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郭沫若的青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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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战取新生的太阳

11月初,郭沫若终于从香港秘密返回上海,与住在窦乐安路一栋弄堂小房子里的安娜及子女会合。安娜他们是此前由孙炳文帮助从广州辗转到上海的。

以被通缉之身,郭沫若不能公开露面,于是,他蛰居在家中,先把《浮士德》第一部的旧译稿找出来,重新补译、整理,用了十天时间。完稿后,即交创造社出版部,而《浮士德》的第二部,却直到1947年才译完。

在广东大学任教和北伐期间,郭沫若几乎没有精力从事文学活动。一回上海,他立刻投入到创造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活动中,陆续撰写了多篇文章,阐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为隐蔽起见,郭沫若用了一个新的笔名:麦克昂,取英文“maker”和“I”的音译。

大革命中聚首在广州的创造社作家们,这时又都聚集在了上海。

此时的创造社增加了许多新人,他们更年轻,也更富有激情,就像郭沫若、郁达夫他们初出茅庐时一样。郭沫若非常希望能加强创造社的活动,保持并且扩大它在青年中的影响,于是,他动员了北伐时一直同在总政治部一起工作的李民治、阳翰笙参加创造社,同时想到需要联合鲁迅一起战斗。郭沫若自己不能公开露面,就由郑伯奇、蒋光慈等去拜访鲁迅。鲁迅在听了郑伯奇他们所提议的,联合起来共同办一个文学刊物,以推动新文学运动的想法以后,立即表示赞同,并且认为不需要另起炉灶,可以先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的园地。

几天后,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了《创造周报》复刊启事,由鲁迅领衔,郭沫若以麦克昂的笔名与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一同列名,作为复刊后《创造周报》的编辑委员。紧接着,《创造月刊》发表了《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文告。文告中热烈地疾呼:“我们的文学革命已经告了一个段落,我们今天要根据新的理论,发扬新的精神,努力新的创作,建设新的批评——我们将在复活的《创造周报》开始新的简册。……亲爱的朋友们哟,请听,请听,我们卷土重来的雄壮的鼙鼓!”

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总隐身在家中不是个办法,党组织决定送郭沫若和他的家人一起到苏联去。那时中苏外交关系已经破裂,郭沫若被安排乘苏联驻沪领事馆撤退人员的最后一艘船去海参崴。然而,12月初,在预定出发的前几天,郭沫若突患斑疹伤寒,高烧40度,病势凶猛。由于处在蛰居状态,不便去大医院,安娜在朋友帮助下将他送进一家私人医院住院治疗。这家医院是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一个校友石井勇开设的。

入院后的前两周,郭沫若病情非常严重,一直昏迷不醒,不断发出谵呓。在最严重的时候,医师甚至关照安娜,可以准备后事了,但郭沫若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病情在两星期后渐渐地好转。

在医院一住就是一个月,郭沫若从死亡的边缘讨回了性命,却完全失掉了去苏联的机会。病愈后,郭沫若的听觉因高烧进一步受损,耳朵聋得更厉害了。

从一场大病中死里逃生,郭沫若有种复活了的感觉,而且这不仅是生理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养病期间,郭沫若静下心来回顾了从日本回国后三年时间的生活经历与思想变化,他毫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人生选择。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经历了大革命血与火的洗礼,郭沫若却感觉着一定会有新生的希望。这种感觉又一次化作诗兴,不时地袭入他脑海中,躺在病床上的郭沫若,经历着第三次“诗的爆发期”。

在这段时间,郭沫若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诗作诞生,而且时常不只一首,他把这些诗汇辑为《恢复》集。其中的《战取》一诗中写着:

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

要酿出一片的腥风血雨在这夜间,战取那新生的太阳,新生的宇宙!

郭沫若自己的创作情绪大为高涨,但他患病前确定的联合鲁迅一事,却因一批从日本回国新加入创造社的青年们的激进主张而流产。

这批青年:李初梨、彭康、朱镜我、冯乃超等人,把更为激进的思想带进了创造社。这批青年人受日本共产党左倾路线的影响,在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时候,脱离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现实,把五四新文学也作为资产阶级文学加以否定,鲁迅、茅盾都成了文化批判的对象。于是,鲁迅与创造社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争。

为了不在创造社内部造成分裂,郭沫若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他也加入到与鲁迅的论争中。郭沫若与鲁迅两人之间,终因此而失去了最后面识的机会。

1928年初,郭沫若断断续续花费了十年时间翻译的《浮士德》第一部,终于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成仿吾专程把样书送到家里来。安娜留成仿吾一起吃午饭,并特意买了寿司庆祝《浮士德》出版。郭沫若取出一本样书题了字赠给安娜,他在扉页上写道:“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了。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又在第二页以德语写下“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时间过得真是快呀!两人结伴同行已经十年了。不论生活的道路上遭遇什么艰难,安娜都一直伴随左右,但目前这种状况下,该怎么办呢?安娜提出先回到日本去。

郭沫若对于日本的感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对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日本所遭受的民族歧视耿耿于怀,因而不愿再回到日本去;另一方面,他也清楚,与安娜结合组成了家庭这一现实,使得返回日本是最合适的选择。郭沫若把这一想法通过李民治报告了周恩来。几天后,化名伍豪的周恩来亲自到访,他代表组织同意郭沫若随家人先返回日本。

决定了2月24日启程,郭沫若与安娜做好了返回日本的准备。安娜带孩子23日先行一天,这样目标小,然后一家人到神户会合。

23日晚,郑伯奇匆匆来到已经腾空了的家中,李民治让他传递消息说:“寓所已由卫戍司令部探悉,明早要来拿人”。得知这个消息,郭沫若马上联系了成仿吾,然后一起去了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

这是日本人内山完造开的一家书店,许多中国作家经常光顾这里,内山完造与鲁迅、郭沫若等人都很熟悉。经内山完造联系,当夜,郭沫若与成仿吾一起住进了由日本人开的八代旅馆。

24日清晨,郭沫若独自一人前往汇山码头。他化名吴诚,假托南昌大学教授的身份,前往日本东京考察教育,将乘日本邮船“卢山丸”驶往神户港。到码头送行的只有内山完造一人。

“我真个是孤孤单单地离开了我很不情愿离开的祖国。祖国并不是不需要我,然而我却不能不离开了。”郭沫若怀着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情登上“卢山丸”,背井离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