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下台之后，万德尊就回到天津，从此一蹶不振，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他开始过着寓公生活，成日和妻子抽大烟，同朋友一起赋诗写字，精神抑郁潦倒，心灰意冷，再无心仕途了。那时，他还不到40岁，却总是说：“我老了！”一种老之已至的悲凉感占据了他的心。
万德尊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了，动不动就发火，常常是无名之火。也许他不甘心就这样退出舞台吧！也许他觉得他为那种捉摸不定的政局所戏弄了，也可能他觉得光宗耀祖的梦想还未实现，就被挤出了发迹的轨道。人在失意之后，便不免要发泄心中的苦闷和烦恼。他什么都看不顺眼，说打人便打人，说摔什么就摔起来，这使家宝对父亲产生一种恐惧心理，他怕他，他怕见到他，他怕同他在一起。
家宝苦闷的酵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滋长着。他对父亲不满，他对家庭不满。这种不满只是在他心中凝聚着，回荡着。他不是那种一遇不满便怒形于色，把它发泄出来，化为种种反抗的行动的人，他总是苦苦地思索着。父亲是喜欢他的，同家修形成对照。但是，父亲却越来越不理解家宝了，为什么小小的年纪会有那么多苦闷，这些苦闷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家宝的苦闷也不是全部来自家庭，他读了那么多书，特别是文学作品，他接触到家里以及周围的熟悉的人事，他又是那么敏感的一个人，于是便常常陷入一种追索的苦闷之中。家宝已经是高中生了。由混沌的少年进入富于自主意识的青年时代，在他的意识里逐渐增长着的是对社会的不平感，是对种种人事灼热胸膛的正义感，是对人生意义的朦胧追求，是对现实中贫富对立的强烈感受。他曾经这样说：
那时已经读高中了，觉得顿时长大了，似乎对人生的意义有所追索，对社会也有更多关注了。我曾经在大街上游行高喊取消二十一条，还高呼过“还我山东”的口号，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愤恨的。打倒列强是很清楚的，那时就会唱打倒列强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畅。那时，我们就唱着这样的歌曲，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南开中学是有这样的好传统的，周恩来同志在南开读书时就开始了这个传统，一代一代传下来。
家宝的高中时代，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从胜利而失败。当时的天津处在军阀统治之下，但是，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重大斗争都在南开中学引起过强烈的反响。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师生组织了“南开中学五卅后援会”，并演出戏剧
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家宝热情地参加了这些宣传活动。1926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反动政府公然枪杀爱国学生，激起了南开中学师生的愤慨。《南中周刊》发表文章，声讨段祺瑞的血腥罪行，并对当时的教育总长“不惟丝毫无动于衷，而反为政府通电，话之为暴徒”的行为痛加谴责。事隔两年，在家宝担任编辑的《南开双周》1928年第1期上，还在卷首用大字排出鲁迅《淡淡的血痕》中的语录作为纪念。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制造了枪杀我同胞和外交人员的流血事件，校刊上立即发表《济南事件发生以后》、《济南事件的意义以及我们的自觉》等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南开中学也有共产党人，并发生过一起震动全校的事件。和家宝同年级的一位同学管亚强，在学校开大会时，指责校长张伯苓，质问他为什么不允许学生罢课。
管亚强是CY，他这样敢于当面指责校长，在校内反响很大。有的学生对管亚强很不满意，有的学生持中立态度，而学校当局则采取严厉的态度。家宝很同情他，觉得管亚强没有什么不对。家宝的同学陆以循回忆说：
我在中学时同家宝住在一间宿舍里，他比我高一年级。当时，他在高中一年级，同屋四个人，有位同学叫管亚强，他还是个有名的政界人物的子弟，很激进。学校开会时，他敢和张伯苓顶撞，质问张伯苓，后遭到学校打击，并通过他的家庭对他施加压力。家宝很同情他。我当时是站在张伯苓方面，我觉得校长对，学生怎么能顶校长呢？但是，家宝却不是那样，他的思想比较前进些，他觉得管亚强是有道理的。虽然，家宝没有公开站出来为管亚强讲话，但同我的想法不一样。特别是管亚强有一段因受压力而沉默起来，家宝就更同情他。
家宝和管亚强住在同一间宿舍里，但平时很少谈政治问题，他不知道管亚强是CY。他看管亚强每天很忙，闹罢课，经常外出活动。
偶尔交谈起来，管亚强也说：“家宝，你老是死啃书本有什么用？”
但管亚强敢于站出来同校长顶撞，那种积极的反抗精神，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当全国解放后，他们再度重逢时，管亚强已改名张致祥，是我党一个高级干部，他才知道那时管亚强在南开中学时已经在从事地下工作了。1927年，家宝担任了《南中周刊》“杂俎”栏的编辑，他不但自己编辑杂文、短评，而且亲自撰写杂感。在第20期、25期、30期上，他以万家宝和小石的名字发表了几篇文章：《杂感》、《偶像孔子》、《听着，中国人！》，或批判迷信偶像，或评说是非，或针砭时弊，写得也颇犀利。其中最能体现他高中时代的社会思想的，是1927年4月在《南中周刊》第20期上，以万家宝的名字发表的题为《杂感》的三则杂文。这时，他已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了。这篇《杂感》确如郁达夫曾希望于他们的，对恶势力的攻击持着“正大的态度”，它的“骂人”也是“光明磊落，不失分寸”的。在三则杂文前面，有一段序言，颇能看出曹禺当时的某些思想态度。他是这样写的：
将那闪电似的，奔流似的，憧憬的情趣，以及由各种现象而产生的心境，它只有天才能为之解释。同时一般庸流复可感触得到的，蓦地把它提到字块里，无目的地把它写出，无意义地映在痴人的脑海里，这或是“杂感”的真义吧？
“这个人癫头癫脑，一肚子鬼话。”我们常对人这样批评。
由这句话，总可逆料此人不会说“人话”的，甚至所谓“人话”反根本不晓，因为人非鬼，为人而云鬼语，则怪异可知。实在癫气十足的癫子，鬼话不能讲，人话反而不少。果尽量感受其味格，他的话里头当发现孕含着不灭的创造性；他的思想常变化流动，永进不息，显现他在彻底地思索面前的事物，不为一切庸俗的利望所扰而变动他的观念。他的生活欲求极端兴旺，他的感想无在不可施展，他所见是正确社会的面影，因是他的“鬼话”便长泻不息。由这出发点讲出的“鬼话”便是杂感的完成。
从这一段今天看来依然充满热忱的议论来看，他对“杂感”的解释还是有他的独到见地的。的确，在那个社会中，能讲“鬼话”倒是能道出“正确的社会面影”。特别是作为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所追求的是在事物面前的“彻底地思索”，是“发现”事物中“孕含着不灭的创造性”，是“不为一切庸俗的利望所扰而变动他的观念”的独立不倚的精神。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紧接着，他在这个短序中又写道：
转到自己，假若生命力犹存在躯壳里，动脉还不止地跳跃着的时候，种种社会的漏洞，我们将不平平庸庸地让它过去。我们将避去凝固和停滞，放弃妥协和降伏，且在疲弊困惫中要为社会夺得自由和解放吧。怀着这样同一的思路：先觉的改造者委身于社会的战场。断然地与俗众积极地挑战；文学的天才绚烂地造出他们的武具，以诗、剧、说部向一切因袭的心营攻击。他们组成突进不止的冲突与反抗，形成日后一切的辉煌。然而种种最初的动机，不过是那服从于权威，束缚于因袭畸形社会的压制下而生的苦闷懊恼中，显意识地或潜意识地，影响了自己的心地所发生杂乱无章的感想。那种纷复的情趣同境地是我们生活的阴荫，它复为一切动机的原动力，形成大的小的一些事业。
这段话，可把它当做曹禺最初的战斗的创做宣言来看。在他热情而蓬勃的年轻生命里，跃动着对“社会的漏洞”进行不懈攻击的理想，摒弃平庸，决不妥协，“为社会夺取自由和解放”。他把文学作为“向一切因袭的心营攻击”的“武具”。他多么羡慕那些文学天才和先觉的改造者！他又多么希望因此而在文学上“形成日后的一切辉煌”！这大概是他的审美理想吧！由这些话，我们也不会再感到他23岁能写出《雷雨》是偶然的了。
他接着又对古老的文明开炮了：
不过在我们这“礼义之邦”，这种文字却常与狗吠一般地无价值。因为它藏着破坏、爆发、攻击，同一切跳出所谓“圈子外”的危险性。我华夏民族酷嗜和平，淡泊潇洒；一日和尚一日钟。过足烟瘾，横在热炕上晕谈一阵。哼，我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古有明训”。有长远历史的国度的百姓，岂能随随便便干这些没头没尾的把戏！
记得某校刊登什么劳什子的杂感，一句不重要的话冒犯校中的某当局，于是即时一道命令，斥以“侮辱师长”，训令那位编辑先生“下野”、“回里”（这是两件事：一面革职，一面挂牌）。同时一位职员建议停止校刊，当时即将编辑部解散。有人说教育家（？）对于激烈的分子只有这种办法。这个？也许吧！
不过在这刊物（按：即指《南开周刊》），请放心。同学们尽可发挥个人的意见，不顾忌地陈说自己对于环境的不满（当然，向猥亵的社会攻击更是我们青年的精神）。只要自己能踢开利害的计算，不伪不饰地吐露内心的不快，冷静的态度可，幽默（humor）的亦可，我料南开当局绝对予以赞助的。因为假使所感诚为我们这个圈内的错误，一手掩不住天下的人，这无须隐瞒。教育不是妓女，不应修饰外面为游客看的；假若原来的思索在未写以前已是错误，那么，诚恳的教育家应以怜悯的态度谅解这种学生，并且希望他在刊物上发表，对症下药，顺便给我们以公开的商榷、讨论和指点。
这样一篇富于思想而又具有战斗精神的文字，出自一个高中二年级学生，已透露出他的才华、他的见地、他对社会的态度、他对文学崇高使命的追求。
《杂感》于序文后列出三个小题目，一是《Gentlemen的态度》；二是《文凭同教育救国》；三是《Supply and
dnmand》（《供给和需要》）。在《Gentlemen的态度》一文中，他嘲讽了一位教授屈从于“洋权威”的恶劣态度。这位教授在讲台上“大讲其理”，说什么“……好了，外国人有金钱有强势，犹以Gentlemen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反不自量力，不以Gentlemen的态度向他们，这不是自找苦吃么？”作者援引这个事例后指出，这种以“他们的‘主人’如何，他们亦如何”的说法，貌似有理，但却是“他们屈服于洋权威”的荒谬逻辑。
在《文凭同教育救国》中，他讽刺了一面学生在考试时作弊，一面校长在每次开学和毕业典礼时讲着“教育救国”的现象，他以为这不过是领得一个自欺欺人的“‘教育救国’的执照”罢了。
《Supply and
demand》一文也是讽刺得颇为辛辣的。此文先提出“需要多供给，少则市价涨”的一般道理，然后引出一个学生发问说：“上次北京猪仔奇贵，是不是供给少于需要的原故。”答曰：
是这个道理。然后笔锋一转，指向一种社会现象，即“做太太确是一件难事”，有些人选“太太”，必定是“英语精通，满身洋气”，“要洋气非游外国不可”，这样，大学毕业的女学生都得落选。要入选，那就得“读洋书，做女留学生”。文章最后说：“上面是能阐明Supply（供给）and
demand（需要）的原理，当然这比买卖猪仔有趣多了。”这则杂感不能说十分深刻，但却具有一种令人发笑的喜剧性，其中对曹锟搞的“猪仔议会”暗含讥讽。
从这篇《杂感》已经可以看出，家宝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他那血性方刚的热烈性情已表现出来，而他的父亲是不可能理解他这个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