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多次走过这条航线，往来于上海与日本，但没有哪一次的旅程像这次的航行那样让郭沫若感到忐忑不安。上海滩上的高楼大厦渐行渐远，慢慢地，地平线也从视野中消逝了，眼前是浩瀚无际的东海，郭沫若却分明有种当年在巫峡里行船的感觉：今日不知明日的着落，前刻不知后刻的行藏，人仿佛囚在了群峭环绕的峡中。
一个政治流亡者，还拖家带口，下一步应该如何走，郭沫若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甚至连到日本后把家安置在哪里，也毫无头绪。
在神户下船与安娜和孩子会合后，郭沫若决定一家人乘火车前往东京。“大隐隐于市”，他确信这一点。
让郭沫若没想到的是，接下去的事情竟然十分顺利。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携家人很快在江户川畔紧靠东京的市川市安顿下来。当然，那将是要在当地警方监视下的居留。
一个多月后，郭沫若为自己的流亡生活确定了一个新的目标：在书斋里潜心做学问。
他用六个铜板在东京的书店街买到一本日本版《易经》，还是明治时代水户藩的藩学读本，从《易经》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
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界正在进行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辩论，郭沫若雄心勃勃地准备运用唯物主义史观和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以为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提供一个科学的解释。
两年后，郭沫若的历史学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他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之先河。
又一年后，郭沫若的第一部古文字研究著作《甲骨文字研究》问世。他在甲骨之学尚处于草创阶段之时，为甲骨文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天地。
此后，郭沫若每年都有一两部学术著述问世。在流亡日本的近十年间，他一共撰写编纂了15部学术著作，成为在学术界很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这无疑是郭沫若人生行旅的又一次辉煌。
郭沫若没有想到，原本只是为暂避国民党当局通缉的流亡之举竟然持续了近十年。十年去国离乡寄人篱下的生活，其中的酸甜苦涩，难以为外人道。他曾写过一篇题为《我是中国人》的文章，记述其间的遭际，其内心的激愤之情，从篇题上即不难体味到。然而，十年困厄的磨砺，却又熔铸成一个学者的睿智与从容不迫。
算上留学时期在日本的十年经历，郭沫若的日本行旅延续了他从弱冠之际到不惑之年几乎所有的岁月。他已经不再年轻，但或许是命中注定，这段纠缠着个人与民族之间爱恨情愁的人生旅程，还将延续下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再一次改变了郭沫若的人生。结束流亡生涯，毁家纾难，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