参谋长李世杰、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河北省省长楚溪春等都是他的学生。刘厚同在晋军中当旅长时，傅作义在他的部下当排长、连长。傅作义1928年任天津警备司令时，他已退出军界，住在天津法租界。傅作义有事经常去刘厚同家请教，从那时起，刘厚同就成为傅作义最尊敬的老师与至交之一。傅作义所以能在奉军撤退时出任天津警备司令，以后出任绥远省主席，再之后脱离阎锡山而转投蒋介石，都与刘厚同的出谋划策分不开。在抗日战争初期，当蒋介石高唱“攘外必先安内”时，他公开与之唱反调，说“攘外自将安内”，并多次向蒋介石直言上书。在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都给刘厚同配备了一部地下电台和一些人员，让刘厚同一直与自己保持着密切联系，给自己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后，特地给了刘厚同一个中将总参议的职位，以便于刘厚同可以随时到他的司令部中叙谈。
刘厚同为人正直，头脑清醒，足智多谋，是对傅作义可以产生重要影响的智囊式人物。他的女儿刘杭生是“民青”成员，当时正在天津各大专院校中进行革命活动。我华北局城工部知道刘厚同和傅作义的特殊关系，遂有意布置刘杭生给父亲做工作，劝说父亲去启发傅作义，动员傅作义举行和平起义。刘厚同赞同女儿的意见，遂几次从他当时所居住的天津到北平与傅作义密谈。在我华北城工部的安排下，我北平地下党学委秘书长崔月犁曾经多次和刘厚同谈话，了解傅作义的态度，对刘厚同的工作给予帮助。另一名地下党员杜任之是傅作义的同乡，当时是华北学院的政治系主任，他的弟弟杜敬之是傅作义的军医，由于有这些关系，他与刘厚同也有不少交往，也对刘厚同做了不少工作。刘厚同自1948年10月从天津到北平之后，就一直住在傅作义家中，直到北平解放，对傅作义影响很大（刘厚同在北平83天中天天写日记，题名为《故都83天和平史略》，是记录傅作义和谈经过的珍贵史料）。由于刘厚同在这段时间为和平而多方奔走，劳累焦虑，以致左眼失明，故而被时人尊称为“和平老人”。
现在，傅作义已经基本上下定了走向人民阵营的决心，所以派王克俊去向刘厚同交了底，希望刘厚同能拿出具体的意见。刘厚同认为，为了避免古都战火之灾，应当尽早采取措施，发表起义通电，与解放军共同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但是王克俊认为这样做并不稳妥，不仅可能引起傅作义与国民党嫡系部队开战，达不到保护北平的目的，甚至连傅作义的身家性命都难以保证，因为这时在北平地区的国民党部队是傅作义部队数量的10倍。所以，在经过反复讨论之后，刘厚同和王克俊决定向傅作义建议，通过北平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向毛泽东发一个电报，并为傅作义拟好了电稿。电报的全文如下：
毛泽东先生钧鉴：
为了保护北平的古迹，为了北平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愿与贵党贵军开始和谈。盼能派南汉宸先生（按：南汉宸是一位中国共产党长期在统一战线上进行秘密工作的老同志，过去曾多次在傅作义身边和部队中从事联络工作，与傅作义很熟）来平谈判。我现在仍能控制50万军队、200架飞机。过去我幻想以蒋介石为领袖拯救国家，现在才认识到这种想法的谬误。
今后我决定追随毛主席、共产党，走人民的道路。
这封电报得到了傅作义的批准，并在11月17日由我地下党在北平的秘密电台发了出去。经手这一重要行动的不是别人，乃是傅作义的亲生女儿傅冬菊（现名傅冬）。
原来，这位北平“剿总”总司令的长女早已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傅冬菊原来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在天津搞地下工作，受当时在北平《平明日报》工作的我地下党北平学委负责人王汉斌领导。
为了帮助我地下党做好对傅作义的工作，在我华北局城工部的统一安排下，王汉斌特地把傅冬菊和她的男朋友周毅之（也是中共地下党员）都调到北平工作。从此，这名共产党员就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她父亲的身边。她不时就当前的时局与傅作义交换意见，了解傅作义的思想动态，以傅作义可以接受的方式对他做工作。如果没有机会，她就选一些报刊文章或进步书籍放在傅作义的书房中，供他阅读参考。此时，傅冬菊则明确告诉父亲，应当考虑与共产党讲和，她的朋友可以从中进行联系。
有一天，父女二人（傅作义的夫人这时在重庆）一起吃饭时，傅作义突然问傅冬菊：“冬菊，你是共产党员吗？”
傅冬菊这时还不便直接公开自己的身份，就回答说：“不是。我觉得我还不够资格。”
过了一会，傅作义又说：“你接触的是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要小心。现在挂羊头卖狗肉的多的是，要是遇上了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
傅冬菊告诉父亲：“您也说得太玄了，我又不是小孩子，那么容易上当？他们都是我的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
这时，傅作义说出了他心中的话：“他们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这个问题傅冬菊确实不知道，又不能乱说，只好回答说：“这事他们没有说，我也没问。明天我弄清楚了，再告诉您。”
第二天，傅冬菊请示了北平地下党学委书记佘涤清，佘要她回答“是毛泽东派来的”。
当傅冬菊将“是毛泽东派来的”这个答案告诉傅作义后，傅作义也就明确告诉了傅冬菊：“那就好，和谈的事情我们好好考虑一下。”在傅作义与王克俊、刘厚同等人研究之后，才有了上面的那封电报。那封电报，由傅冬菊交给王汉斌，再由地下党的电台发出。
从此时起，傅作义正式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和谈进程。
就在傅作义有了求和的打算之时，各个方面好像都在对他的计划给以推动。
主要的推动力量应当是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巧妙指挥下，将傅作义在华北的一字长蛇阵斩为数段，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对华北各地进行了成功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傅作义和他的部下欲战不得，欲守不能，欲逃不成，处境极为被动，除了被歼，就只有走和平解决这一条路。
在北平城内，当我解放大军已对北平形成包围之势以后，我地下党组织所领导和发动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学生运动为中心，更是蓬勃高涨。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高等学校学生以及广大中学生，纷纷高喊“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等口号，在寒风凛冽中多次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华北当局接受人民意愿，迅速实现和平。
其他各界群众也发出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保存北平千年文物古迹，避免几百万人民生灵涂炭”的呼声。在北平市政府门前，每天都有请愿的群众。甚至连华北地区的五省二市参议会，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也代表中上阶层的利益，向傅作义递交了“停止战争、争取和平”
的倡议书。
不过，傅作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并没有很快得到答复。这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傅作义认为自己已经研究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认为中国共产党既然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就可以以华北五省实力派代表的资格参加联合政府。他又受刘厚同的影响，主张按辛亥革命的方式，先由他向全国发出通电，在华北实现和平，然后促进全国和平，组织联合政府。可是他忘了，他本人当时还是国民党的华北“剿总”总司令，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要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外的实力派代表身份参加联合政府，这当然是不切合实际的。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以辛亥革命时期的方式靠一纸通电就实现全国和平，根本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如果傅作义不能完全接受我党的基本方针，还抱着他多年来形成的那一套有了军队就有实力，有了实力就有政权的老观念，就算是参加了联合政府，在如何建立新中国的各种问题上也不可能与我党真正合作。第二，傅作义虽然表示了和平愿望，可是，傅作义自己的嫡系部队这时已经基本上被打光了，当时平津地区的部队基本上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这几十万部队是不可能都听傅作义话的，对于几十万蒋介石嫡系部队如何办，傅作义并不能拿出什么办法来，而我党的决心是要完全消灭这几十万部队。在对这几十万部队如何解决的大问题还未拿出方案之前，傅作义的和平解决方案是没有什么基础的。所以，中共中央当时没有马上以中央的名义给傅作义具体答复，而是一方面保持与傅作义的联系，由前线部队接待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用力促使其旧观念有所改变，接受我党的基本方针，共同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方面将北平、天津等据点团团包围，考虑解决整个华北的问题。
四、第一次和谈
在解放军将北平完全包围的情况下，傅作义一方面不得不对北平布防，一方面又进行着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试探。
对北平的城防，大致是以天安门到鼓楼为中轴线，西部由李文的四兵团负责，东部由石觉的九兵团负责，这两个兵团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当时北平“剿总”所属部队中建制最完整、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整个城防和治安，由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负总责，城防司令则由李文担任。但是在北平城最内圈的防卫，还是由当时仅存的一些傅作义部队和非蒋介石嫡系部队负责，因为傅作义对于蒋家嫡系永远是不怎么放心的。例如，德胜门一带，是原来“剿总”直属由赵树桥任师长的三○九师防卫；西直门、复兴门到广安门一带，是原来“剿总”直属由孙英年任师长的三一一师和李士林任军长的一○一军防卫；安定门一带是从台湾调来由邓文禧任师长的“新军”（也称“青年军”）二○五师防卫；永定门一带是由刘春方任师长的骑四师防卫。
傅作义所进行的第一次试探性和谈，是在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的联络处处长李腾九的堂兄弟李炳泉早已是我党地下党员（就是前面曾经提到过的送出国民党军将偷袭西柏坡重要情报的那位李炳泉），时任《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按党组织的指示，李炳泉已经向李腾九做了工作，希望他能劝说傅作义，要傅作义走和平之路。李腾九在一次与傅作义的密谈中将李炳泉的情况告诉了傅作义，傅作义当即表示，此事要妥善研究，并要李腾九与李炳泉继续保持联系，并保护好李炳泉的安全。12月12日，傅作义约见了李炳泉。在谈话中，李炳泉正式向傅作义表示，他是受北平地下党派遣来见傅作义的，欢迎傅作义走和平之路，愿意在傅作义与我党的接触中联络。傅作义表示将派人与共产党进行直接谈判，具体事宜由王克俊安排。王克俊和李腾九向傅作义推荐了他的老部下和智囊之一、过去帮傅作义办过《奋斗日报》而此时担任《平明日报》社社长的崔载之作为谈判代表，和李炳泉一道，代表傅作义出城与中共方面谈判。所以，这第一次谈判是派出了两位无任何军政职务的人士做代表，而真正代表傅作义前来作试探性谈判的，实际上就是崔载之。此外，还有一名报务员、一名译电员、一名司机。这五人在王克俊安排下于12月14日从广安门出城，同乘一辆吉普车前往解放军阵地。按傅作义的意见，希望能直接到西柏坡见到毛泽东。
傅作义对这次会谈的安排是极为小心谨慎的。之所以安排崔载之和李炳泉这两个都在新闻界工作的人去谈判，其中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万一此事被蒋介石的特务系统知道以后，可以推口说这是新闻界的事，与他傅作义无关。就是这样，傅作义还特别做了最保密的安排，除了王克俊等个别人知道此事外，还决定在李腾九称病住院这段时间，与外界隔绝，专门负责与出城的崔载之和李炳泉的联络。
崔载之等人出城之后，见到了城外的解放军。经说明情况之后被告知，他们不可能去西柏坡，只能到我军的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联络。崔载之等只好返回北平城内。第二天，王克俊又将他们送出了西直门，先是进入了我东野十一纵的防地，受到了十一纵贺晋年司令员和陈仁麒政委的接见。十一纵立即将此事向平津前线司令部作了报告。平津前线司令部一方面转报中央军委，一方面命令十一纵派人将出城代表护送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指定地点。
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在12月16日清晨就将十一纵和崔载之等人谈话的内容电告军委，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林彪等表示，“必要时我们可到通县附近直接主持这一谈判”，由于“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军皆有绝对把握，因此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有利”。当天下午，军委回电，同意谈判“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
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当时在蓟县孟家楼，林彪和罗荣桓的东野司令部就设在那里，以后聂荣臻也到了那里，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就在那里建立了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后又成立了平津前线总前委，作为华北战场上指挥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以及地方部队100多万大军的最高司令部。崔载之等人要找我军谈判的消息，在14日就由北平城外的部队报告到孟家楼。为了保密和不暴露司令部的具体位置，接待地点应选一个距孟家楼不远的村庄进行。罗荣桓政委决定，由东野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苏静负责接待傅作义的代表。
苏静（1910—1997年），福建海澄（今龙海县）人，读过师范，当过教师。1932年投笔从戎，参加红军，成为当时红军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干部，曾在红一军团司令部担任作战参谋、侦察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侦察科长，东进支队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一一五师政治部保卫部长兼敌工部长，战时工作委员会公安处副处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解放战争初期进入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又称作战处）处长兼情报处长、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从头至尾参加了和傅作义代表的全部谈判。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