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一个办刊物的梦想，郭开贞这时对于文学的兴趣已经越来越大。
由于童年时代所受教育和周围人文环境的影响，郭开贞一直对于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不过因为在他的少年时代，人们所追求的富国强兵的社会理想，是由实业救国、科学救国这样的思想支撑着，传统的文史之学被看做无用之学，甚至受到鄙弃，所以他在这方面的兴趣无形中被压抑下去了。然而，与安娜的恋爱引发了开贞写作诗歌的激情，于是文学方面的兴趣被悄然唤醒。
当然，这只是郭开贞个人生活经历导致出现的变化，如果仅仅如此，那对于他今后的人生之旅未必具有多么大的影响。可是接下去的情况表明，郭开贞既定的生活道路，已经从这时起渐渐发生了偏离。也就是说，有一些他还没有意识到的因素，助长了他文学兴趣被唤醒的过程。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所置身其间的这个日本社会。
郭开贞留学日本，正值日本的大正时代（1911年是大正元年），这距明治维新已经40余年了。日本在明治时代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维新变革，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社会的转换。在明治维新期间，日本为推行现代化，实行了富国强兵、置产兴业、文明开化三项重大政策，特别注重从西方学习引进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体制、科学技术、教育制度等等。但是为了维护天皇制这一政体形式，在思想文化启蒙方面，则采取了抑制自由民权运动发展的政策。到了明治后期，整个日本社会已经基本上完成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型，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国洋之间、新旧之间的矛盾冲突反而愈加突出。于是，大正年间，有文化主义思潮兴起，对于西方文化思想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势。
文化主义思潮的核心，就是关注人的精神的解放和自由。由是，哲学、文学、音乐、戏剧、美术等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最为活跃的内容。特别是文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此起彼伏，异彩纷呈，成就了日本近代文学的一段辉煌时期。
如果说在课堂上的外语学习，还只是让郭开贞在无意之间接触了西方文学，那么置身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之中，他与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的不期而遇，就势必包含了一个有可能发生的必然结果：
我接近了泰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
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出了枝干来，终竟把无法长成的医学嫩芽掩盖了。
医科专业的学习虽然不能放松，但被激活了的文学兴趣，让郭开贞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博览群书上。“书店渔猎”是他乐此不疲的一种读书方式。下课没事时，便到新旧书店里去徘徊，不一定有意寻什么书，而是在书店里巡览各种书籍，或是翻阅目录。遇着有好书的时候，身上有钱就买它一本，多数时候是没钱，那就站在那儿翻阅。小本的立地读完，大本的今天读上若干页，明天接着再读。这就是“书店渔猎”。
这样的阅读——当然不仅仅是以“书店渔猎”的方式进行，在郭开贞的面前展开了一个古往今来、天上地下、仪态万方的大千世界。
那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精神享受。郭开贞时常迷醉于这样的精神享受，以至于有时上课，老师在上面讲人体结构，他就在下面读小说，光读了还不尽兴，自己也尝试着写。
天气变冷的时候，学校的人体解剖课开始了。郭开贞每周有三个半天是在解剖教室度过的。全班学生分为八人一组，在教师指导下每组解剖一具尸体。八个年轻人战战兢兢地从尸体库中抬出一具尸体，放在长条桌上，就像围着吃西餐一样，拿起刀子、钳子。一会儿，一个囫囵尸便分割成七零八碎的了。这时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具完整的人体，而是头、脚、胳膊、大腿，是肌肉系统、神经系统什么的。时间一长，福尔马林的臭味混合着尸体微微霉变的腐臭，很多同学都受不了，感到恶心。郭开贞却很有兴味，特别是从尸身的哪一处清理出一根纤细的神经出来的时候，他体验到一种发现的快乐，脑子里禁不住涌出创作的欲望。
一天下午，解剖课结束后，回到家中的郭开贞照例坐在桌前读书，读累了，便伏在书桌上休息。这时，他眼前浮现出一具解剖过的尸体。“……看那，这里有一个裸体女人像的文身，旁边还有字，是一个人的名字啦。……这是滨田家女儿的名字，三年前她溺水死了。怎么会……”“喂，还我的爱人来！……”惊醒过来的郭开贞发现这不过是个梦。他根据这个梦构思了一个曲折的盗尸故事，写成自己的第一篇小说《骷髅》，并且寄出去投稿，可惜未被采用。
在旁人眼中非常专业、与审美全不搭界的医学解剖课，竟能引发郭开贞的创作灵感，实在是匪夷所思。看来文学让郭开贞简直有点走火入魔了。不过他写的最多的还是诗歌。
尽管如此，郭开贞并没有放松专业课的学习。九大的医学教学也的确不同凡响。许多日本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亲自给学生授课，使他们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学校很注意让学生们了解科学领域的前沿动向。开贞在这里听过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演讲，听过生理学家巴甫洛夫长达半年时间的授课，还观摩了他做的狗“假饲”实验及胃瘘手术。这两位世界著名科学家在科学理论上的创造性发现和探索人类未知世界的创新精神，使郭开贞获益匪浅，深受启发。郭开贞懂得，无论将来做什么，都离不开知识，都离不开广博的知识积累。
开贞一家早已搬到箱崎神社附近的网屋町，这是福冈郊外一个临海的小渔村。除了租金便宜，这里的环境非常安静。
他们租住的是一幢小楼二层两间小屋，房间前后都有窗子。透过后墙的窗子，可以看到从南往北绵延十余里的青翠松林，松涛声不绝于耳。推开前面的窗扇，静静的博多湾尽收眼底。
这里完全没有市区的尘嚣，沿岸是莹洁的白砂和三三两两支起的渔网。海潮缓缓地涌上岸来，轻柔地舔着洁白的沙滩。海湾中水色清莹，像一片碧蓝的琉璃，明静无波，中有帆影点点。志贺岛横陈在湾北，远眺夕阳下的志贺岛，笼在一片蔷薇花色的纱罗中。夏日的傍晚，神社附近的渔民为了御祭，操起三弦载歌载舞，传达着一派乐天……这一切都不断撩拨起郭开贞无尽的想象和诗思。
每逢有朋友来访，他都要邀他们一起在海边、在松原里散步、畅谈文学。闲暇时也会带着孩子在沙滩嬉耍，给他们讲些自己编的童话，说和生是橘子变成的，博儿是从桃子变来的一类的故事。孩子们小，听得津津有味还当真呢。开贞最初发表的那首《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情趣中写出来的。
这是我许多思索的摇篮，这是我许多诗歌的产床。
我忘不了那净朗的楼头，我忘不了那楼头的眺望。
我忘不了博多湾里的明波，我忘不了志贺岛上的夕阳。
我忘不了十里松原的幽闲，我忘不了网屋町上的渔网。
多年以后，郭开贞不止一次地提到海边的这处小渔村，博多湾富于诗意的风物景观对于他的诗歌创造有着特别的意义。
开贞就是在这时第一次萌发了改学文科的念头。但是他的想法遭到安娜激烈的反对。
安娜是从生活上考虑的。爱情与婚姻不全是诗，只有浪漫是不行的，她与开贞组成家庭，尤其是他们有了孩子以后一直过着窘迫的生活。常常是几个铜板买来一些烤红薯就作为一家人的午饭。偶尔开贞会从箱崎车站带回两盒“驿便当”——车站里卖给旅客的盒饭，那要是他得了一点稿酬的时候才行。这对一家人来说，得算是佳肴大餐了。有一次成仿吾、陶晶孙等几个朋友来访，安娜准备做“鸡素烧”招待他们，但是没有蔬菜，开贞便叫上大家一起去松原里挖野菜。
在日常生活中，安娜尽量节省开支，但巧妇难为无米炊，所以她急切地需要有一个经济上的依靠。她认为，学医可以作为生活最可靠的保障。于是，为开贞要改学文科的念头，两人几乎吵了起来。安娜的想法当然是有道理的，开贞不是不清楚这一点，家累和职业问题，也让他一时下不了死决心。所以这个念头搁置下来。但开贞迁怒于安娜对自己的不理解，反倒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文学的嗜好上，他开始零零星星地翻译歌德的长篇巨作《浮士德》。不过，当他后来终于把《浮士德》全部译完，已经过了将近30年。
虽然郭开贞改学文科的打算被束之高阁，但是弃医从文的想法愈加强烈，特别是到了大学的后两年。因为17岁时患的那场重症伤寒，郭开贞双耳重听。平时上大课如果坐在后面，听老师讲课就有些吃力。而到了后两年临床课程的时候，需要掌握听诊技术，可是由于听觉不灵，分辨听诊器中那些微妙音响，就成了令开贞头疼的事，他对于学医的前途更感到黯淡茫然。
与此同时，从日本这个正充满自信向前发展的国度去回望中国的社会现实，郭开贞也开始清晰地意识到，中国不仅仅只是需要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不是简单地需要一些舶来品的化妆，而是需要从整个的封建传统蜕化出来，清扫外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脱胎换骨地独立自主地开始创造”。
终于，当一场狂飙突进的思想革命运动开始后，郭开贞觉得：
“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我无法精进的医学而委身于文艺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