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不久，杨伯钦便回国了，郭开贞得一个人负担房租，负担重了些，而且大冢距一高太远。于是，他与吴鹿苹及另一位浙江来的同学叶季孚，在本乡区真砂町的修园合租了一套房住下来。他们请了一个女工合伙开伙，由吴鹿苹管理伙食，因为吴鹿苹的日语在三人中是最好的，他已经本科要毕业了。吴鹿苹常常是按自己的口味安排饭食，这不对开贞的口味，可他并不抱怨，只是不伸筷子而已。吴鹿苹征求他的意见，他却道：“随便吃。”郭开贞把心思都放在了学习上。
一高预科的课程主要是数、理、化、生物等基础知识的学习，此外就是外语，包括英语、德语，当然还有日语的学习。十几门课程，语言类课程占了不小的比重，学习是非常紧张的。郭开贞十分刻苦，记忆力又格外好，吴鹿苹有时帮他补习日语、英语，只消带他念上几遍，就记牢了，令吴鹿苹赞叹不已。数学本是郭开贞比较怵头的学科，但由于努力，一个学期下来，他的数学成绩在班上也名列前茅。
开贞的额头很大，同学们于是亲切地称他“郭大头”。
第二学期开学不久的一天，吴鹿苹从学校里带回几页油印的英文诗，准备给郭开贞作英语学习用。他是从英文的课外读物上抄录下来的。郭开贞接过来一看，是印度诗人泰戈尔《新月集》中的几首诗：
《岸上》、《睡眠的偷儿》、《婴儿的世界》等。泰戈尔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以这时日本正流行泰戈尔热。郭开贞原本对诗歌很有兴趣，但紧张的学习使他没有闲情逸致去光顾诗歌的园地，读读这些英文诗，既学了英语又享受到读诗的乐趣，倒是一举两得。泰戈尔的诗平易流畅，没有韵脚，多是两、三节对仗，诗意清新、恬淡。读过之后，郭开贞大为赞赏，这与他读过的其他英文诗全然不同，更与中国古典诗歌崇尚格律的刻意雕琢大异其趣。郭开贞为它们深深地着迷了，他从泰戈尔的诗中“感受着诗美以上的欢悦”。
在经历了离开家乡后的一段犹豫、彷徨，经历了初到日本的新奇、兴奋和投考一高的紧张生活之后，郭开贞进入了一种常态的学校生活。他不仅在学习上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埋首于课堂，在关于人生的思考上，也脱却了年少轻狂的愤世嫉俗。
转过年来，在中日两国关系之间发生了一件大事：一直觊觎华夏大地广袤资源的日本政府，以重兵作威胁，向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政府提出签署中日关系“二十一条”，这是一个在政治、军事、经济各个领域全面侵略、掠夺中国的条约，是一个旨在灭亡中国的条约。
“二十一条”一提出，马上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郭开贞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在给父母的信中提出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此次交涉，本属险恶，然使便至交战，或恐未必。”“彼近日，藉交换驻屯兵为名，海军陆军多发向我国者，想亦不过出于恫喝手段已也。”但同时，他也对于事态一旦恶化作了思想准备：“然果使万不得已而真至于开战，则祖国存亡，至堪悬念，个人身事，所不敢问矣。”
4月下旬，在日本不断往中国增派部队后，中日之间的交涉会议停止。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不少人开始回国以示抗争。郭开贞与吴鹿苹、叶季孚讨论到时局时，不由得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国家积弱成了这个样子，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在这里读书啊！国若不存，家又何在！他们三人也决定回国抗争，而且当即把家具、锅碗瓢盆都卖掉，做好了破釜沉舟，一去再不复返的打算。
5月7日，郭开贞他们三人登上了回国的轮船。也就是在这一天，日本政府向北洋军阀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北洋政府腐败无能，袁世凯做着他的皇帝梦，注定了这一次的中日交涉将以中国的退让结束。当郭开贞他们还在东海上的旅途中，袁世凯已经屈从于日本的军事压力，同意签署“二十一条”。
回到上海的郭开贞、吴鹿苹与叶季孚，在住进客栈后闻知北洋军阀政府签署了“二十一条”的消息，他们仿佛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一时之间，满腔热忱化作不知所措。砸了锅碗瓢盆，慨当以慷地回到国内来，却不过是在舞台上匆匆跑了一个过场，郭开贞他们有一种被嘲弄了的感觉。但同时，他也在头脑里问自己，究竟什么是爱国，怎样才是爱国呢？
待在上海已经毫无意义了，他们都是官费生，还得继续去完成他们的学业。于是，在上海住了三天，连客栈的东西南北都没搞清楚，三个人就又返回日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郭开贞创作了一首七律，既表达了一腔高昂的爱国情怀，也记录下这一次回国事件对于他思想上的触动。诗是这样写的：
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在北京的大哥责备了八弟贸然回国的举动，郭开贞对于自己仓促之间回国一行的轻率、孟浪也进行了反思。他写信给元弟道：“归沪之失，正如弟书所云，不能看破情，徒人云亦云也，悔愧万千，悔愧千万！……算回沪损失，为日十日，光阴自是虚掷，然所幸校内停课，讲义尚无甚缺漏；又于此十日之内，自家所得之经验教训，亦正自不少也。”这是从读书和学业的角度来看问题。关于事件本身，郭开贞进一步得出了这样的认识：“此次交涉得和平解决，国家之损失实属不少，然处此均势破裂之际，复无强力足供御卫，至是数百年积弱之敝有致。近日过激者流，竟欲归罪政府，思图破坏，殊属失当；将来尚望天保不替，民自图强，则国其庶可救也。”
这次回国的经历，显然对于郭开贞思想的触动很大。很难想象在一年半载，甚至几个月之前的开贞会发出这样的时评，会以这样的论调反思国事。事实上，郭开贞思想上的这一种变化，从他来到日本以后就渐渐发生了。他的爱国情怀，他对于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的忧患、思考，融入了他新的生活经验。
在成都读书期间，郭开贞曾亲身经历、感受了辛亥革命前的期望、革命中的动荡与革命后的失望。因而，出国前的他在头脑里充斥着的主要是对于社会现实的极大失望与强烈不满，在心理上、意识上、行为上更多的呈现为反抗、叛逆，乃至自暴自弃式的情绪性表达。包括他之所以选择出国留学的动机中实际上也隐含着一种出于对现实深深的失望，意欲挣脱开去的无可奈何和义无反顾。到了日本，尤其是当他心中渐渐明确了以学有一艺一技报效国家的选择之后，他回看祖国，再来审视那依然如故的社会现状时，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转换了一个观察的角度和思考的立足点。国家似乎不再仅仅是某一个自己直接面对的政府、一个政权，而是位于世界版图上的一个民族的实体，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组成的实体。
当自己曾经直面那个政府、那个政权、那个与之相关的腐败没落的社会现实时，郭开贞头脑里意识到的与其说是国家的概念，毋宁说是对于改朝换代的希望。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并没有落在实处，所以他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痛斥、愤慨，甚至以自甘堕落的极端方式去反叛现存的社会秩序。可是一当抽身出来，而且自己关于今后的人生之路做出了明确的选择，再面对同样的政府、同样的政权、同样的社会现实，他思考问题的时候却是面对了国家——处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祖国。这使他减少了那种情绪化的愤愤不平，而增添了几分理性的审慎的目光。
从只是凭一腔激愤之情，一味以发泄不满和抨击现实的一切来表示对国家、民族命运与前途的忧患，到确切地意识着自己承负下具体的责任和使命去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郭开贞大概已经意识到：需要的不单是书生意气的诅咒、诘难，还应该有立足于实际现实的抱负和理想。应该说，郭开贞此时对于北洋政府，包括对于袁世凯、段祺瑞，是有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这对一个尚不能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宏观视野去思考国家和民族之命运，而且政治上远未成熟的青年学子来说倒也不足为奇，严峻的社会现实会让他很快理清这一切。
爱国主义从来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也不是一句口号，它不断积累、融合着一个人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感悟到的民族意识和历史责任。郭开贞的留学生涯必然是构成他爱国主义精神的一道炼狱，所以这里还仅仅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