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他也摆脱不开。南开大学把他留下来，也是不愿意把这个有才能的演员放走。当他演出《娜拉》时，已经在南开大学读书了。但也正是在演出《娜拉》之后，他心里在起着变化，萌生出新的想法，就是要写剧本。他曾这样说：“很快就发现我不适合演戏，我想，还是写剧本吧。”“小时候，我很想当演员，想一辈子当一个演员。大约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好的演员，这条路，我终于放弃了。但是，我觉得一个写戏的人如果会演戏，写起戏来就会知道演过戏的好处。我小时候参加了一些戏剧活动，在中学和大学都演过戏。这对我有一些帮助。”他把自己的想法最先告诉给他的一个要好的同学杨善荃。杨善荃比曹禺高两个年级，年龄也比曹禺大，他看过曹禺演的戏，很欣赏他的才能，真像个老大哥那样关心着他。他热心地辅导曹禺学外文，把英文单词写成卡片贴在曹禺的床头上，曹禺也把他看做是老大哥。曹禺回忆说：
《雷雨》构思很久了，在南开中学时就产生了一些想法。但是，我还不知道写个什么样的戏。我记得跟杨善荃谈过，谈得很乱，头绪也多，我自己都理不清楚。杨善荃很鼓励我。他说，一个大作品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搞起来的，总得搞很多次，反复地修改琢磨，才能搞出好作品来。杨善荃作为一个比我年长的高年级同学，还把他收藏的戏剧书借给我看，他特意买了英文的编剧法之类的书送给我。我后来到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当教授，也是他推荐的。
杨善荃是这样回忆他和曹禺的友谊的：
是张彭春把曹禺培养出来的。张彭春对戏剧有研究，在南开大学开过戏剧班，这个班上有曹禺。曹禺的戏受易卜生影响，也受希腊悲剧的影响。他未写戏之前，是搞了调查的，学习人物的语言是下了功夫的。《雷雨》的背景材料，可能来自他熟悉的一些家庭，还有他自己的家庭。他的戏剧语言，恐怕在中国要数他了。我比他年长，高两三个年级，我那时很喜欢曹禺的才能，看他演戏演得那么好，我的书比较多，我就把我收藏的外国戏剧的书都借给他看，他还跟我学英文。
曹禺很怀念这位老大哥。的确，他曾给了他许多的鼓励和帮助。
在曹禺的大学生活中，演戏和钻研戏剧依然占据着主要地位。
张彭春总是抓他排戏演戏。《娜拉》公演时，他已经在南大读书了。
紧接着便又参加《争强》的改编和演出了。为迎接1929年的校庆，张彭春准备把高尔斯华绥的《争强》搬上舞台。那时，有了郭沫若的译本，但是作为演出本还有距离，张彭春就把改编任务交给了曹禺，师生合作。由此，也可见老师对他是越来越赏识、越来越信赖了。此剧仍由张彭春执导，不过曹禺再不扮演女角了。他这次承担的角色是董事长安敦一，张平群扮演矿工领导人罗大为。《争强》的改编，对曹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第一次改编就是一部写劳资矛盾的戏，这对他后来的创作很有影响。
《争强》公演之后，他得以结识了黄佐临。佐临刚从英国回来，那时，他对戏剧已怀有浓郁的兴趣。他去观赏《争强》演出，并随即为《大公极》写了一篇观后感。曹禺看到这篇观后感后，似乎找到了一个知音，便通过《大公极》找到黄佐临，亲自登门造访求教。由此，他和佐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佐临有这样的回顾：
我们是在1929年11月在天津见面的。他正在演《争强》，扮演董事长。他的表演给我的印象是很有精气神，眼睛发亮，声音很洪亮，在场上是很活跃的。我看后给《大公报》写了观后感。那时，我刚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回来，我不是学戏的，但对戏剧很感兴趣。家宝看到观后感，就来找我，并把我引见给张彭春先生。那时在天津有七八个人对文艺感兴趣，常常聚在一起谈论文艺问题。他到我家里，看到我有许多书，便借去看，主要是戏剧的书。当时，我在南开大学还兼点课，我讲的是肖伯纳和狄更斯。家宝对肖伯纳不感兴趣，没有共同语言；但是，对易卜生我们都感兴趣，还有高尔斯华绥也有共同语言。后来，他对奥尼尔发生兴趣，我对奥尼尔不感兴趣。由于改编《争强》引起他对改译外国剧本的兴趣。1929年底，他把《冬夜》（Neith
Boyc著）和《太太》（Lee Dickson和Leslie
M.Hicksoy合著）翻译出来，分别刊登在1929年12月出版的《南开周刊》第74期和第77期上。
在和恩师张彭春离别的日子里，曹禺把老师送给他的《易卜生全集》视若珍宝。当时，他的英文还不能使他熟练地阅读和赏析原作。
他是翻着字典，凭着毅力，把它啃下来的。这次潜心地攻读，犹如一切伟大作家阅读先辈的杰作一样，是一次灵魂和情感的交流，是一回对戏剧堂奥的深入。曹禺不止一次地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我从事戏剧工作已数十年，开始时对戏剧及戏剧创作产生的兴趣、感情，应该说，我是受了易卜生不小的影响。”
易卜生的戏剧技巧，的确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境界。作为“近代戏剧之父”的易卜生，大概他生前也未曾料到，他的影响会从靠近北极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越过挪威海，越过欧洲大陆而进入东方，进入古老的中国。易卜生对后来剧作家的影响，举其要者，在德国有霍普特曼，在英国有肖伯纳，在瑞典有斯特林堡，在美国有奥尼尔，在中国就是曹禺了。
天才总是互相吸引的。曹禺对易卜生的生平和创作经历是倾心敬慕的。
曹禺啃易卜生的剧作，并不是作为一个评论家。他喜欢易卜生，也可以说他迷上了易卜生，全在于易卜生剧作的艺术魅力，使他对易卜生剧作产生了一种心领神会的倾倒。
曹禺较之他的先行者有些不同，他没有单纯地停留在所谓“易卜生主义”上，也没有表层地停留在社会问题上。不论是《群鬼》、《社会支柱》、《野鸭》这些中期的社会问题剧，还是晚期的《建筑师》、《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易卜生不仅仅是把社会弊端展览出来，把问题提出来，而是透过生动而复杂的性格启迪人的思维，激荡人的情怀，从而引起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尽管曹禺还不能领略其全部内涵，但这却启迪他去思考中国苦难大地的现实。每一个引路人，都不会叫人去模仿他；而真的跟随导师前进的学徒，也不会生硬照搬，那是心灵的启示。
当五四时期的“易卜生热”产生的时候，涌现出一大批问题剧，那时，人们还不可能对易卜生的艺术精华有所消化，他们未免是太注意问题了。而曹禺以他的艺术敏感，却从易卜生剧作中感到“话剧艺术原来有这么多表现方法，人物可以那样真实，又那样复杂”。易卜生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是他的戏剧艺术却很难为那种狭隘的现实主义所限定。可以说，易卜生之后现代派戏剧的诸流派，都曾从易卜生那里汲取营养。而曹禺也并不是按照学术定义去理解易卜生的。
只是易卜生的严谨的戏剧结构就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了。它那精美的构思和巧妙的安排，虽不能说是天衣无缝，但却是杰出的。易卜生的简洁也是无可挑剔的，它没有任何多余的笔墨，没有任何与戏剧冲突无关的东西。人物不多，主次分明，紧凑简练。看他的戏犹如进入一座大厦，一梁一柱，一窗一牖，都煞费苦心，令人赞叹不已。
曹禺的戏剧的视野也扩展开来，开始注视着世界剧坛的发展情势。美国出版的《剧场艺术月刊》是每期必读的，只要它一到了阅览室，曹禺便首先光顾。那时，他就佩服这个刊物的女主编罗莎曼，她不但把美国剧坛现状介绍给读者，也把欧洲戏剧的发展和东方的戏剧状况及时报道出来。曹禺就是从这个刊物上最先得知奥尼尔的。
当时的《剧场艺术月刊》，正在报道奥尼尔的新作《马可百万》在纽约同人剧团剧院上演的消息，导演为罗本·曼莫里恩。这个戏是写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见到了忽必烈，学习了造纸术。曹禺觉得这个戏写得很别致，由此，开始寻找奥尼尔的剧本来读，当然是英文原著。他读《东航卡迪夫》、《天边外》、《榆树下的欲》、《安娜·克里斯蒂》等，他觉得奥尼尔的戏有很强的戏剧性，又觉得奥尼尔的戏很像易卜生，具有一种能抓住当代人心灵的戏剧魅力，颇有耳目一新之感。他隐隐地感到，奥尼尔的剧作同他贴得更近些。如果说，易卜生所描绘的世界还是资本主义时期的生活，而奥尼尔所反映的则是第一次大战后资本社会进入它高度垄断阶段的生活，他所展示的生活，曹禺感到似曾相识；特别是奥尼尔笔下人物的精神世界，那种复杂的精神状态，展开着一种触目惊心的灵魂搏斗，是扭曲，是变态，是各种各样的变态心理，还有种种不可捉摸的却是诱人的灵魂呼唤。这些，都使曹禺为之倾倒了。
曹禺说：“美国的奥尼尔也是对我影响较大的剧作家。”可以说，在曹禺的大学时代，当时的剧坛上，除了洪深因和奥尼尔有先后同学的关系（都是贝克教授的门生），他曾经写出深受奥尼尔《琼斯皇》影响的《赵闯王》之外，几乎还没有一个人像曹禺那样迷恋着这位美国剧作家的创作。《天边外》是曹禺很喜欢的一个剧本，剧中三个主人公安朱、罗伯特和露斯的遭遇，仿佛是由天意命定的，尽管他们对未来都有着希望和憧憬，但都成为生活中的失败者，都无法逃脱那命运的网，与命运斗争是徒劳的。奥尼尔流露出来的对支配人们命运的神秘力量的敬畏，都能引起曹禺的共鸣。但是，奥尼尔的作品又是异常深刻的，对现实反映得深刻，思考得也深刻。同时，他又像是一位诗人，总是充满动人的幻想和希望，那么热爱生活，这对曹禺有着它的魅力。曹禺也喜欢《安娜·克里斯蒂》，奥尼尔写了水手的生活，那是悲惨而严酷的现实。老水手成年累月漂泊在海洋上，妻子死去了，便把女儿安娜寄托在亲戚家里。亲戚没有照顾好她，使她流落异乡沦为妓女。当安娜又回到父亲身边，结识了父亲船上一位年轻的水手，她爱着他，他也爱着她。当他得知安娜曾经当过妓女时，内心痛苦万分。经过激烈的内心冲突，他又和安娜真诚相爱了。但是他和老水手又得启程远航，到茫茫的大海中去飘泊。海上是沉沉的雾，何时才能再回来？不可知。就像雾那样迷茫，就像大海那样变幻莫测。奥尼尔把生活写得那么残酷，安娜受尽了屈辱，但她的心灵却是美好的。年轻的水手也有着火热的心肠，赤诚的品格。曹禺是很赞成这样看待人生的，他心里如同奥尼尔一样，也有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愫。奥尼尔曾说：“我是一个更真诚的热爱生活的人，我爱赤裸裸的生活。在我看来，甚至在丑陋的生活中也有美。”正是在这里，他又和奥尼尔有着感同身受的共通之处，在他后来的《雷雨》、《日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奥尼尔的影响，自然还有《北京人》、《原野》。曹禺说：“我佩服这个剧作家有几点：一是他不断探索和创造能生动地表现人物的各种心情的戏剧技巧；二是他的早期作品，理解下层水手，是真正从生活中来的。”虽然，曹禺还没有开始他的戏剧创作，但是，他已经在细心体会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剧作家的戏剧艺术。
他从他们的剧作中汲取着营养，在观察，在研究，在酝酿，在思索，在消化。伟大的剧作在撞击着他的灵魂，拓开他的生活视野，调整他的艺术视角，激起他的创作冲动，孕育着他的人物……这一切，都不断地融入他艺术的胎动之中。