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静接受任务之后，选定了距孟家楼不远的八里庄，在地主侯云台的院子里准备了接待地点。12月17日，崔载之等人在我十一纵一个警卫排的护送下，来到了八里庄。在开始接触中，崔载之明确表示，他是代表傅作义前来谈判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并提出了傅作义关于和平解决的一些具体计划，其中心是要我军停止一切进攻，两军均向后撤，通过谈判，全面解决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等地问题。为了达到全面解决之目的，傅作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其中包括：为了能搞到一部分蒋介石的大型飞机，要我方让出南苑机场；为了让傅作义能够制约北平城内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要我方放出已经被包围在新保安的傅系主力三十五军，与我军同时进入北平城内；在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华北之后，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的军队即由联合政府指挥。
从上述方案看，傅作义要走和平解决之路，是可以相信的。但是，他仍然想保存自己的实力，在有一定实力的基础上与我党建立联合政府的目的也非常明确。
19日上午，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也是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和崔载之等人谈了一个上午。刘亚楼根据中央的指示，明确告诉崔载之，我方解决平、津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以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绝不允许保存其反动武装力量，更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如果对方同意我方和平解决平、津的条件，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蒋介石系统部队顽固的军长师长要反抗，可以先将其逮捕；对于傅作义的部队，可以改编两个军。
很明显，这时双方都打算要和平解决问题，但是在如何解决这一关键问题上，双方的基本方针分歧还很大。
19日下午，随崔载之来的电台就把刘亚楼谈话的要点向傅作义作了报告，傅作义很快就有了回电。回电中只说现在北平城中的蒋系军队比他的军队要多十几倍，他要逮捕蒋系军官很困难。其他问题，傅作义只字未提。这种态度当然使崔载之很为难，因为傅作义在关键问题上没有任何表示。一直等到12月23日，傅作义又才给崔载之发来了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电报，要其转交。其电报全文如下：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国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全国之安定。
崔载之看到这封电报之后，知道傅作义仍然坚持他原来的主张，即不能放下武器，仍要通电全国，还是想搞联合政府，与刘亚楼所谈的条件相距甚远。为此，他一方面将电报转给了苏静，请平津前线司令部转交中共中央；一方面连续几次给傅作义发报，要傅作义千万不要发通电，要多考虑刘亚楼谈话中所说的基本条件，否则就谈不成。傅作义一直没有给崔载之再来电报，而是由傅作义的联络处处长李腾九来了一封电报，要崔载之回北平汇报工作。崔载之只身回北平去了，李炳泉和电台仍然留在八里庄，保持这条双方的直接联络渠道。
第一次关于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严格地说，这次谈判是以失败结束的，因为傅作义虽然想走和平之路，可是要他完全放弃多年以来所形成的旧观念是很难的，要他很快接受我党的主张也是很难的，这需要有个过程。对于傅作义来说，还必然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据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回忆，这时期傅作义的思想斗争十分剧烈，整天走来走去，多次提出三个问题与亲近的部下讨论：（一）和谈是不是投降？（二）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三）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在12月下旬的一天，傅作义对李世杰说：“你好好准备打仗吧！两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这样，傅作义在和平问题上的反复也就充分反映了出来。
第一次和谈失败的事，在傅作义的高级将领中很快传开了。这种情况下，傅作义只得将和谈这件事委托李世杰及部分高级将领分头进行了研究，也就是分别征求意见。结果是：副总司令郭宗汾认为只要加修工事，北平城还可以守，目前没有必要搞和谈；副参谋长梁述哉同意讲和，但认为不能单独讲和，最好能与国民党中最大的非蒋嫡系派别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取得联系，一致行动，才有利于与共产党讲条件；副参谋长郑晓岚明确表示不赞成和谈；完全支持和谈的则有才当过俘虏的一○四军军长安春山、三十五军副军长朱大纯、骑四师师长刘春方等三人。
傅作义可以有反复，傅作义的部下可以有分歧，这些都应当是正常现象。但是，这时的中国是处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急剧变化的大转折时期，各方面的变化都在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就在傅作义反复不定的时候，发生的一连串大事促使傅作义不得不发生急剧的变化：
12月11日，傅作义三大主力之一的一○四军在怀来南逃途中被歼。
12月14日，我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12月14日，在我军的强大压力之下，傅作义不得不把他的总司令部从北平西郊搬入城内的中南海。
12月20日，我东野切断了天津与塘沽之间的运输线，京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从海上南撤的可能性不再存在。
12月22日，傅作义赖以起家的另一主力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军长郭景云自杀。
12月24日，傅作义系统唯一的一个兵团十一兵团以及第三支主力一○五军等部在张家口被歼，一○五军军长袁庆荣等被俘，张家口被我军解放。至此，傅作义的三大主力军已全部被歼。
12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国民党集团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傅作义名列其中。
与华北战场上的上述情况同步，在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地方也正在发生着以下的大事：
12月10日，在各条战线上全面崩溃的蒋介石政权宣布全国戒严。
12月15日，淮海战场上的黄维兵团被歼。在此之前的12月4日，杜聿明集团被我军完全包围。
12月24日、30日，国民党的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两次通电，主张“与共党谋和”，国民党内的桂系决心逼蒋下野。
上述这一系列大事，可以说每一件都在逼着傅作义当机立断，投向人民阵营，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他也不可能再走顽抗之路，只能在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道路上艰难地一步一步前进。
与上述大事同步的时间内，在北平的傅作义部队内部，还发生了一件傅作义当时还不知道的不大不小的事件：不仅傅作义在考虑走和平之路，就连在华北“剿总”序列中属于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九十二军，铁甲总队一大队，都在背着傅作义与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甚至傅作义的嫡系三十五军，也有人在准备起义。
九十二军本是属于侯镜如为司令的十七兵团的部队，原来驻在天津。12月初，为了援救驻新保安的三十五军，傅作义把驻在北平附近的一○四军和十六军都调往怀来和康庄，北平感到空虚，就把九十二军调到北平南郊，军部驻在大红门，军长黄翔则住在城内的王府井梯子胡同。当北平被我军包围之后，黄翔自知已经成了笼中鸟、瓮中鳖，非常焦急。这时，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师长张伯权已经同我党地下党员薛成业、李介人等有了联系，准备在适当机会举行起义。张伯权还接受了我地下党组织的安排，让地下党员季鸿到他的司令部担任参谋处的副官，负责有关事项的联络。根据我地下党组织的要求，张伯权带着曾经在九十二军工作过的李介人去做黄翔的工作，要他率部相机起义。由于李介人本是侯镜如的外甥，而侯镜如早在1948年8月就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过联系，曾经对黄翔有过必要时可以投向共产党的暗示。黄翔同意起义，遂于12月21日派中校参谋宋铨夏和季鸿一道，出城与解放军联络。宋铨夏和季鸿到了当时设在马驹桥的东野三纵司令部，见到了我东野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等负责人。谈判之后，双方约定从即日起，九十二军与解放军先行停火，以后的行动，要九十二军听候指示。如果万一起义的企图被发觉，九十二军有危险的话，可以把部队带到解放军占领区。可几天以后，由九十二军负责守卫的南苑机场就由解放军攻占了。傅作义命令九十二军必须收复。因为几天前才与解放军有了停火的约定，黄翔感到很为难。可是傅作义的命令又不能不执行。黄翔只好下令二十一师执行反击任务。二十一师师长张伯权表面上接受了任务，派出了一个团，实际上这个团只派出了一个连去佯攻了一下就撤了下来。
傅作义不明底细，只知九十二军的反攻很不得力，大骂九十二军：“他们哪里是在打仗，简直是在表演！”傅作义当然不知道，黄翔和张伯权的确是在表演。如果他不走和平之路的话，其他人也会走上这条路。
国民党军队在北平有一支全部使用装甲车的铁甲总队，其下设了三个大队，即一大队、二大队和四大队，分别负责驻守北平的前门、永定门、广安门和西直门。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叫于维哲，过去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这时候，经他多方努力，终于和地下党员魏焉接上了关系。魏焉向上级汇报以后，上级党组织派负责北平敌军工作的王苏专门和于维哲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于维哲又说服了铁甲总队第四大队和第二大队的一个中队，他们已经商定，只要解放军向北平发起进攻就立即起义，掉转车头，里外夹攻，不仅可以用火力在前面开道，还可以封锁傅作义在东单修建的临时飞机场。
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嫡系中的嫡系，当三十五军援救张家口时，只去了两个师，所以在新保安被消灭的也是两个师，还有一个二六二师未派出去，还留在北平，留在傅作义的身边。三十五军的两个师被消灭后，傅作义又在北平用地方部队补充重建了两个师，恢复了三十五军，二六二师还是过去的老部队，师长是由三十五军的副军长丁宗宪兼任的。就是这位丁宗宪副军长，和北平市企业公司经理冯杰宸是老朋友，我地下党员杜任之通过冯杰宸和刘厚同老先生对丁宗宪做了一些工作后，丁宗宪表示愿意走和平之路，如果傅作义和解放军和谈破裂，他的二六二师一定在自己的驻地德胜门到安定门之间单独起义，只要解放军发动攻城，二六二师就进行里应外合，迎接解放军入城。为了表示共同信守，丁宗宪还和冯杰宸在山东饭店结了兄弟之盟。当杜任之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就有意要傅作义的办公室副主任兼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告诉傅作义：“将军如欲孤注一掷，死守北平，所部并不十分可靠，其结果将众叛亲离，必然导致失败。”这些话，对傅作义不可能不起作用。
五、和谈不是等来的
为了争取华北问题能够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方面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通过各种途径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是做傅作义本人的工作；一方面是做好全面准备，准备和平解放并接管北平和天津。
1948年12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为了做好解放和接管平、津的工作，命令聂荣臻和薄一波分别担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彭真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市委副书记、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命令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为天津市市长。
同一天，中共中央华北局向中共平津地下组织发出指示，积极做好配合解放军作战和准备接管城市的工作。
12月14日，也就是我军将北平完全包围的那一天，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谭政发出了一道重要的命令和一个重要的指示。命令由萧劲光、陈伯钧指挥的东野一兵团的三纵、六纵、十纵以及华北的七纵在北平的东面构筑阻击阵地，命令由程子华、彭明治指挥的东野二兵团的五纵和十一纵在北平南面构筑阻击阵地的同时，又发布了关于切实保护好各部队所在地区的学校、工厂、文化古迹、仓库，保障外侨的合法权益等政策纪律，为下一步工作做好准备。
在当时，最大的现实情况就是我军已经对北平形成了完全的包围，可是我军又对北平采取了“围而不攻”。这种包围，也与我军过去对其他城市的包围有所不同，不是要困死北平，而是经过必要的检查之下允许居民进出通行，允许各种生活物资入城，还继续给城内送电，保证城内居民的正常生活。任何明眼人都会明白，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和平解决的，所以实行围而不攻，完全是在等待傅作义等人的觉悟，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这段时间，北平郊外已经被我军控制，特别是西郊，在清华、燕京等大学中，各种联欢会、座谈会几乎天天都有，已经是一片热气腾腾的局面。北平城内的民主人士也有不少人出城参加各种活动。而这些活动的内容又通过各种渠道传给了包括傅作义在内的北平城内所有市民。
为了帮助傅作义尽快转变，我党地下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做傅作义的工作。这其中，最直接的是他的长女傅冬菊，还有地下党员、傅作义的经济处处长冀朝鼎和地下党员、傅作义的高参室主任苏开元等。此外，通过我党的各种关系，傅作义身边的几个重要部下，如前面已经谈到过的王克俊、李腾九、阎又文（他还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和新闻发言人）等，都已经站到我党一边，为和平解决而奔走。这些人，都对傅作义的转变起过较大的作用。
在当时，我党还有一个令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措施，就是在1948年12月25日公布的战犯名单中为什么会有傅作义。不少人认为，傅作义已经在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这样做不是把他往蒋介石那边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